很容易从我的记述中猜出患者是一个俄国人。在大战（1914年）意外爆发的几个星期之前，我宣布他已经病愈然后离开了他。在那之后，我们有好几年都没有再见，直到战争发生转折，同盟国的军队开进了俄国南部，我们才再次相见。在此之后，他也来到维也纳。后来，他告诉我，在治疗结束后，他立即发现自己脑中生出了一种顽固的念头，叫他努力要从我的影响中挣脱出来。接下来，经过长达数月的共同努力，我们成功地解决了之前没能解决的一个移情问题。在那之后，这位病人恢复了正常。尽管战争夺去了他的家园、财产以及所有的亲属，但他还是在此后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据我估计，这部分地是因为他所遭到的不幸暗中满足了愧疚感的需要，于是反倒令他的健康随之得到了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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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这次治疗在1914—1915年冬天里结束之后，我立即写下了这篇记录，以回应近期由荣格和阿道夫·阿德勒领导的对精神分析材料作再解析的浪潮。我把本文与发表在1916年《精神分析年鉴》上的《论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一文合并起来，并因此而使后文中的核心论点得到了补充——而这些论点，则正是通过我在后文中对分析材料所作的那一番客观评价而得出的。原计划是将本文收入下一卷《年鉴》，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大战的爆发推迟了那一期《年鉴》的发行。我最终决定将它收入本卷，由新的出版人发行。与此同时，我也不得不在本文中论及许多本应在我的《精神分析引论》（1916—1917）中首次亮相的观点。初版中没有加入任何注释，所有附注内容都被放在了文中的方括号里。
(2) 当时的他只有两岁半。等到后来，大部分重要事件已经发生之后，这件事的发生时间也就可以被确定下来了。
(3) 这类信息的可信度是无可置疑的，这几乎就是一条普适的定律了。若想将病人记忆中缺失的部分填补上，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向其家中的长辈们问询。但是这种手法也可能带来不好的后果，很有必要提请人们注意。它可能让分析师在病人眼中显得不可靠。由病人亲属应邀讲述的故事虽然可以提供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却完全有可能被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误解。那些依赖于这类信息的人通常会后悔。在开口寻求这类信息的同时，我们在分析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也就随之而被破坏，因为另一个权威由此而参与进来。其实，随着分析的进行，所有那些可能被想起的事情都是会自动浮现出来的。
(4) 参考此处。
(5) 所谓被动的渴望，想要表达的意思无非是指一种性方面的被动的意图。在这里，我并没暗示任何本能层面上的变化。
(6) 参见《梦中的童话材料》一文（发表于1913年）。
(7) 关于这方面内容，可参考O·栾克的《各民族幼儿期性理论之比较》（1912）一文，他在文中论述了这两则童话故事与克罗诺斯的神话之间的相似处。
(8) 还有一种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可能性：事情发生在病人只有6个月大的时候。
(9) 在后来的强迫性心理症时期，这种周期性特征再次出现。这时的症状是严重的胃肠胀气。
(10) 下午五点，这一时刻让我回想起病人的那幅描述其梦境的草图，在图上他只画了五头狼，而梦中实际是有六或者七头。
(11) 他们穿的是白色的内衣，因为狼的颜色是白色。
(12) 为什么是三次？病人有一次曾突然声称，是我通过解析重构了这一细节。实情并非如此。这个数字是病人脑中自然产生的，实非反思之力可及。病人将这个数字的产生归因于我（这在他实为常事），这种不自主的反抗表现实际上更是增加了这一数字的可信度。
(13) 这里我的意思是，他是在梦中理解了那一幕的含义，也就是说，是在他四岁的时候，而非刚刚看到那一幕之时。在18个月大的时候，他只是留下了相关的记忆印痕，可理解却还要等到后来，也就是做那个梦的时候，因为若是没有这一段时间里在性骚动和性探索方面的进展，他是不可能有这种理解的。
(14) 有人可能会说，男孩对父母性行为的观察也可以是在一年之后，那时候他可能就已经具备语言能力了。然而，在这种假设下，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且，考虑到这位病人的其他情况，这种可能其实是不成立的。顺带说一下，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我多年的分析治疗生涯中，其实经常遇到这种观察过父母性交行为的病人。这种观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病人的人生最早阶段里完成的。孩子的年龄越大，父母就越是会努力避免这种观察机会的出现，这是一种普遍的常识。
(15) 在被沃尔夫老师责备之后，病人发觉，他的朋友们都认为这个老师是在向他索要金钱。在后文中我们会继续讨论这种观点。可以想象，任何一个正在对这个孩子的童年故事作理智思考的人，都可能因如下的解释而感到释怀：这个男孩对于狼的恐惧症完全就是得自那个与狼同名（沃尔夫）的老师的，正是对这位老师的恐惧被反向投射到了童年中，又在童话故事书上那幅插图的共同作用下，引发了对那原初意象的幻想。然而，这种解析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病人在入学之前就已患上了对狼的恐惧症，而且这种恐惧症也是实实在在地对他在第一座庄园里度过的童年时代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再说，果真那样的话，男孩4岁时候的那个梦又该怎样解释呢？
(16) 出现在梦里的数字其实是六或者七。六正是被狼吞掉的小孩的数目，而第七个则躲在钟柜里避过了一劫。这完全符合释梦理论中的一条最为严格的规律：可以找到一种能解决所有细节问题的解释。
(17) 既然我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对这个梦的概述，我打算在此对梦的显意和隐藏的梦思间的关系作一番大略的论述。
一个夜晚，我正躺在自己的床上。由这句话起，我们开始了对原初意象的发现。“那时正是夜里”：这是对“我正在睡觉”的变形说法。病人还评论说：“我知道在梦里正值冬季，是在夜里。”这句话就牵涉到了对那个梦的记忆，而且又不曾参与梦内容的构成。下面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当时正是他的生日前的一个晚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圣诞节前夕的一个晚上。
突然间，窗户兀自开了。这句话应被理解为：突然间，我无端地醒了过来，忆起原初意象的那一幕。在那个狼的故事里，那头狼曾从窗户里跳进来；这个动作造成的影响使得梦的真实内容发生变形，变成一种隐喻式的表达。此外，那扇窗户的引入也还有另一层含义，它在暗示着梦境对圣诞节情景的模拟。在圣诞夜里，门总是在突然被打开，挂满礼物的圣诞树一下子映入人们的眼帘。在这里，男孩对圣诞节的期待表现了出来；在这种期待中，也包含有对性满足的需求的成分。
一棵老胡桃树。它们代表了圣诞树，这是相当典型的一种替代；同时也代表了狼的故事里的那棵树，也就是为被狼追赶的裁缝提供庇护的那棵，而那群追赶的狼也就聚集在这棵树下。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棵挺拔的大树同时也是观察与窥视癖的象征。坐在树上的人可以看见树下的一切，而又不被下面的人看见。在这方面，读者可参阅卜迦丘的著名故事，以及相似的许多闹剧故事。
狼。它们的数量：六或者七。在狼的故事里，狼群的数目不明。而梦中这个明确的数目则指示着“七个小孩”的故事对他的影响——七是总数，六是被狼吞掉的小孩的数目。出现在原初意象中的数字2被一个更大的数字所替代。在原初意象中，新的数目将显得荒谬，而荒谬则正是在阻抗作用下发生变形的常见特征。在病人为展示梦境而作的那幅草图里，他却只画了五头狼。5这个数字的出现，很可能就是为了纠正他对时间的设定不当（“那是在夜里”）。
它们坐在树上。首先，它们是代替了圣诞礼物而被挂在树上的。同时，它们之所以会被转移到树上，也是因为这个位置意味着它们正在观察。在祖父的故事里，这些狼全都是围坐在树下的。而在梦境里，它们与树的关系却被反转过来；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推知，在梦的显意里还应该有别的隐含材料曾经受到反转作用的加工。
它们正直直地注视着他。这一特征完全是得自原初意象，不过经过了彻底的反转。
它们完全是白色的。这本是一个细小的枝节，但在病人的叙述中却被特别地强调。这一特征之所以表现得如此重要，乃是因为它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把那个梦的许多元素融合在了一起，这些元素的数量相当可观，而且来源涵盖了梦的各个层面。这一特征还把从梦的其他源头里衍生出的后续枝节同原初意象中一种更为重要的成分结合起来。这一特征中的关键，无疑正是白色的被单，以及原初意象中父母身穿的白色内衣；另外，这当中也不乏羊群以及牧羊犬身上的白色所产生的心理作用，对这些对象的指涉暗示了病人在动物中作过的性探索。在“七个小孩”的故事里也出现了这种白色，故事里的母亲就是因为她白色的手才被认出来的。另外，在后文中我们还会发现，白色的内衣其实也在暗示着死亡。
它们纹丝不动地坐在那里。在男孩观察到的那一幕里，有一个地方是和纹丝不动的特征明显矛盾的：正是那种由姿势带来的强烈的兴奋感，造成了原初意象和狼的故事间的关联。
它们都有狐狸般的尾巴。当病人脑中的原初意象渗透到狼的故事里之后，就会有一些结论浮现出来，其中一个正可被视作病人在其性探索中获得的最重要收获，也即对阉割现象之真实存在的认识。而梦中的狼身上的尾巴，则正是对病人的上述认识的反动。病人自己的思考结果是伴随着畏惧感出现的，这种畏惧感在他的梦中找到了出口，并且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制造了相关的表象。
害怕被那些狼吃掉。据病人本人以为，这种恐惧并不是由梦的显意引起的。他说，在梦里根本无需害怕，因为那些狼看起来更像是狐狸或者狗，而且它们也并没有攻击他或者要吃掉他的意思；相反，它们看起来其实十分安静，而且一点也不吓人。由此我们意识到，这个梦的运作机制是在极力地改造梦思，把痛苦的部分转化到其反面，从而使之变得无害。（那些狼一动不动，而且还有最好的尾巴。）直到最后，这种努力失败，才让恐惧突围而出。这种恐惧以童话故事的形式找到了出口，也即这样的一条关系链条：羊（儿子）被狼（父亲）吃掉。被这个故事唤起的，可能还有父亲在和幼子玩耍时讲过的玩笑式威胁话语。所以说，对被狼吞掉的恐惧可能既是一种置换，也是一种偶然浮现的记忆。
由此看来，这个梦的愿望主旨已经清楚明白了。表面的愿望是希望圣诞节和礼物的到来（失去耐心的梦）；这个愿望背后又潜伏着更深层的愿望，同时也因那深层愿望而被强化。这个愿望即是对得自父亲的性满足的渴望，在那段时间里，这种深层愿望其实是在不断地出现；在最开始，这个愿望曾被替换为想要经历原初意象的愿望。作为替代物的这种愿望，是作为原初意象之一部分而被从潜意识深处召唤出来的。到了后来，病人的精神机制又开始全力抵制这种愿望，鉴于它已经变得无法忽略，于是就只能对之加以压抑。
在一个目睹了分析全过程的人的眼中，这一过程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即是对其结论的证明；不过，我也一直在努力为读者们提供此种证明的等价物。因为背负着这样的任务，所以我在本文中对这次分析作了如此巨细靡遗的陈述。然而在这番陈述中涉及的材料广度和细致程度也可能会让读者们心生厌烦，让他们不再要求发表这种时间跨度长达数年的分析案例。
(18) 如果假设他首先看到的乃是正常体位的性交，那么我们将可以很容易推断病人当时的反应，因为那种姿势必然会让他以为眼前正在进行的是一种施虐活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在这第一番观察之后其父母的性交姿势发生了变化，并由此而让他获得了继续观察，并且形成新的判断的机会。然而，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种猜想。不过在我看来，这些证据倒也并不完全是必不可少的。尽管我在本文中对这方面问题交代得很简略，但我们却绝不能忘记一个重要的情况——在进行这番分析时，这位病人已经超过25岁；对于那些在他4岁时候留下的印象，他是在用当时不可能使用的语言进行表述。全面地考察一下病人的观察所得即可轻松发现其中的滑稽和不可信之处：一个4岁大的男孩竟能作出如此富有技巧的判断，其思想竟然展现出如此见多识广的特征。简单地说，这不过是又一个推迟理解的案例。在那个18个月大的婴儿脑中，虽然是形成了记忆印痕，但是当时的他却完全无能力对之作出适当的理解。直到4岁的时候，相关的记忆被唤醒，他才对那原初意象有了理解，并因而导致心理崩溃。类似的，也只是到了二十年后的分析工作中，他才在意识思维中领会了当时发生在他体内的变化。直到这时，病人才得以跨越这三个时间段，把现时的自己放回到久已遗忘的情境中去。这项工作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自我审查和解析作为铺垫。我们也和他一起踏上了这趟回归的旅途，而且是必须跨过横亘在第二、三阶段间的那条二十年的鸿沟。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任何办法可让我们对那第二个阶段做出描述。
(19) 在后文中，当我们开始考虑与病人的肛门爱相关的问题时，读者即会知道病人是如何回应当时情境的了。
(20)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我就对这个问题很是关注。在《梦的解析》中就有相关的内容。当我在对某次梦中演讲作出分析时，我曾这样写道：……对于我们来说，它们已失去了价值，因为这些话语本是我的。数天前我曾向她解释了“童年最早期的那些经验不会以原貌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会以‘移情’和梦的形式出现在分析中”。
(21) 梦的运作机制是人所不能影响的，但我们却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构成梦境的材料。
(22) 我有很好的理由证明，里比多正在从当下冲突中撤离。
(23) 我也曾多次考虑过另一种时间设定方案，打算将病人的故事推后一年，把那次引诱发生的时间放在他四岁零三个月的时候，把那个焦虑的梦放在他的5岁生日。不管事实究竟如何，在那个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是病人本人不接受这种修改。顺带说一下，他始终没能彻底消除我的怀疑。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后一年，这种做法显然不会对这些事情的影响后果造成任何改变，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研究和讨论。
(24) 尤其是对阴茎的击打。
(25) 我们知道这种症状出现在他5岁上，正值开始学习阅读之时。
(26) 这又为原初意象的真实性提供了佐证。
(27) 病人告诉我说，在他的母语里没有德语中常见的“Durchfall”一词，这让他在描述肠道困扰的时候感到很不方便。（德语中的Durchfall一词既有“不及格”的意思，也有“腹泻”的意思。）
(28) 不论是在德语里还是在病人的母语中，都可以用“小意外”来表达腹泻的意思（英语中也一样）。
(29) 不管是由别人负责灌肠剂的使用，还是由他亲自动手，效果对他来说都一样。(www.xing528.com)
(30) 我们无法确定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但是不论如何，它都是早于4岁时那个焦虑的梦的，而且还有可能是在其父母的外出之前。
(31) 参考此处。
(32) 他的这种推测倒很可能是正确的。
(33) 或者说，原因在于当时的他还不能理解狗式性交。
(34) 参见《论本能的演化》一文（发表于1917年）。
(35) 我认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证明，婴儿只会用他们的粪便去骚扰那些为他们所熟悉并且喜爱的人；陌生人从来不会得到这种待遇。在《性学三论》中我曾提到过，粪便即是为肠道黏膜提供自恋刺激的第一种物体。这种观点也是与如下事实相一致的：对于儿童来说，被他们用排泄物骚扰的人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们正是用这种手段来表达对那个人的服从或者顺从。这一点在较大的儿童身上则表现为，他们只允许特定的几个人把他们放到马桶上或者协助他们小便，在这过程中，当然也带有其他方面的满足。
(36) 我们知道，潜意识其实并不知道“不”这个字，对立也即统一。只有在压抑机制被引入之后，否定才出现。
(37) 同样的，各种昆虫也经常在梦和恐惧症中表现出小孩的象征含义。
(38) 译注：施雷伯大法官并非弗洛伊德的病人，而是一位有过多次严重精神崩溃经历的著名人物，发表于1903年的《一个心理症患者的回忆录》（Memoirs of a Neurotic）就是他的自传体。参见“关于一个妄想症病例的分析报告”。
(39) 这正是粪便在儿童眼中的含义。
(40) 参见《论精神分析著作中的“似曾相识症”》（发表于1914年）一文。
(41) 在后来的一次复述中，病人自我纠正说：“我不认为当时是真的把刀插到了树干里。我被另一种幻觉伪造的记忆给搅晕了。在后一种幻觉里，我把小刀切进了树干，于是就有血流出来了。”
(42) 参见《梦中的童话故事》。
(43) 参考此处的相关论证。
(44) 在病人后来疾病中的那些最痛苦、同时也最古怪的症状里，有一种即表现在他与一个裁缝的关系上。他向那个裁缝订制了一件衣服。他在这个高尚的人面前表现出尊敬而且胆怯的神情，又试图用过分的慷慨拉拢对方，但却对最后的成品大失所望。
(45) 这里我要提一下出现在那个焦虑的梦之后的几个梦，都是出现在他还住在第一座庄园里的时候。在这几个梦里，性交活动都发生在天上的人们中间。
(46) 在德语里，“同情（Mitleid）”一词的准确含义即是“忍受”。
(47) 译注：扬·胡斯（Jan Huss），15世纪捷克宗教改革家，他因反对教宗发行腐败的赎罪券，又用捷克文翻译传播圣经，在40岁时被教会诱捕，并以异教徒罪名被处以火刑。
(48) 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病人膀胱的不自觉排空（不论日夜）总是引起羞耻的反应，而大便失禁却从不会带来同样的感觉。这似乎不符合一般人的想象。然而，根据精神分析的实践经验，这种现象其实非常普遍。我们同样也注意到，小便失禁和火的意象时常是相互关联的。在这些反应和关联中，我们也许能够发现人类文化的某种历史积淀，而且很可能比那些保存在神话和传说中的遗迹更加古老、更加久远。
(49) 这发生在病人两岁半的时候，在时间上介于那次假定的性交观察和他姐姐的引诱之间。
(50) 这是在那个梦之前！
(51) 在德语中，“胎膜”（Gluckshaube）一词的字面意思也就是“幸运的孩子”。
(52) 另有一种可能的解释：那层隔膜也就是只在性交时才被男子撕裂的处女膜。但是这种解释与病人的症状缓解条件并不相符，也没有在病人的生活经验中得到支持——要知道，我们这位病人一点也不在乎自己的女友是否处女。
(53) 我承认，这里涉及的正是整个精神分析理论中最微妙的一些问题。用不着求助于阿德勒或者荣格的论断，我早就考虑过另外的一种可能的解释：那些在分析过程中被挖掘出来的所谓童年经验——根据我的解释，它们都是在病人生活的最早期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只是被遗忘了而已（从那样的早期留下的记忆痕迹确实让人难以置信！）——其实都出自幻想；而这些幻想的产生，其实正是在对某些后来事件做出反应。面对这样的“记忆”，我们必须十分审慎。每当我们发现病人的某种表现其实是此类幼儿期记忆痕迹的延迟作用的结果，我们都应该在确认这样的结论之前首先尝试从另外的角度着眼理解。也即是说，病人的表现也可能源自某种系统发生意义上的内在的倾向，或者说，是人类的某种固有的生理特质。对于摆在我们面前的两种可能的解释，我无法断言究竟哪一种更加切合实际。事实上，我拖延本文的发表，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还一直存有疑虑。值得一提的是，我不仅指出过应当关注幻想在心理症症状构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还首先注意到个体是如何通过“回顾式幻想”回返童年并使之性欲化的问题（可参见《梦的解析》及《关于一个强迫性心理症病例的分析报告》）。然而，我的反对者们却从不曾提过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开创性工作。如果说我在本文中坚持了更可能是错误的解释思路，那也只是因为我希望强调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并提醒人们的关注。我认为有必要让所有对我在本文中描述过的这个案例，以及其他任何幼儿期心理症案例感兴趣的研究者们注意这些观点，思考这些观点。再一次把它们提起，为的只是给读者们提供素材，以便大家能对此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
(54) 在前文中我已经提到过，那个关于格鲁莎的场景本是自发的记忆产物，其出现完全和医生的解析以及暗示工作无关。我们的分析只是以一种无可指摘的方式填补了这部分回忆中的缺口而已。当然，如果读者对精神分析的方法存有偏见，那自然不会同意这一点。在这里我要指出，关于案例中出现的蝴蝶恐惧症，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样的：首先，其中的焦虑成分自有其先天的基础——在一个先天地具有焦虑倾向的孩子身上（参见斯坦利·霍尔的《对恐惧症的综合遗传研究》一文，1914），焦虑症在某个时间爆发出来根本不足为奇，其发作当然也可以就在看见一只带黄色条纹的蝴蝶的时候；其次，病人的恐惧症一直在其童年经历中搜寻某种可以关联的事件，于是特定的名字和条纹样式就在偶然重复的时候被选中，进而作为材料，让他构造出那次和保姆的情感遭遇的“记忆”。在此之前，记忆中真正存在的只是相关的一些模糊痕迹。另外，根据我们的观察，那些本身无害的细节——擦洗地板，提桶和扫帚——对病人后来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它们强制而且持续地决定了病人对性对象的选择。从这种强制力看来，病人的蝴蝶恐惧症肯定具有某种我们尚不理解的重要意义。至于在这一场景中究竟有多少真实、多少虚构的问题，也同样无从解释。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其中那些确定是事实的部分和我通过解析而推导出的部分几乎对病人发挥着同等的影响力；在这个方面，任何纯理性的解析都无法进行。正是因为有如此的复杂性，那个关于格鲁莎的场景才显示出对于我们的特别重要的价值；我们可以用这场景为立足点，来对与原初意象相关的那些更加难以把握的内容做出评判。
(55) 参见《图腾与禁忌》。
(56) 参见《心理症的发生类型》。
(57) 我们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病人的这种反应是在经历了二十年时间后才被付诸语言的，而所有被我们归因于这个场景的后续影响，则都已在其童年（也就是分析开始之前很久的时期）的事件里以疾病症状或强迫性冲动的形式得到了表达。从这个角度说来，到底是该把这个场景称为原初意象还是原初幻想其实并不重要。
(58) 我必须再次强调这样一点：如果那个焦虑的梦或者心理症本身并没有发生在病人的幼儿期，那么我们许多重要的推理也就都没有意义了。
(59) 在此，我要为读者罗列出在本案例的疾病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事件。以下就是这个时间表：出生在圣诞节。
一岁半：疟疾。或者是直接观察到父母性交，或者是经由对父母的亲密行为的观察而在后来生出一种性交幻想。
接近两岁半：关于格鲁莎的场景发生。
两岁半：形成了有关父母与姐姐一道离开庄园的表层记忆。由此看来，当时的他是单独和娜嘉待在一起的，格鲁莎和他的姐姐都不在他身边。
三岁零三个月之前：见证了母亲在医生面前的哀叹。
三岁零三个月：姐姐发出了引诱他的尝试。此后不久，娜嘉向他发出阉割威胁。
三岁半：英国女家庭教师开始影响，导致性格改变的开始。
四岁：关于狼的梦。恐惧症的开始。
四岁半：受到来自圣经故事的影响，出现强迫性症状。
接近五岁：失去手指的幻觉。
五岁：举家迁离第一座庄园。
六岁后：看望病中的父亲（强迫性呼气）。
八岁到十岁：强迫性心理症的最终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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