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明年（1996年），鲁迅弃世将整整60年了。对于由他的乳汁哺养大的我们这一代，鲁迅比无数活着的人更活着。对于那些敌视鲁迅，或因为鲁迅巨大的存在而对他们有所妨碍的人们，鲁迅也仍然是他们驱赶不去的心病。鲁迅去世以后，对鲁迅的诋毁、中伤、曲解和居心叵测的阳尊而阴贬，即使不比他在世时更多，至少在手法上更为深曲，更所谓“皮里阳秋”。比起那些直斥鲁迅作品为“鲁货”的妄人来也更有蛊惑力，因而也更为阴毒。
如我们所熟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阶段，糟蹋鲁迅主要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如在制造胡风、冯雪峰等人的冤案时，说什么“鲁迅看错了人”、“鲁迅被坏人所包围”之类的谰言成为“一律”的舆论。接着是“四人帮”时期的把鲁迅塑造成偶像，其目的，一面是将鲁迅给真正的造神运动陪绑，把鲁迅歪曲成造反英雄的守护神，一面将鲁迅劈削成棍子，用以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武器。但不论前者和后者，都没有能使鲁迅和糟蹋他的人一样声名狼藉。虽然如此，但从“左”的一面败坏鲁迅声名的历时颇久的活动仍然若干地给鲁迅造成了损害。那主要的损害是，坏货们在不明真相的群众中造成了一个虚假的印象，即鲁迅似乎和这些坏货是同伙。
人们厌恶透了极“左”的那一套，同时人们也要求对历史，特别是“五四”以来的文化运动进行反思；于是也要求重新认识过去那些与“左”的思潮没有瓜葛的人物，乃至站在敌对方面的人物，重新评价。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历史的反拨，为了嫌恶“左”，人们在感情上希望在极“左”思潮之外找寻抗衡人物，哪怕中间人物也好。这种逆反心理使林语堂、梁实秋、胡适，甚至汉奸周作人也成了研究的热门人物。本来，对历史人物进行再评价，对人物的功过是非重新做出理智的客观的历史估量，未尝不是好事。“五四”以来文化上的著名人物大抵与鲁迅有过干系；事实上，当时活跃在文化学术界的人物也不可能不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鲁迅有正面或负面、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研究他们时必须提到鲁迅。尤其必须注意的是，由于以后成为极“左”路线的一些代表人物，是由当年与人民共命运的文化主流中的一翼蜕变而成的，鲁迅当时正置身于主流之中；鲁迅虽然也和本阵营的“左”的萌芽势力相抗衡，作了许多艰苦的抵制（最具体地表现在《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顺便说说，此文是了解鲁迅思想人格和了解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人必须反复认真阅读的文献）；但是，为了民族和人民解放运动的利益，鲁迅不得不维护虽然夹有不纯成分的但大方面一致的主流。为此，他必须谴责、批评、有时是规劝对主流起干扰作用的异己势力，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无可非议的。近年来的论客们却常常在这些论战上做文章，寻觅鲁迅的“阴暗面”。事实上，这些曾被鲁迅挞伐、讽刺或规诫过的人物，不论在以后的生涯中升沉如何，发生了何等样的变化，在当时的情势中，在鲁迅所针对的问题上，都是该被指责和批判的，正义在鲁迅的一方。只要是尊重历史，不错置时空，不怀偏见的人，都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而不是其他。
可是，由于挟着对“左”的一套的厌恨，当今有不少论客带着一种逆反心理，一种给过去主流以外的人物“平反”的心态，对他们重新评价时，往往无视或故意抹煞时空和条件，佯作客观超脱状，在提到这些人物和鲁迅的关系时，对他们当时所起的负面作用或置之不论，或曲予辩解，巧辞洗雪，甚至拿鲁迅垫背以托高这些人物。这是近年来的一个新动向，是新一轮的对鲁迅的贬抑和曲解。——其实，即使不论及鲁迅，将鲁迅的论敌抬高，就是假此形彼贬低鲁迅。
论客们贬抑鲁迅的动机当然是各不相同的，有的纯然是自私的目的。比如，孤桐先生章士钊，旧民主革命时期和章太炎来往过，倾向大概不算坏；新中国成立前夕是识时务之俊杰，且又和国家领导人有私谊，成了著名的上层统战对象，晚节颇为光彩。但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当过总长，人称“老虎总长”，不论在政治上或文化上都是十足加一的反动人物。由于他镇压女师大，对站在正义一方的鲁迅万分嫉忌，又兼鲁迅戳穿了他们一伙的“国粹”假古董，便假权济私撤去了鲁迅的职务，作恶非止一端，都有历史可按，丑迹昭著，人谁不知？可是孤桐先生的后人为了把尊人打扮成一贯正确，通体漂亮，竟撰文栽诬鲁迅当年和他的斗争是“偏见”，说什么章士钊主张“一生要与人为善，切莫加害他人”云云。那么，错误竟全在鲁迅，简直滑稽之至。即使“三一八惨案”的罪责可以推诿，难道镇压女师大，撤鲁迅的职也叫“与人为善”？也叫“不加害他人”吗？可笑！当然，这类曲解太幼稚了，没有多少市场。
鲁迅与旧礼教的卫道士“国粹派”之流战，与北洋军阀刺刀庇荫下的“正人君子”陈源之辈战，与诱劝学生进入研究室莫问国事的胡适之流战，与国民党御用文人如民族主义文学派战，凡此种种，即使论客们想从鸡蛋里挑骨头也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与创造社、太阳社以及20世纪30年代“左”的暗流战，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要防备“同一阵营放来的冷箭”，迫使他在对敌作战时也必须“横着站”的那档子事，也因为毛泽东说过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定了调，下面心怀嫌隙的诸君也只好限于在私下里嘀嘀咕咕，或用旁敲侧击的小动作损害鲁迅；而其对鲁迅泄怨的方法，则是迁怒于与鲁迅生前关系密切的战友，如胡风、冯雪峰等人都被往死里整。连类而及，如丁玲、聂绀弩、彭柏山等一批人也没有好果子吃。这种对鲁迅的怨恨在台面上是摆不出来的，除了“实际解决”以外，不好在文字上做手脚，顶多只能转弯抹角地嘁嘁喳喳一下，做不成正面文章。
事到如今，剩下的就是在海外的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了。稍明事理的人都能判断在当时的形势和条件下，鲁迅在和他们的论争中居于正确的一方是不容置疑的；林、梁等人后来所走的道路，也证明他们与人民共和国不是同心同德。于是专就他们文学和学术上的若干成就做文章，以他们的成就证明鲁迅当年在某些问题上对他们的不容为“偏狭”，使不熟悉历史的新一代人在他们的误导下难以辨明是非。这种以此形彼的手法有时是能若干地得售的。与之相类的是，近年来对汉奸周作人的近于狂热的美化。研究周作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怪的是，没有一位论客肯正视这样的重要事实：即由于周作人的挑衅而导致兄弟反目（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周作人蓄意用捕风捉影的暧昧来损害鲁迅，以达到其背信弃义的卑劣目的的。说穿了十分卑琐可笑，无非是他的日本女人想赶走鲁迅，占下鲁迅购置的房产，并将赡养老太太的责任推给鲁迅独自承当，而这坏女人可以成为家庭主宰，自行其是，如此而已）。以后，周作人的文章，基本上是以伤害鲁迅作为他的“终极关怀”的。周作人一贯处处标榜和鲁迅走两条路，对革命文学明讽暗嘲，他之最后终于当了汉奸，可谓事有必至。只是他会做文章，言伪而辩，说怪话也说得含蓄而有文采罢了。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写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即在靠卖鲁迅吃饭时，仍在损害鲁迅，恶毒地将现实主义的鲁迅拉下来变成自然主义的鲁迅。所有这些，聪明的论客们在宣扬周作人如何这好那好的“客观”研究文字中，何尝点明过一个字？善于抉发“文心”的评论家们对周作人“文心”的核心部分一点不感兴趣，只是黏嘴抹舌地叹赏他的智慧和境界，以此为“真赏”，真不知其玄机所在。
至于鲁迅的文心，那真是清楚不过的。他一生都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而战斗。为此，他必然要不妥协地站在残民媚外的国民党反动势力及其帮凶帮闲们的对立面。如上所言，当时代表人民力量的主流并非是一尘不染，无可訾议的。在文艺方面，既有苏联“拉普”的坏影响，又有当时斯大林在政治上主张的“中间势力最危险”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危害，这种危害侵入文艺领域，由瞿秋白、冯雪峰等党的代表播送和影响鲁迅。按当时的理论水平，在当时的斗争形势下，即使两害相权取其轻，鲁迅也只能选择代表人民利益的革命力量的一方，维护其权威。直到“两个口号”之争，宗派主义的猖狂实在使鲁迅不能容忍时，才有致徐懋庸那封有名的信所表示的与错误倾向不妥协的态度，坚持其独立思考的勇迈精神。这是鲁迅的深沉的痛苦，也显示了他的发光的良心。而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如对“第三种人”的争论，都是为维护“左联”的权威，即某种意义上的“遵命文学”。今天看来似乎不无可议之处，或可视为带有宗派关门主义的偏颇。但这主要是由瞿秋白、冯雪峰等人为代表的当时成问题的路线影响所导致的。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曾著《党给鲁迅以力量》一书，如以当时的某些斗争来说，以瞿、冯为代表的影响实在是损害了鲁迅的。当然，责任也不在瞿、冯，这是那时“国际”和上面的路线。在当时复杂的很不明朗的斗争环境中，鲁迅也如他所说的看人要看其大节一样，只能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势力一方，配合其战斗，别无选择。何况，“第三种人”确也对进步文艺阵营进行干扰，对“左联”冷嘲热讽，态度并不友好；其中一些成员的社会性行动和文学倾向也确有毛病，这些都在鲁迅的批评中可以看到。再说，鲁迅就他们的文学倾向进行批评，在正常的文学批评中也是应该的，只是人们习惯于将当时的文学论争都当作政治斗争来看，问题的性质就沉重起来了。纵然如此，认真读一下鲁迅批评“第三种人”的文章，也可以发现和他对待国民党御用文人的诛伐有所区别，并不采取势不两立的敌对态度，鲁迅是掌握分寸的。至于文笔的辛辣，乃是其一贯的风格使然，鲁迅批评同一阵营的战友亦复如此。对老朋友，如数度分合，最后也并未彻底决裂的林语堂，鲁迅的批评也是很不松和的，收于《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题未定”草（一至三）》，反复用以其人之文反治其人的辛辣尖刻可以为证，但究竟只是看问题的见解之争，和对敌人的诛伐究竟不同。(www.xing528.com)
鲁迅热烈地爱，也热烈地恨，对于有害的事物，对国民性的痼疾，鞭挞固然不留情面；对于某些不良倾向，并非构成大患的，他也常义愤溢于言表，或因爱深而责重，如严父师之责子弟，其实出于对人生的爱心，但很多人以为未免太“偏激”。凡对陈腐的中国社会的死样活气的习俗有痛切感受的人，却会觉得他“偏激”得可爱，觉得中国文化多么需要鲁迅式的反中庸、反乡愿的“偏激”呀！鲁迅是人，当然也有缺点，如要吹毛求疵，有的是碴可找，但“偏激”绝非缺点，正是他的生命的华彩部分。
鲁迅的“偏激”是对事不对人的。要伤着人，那是因事而伤人。比如，最近还有人因他批评梅兰芳一事而啧有烦言，呶呶不休。鲁迅与梅兰芳何怨何尤？他是评现象而及人。鲁迅讽刺“男人扮女人的艺术”难道错了吗？这种扭曲人性的丑陋的传统宝贝有什么值得肯定？最近读6月17日的《光明日报》，刊有沈阳市取缔男扮女装的模特表演的消息，试问这类恶劣的表演也取缔错了吗？我们是否还应该称颂男子留辫女子缠足呢？那些玩意儿以前不也是被当时人啧啧称美的吗？这里所涉及的是一个社会问题，美学问题，当然也是“国民性”的问题，岂仅是批判一个具体的对象而已！
当然，习惯于欣赏“男子扮女子的艺术”的人们是不喜欢这些逆耳之言的，他们习惯于这种“永恒的艺术”之美妙，不自觉自己的精神之被扭曲。天真地喊出皇帝是光屁股的孩子是讨人嫌的，鲁迅不也正是以人性之本然提示了这种“艺术”之扭曲人性吗？而且，鲁迅还不知趣地揭了底，揭出这种艺术“男人眼里扮女人，女人眼里男人扮”的欣赏者的心里的隐秘呢！当然是无可饶恕的“偏激”、“不识相”和“可恶”了。
鲁迅从来就为卫道的君子们所敌视，为屠伯们所痛恨，为“死的说教者”所嫉忿，为形形色色的帮凶帮闲们所疾首，为“蒙大旗作虎皮”的帮朋派友们所忌惮，也为讲究“中庸之道”的“中正和平”的人们所不满。而且正如鲁迅所自陈，他的“坏处，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伪自由书·前记》）分明是抨击某一现象，因为所取的是标本，便被疑为专对私人，各就自己的疮疤与图像对号入座。不少读者也往往只注意鲁迅“骂”了某人，而不察鲁迅指摘时弊的秉持公心。由于时间的距离，情况的隔阂，新一代的读者更难以就彼时彼地彼事的具体情况判明是非，连就事论事也难以办到；何况还有对鲁迅的重重曲解，在给读者以误导呢？
诚然，有《鲁迅全集》在，不存偏见的认真的读者可以从中认识鲁迅；从事鲁迅和现代文学、现代中国研究的人，也有巨帙的《鲁迅研究学术+资料汇编》，搜集着与鲁迅论战过的几乎全部文字，可供参比，藉这些文献判明鲁迅和论战对手们的曲直所在。可是，这毕竟不是一般读者所能细读和泛览的。房向东先生积数年之力，勾稽了鲁迅和曾与之有过干涉的人物的材料，并广采研究者的有关评论，写成《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一书，对当年的一场场公案作了集中的描述，分人成篇，颇似传统的“学案”体的格式，扼述这些与鲁迅有干涉过的人物的简况和他们与鲁迅的关系史，未曾与鲁迅直接交往过的人也扼叙了对象的基本性状，提供了鲁迅之所以要“骂”的背景材料。对几起重要的论战，则扼要引录了双方论旨的原文。对论争双方的是非或做出自己的评价，或援引了研究者的见解。即使直叙事象，作者本人的倾向也鲜明地流露在客观的叙述之中。对于理解鲁迅，理解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乃至理解现代中国，我想本书都是很有用的。
不管作者在书中对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是否得当，乃至我自己也未必完全同意他的有些见解，但这些意见都是作者独立做出，没有怀着别的不光彩的目的去解读鲁迅，这一诚实的态度就值得肯定。作者盛情约我作序，故就平时对鲁迅的一点想法写出如上。鲁迅至今还活着，并将随着历史永远活下去，研究鲁迅的工作也将永远做下去。凡是认真而又诚实的研究者，必将获得读者的感佩，我相信本书及作者也是。
1995年6月于上海
（这是何满子先生为本书初版作的序。本书原名《鲁迅与他“骂”过的人》，经过修订，新增20万字，现分为二书，分别是《新月边的鲁迅——鲁迅与右翼文人》、《太阳下的鲁迅——鲁迅与左翼文人》，二书同时续用何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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