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转化为狗的过程太阳下的鲁迅与左翼文人

——关于向培良

向培良是狂飙社主要成员之一。1924年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时开始接近鲁迅，1925年4月鲁迅创办《莽原》周刊，他也参加了筹备工作。1926年鲁迅曾为他选编小说集《飘缈的梦及其他》，并介绍到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南下前在女师大作讲演，由他记录整理，题作《记鲁迅先生的谈话》，发表于《语丝》周刊。

鲁迅在北京时，他一直很尊重鲁迅。在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后不久，他们的关系便趋于断绝。以后他投靠国民党，到南京主编《青春月刊》，鼓吹“人类的艺术”、“民族主义文学”，受到鲁迅的批判。鲁迅认为向培良是属于“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一类，他在《二心集》里的《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说：“类似的例，还可以举出向培良先生来。在革命渐渐高扬的时候，他是很革命的；他在先前，还曾经说，青年人不但嗥叫，还要露出狼牙来。这自然也不坏，但也应该小心，因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是就要变而为狗的。向培良先生现在在提倡人类的艺术了，他反对有阶级的艺术的存在，而在人类中分出好人和坏人来，这艺术是‘好坏斗争’的武器。狗也是将人类分为两种的，豢养它的主人之类是好人，别的穷人和乞丐在它的眼里就是坏人，不是叫，便是咬。然而这也还不算坏，因为究竟还有一点野性，如果再一变而为吧儿狗，好像不管闲事，而事实在给主人尽职，那就正如现在的自称不问俗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人们一样，只好去点缀大家教室了。”鲁迅对向培良的抨击是够辛辣的了，活生生地勾勒出了一条狗的形象。这几乎是一段寓言了。(www.xing528.com)

向培良在1927年1月30日上海《狂飙》（周刊）第17期发表《“为什么同鲁迅闹得这样凶？”》一文，文中说：“我尚在北京的时候，一个朋友从厦门来，对我说鲁迅跟一班人都合不大来，很生硬的（我说这话，大概鲁迅又要以为我替他登反广告了，哎！）我回答他，‘大概是这样。’其实，一个人是不应该孤独起来，尤其不应该把自己的灵魂从时代引开。孤独起来，只足证明自己没有踏进新时代的勇气。现在，在我们面前，已经呈现一个新时代的远景了，而这却不是孤独者所能够走得到的。一孤独起来，便会渐渐不认识人家，不认识自己，而且会把不认识自己的人当作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人反当作仇敌的。我们，并不是鲁迅的仇敌，也不是任何人的仇敌；不愿意同鲁迅闹，也不愿意同任何人闹。我们愿意拿青年的同情，作所有人的朋友，大方家联合起来，到新的时代去。……”他似乎要表示自己的大度，同时以自己的大度反衬鲁迅的褊狭。鲁迅去世后，向培良还写了一些文章，骂鲁迅“褊狭”，比较出名的是1940年12月11日发表在桂林《扫荡报·文艺周刊》上的《狂飙周刊题记》一文，说鲁迅“性情狷急，睚眦不忘……成了辛辣的讽刺者和四面挥戈的，不能自已的斗士……鲁迅先生全部的精力消耗于攻击和防御中，琐屑争斗，猜疑自苦，胸襟日益褊狭，与青年日愈远离，卒至于凄伤消铄以死”。聂绀弩在《鲁迅的褊狭与向培良的大度》（原载桂林《野草》月刊1941年第5期）一文中，以无可辩驳的事例说明了鲁迅的“不褊狭”之后，写道：和鲁迅对于别人的不“褊狭”相反，向培良对于鲁迅却常常是“褊狭”的，“据我所知，他是像伍子胥鞭打楚平王的尸骸一样鞭打过两次了。我不知道和‘褊狭’对立的，是不是就是大度，也不知道说别人‘褊狭’，是不是因为自己大度，如果是，向培良先生一次两次地鞭尸，莫非倒是大度的真正表现吗？”聂绀弩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有力地回击了向培良对鲁迅的攻击。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向培良写了剧本《彪炳千秋》（1947年《文艺先锋》），吹捧蒋介石。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学教书。1954年，郭沫若托田汉写信给他，请他赴北京共事，他婉言谢绝，决心“以有生之年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尽微薄之力”。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后又因写过《彪炳千秋》剧本，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入狱。1959年病逝于劳改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