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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俗、趣味、三闲与最前进

时间:2024-01-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1931年回国,后进入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长征。成仿吾系创造社元老之一,是仅次于郭沫若的二号人物。1923年8月,《呐喊》出版后,立即受到广泛的好评。然而,成仿吾却独树一帜,对鲁迅的小说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呐喊》出版的当时,李大钊、茅盾就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小说。鲁迅把这“庸俗”的东西编进《故事新编》时,又更改了篇名。这次,成仿吾是讨伐“趣味主义”。

庸俗、趣味、三闲与最前进

——鲁迅成仿吾

成仿吾(1897-1984),原名成灏,笔名石厚生、澄实等。湖南新化人。文学批评家、教育家。1910年留学日本。1919年在《时事新报·学灯》开始发表新诗,次年发表短篇小说《流浪人的新年》。1921年与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参与创办《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文学刊物。1925年任广东大学教授和黄埔军校教官。大革命失败后赴日本,并发表重要论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引起了后期创造社与鲁迅的争论。1928年赴欧洲,在巴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又去柏林,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1931年回国,后进入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长征。1937年在延安任陕北公学校长,与徐冰合译了《共产党宣言》,此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校长。有《成仿吾文集》行世。

成仿吾系创造社元老之一,是仅次于郭沫若的二号人物。他一生与鲁迅纠葛甚深,是在不同时期不断地向鲁迅攻击的急先锋。成仿吾是一个多变的人,可以说是“生命不息,变化不止”。他对鲁迅的态度也经常变化,也可以说是不断“前进”吧。

成仿吾的第一次骂鲁迅,是在1924年1月,他以“纯文艺”为标准,几乎全盘否认了鲁迅的小说《呐喊》。

1923年8月,《呐喊》出版后,立即受到广泛的好评。然而,成仿吾却独树一帜,对鲁迅的小说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他在《创造》季刊1924年第2卷第2期发表的《〈呐喊〉的评论》(1)一文中说:“《呐喊》出版之后,各种出版物差不多一齐为它呐喊,人人谈的总是它,然而我真费尽莫大的力才得到了一部。里面有许多篇是我在报纸杂志上见过的,然而大都是作者的门人手编的,所以糟得很,这回由令弟周作人先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多了。”萝卜白菜,各有所好。说《呐喊》不好,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成仿吾一开始,采用的就是无聊的战法,用挖苦的语言,牵扯上了周作人,这有什么意思呢?鲁迅的作品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难道会因为不同的人“手编”,便会有实质的变化?鲁迅对这样的战法,是不以为然的。也正是因为不以为然,到了1928年4月20日,过了4年多,他才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2)一文中写道:“我有兄弟,自以为算不得就是我‘不可理喻’,而这位批评家于《呐喊》出版时,即加以讽刺道:‘这回由令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得多了。’……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须反对,一个讲革命,一个即该讲保皇,一个学地理,一个就得学天文么?”谁编的,这无关紧要,关键是要看作品本身。

在《〈呐喊〉的评论》中,成仿吾认为《呐喊》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都是“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杰作”。对此,鲁迅当时并未给予批驳,只是在翌年5月撰写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按:指成仿吾)的‘谴责’”,未予点名,并且将此语置于其他人的多种看法之中,可见鲁迅对别人批评所持的态度是冷静的。1926年11月20日在与许广平的私人通信中,鲁迅曾谈及“创造社量狭而多疑,一定要以为我在和他们捣乱,结果是成仿吾借别的事来骂一通”。这是指鲁迅主编的《乌合丛书》收入了创造社成员冯沅君的《卷葹》而引起成仿吾等人的不满:在他们看来,鲁迅此举不啻破坏了创造社组织的纯洁性。

《呐喊》出版的当时,李大钊茅盾就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小说。现在时间过去了80余年,《呐喊》的价值已经被历史所确认。所以,要反驳成仿吾的观点,就显得多余了。不过,我们回顾一下鲁迅当时的态度,对了解鲁迅这个人是颇有意义的。对于成仿吾对《呐喊》的肆意歪曲与攻击,鲁迅直至10年之后方给予正式反击。你说好,我就偏说不好——鲁迅性格中有如此较劲的特点。他在编辑《故事新编》时把《不周山》易名为《补天》,认为它不是那么好,“陷入”了“油滑”,而“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1935年12月26日所撰《故事新编·序言》中,在谈及《不周山》的创作时,鲁迅对成仿吾的批评回敬道: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呐喊》已没有《不周山》。鲁迅把这“庸俗”的东西编进《故事新编》时,又更改了篇名。成仿吾偏爱的东西就被剔除干净了——这就是文人的习气,文人之所以成为文人,就应该具备这种“习气”。

鲁迅在《“题未定”草》(五)中也描写过“黑旋风”成仿吾的形象:“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手抡板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而鲁迅对这种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作风,一直是“憎恶”的。

成仿吾在根本不懂鲁迅作品价值的情况下,否认鲁迅的小说;接着,成仿吾又在根本不懂鲁迅“趣味”的情况下,信口开河,抨击鲁迅的人生态度。这次,成仿吾是讨伐“趣味主义”。他于1927年1月16日在《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25期发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3)一文,把“五四”新文学老将鲁迅、周作人等一网打尽,甚至还把鲁迅与陈西滢一锅煮了,说什么“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而我们的西滢先生却在说他那闲话”。要是不知道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我们还以为鲁老夫子与西滢先生将要在一起品茶哩。成仿吾责问:“我们对这种荒淫后的荒淫究竟能不能予以肯定?”抄小说旧闻,就是荒淫,作为隔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我,只觉得成仿吾头脑有病。成仿吾对鲁迅这样的“趣味家”的态度“感着不满”,他认为,“第一,他们的态度是游玩的,不诚实的;这是由趣味那东西的本性可以明白的。第二,他们常把自己没入于琐碎的现象之中而以感着所谓趣味为目的,他们不能把一个个的现象就整个的全体观察,所以他们的态度是非艺术的。”那怎么办呢?为了“艺术”,他开始高喊革命口号了:“现在已经是我们应该起来革命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应当努力,努力本身便是有价值的,不努力便是堕落,便是死。”“真诚的同志们!永远的同道者!我们起来,打倒一切不诚实的,非艺术的态度!我们要看清楚时代的要求,要不忘记文艺的本质!我们要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在我看来,这样文理不通的文章根本没有什么学理可言,基本上是喝多了革命牌的老酒,一派胡言乱语。

成仿吾写《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时,正在效忠于广东革命政府,但是几个月以后,国民党发动清党,成仿吾改换门庭,从日本搬来了一批日共的理论,开始鼓吹“革命文学”,他再次把鲁迅当作了一块“资产阶级”的老石头,要用“十万两无烟火药”去轰炸。1928年2月,成仿吾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发表名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4)一文,说是“我从前说过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同时,成仿吾以石厚生的笔名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发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5):“传闻他(按:指鲁迅)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真是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成仿吾认为鲁迅是有闲的,有闲就是有钱,搞的是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的,因而是没落的。如果鲁迅想像成仿吾要求的那样“前进”,读一点社会科学的书,那只是为了粉饰自己的没落,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总之,这样也是没落,那样也是没落,鲁迅是无论如何逃脱不了没落的命运的。这是成仿吾们的“天”注定的。

我觉得成仿吾的论调是很奇怪的。五四时期的斗士、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的鲁迅,怎么会和趣味、闲暇沾上边呢?如果听过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如果看过夏瑜坟头的花圈,如果了解了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鲁迅的战斗精神。他是学者,他是作家,但他首先是一个战士。鲁迅是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又是新文化的奠基者。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是“没落”的呢?因此,我只能认为成仿吾之类的革命家,被革命冲昏了头脑,他只会冲啊杀啊,使用无烟的炸弹之类。他甚至没有闲暇读一读鲁迅的作品,确定一下鲁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革命的激情在澎湃,他来不及做这一切了,叽里咕噜地冒出来的,都是不着边际的虚妄之词。

创造社疯狂围攻鲁迅开始于1928年初,而早在1927年1月,成仿吾已经把恶劣的进攻矛头指向鲁迅了。而且,直到1928年2月,还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一文中声称:“《语丝》等早已固结而反动。”当时的《语丝》已经移到上海出版,主编是鲁迅。成仿吾的矛头指向,不很清楚吗!还必须着重指出,也是在1928年2月,亦即郭沫若离沪去日的后一两天,成仿吾与冯乃超二人在一次宴席上,大事宣传鲁迅“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不但侮辱了鲁迅,而且把许广平也侮辱了。

鲁迅是不虚幻的,他对成仿吾的虚妄之词都有实在的答复。关于“华盖之下”,鲁迅说:“我合印一年的杂感的《华盖集》,另印先前所钞的小说史料为《小说旧闻钞》,是并不相干的。这位成仿吾先生却加以编排道:‘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抄他的“小说旧闻”。’”鲁迅指出了这种“编排”的主观随意。关于“闲暇”,鲁迅指出成仿吾“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也觉得危险了”。鲁迅对之投以蔑视,说“那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切齿之声,在我是觉得有趣的”。(6)鲁迅认为,成仿吾的战法,不是无产阶级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鲁迅在编辑自己的杂感时,“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7)在《文坛的掌故》(8)一文中,鲁迅对成仿吾们充满了蔑视:“我在‘革命文学’战场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况,不得而知。但向他们屁股那面望去,则有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向他们屁股那面望去”,看到的是司令办的那几本刊物,揶揄有之,挖苦有之,但仍保持着“没落”者固有的幽默,也还矜持。

革命的文学家有一个特点,即善于鼓动别人参加革命。他们经常要求参加革命的革命者要这样而不要那样。然而,自己怎么样呢?自己干了些什么呢?这是无关紧要的。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的第六节“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团结起来”中说:“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以明了的意识努力你的工作,驱逐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在大众中的流毒与影响获得大众,不断地给他们以勇气,维持他们的自信。”成仿吾的意思无非是说,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到工农大众中去,提高群众觉悟,影响群众,争取群众,提高他们斗争的勇气。读了这段话,我感想有二:一是成仿吾高高在上,他既高于被他发动的“小资产阶级”之上,又高于“龌龊的工农大众”之上,他仿佛是救世主派到文坛来的总干事;二是他洋里洋气的表述,除了表明略通外文外,只能证明他自己首先是脱离大众的小资产阶级,靠他这样的人是不能“获得大众”的。对于成仿吾的宏论,鲁迅挖苦道:“成仿吾刚大叫到劳动大众间去安慰指导他们(见本年《创造月刊》)……但过了半年,居然已经悟出,修善寺温泉浴场和半租界洋房中并无‘劳动大众’,这是万分可‘喜’的。”(9)在《文坛的掌故》一文中,鲁迅也有类似的讽刺,只是加了一句“可不知洗了澡没有”。某些人自己泡温泉,躲在租界里高喊革命,让别人去“获得群众”,鲁迅自然是深恶之——这一点,与后来周扬躲在租界里“深居简出”,指挥左翼革命文艺运动一样,让鲁迅反感。

鲁迅与成仿吾的关系,是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骂”成仿吾等人,与后来的“骂”“四条汉子”一样,是骂某些人所代表的某种思想和艺术的倾向。这一点,因为郭沫若是主要代表人物,我将在郭沫若一节里,加以相对详尽的阐述。不过,《二心集》里鲁迅名文《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有一个著名论断,即:“才子+流氓”,郭沫若一直以为鲁迅是骂他的,鲁迅研究界有的人也一直认为是骂郭沫若的。实际上,这是郭沫若替成仿吾受过。我以为,虽然总体而言,鲁迅事实上认为创造社的不少人有“才子+流氓”的习气,但具体所指,却只有成仿吾可以对号入座。

我们先看看鲁迅在原文中的论述:

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的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这是说,郭沫若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流氓式的。

鲁迅的意思是,本来,创造社有人“作专论”,批评了商务的出版物;而后来商务印行了创造社成员的作品,那么创造社中人就不去批评商务出版物的“误译之处”了。这是一种势利的实用哲学,所以颇有一点“才子+流氓”的习气。文中,鲁迅点了印行的是郭沫若和张资平的作品,所以人们容易联想到郭沫若等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郭沫若读了这段文字后,认为鲁迅“这一段文章做得真是煞费苦心,直言之,便是‘郭沫若辈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既然郭沫若自己都招认了,这又不是审理案件,别人也就不再细究了,从此,“才子+流氓=郭沫若”,似乎成了定论了。(www.xing528.com)

据马蹄疾考证,这是一种误解,“冤枉了鲁迅五十多年”。在这段文字里,鲁迅虽然提到郭沫若的名字,但鲁迅只是说,郭沫若的书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鲁迅原文的意思很清楚,说创造社中“有些才子+流氓式的”做法,是指“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的人。那么,在这以前,是谁作过专论呢?不是郭沫若。如果一定要指谁的话,与成仿吾倒是沾一点边的。1922年12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13期发表文学研究会成员佩韦(王统照)的《今年纪念的几个文学家》一文,文中将无神论(Atheism)误译为“雅典主义”,成仿吾于1923年5月《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上发表《“雅典主义”》一文,专门对王统照的误译加以批评。鲁迅文中批评创造社中人的“有些才子+流氓式”的做法,指的就是这件事。因为郭沫若认了账,成仿吾倒讨了个自在。郭沫若又否认了有些作为,证明了自己不是“才子+流氓”,所以鲁迅就有一段不好听的“骂名”。现在,我们搞清楚了,成仿吾实有其事,这样看来,扣在鲁迅头上的骂名也应该雪洗了。

不过,如果结合鲁迅对“才子+流氓”下的定义,无论针对任何具体的人,当事人听了,也一定不会认账的。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写道: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年青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

……

……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她们的便宜……而是在婊子那里得到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

这是一种象征,与此同类性质的习气,都可以称为“才子+流氓”。但若深究谁是“才子+流氓”,谁是“婊子”,仿佛显得过于具体了。成仿吾绝不是“才子+流氓”一类的人物,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革命+作家”,若说有什么习气,就是有一点“左”的习气而已。

不过,关于“流氓”,鲁迅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表述。鲁迅说:“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抓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10)在鲁迅的眼里,凡事无标准,多变化,这就是流氓。创造社中人都是才子,这是没有疑义的,但谁是“无特操”的多变的“流氓”呢?这实在不好说。不好说,不说也罢。

鲁迅去世后,成仿吾又变了。这回倒真是“进步”了。1936年10月,成仿吾曾撰写《纪念鲁迅》(11)一文,高度评价鲁迅的创作和思想。文章首先对鲁迅表示了景仰:“他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贡献,特别他在最后一个时期中的奋斗,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在中国青年中引起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接着对鲁迅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这样评价道:“一、‘五四’以前,新时代的曙光出现时,鲁迅是勇敢地迎接了这一光明的第一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黑暗,民众的怨哀,没有希望。二、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因为反抗北方军阀,而被迫回到南方,开始与中国的革命潮流接触,在失望与压迫中间毕竟认识了革命的真理,创造一种新的小品文,用了最尖锐的笔锋,打击了当时的背叛、虚伪与黑暗,始终站在最前线,反对一切民族敌人,鼓励着中国人民前进。三、在他痛骂托派汉奸的著作中,表现了他是中国文化界最前进的一个,他达到了这一时代的政治认识的最高水准。……他在这里超过了中国的国界,超过了无数的好作家,进入了世界极少数的前进作家的地位。总之,这几点已经可以证明鲁迅的划时代的功绩。”成仿吾的语言向来是半通不通的,“进入”了“地位”,这通吗?也许他连才子都称不上。从“落伍者”到“最前进”的,到底哪一个鲁迅是真实的呢?我被他搅糊涂了。

1937年10月19日,成仿吾主持召开了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邀毛泽东到会发表了《论鲁迅》的重要讲话。这是中国新文艺史上仅有的一次邀请毛泽东专论鲁迅的讲话。开会那天,毛泽东是一个人走来的,警卫员在后面牵着牲口,成仿吾在学校门口迎接,还一同到成仿吾的窑洞里坐了一会儿。报告结束后,成仿吾送毛泽东到门口。毛泽东在讲话中赞扬鲁迅说:“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这是成仿吾亲自听到的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

随后,同在1937年,有一天,毛泽东约成仿吾和另几位同志吃饭,地点是党中央的一个招待所。这一天议定了成立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事,同席的七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成仿吾、徐特立、艾思奇、周扬,就是它的创始人。1938年2月,联合发表了《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指出:“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个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伟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之名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而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成仿吾对鲁迅的评价是不稳定的,虽然有鲁迅帮他与党接上关系的历史,虽然在《纪念鲁迅》中无限拔高鲁迅,但对与鲁迅的恩怨,还是耿耿于怀。据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记载,1959年苏联汉学家彼德罗夫访问山东大学时,有一份成仿吾校长的讲话记录稿。当时彼德罗夫问他:“革命文学争论时期,杜荃(即郭沫若)等人为什么要猛烈批评鲁迅?”成仿吾回答说:“鲁迅是老一辈,创造社是后一辈,彼此有些矛盾。我们对鲁迅不满意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皆抛离广东,而鲁迅却前往广东,他是被朱家骅利用,做了广东大学的教务长,这是他落后处。直到他后来发觉,才回上海。……郭沫若批评鲁迅针对的仅是鲁迅留在广州这件事。”又说:“当时与鲁迅进行理论斗争是有的,但与鲁迅对立的是太阳社,鲁迅把我们和太阳社混为一起了。1931年鲁迅说我们是流氓(我们皆已入党),这是错误的。但从那以后,鲁迅转变了,对我们很好了,1931年底,我从苏区(湖北打游击)到上海找党中央,鲁迅帮助我们找到党中央,见面很高兴。去年我见许广平,向她感谢鲁迅的帮助,许广平说:‘鲁迅的错误很多。’”如果这段话记载无误的话,我觉得成仿吾谈话的可信度很低。这里,他出卖了“太阳社”的革命同人。鲁迅怎么只是与太阳社对立呢?这根本不符合史实。太阳社的领军人物蒋光慈死了,是不是便可以往他们头上扣屎呢?我以为,“革命文学论争”主要是与创造社的论争,而不是太阳社。关于其他方面,“对于这种事关历史真实和父亲名誉的大事,”周海婴说,“母亲理所当然有权予以说明。”许广平是这样回答成仿吾的:“1926年11月7日鲁迅从厦门写信给我(当时我在广州)说:其实,我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联合战线,更向旧的社会进攻……1927年1月,鲁迅从厦门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但到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开始大屠杀。鲁迅当日不避危险,参加紧急校务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他就坚决辞职,表示抗议。成仿吾说鲁迅在1927年大革命之后才就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是篡改历史,有意诬蔑鲁迅。我在北京见到成仿吾时,的确提到这件往事,那是我向他打听:他是否秘密地到过上海?他证实了这件事情,并且说明他是通过鲁迅才和党接上关系的。当时我并没有说过什么‘鲁迅也有错误’这一类的话。”成仿吾革命革昏了头,似乎认为只有自己才是革命的。这是不是与他潜意识中鲁迅是“三闲”分子有关?也未可知。其实,鲁迅在广州时,还和成仿吾一起革过命哩,1927年2月20日,他和鲁迅一起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上签过字。也许成仿吾年纪大了,健忘。

注释

(1)(3)(4)(5)《恩怨录·鲁迅与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2)《鲁迅全集·三闲集》。

(6)《鲁迅全集·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

(7)《鲁迅全集·三闲集·序言》。

(8)《鲁迅全集·三闲集》。

(9)《鲁迅全集·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

(10)《鲁迅全集·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11)余飘、李洪程:《成仿吾与解放区的文艺活动》,《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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