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俗、趣味、三闲与最前进

——鲁迅与成仿吾

成仿吾（1897-1984），原名成灏，笔名石厚生、澄实等。湖南新化人。文学批评家、教育家。1910年留学日本。1919年在《时事新报·学灯》开始发表新诗，次年发表短篇小说《流浪人的新年》。1921年与郭沫若、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参与创办《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文学刊物。1925年任广东大学教授和黄埔军校教官。大革命失败后赴日本，并发表重要论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引起了后期创造社与鲁迅的争论。1928年赴欧洲，在巴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又去柏林，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1931年回国，后进入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长征。1937年在延安任陕北公学校长，与徐冰合译了《共产党宣言》，此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校长。有《成仿吾文集》行世。

成仿吾系创造社元老之一，是仅次于郭沫若的二号人物。他一生与鲁迅纠葛甚深，是在不同时期不断地向鲁迅攻击的急先锋。成仿吾是一个多变的人，可以说是“生命不息，变化不止”。他对鲁迅的态度也经常变化，也可以说是不断“前进”吧。

一

成仿吾的第一次骂鲁迅，是在1924年1月，他以“纯文艺”为标准，几乎全盘否认了鲁迅的小说《呐喊》。

1923年8月，《呐喊》出版后，立即受到广泛的好评。然而，成仿吾却独树一帜，对鲁迅的小说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他在《创造》季刊1924年第2卷第2期发表的《〈呐喊〉的评论》（1）一文中说：“《呐喊》出版之后，各种出版物差不多一齐为它呐喊，人人谈的总是它，然而我真费尽莫大的力才得到了一部。里面有许多篇是我在报纸杂志上见过的，然而大都是作者的门人手编的，所以糟得很，这回由令弟周作人先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多了。”萝卜白菜，各有所好。说《呐喊》不好，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成仿吾一开始，采用的就是无聊的战法，用挖苦的语言，牵扯上了周作人，这有什么意思呢？鲁迅的作品是一个客观的存在，难道会因为不同的人“手编”，便会有实质的变化？鲁迅对这样的战法，是不以为然的。也正是因为不以为然，到了1928年4月20日，过了4年多，他才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2）一文中写道：“我有兄弟，自以为算不得就是我‘不可理喻’，而这位批评家于《呐喊》出版时，即加以讽刺道：‘这回由令弟编了出来，真是好看得多了。’……莫非一有‘弟弟’，就必须反对，一个讲革命，一个即该讲保皇，一个学地理，一个就得学天文么？”谁编的，这无关紧要，关键是要看作品本身。

在《〈呐喊〉的评论》中，成仿吾认为《呐喊》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都是“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阿Q正传》为浅薄的纪实的传记”，“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廷”的“杰作”。对此，鲁迅当时并未给予批驳，只是在翌年5月撰写的《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按：指成仿吾）的‘谴责’”，未予点名，并且将此语置于其他人的多种看法之中，可见鲁迅对别人批评所持的态度是冷静的。1926年11月20日在与许广平的私人通信中，鲁迅曾谈及“创造社量狭而多疑，一定要以为我在和他们捣乱，结果是成仿吾借别的事来骂一通”。这是指鲁迅主编的《乌合丛书》收入了创造社成员冯沅君的《卷葹》而引起成仿吾等人的不满：在他们看来，鲁迅此举不啻破坏了创造社组织的纯洁性。

《呐喊》出版的当时，李大钊、茅盾就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小说。现在时间过去了80余年，《呐喊》的价值已经被历史所确认。所以，要反驳成仿吾的观点，就显得多余了。不过，我们回顾一下鲁迅当时的态度，对了解鲁迅这个人是颇有意义的。对于成仿吾对《呐喊》的肆意歪曲与攻击，鲁迅直至10年之后方给予正式反击。你说好，我就偏说不好——鲁迅性格中有如此较劲的特点。他在编辑《故事新编》时把《不周山》易名为《补天》，认为它不是那么好，“陷入”了“油滑”，而“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1935年12月26日所撰《故事新编·序言》中，在谈及《不周山》的创作时，鲁迅对成仿吾的批评回敬道：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且还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呐喊》已没有《不周山》。鲁迅把这“庸俗”的东西编进《故事新编》时，又更改了篇名。成仿吾偏爱的东西就被剔除干净了——这就是文人的习气，文人之所以成为文人，就应该具备这种“习气”。

鲁迅在《“题未定”草》（五）中也描写过“黑旋风”成仿吾的形象：“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手抡板斧，从《创造》的大旗下，一跃而出。”而鲁迅对这种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作风，一直是“憎恶”的。

二

成仿吾在根本不懂鲁迅作品价值的情况下，否认鲁迅的小说；接着，成仿吾又在根本不懂鲁迅“趣味”的情况下，信口开河，抨击鲁迅的人生态度。这次，成仿吾是讨伐“趣味主义”。他于1927年1月16日在《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25期发表《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3）一文，把“五四”新文学老将鲁迅、周作人等一网打尽，甚至还把鲁迅与陈西滢一锅煮了，说什么“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而我们的西滢先生却在说他那闲话”。要是不知道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我们还以为鲁老夫子与西滢先生将要在一起品茶哩。成仿吾责问：“我们对这种荒淫后的荒淫究竟能不能予以肯定？”抄小说旧闻，就是荒淫，作为隔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我，只觉得成仿吾头脑有病。成仿吾对鲁迅这样的“趣味家”的态度“感着不满”，他认为，“第一，他们的态度是游玩的，不诚实的；这是由趣味那东西的本性可以明白的。第二，他们常把自己没入于琐碎的现象之中而以感着所谓趣味为目的，他们不能把一个个的现象就整个的全体观察，所以他们的态度是非艺术的。”那怎么办呢？为了“艺术”，他开始高喊革命口号了：“现在已经是我们应该起来革命的时候！”“我们现在是应当努力，努力本身便是有价值的，不努力便是堕落，便是死。”“真诚的同志们！永远的同道者！我们起来，打倒一切不诚实的，非艺术的态度！我们要看清楚时代的要求，要不忘记文艺的本质！我们要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在我看来，这样文理不通的文章根本没有什么学理可言，基本上是喝多了革命牌的老酒，一派胡言乱语。

成仿吾写《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时，正在效忠于广东革命政府，但是几个月以后，国民党发动清党，成仿吾改换门庭，从日本搬来了一批日共的理论，开始鼓吹“革命文学”，他再次把鲁迅当作了一块“资产阶级”的老石头，要用“十万两无烟火药”去轰炸。1928年2月，成仿吾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发表名文《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4）一文，说是“我从前说过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同时，成仿吾以石厚生的笔名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11期发表《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5）：“传闻他（按：指鲁迅）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他真是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成仿吾认为鲁迅是有闲的，有闲就是有钱，搞的是趣味文学，是资产阶级的，因而是没落的。如果鲁迅想像成仿吾要求的那样“前进”，读一点社会科学的书，那只是为了粉饰自己的没落，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总之，这样也是没落，那样也是没落，鲁迅是无论如何逃脱不了没落的命运的。这是成仿吾们的“天”注定的。

我觉得成仿吾的论调是很奇怪的。五四时期的斗士、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的鲁迅，怎么会和趣味、闲暇沾上边呢？如果听过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声，如果看过夏瑜坟头的花圈，如果了解了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鲁迅的战斗精神。他是学者，他是作家，但他首先是一个战士。鲁迅是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又是新文化的奠基者。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是“没落”的呢？因此，我只能认为成仿吾之类的革命家，被革命冲昏了头脑，他只会冲啊杀啊，使用无烟的炸弹之类。他甚至没有闲暇读一读鲁迅的作品，确定一下鲁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革命的激情在澎湃，他来不及做这一切了，叽里咕噜地冒出来的，都是不着边际的虚妄之词。

创造社疯狂围攻鲁迅开始于1928年初，而早在1927年1月，成仿吾已经把恶劣的进攻矛头指向鲁迅了。而且，直到1928年2月，还在《创造月刊》第1卷第10期《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一文中声称：“《语丝》等早已固结而反动。”当时的《语丝》已经移到上海出版，主编是鲁迅。成仿吾的矛头指向，不很清楚吗！还必须着重指出，也是在1928年2月，亦即郭沫若离沪去日的后一两天，成仿吾与冯乃超二人在一次宴席上，大事宣传鲁迅“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不但侮辱了鲁迅，而且把许广平也侮辱了。

鲁迅是不虚幻的，他对成仿吾的虚妄之词都有实在的答复。关于“华盖之下”，鲁迅说：“我合印一年的杂感的《华盖集》，另印先前所钞的小说史料为《小说旧闻钞》，是并不相干的。这位成仿吾先生却加以编排道：‘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抄他的“小说旧闻”。’”鲁迅指出了这种“编排”的主观随意。关于“闲暇”，鲁迅指出成仿吾“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也觉得危险了”。鲁迅对之投以蔑视，说“那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切齿之声，在我是觉得有趣的”。（6）鲁迅认为，成仿吾的战法，不是无产阶级的，“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鲁迅在编辑自己的杂感时，“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7）在《文坛的掌故》（8）一文中，鲁迅对成仿吾们充满了蔑视：“我在‘革命文学’战场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况，不得而知。但向他们屁股那面望去，则有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向他们屁股那面望去”，看到的是司令办的那几本刊物，揶揄有之，挖苦有之，但仍保持着“没落”者固有的幽默，也还矜持。

革命的文学家有一个特点，即善于鼓动别人参加革命。他们经常要求参加革命的革命者要这样而不要那样。然而，自己怎么样呢？自己干了些什么呢？这是无关紧要的。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中的第六节“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团结起来”中说：“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以明了的意识努力你的工作，驱逐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在大众中的流毒与影响获得大众，不断地给他们以勇气，维持他们的自信。”成仿吾的意思无非是说，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到工农大众中去，提高群众觉悟，影响群众，争取群众，提高他们斗争的勇气。读了这段话，我感想有二：一是成仿吾高高在上，他既高于被他发动的“小资产阶级”之上，又高于“龌龊的工农大众”之上，他仿佛是救世主派到文坛来的总干事；二是他洋里洋气的表述，除了表明略通外文外，只能证明他自己首先是脱离大众的小资产阶级，靠他这样的人是不能“获得大众”的。对于成仿吾的宏论，鲁迅挖苦道：“成仿吾刚大叫到劳动大众间去安慰指导他们（见本年《创造月刊》）……但过了半年，居然已经悟出，修善寺温泉浴场和半租界洋房中并无‘劳动大众’，这是万分可‘喜’的。”（9）在《文坛的掌故》一文中，鲁迅也有类似的讽刺，只是加了一句“可不知洗了澡没有”。某些人自己泡温泉，躲在租界里高喊革命，让别人去“获得群众”，鲁迅自然是深恶之——这一点，与后来周扬躲在租界里“深居简出”，指挥左翼革命文艺运动一样，让鲁迅反感。

三

鲁迅与成仿吾的关系，是鲁迅与创造社的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骂”成仿吾等人，与后来的“骂”“四条汉子”一样，是骂某些人所代表的某种思想和艺术的倾向。这一点，因为郭沫若是主要代表人物，我将在郭沫若一节里，加以相对详尽的阐述。不过，《二心集》里鲁迅名文《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有一个著名论断，即：“才子+流氓”，郭沫若一直以为鲁迅是骂他的，鲁迅研究界有的人也一直认为是骂郭沫若的。实际上，这是郭沫若替成仿吾受过。我以为，虽然总体而言，鲁迅事实上认为创造社的不少人有“才子+流氓”的习气，但具体所指，却只有成仿吾可以对号入座。

我们先看看鲁迅在原文中的论述：

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的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这是说，郭沫若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流氓式的。

鲁迅的意思是，本来，创造社有人“作专论”，批评了商务的出版物；而后来商务印行了创造社成员的作品，那么创造社中人就不去批评商务出版物的“误译之处”了。这是一种势利的实用哲学，所以颇有一点“才子+流氓”的习气。文中，鲁迅点了印行的是郭沫若和张资平的作品，所以人们容易联想到郭沫若等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郭沫若读了这段文字后，认为鲁迅“这一段文章做得真是煞费苦心，直言之，便是‘郭沫若辈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既然郭沫若自己都招认了，这又不是审理案件，别人也就不再细究了，从此，“才子+流氓=郭沫若”，似乎成了定论了。(www.xing528.com)

据马蹄疾考证，这是一种误解，“冤枉了鲁迅五十多年”。在这段文字里，鲁迅虽然提到郭沫若的名字，但鲁迅只是说，郭沫若的书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鲁迅原文的意思很清楚，说创造社中“有些才子+流氓式的”做法，是指“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的人。那么，在这以前，是谁作过专论呢？不是郭沫若。如果一定要指谁的话，与成仿吾倒是沾一点边的。1922年12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13期发表文学研究会成员佩韦（王统照）的《今年纪念的几个文学家》一文，文中将无神论（Atheism）误译为“雅典主义”，成仿吾于1923年5月《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上发表《“雅典主义”》一文，专门对王统照的误译加以批评。鲁迅文中批评创造社中人的“有些才子+流氓式”的做法，指的就是这件事。因为郭沫若认了账，成仿吾倒讨了个自在。郭沫若又否认了有些作为，证明了自己不是“才子+流氓”，所以鲁迅就有一段不好听的“骂名”。现在，我们搞清楚了，成仿吾实有其事，这样看来，扣在鲁迅头上的骂名也应该雪洗了。

不过，如果结合鲁迅对“才子+流氓”下的定义，无论针对任何具体的人，当事人听了，也一定不会认账的。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鲁迅写道：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年青姑娘聚集在一处，样子很有些像《红楼梦》，于是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贾宝玉；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

……

……佳人并非因为“爱才若渴”而做婊子的，佳人只为的是钱。然而佳人要才子的钱，是不应该的，才子于是想了种种制伏婊子的妙法，不但不上当，还占她们的便宜……而是在婊子那里得到胜利的英雄豪杰，是才子+流氓。

这是一种象征，与此同类性质的习气，都可以称为“才子+流氓”。但若深究谁是“才子+流氓”，谁是“婊子”，仿佛显得过于具体了。成仿吾绝不是“才子+流氓”一类的人物，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革命+作家”，若说有什么习气，就是有一点“左”的习气而已。

不过，关于“流氓”，鲁迅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表述。鲁迅说：“倘在文人，他总有一番辩护自己的变化的理由，引经据典。譬如说，要人帮忙时候用克鲁巴金的互助论，要和人争闹的时候就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例如上海的流氓，看见一男一女的乡下人在走路，他就说，‘喂，你们这样子，有伤风化，你们犯了法了！’他用的是中国法。倘看见一个乡下人在路旁小便呢，他就说，‘喂，这是不准的，你犯了法，该抓到捕房去！’这时所用的又是外国法。但结果是无所谓法不法，只要被他敲去了几个钱就都完事。”（10）在鲁迅的眼里，凡事无标准，多变化，这就是流氓。创造社中人都是才子，这是没有疑义的，但谁是“无特操”的多变的“流氓”呢？这实在不好说。不好说，不说也罢。

四

鲁迅去世后，成仿吾又变了。这回倒真是“进步”了。1936年10月，成仿吾曾撰写《纪念鲁迅》（11）一文，高度评价鲁迅的创作和思想。文章首先对鲁迅表示了景仰：“他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中国共产党的贡献，特别他在最后一个时期中的奋斗，已经在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在中国青年中引起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接着对鲁迅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这样评价道：“一、‘五四’以前，新时代的曙光出现时，鲁迅是勇敢地迎接了这一光明的第一作家，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的黑暗，民众的怨哀，没有希望。二、1925-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因为反抗北方军阀，而被迫回到南方，开始与中国的革命潮流接触，在失望与压迫中间毕竟认识了革命的真理，创造一种新的小品文，用了最尖锐的笔锋，打击了当时的背叛、虚伪与黑暗，始终站在最前线，反对一切民族敌人，鼓励着中国人民前进。三、在他痛骂托派汉奸的著作中，表现了他是中国文化界最前进的一个，他达到了这一时代的政治认识的最高水准。……他在这里超过了中国的国界，超过了无数的好作家，进入了世界极少数的前进作家的地位。总之，这几点已经可以证明鲁迅的划时代的功绩。”成仿吾的语言向来是半通不通的，“进入”了“地位”，这通吗？也许他连才子都称不上。从“落伍者”到“最前进”的，到底哪一个鲁迅是真实的呢？我被他搅糊涂了。

1937年10月19日，成仿吾主持召开了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邀毛泽东到会发表了《论鲁迅》的重要讲话。这是中国新文艺史上仅有的一次邀请毛泽东专论鲁迅的讲话。开会那天，毛泽东是一个人走来的，警卫员在后面牵着牲口，成仿吾在学校门口迎接，还一同到成仿吾的窑洞里坐了一会儿。报告结束后，成仿吾送毛泽东到门口。毛泽东在讲话中赞扬鲁迅说：“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这是成仿吾亲自听到的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

随后，同在1937年，有一天，毛泽东约成仿吾和另几位同志吃饭，地点是党中央的一个招待所。这一天议定了成立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事，同席的七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成仿吾、徐特立、艾思奇、周扬，就是它的创始人。1938年2月，联合发表了《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指出：“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个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伟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之名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而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成仿吾对鲁迅的评价是不稳定的，虽然有鲁迅帮他与党接上关系的历史，虽然在《纪念鲁迅》中无限拔高鲁迅，但对与鲁迅的恩怨，还是耿耿于怀。据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记载，1959年苏联汉学家彼德罗夫访问山东大学时，有一份成仿吾校长的讲话记录稿。当时彼德罗夫问他：“革命文学争论时期，杜荃（即郭沫若）等人为什么要猛烈批评鲁迅？”成仿吾回答说：“鲁迅是老一辈，创造社是后一辈，彼此有些矛盾。我们对鲁迅不满意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皆抛离广东，而鲁迅却前往广东，他是被朱家骅利用，做了广东大学的教务长，这是他落后处。直到他后来发觉，才回上海。……郭沫若批评鲁迅针对的仅是鲁迅留在广州这件事。”又说：“当时与鲁迅进行理论斗争是有的，但与鲁迅对立的是太阳社，鲁迅把我们和太阳社混为一起了。1931年鲁迅说我们是流氓（我们皆已入党），这是错误的。但从那以后，鲁迅转变了，对我们很好了，1931年底，我从苏区（湖北打游击）到上海找党中央，鲁迅帮助我们找到党中央，见面很高兴。去年我见许广平，向她感谢鲁迅的帮助，许广平说：‘鲁迅的错误很多。’”如果这段话记载无误的话，我觉得成仿吾谈话的可信度很低。这里，他出卖了“太阳社”的革命同人。鲁迅怎么只是与太阳社对立呢？这根本不符合史实。太阳社的领军人物蒋光慈死了，是不是便可以往他们头上扣屎呢？我以为，“革命文学论争”主要是与创造社的论争，而不是太阳社。关于其他方面，“对于这种事关历史真实和父亲名誉的大事，”周海婴说，“母亲理所当然有权予以说明。”许广平是这样回答成仿吾的：“1926年11月7日鲁迅从厦门写信给我（当时我在广州）说：其实，我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成一条联合战线，更向旧的社会进攻……1927年1月，鲁迅从厦门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但到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开始大屠杀。鲁迅当日不避危险，参加紧急校务会议，营救被捕学生，无效。他就坚决辞职，表示抗议。成仿吾说鲁迅在1927年大革命之后才就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是篡改历史，有意诬蔑鲁迅。我在北京见到成仿吾时，的确提到这件往事，那是我向他打听：他是否秘密地到过上海？他证实了这件事情，并且说明他是通过鲁迅才和党接上关系的。当时我并没有说过什么‘鲁迅也有错误’这一类的话。”成仿吾革命革昏了头，似乎认为只有自己才是革命的。这是不是与他潜意识中鲁迅是“三闲”分子有关？也未可知。其实，鲁迅在广州时，还和成仿吾一起革过命哩，1927年2月20日，他和鲁迅一起在《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上签过字。也许成仿吾年纪大了，健忘。

注释

（1）（3）（4）（5）《恩怨录·鲁迅与他的论敌文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2）《鲁迅全集·三闲集》。

（6）《鲁迅全集·三闲集·“醉眼”中的朦胧》。

（7）《鲁迅全集·三闲集·序言》。

（8）《鲁迅全集·三闲集》。

（9）《鲁迅全集·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

（10）《鲁迅全集·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11）余飘、李洪程：《成仿吾与解放区的文艺活动》，《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