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1895-1944），记者、出版家、政论家、散文家。原名邹恩润，笔名云霄、孤峰、秋月、笑世等。江西余江人。主要著作有《韬奋漫笔》、《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经历》等。1921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曾任英文秘书、英文教员、编辑等职。1926年，任《生活》周刊主编。“九一八事变”后，曾撰文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声援东北义勇军的抗敌斗争。1932年创建生活书店。1933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任执行委员。不久，被迫流亡国外，曾周游欧美、苏联。1935年回国，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香港创办《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等报刊，参加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与沈钧儒等六人遭国民党政府逮捕，时称“七君子”，“七七事变”后获释。出狱后，他大力宣传抗战。翌年，应聘国民参政员。1941年，因受国民党迫害出走香港。翌年初，从日军铁蹄下秘密潜渡到东江根据地，再辗转进入华中新四军军部。1943年因病情恶化赴上海治疗。1944年7月病逝，中共中央追认他为共产党员。
在中国近现代文化界，享有盛誉的三联书店（生活·新知·读书）是与其主办者邹韬奋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26年，他在上海接手一个叫《生活》的小刊物，这个刊物连他自己在内只有两个半职员（三人中有一个还在外面兼职），其销量不过2000份。因付稿费太低难以对外约稿，主要由邹韬奋轮换用六七个笔名撰文。邹韬奋上任后创新编辑方法，避免使用贵族文字，“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的文字”。《生活》将报纸和杂志的优长兼顾起来，里面都是一两千字的有趣文章，以小市民、小职员等“小人物”为对象答疑解惑，不到三年其销量便升到4万份。“九一八事变”后，《生活》杂志又以疾呼救国的政论为主，订户扩大到15万份，远销海内外，创造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
鲁迅与邹韬奋均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上海分会执行委员。据邹韬奋说，“同盟”的“目的有三：（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而奋斗”。鲁迅和邹韬奋积极参加“同盟”的活动，为实现“同盟”的宗旨努力工作。杨杏佛（杨铨）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鲁迅和邹韬奋均被列入“黑名单”，但是，他们毫不畏惧，6月20日，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到万国殡仪馆为杨杏佛送殓，表示哀诚。邹韬奋说：“杨先生为公而死。殊可钦敬。”鲁迅这一天出门不带钥匙，以示牺牲的决心。
鲁迅对邹韬奋的事业是关心和支持的。据《鲁迅日记》记载，邹韬奋和鲁迅通信共有四次。1933年5月9日，鲁迅主动致信邹韬奋：
韬奋先生：
今天在《生活》周刊广告上，知道先生已做成《高尔基》，这实在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
我以为如果能有插图，就更加有趣味，我有一本《高尔基画像集》，从他壮年至老年的像都有，也有漫画。倘要用，我可奉借制版。制定后，用的是那几张，我可以将作者的姓名译出来。
此上，即请著安。
“做成《高尔基》”，即邹韬奋根据美国康恩所著《高尔基和他的俄国》改编而成的《革命文豪高尔基》，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鲁迅如此热情，说明他对邹韬奋的此项编译是倾力支持的，认为这是对中国青年有益的事情。次日，邹韬奋复信借用画像集，并对鲁迅表示感谢；17日，邹韬奋用毕后即归还。鲁迅为插图写了说明，并向青年推荐这本书。7月7日邹韬奋寄赠一本《革命文豪高尔基》给鲁迅。其他几次通信也都是关于这本书的出版事宜。
《革命文豪高尔基》出版后，7月17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了署名林翼之的《读〈高尔基〉》一文，指责了邹韬奋编译上的缺点，至于它给读者的益处，却一句也没有说。鲁迅因此在《关于翻译（下）》（1）一文中为韬奋及其编译辩护。鲁迅认为，在没有更好的译本的情况下，“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罢”；那种所谓“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的做法，是不足取的。鲁迅说，《高尔基》一书他也“曾经翻过一遍”，“觉得除批评者所指摘的缺点之外，另有许多记载作者（注：即传主）的勇敢的奋斗，胥吏的卑劣的阴谋，是很有益于青年作家的，但也因为有了烂疤，就被抛在筐子外面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进步文艺，包括翻译作品，往往因为存在某些缺点而被某些批评家说得一无是处，当作“烂苹果”扔掉。所以鲁迅要以《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为例，“希望刻苦的批评家来做剜烂苹果的工作，这正如‘拾荒’一样，是很辛苦的，但也必要，而且大家有益的”。这里，鲁迅客观上支持了邹韬奋，同时提出了对存在缺陷的作品，应多看其有益读者之处，要持宽容与爱护的态度。
鲁迅对邹韬奋有了恶感，是因为《译文》风波。
大约是在1934年5月间，茅盾到鲁迅家，谈到《文学》连出两期外国文学专号，激发了作家的翻译热情。鲁迅提议：办一个专门登载译文的杂志。茅盾当即表示赞同。6月9日，鲁迅约茅盾和黎烈文在家中便餐，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黎烈文，请他一同做发起人。黎烈文欣然同意，并提议用“译文”二字。接着，鲁迅提议，他和茅盾、黎烈文“三个人都不出面，版权页上只署译文社。另外要找一位能跑跑腿的编辑”。茅盾提出找黄源，鲁迅即允诺。
生活书店是由邹韬奋开办的，掌握业务实权的是胡愈之。书店同意出版《译文》，给出的条件却相当苛刻：杂志先试办三期，稿费编辑费一概不拟开支，如销数能超出几千的限额再订合同补算。此外，稿费的算法也很苛刻，“我们要以页计，他们要以字数计，即此一端，就纠纷了十多天，尚无结果”。（2）对此，鲁迅十分不满，“现在的一切书店，比以前更不如，他们除想立刻发财外，什么也不想，即使订了合同，也可以翻脸不算的。”（3）即便如此，为文化事业计，鲁迅还是答应了。关于办《译文》，鲁迅在给翻译家孟十还的信中说：“希望由此引出几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新的译者来——其实志愿也小得很。”（4）对于生活书店的商人脑子，他从一开始就有清醒的认识，但因此，合作的基础也就非常脆弱。“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板，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在同一封信中，鲁迅还说，“办一个小杂志，就这么麻烦，我不会忍耐，幸而茅先生还能够和他们‘折冲樽俎’，所以至今还没有闹开。”（5）孟十还希望书店方面能赠送《译文》杂志，鲁迅说：“赠送《译文》的事，当向书店提议。和商人交涉，真是难极了，他们的算盘之紧而凶，真是出人意外。……先生的稿费，还要等一下，但年内是总要弄好的。”（6）在鲁迅眼里，邹韬奋一类的老板和通常意义上的资本家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抠门得紧，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
不久，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宴请鲁迅、茅盾、黎烈文三位《译文》发起人。席间，徐说，版权页上编辑人署名“译文社”，恐怕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机关通不过，必须用一个人的名字以示负责。而鲁迅、茅盾是根本不能出面的，黎烈文胆小，最后鲁迅拍板道：“编辑人就印上黄源吧，对外用他的名义，实际主编我来做。”同时决定9月份创刊。
8月中旬，鲁迅亲自编好了《译文》创刊号，并约黄源在茅盾家中会面。鲁迅把创刊号的稿子，以及插图的画册本等，一一交给黄源。黄源接过一看，大为感动：鲁迅非但把稿子的次序已经排定，而且每篇题目用几号字体，插图的大小尺寸，也都已一一注明。是年9月16日，《译文》呱呱坠地。创刊号一时洛阳纸贵，竟然接连五次再版。
进展基本顺利。在编辑《译文》的基础上，译文社又拟出版《译文丛书》，经由黄源同生活书店洽谈后，即开始工作。此时，郑振铎从京来沪，筹办《世界文库》，并决定由生活书店出版发行。对此，鲁迅是支持的，还应约亲译了《死魂灵》。但是，自从邹韬奋返国后，情况便起了变化。生活书店通知说因为已经有了《世界文库》，所以不再准备出版《译文丛书》。
1935年9月15日，黄源以译文社的名义在南京饭店宴请鲁迅、茅盾、黎烈文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与吴朗西。目的只有一个，因生活书店刚从海外归来的邹韬奋等人以已出版《世界文库》为由，拒绝了鲁迅等人欲出的《译文丛书》。征得鲁迅同意，由黄源“跑腿”牵线，巴金、吴朗西主政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同意出版《译文丛书》。就在这次宴请中，双方达成了出版意向。鲁迅和黄源所采取的措施是正当的，《译文丛书》你不要了，东边不亮西边亮，我找别人出还不行吗？不料，邹韬奋等人在代表生活书店与鲁迅续签《译文》出版合同后，突然要鲁迅、茅盾撤换黄源的《译文》编辑职务，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我想，这与黄源出招找巴金他们有关，《译文丛书》的面世，多少影响《世界文库》的销路。在资本家眼里，我不要你的，别人也不能要你的！这当然遭到鲁迅的断然拒绝，并拂袖而去。鲁迅认为：“这是未曾有过的恶例，我不承认，这刊物便只得中止了。”（7）次日，鲁迅在家中当着前来送校稿的黄源面，对茅盾、黎烈文愤怒地说：“《译文》第二年的合同，我已签了字，昨天他们出来推翻了。”随之，他拿起业已经他本人签字的合同，将其撕成条条，严正地宣布：“生活书店要继续出版《译文》，我提议，与黄源签合同，由黄源签字。”茅盾和黎烈文同声表态：好的。谈话结束后，由茅盾通知了生活书店。对于此事，林贤治评论说：“这是鲁迅为保护‘小人物’而作的斗争，为捍卫个人尊严的斗争，也是决心对抗由资本构成的霸权势力，而致力于开拓翻译事业的斗争。”（8）
从鲁迅1935年9月24日致黄源的信看，这期间，有“郑先生提议”，“调解《译文》事”，但是，遭到邹韬奋的拒绝，“今天上午沈先生和黎先生同来，拿的是胡先生的信，说此事邹先生不能同意，情愿停刊。那么，这事情结束了。”这里的“胡先生”是胡愈之，“邹先生”是邹韬奋。
我也是出版人，从一定意义上说，我觉得邹韬奋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出版商嘛，又是自己的资本，他不考虑资本回报，那才是不正常的。问题是，鲁迅并没有让他们赔本。鲁迅在另外一个出版商李小峰那里，据说还是让他赚了不少钱的。鲁迅是一个品牌，这个品牌就是不赚钱，也应该是一面旗帜。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苛刻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只能这样想，也许，当年邹韬奋们对鲁迅的价值，并没有估计得太高。(www.xing528.com)
关于这次事件的实质，以及自己前后所取的态度，鲁迅在1935年10月4日致萧军的信中作过很好的表述：
……对于《译文》停刊事，你好像很被激动，我倒不大如此，平生这样的事情遇见的多，麻木了，何况这还是小事情。但是，要战斗下去吗？当然，要战斗下去！无论它对面是什么。
……
至于我的先前受人愚弄呢，那自然；但也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在他们还未露出原形，他们做事好像还在于中国有益的时候，我是出力的。这是我历来做事的主意，根柢即在总账问题。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在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之后，又是一回事了。
那天晚上，他们开了一个会，也来找我，是对付黄先生的，这时我才看出了资本家及其帮闲们的原形，那专横，卑劣和小气，竟大出于我的意料之外，我自己想，虽然许多人都说我多疑，冷酷，然而我的推测人，实在太倾向于好的方面了，他们自己表现出来时，还要坏得远。
……
我们都好的，我比较的太少闲工夫，因此就有时发牢骚，至于生活书店事件，那倒没有什么，他们是不足道的，我们只要干自己的就好。
信中的“资本家”，指的是邹韬奋。同信还说到《译文》停刊后，社会上传播的此事出于译文社要求加钱不遂，这样“有益于书店的流言”，但鲁迅不予置评，乃是同样取“由它去罢”的轻蔑态度。给曹靖华的信则说：“生活书店貌作左倾，一面压迫我辈，故我退开。”（9）在这里，他使用了“压迫”的字眼。政治家出于政治需要，对于阶级阵线有特别的划分；而鲁迅出于实际斗争的体验，也有适合于他的阶级论。至于资本家的“帮闲”，当是指胡愈之、郑振铎、傅东华，甚至包括茅盾。胡愈之是“局内人”不说，关于郑振铎从中所起的作用，鲁迅在两封信里说过“有下石之嫌疑”和“颇有人疑他从中作怪”的话；至于傅东华，貌似旁观者，实际上是参与其事的。茅盾与郑振铎私交甚笃，在与生活书店往来中，一直扮演似乎骑墙的角色，但是，作为译文社中人，在关键时刻并没有明确的表态。鲁迅后来在信中说到茅盾和郑振铎时，曾说到“往日之给我的伤”，就是指的《译文》事件。（10）这种挫折，好像鲁迅并不太在意，在一封信里还说是“小事”，大约正如他所说，是因为经历过了的缘故。
然而，《译文》杂志一直是鲁迅所萦怀的，经过种种努力，1936年3月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鲁迅写了《〈译文〉复刊词》，对于《译文》的停刊，仍不免耿耿：“我们也不断的希望复刊。但那时风传的关于终刊的原因：是折本。出版家虽然大抵是‘传播文化’的，而‘折本’却是‘传播文化’的致命伤，所以荏苒半年，简直死得无药可救。直到今年，折本说这才起了动摇，得到再造的运会，再和大家相见了。”（11）《译文》第一版就重印五次，何言“折本”？如果这样还折本，也只能怪书店方面经营不善。商人就是这样，某件事因为无大利或别的什么原因，不想干了，还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将责任推给别人。文化如果“折本”，只能放弃文化。当然了，折本说还是“动摇”了。
和郭沫若等人一样，仿佛生前与鲁迅没有任何“过节”，没有任何恩怨，鲁迅去世以后，邹韬奋也成了宣传鲁迅的一个积极分子。1936年10月22日下午4点半，邹韬奋和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巴金、内山完造等人，同上海近万名悲痛的市民一起，洒泪把鲁迅先生的灵柩恭送到了虹桥万国公墓。在墓前的公祭大会上，邹韬奋最后一个讲话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了，他只说了一句话纪念鲁迅，他说：“有的人是不战而屈，鲁迅先生是战而不屈。”这句话热情地赞颂了鲁迅先生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25日，邹韬奋又在自己主办的《生活星期刊》上发表了《伟大的斗士》一文，称赞“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个文学家，并且是一个思想家”，是“中国民族革命的伟大斗士”，“鲁迅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遗产，是他那样不懈的积极的斗争精神”。11月1日，邹韬奋又写了《从心坎里》，文章说：“鲁迅先生是民众从心坎里所公认的一个伟大的领袖。”并说：“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位民族解放伟大斗士；更须不能忘记他的刚毅不屈的伟大人格。”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的时候，邹韬奋又作《鲁迅先生周年纪念》一文，呼吁“纪念鲁迅先生，不要忘却先生始终英勇战斗的精神，奋发努力于民族解放的工作，不怕艰苦，不许妥协”。“伟大领袖”曾经为了一点小事，被乱送桂冠的人“压迫”。对历史事实，应该宜粗不宜细。离开了琐碎的出版业务和经济纠缠——《译文》在他们眼里不是一项文化事业，而只是一株能够结果的果树，这树能结果，是它存在的理由，不结果，结得少了，它都应该去死——鲁迅在邹韬奋眼里成了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伟大的人！当然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鲁迅一死，邹韬奋已经从一个商人转变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注释
（1）《鲁迅全集·准风月谈》。
（2）（6）《鲁迅全集·书信·341204致孟十还》。
（3）（4）（5）《鲁迅全集·书信·341206致孟十还》。
（7）《鲁迅全集·书信·351022致曹靖华》。
（8）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第15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版。
（9）《鲁迅全集·书信·351219致曹靖华》。
（10）这段史实，主要来源于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第六章《知识分子的内战》。
（11）《鲁迅全集·且介亭杂文末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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