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凌晨5点25分，一代文豪鲁迅与世长辞。
当天下午，各大报刊就做了报道，一致地称道鲁迅是“文坛巨星”、“世界之中国唯一学术家”、“中国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世界前进文学家”、“中国文化界革命领袖”，称鲁迅的死是“高尔基逝世后又一震惊世界的噩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突失一英勇战士”。
葬礼安排在三天后的下午，由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李公朴等知名人士组成治丧委员会，尽管上海当局设置种种障碍，但还是有两万人自发前来为鲁迅送行，送葬队伍从徐家汇一直排到了万国公墓。到墓地时，已经是人山人海。
蔡元培、宋庆龄先生致悼词后，沈钧儒讲话，他激动地说：“高尔基前几个月死了，死后由苏联政府替他国葬。现在，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我们人民群众一致要求国葬，但政府不管。今天我们人民自己来葬，到的都是民众自己。我想鲁迅先生一定很愿意！”
台下群情激愤，很多人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的口号。巴金等12位文化界名人将鲁迅先生的灵柩缓缓地放入墓穴，棺椁上覆盖的“民族魂”旗帜庄严肃穆，在灰淡的云彩下显出一种悲壮。
一个人的历史定位，不在于生前的辉煌或黯淡，也不在于死时的隆重或凄凉，而在于历经岁月风霜的剥蚀之后，是否仍被人纪念、传颂和缅怀。鲁迅在逝世后的80年里，如他生前一般并不平静，他不断被诠释、演绎、解构和膜拜，也不断被曲解、利用、贬损和污名。人人都知道鲁迅，人人都议论鲁迅，人人都在遭遇现实不快时，遥想如果鲁迅活着会怎样。
80年来，鲁迅形象经历了曲折演变，时而高大如神祗，时而低贱如草芥。将他“神化”、推向“神坛”者有之；把他“鬼化”打入地狱者也有之；使他“俗化”为和自己一样的庸众者还有之；最可悲的是，把他化为自己手中的软泥，任意捏弄，为其所用者更有之。回顾80年来鲁迅形象的演变，就如同看一出大戏，从中可以得到许多教益。
1936年鲁迅逝世后，众多杂志发文悼念鲁迅。现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悼念声中的喧嚣
鲁迅逝世以后，国内外的哀悼之声持续良久，他生前的故交好友、素不相识的文学青年、乃至昔日论敌都纷纷发文悼念。
悼念声中最有影响的，是当时处于困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三则唁电，称鲁迅为“中国文学革命的导师、思想界的权威、文坛上最伟大的巨星”，“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此外，唁电中还向国民政府提出进行国葬、付国史馆列传等要求。
在浩如烟海的纪念文章中，有一篇短文时常被引用重温，警示后人。这就是郁达夫的《怀鲁迅》，他说了一段名言：“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不久，郁达夫又发表了一篇《鲁迅的伟大》，可与《怀鲁迅》并称姊妹篇。文中指出，“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郁达夫既非共产党，又非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曾与鲁迅处于对立状态的创造社成员，为什么他能够对鲁迅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呢？这大抵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鲁迅当时的影响力。
来自敌对阵营和对手的评价，有时候更能显示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鲁迅的胞弟周作人，同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旗帜人物，两人曾并肩作战，闯出了文坛“周氏兄弟”的名号，但此后二人因故失和多年，周作人曾写下措词尖锐的断交信，但他在鲁迅死后似乎已有所释怀，也加入悼念的行列当中。
11月16日和12月1日，周作人以“知堂”名义在上海《宇宙风》杂志发表了《关于鲁迅》，指出鲁迅“工作的成就有大小，但无不有其独得之处，而其起因亦往往很是久远，其治学与创作的态度与别人颇多不同，这是最可注意的事”。
关于鲁迅创作方面的情形，周作人认为鲁迅当时匿名写作，是因为“不求闻达，但求自由的想或写，不要学者文人的名，自然更不为利。以这种态度治学问或做创作，这才能够有独到之见，独创之才，有自己的成就”。
他还如实道出了鲁迅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包括安特来夫、伽尔洵、果戈里、显克微支等人。“用滑稽的笔法写阴惨的事迹，这是果戈里与显克微支二人得意的事，《阿Q正传》的成功其原因一部分亦在于此。……后日所作小说虽与（夏目）漱石作风不似，但其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而其深刻沉重处乃自果戈里与显克微支来也。”
《关于鲁迅》刊出以后，受到很多非议，但历史证明周作人对鲁迅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连同他此后的数篇文章，成为后人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献。
不过，在当时的一片颂扬声中，也出现了对鲁迅的攻击。1936年11月12日，女作家苏雪林写了一封《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刊登在次年3月16日的《奔涛》杂志上。该文主要攻击鲁迅三点：一曰鲁迅病态心理，将于青年心灵发生不良影响。尚有无量数天真纯洁之青年，亦将成为褊狭阴险、多疑善妒、睚眦必报、不近人情之人。二曰鲁迅矛盾之人格，不足为国人法也。鲁迅之得青年爱戴，在其左倾。然鲁迅思想，虚无悲观，且鄙观中国民族，以为根本不可救药，乃居然以革命战士自命，引导青年奋斗，人格矛盾如此，果何为哉？并诬蔑鲁迅表面敝衣破履，充分平民化，腰缠久已累累。三曰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
这篇火力全开的“檄文”颇为轰动，若鲁迅在世，必然会予以猛烈还击，但现在已无声辩之力。所幸的是，他昔日的朋友兼论敌胡适站了出来，在信中批评苏雪林：“未免太动火气，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胡适的态度，代表着一种极为可贵的学理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在鲁迅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就是在对整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中，都带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
在纪念、推崇、攻击和谩骂的热潮渐退之后，曾经是《新青年》主编和中共总书记的陈独秀，却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他于1937年11月21日刊出《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说道：“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将鲁迅还原成人，不溢美，不污名，作客观公正的评价，正是所有的鲁迅研究者和阅读者都应谨记的。当然，陈独秀对鲁迅的评价也有其局限，仅仅把鲁迅当作一个“有文学天才的人”，而没有看到鲁迅在中国思想文化史和社会革命史上的伟大价值，也没有看到鲁迅在体察国民性方面的过人之处。
1946年，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上海万国公墓内悼念鲁迅的民众。
毛泽东的鲁迅观
1937年10月19日是鲁迅的周年祭日，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请毛泽东到校作一场专门论鲁迅的演讲，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而全面地评价鲁迅。
这篇讲话概括了鲁迅的精神特点，因为这些特点，鲁迅“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他不仅把鲁迅作为文学家来评判，还把他当成一个革命先锋，并且用“老练”一词来形容。
早在1929年，林语堂也曾说过鲁迅与攻击他的那些青年作者相比，具有“充分的成熟性”、“独到处”和“深刻性”，“他深知中国人的生活及其生活法”，“那‘深知’是由于年老，但还是由于透彻地明了中国的历史”，因而对中国的事情具有真确的见解,这些见解产生于知识和艰苦的世故之中。这正是抓住了鲁迅与攻击他的那些年轻人的重要区别。
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不仅指出鲁迅比政治上尚还幼稚的青年作家的老练之处，还称赞鲁迅在整个革命队伍中也是一个“很老练的先锋分子”，将鲁迅纳入革命史中来考察，称其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www.xing528.com)
他还称赞鲁迅“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这句话须作两方面的解读，从积极面而言，它确立了鲁迅在中国革命史与文化史上的权威地位，为其后来所作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一根本性论断奠定了基础；从消极面来看，它为后来一些人把鲁迅当作新的文化专制工具提供了借口。仿佛不论什么时代，圣人是万不可少的。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后以《新民主主义论》为名发表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在谈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时，再次给鲁迅作出了高度评价，这也为此后数十年的鲁迅形象定下基调：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者和作家们对鲁迅的论述，都是围绕上述“定论”做文章，难以逾越。不过，也有少数人发表了不同于定论的看法，在毛泽东称鲁迅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文艺理论家邵荃麟从自己的独立思考出发，说鲁迅“不是什么主义者”(1945年9月10日《国文杂志》月刊第3卷第4期：《鲁迅的<野草>》)，也“不是政治家”(1942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1期：《关于<阿Q正传>》)。
实际上，早在1932年11月27日，鲁迅应北师大文艺研究社邀请到学校讲演时就声明过：“我不是个共产主义者，但亦许在我的主义里有些地方和共产主义是相同的。比如对于吃饭，亦许共产主义里头主张是要吃的，而在我的主张里也主张要吃。我对经济没有过细的研究，有好多地方全不知道。”
由于后来把鲁迅视为精神偶像，似乎他说的话应该句句正确，句句都是真理，在政治上也应富有预见性，能够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案。这样产生的后果，一是把鲁迅的话当作政治旨意，一律照办，结果可能并不如意；二是用政治家的标准要求鲁迅，一旦发现鲁迅的某些话在现实政治中并不全对，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以此全盘否定鲁迅。
被曲解的偶像
1956年10月，上海市政府以国葬仪式为鲁迅迁墓，将鲁迅棺椁从万国公墓迁至虹口公园（后改名为“鲁迅公园”）。前排扶棺者分别为文化部部长茅盾（左一）、鲁迅之妻许广平（左二）、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右一）。
1949年以后，鲁迅的“偶像”形象被不断建构和加固。1956年10月19日，在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的大会上，担任文化部长和作协主席的茅盾作了题为《鲁迅：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报告，他提出，鲁迅与萧伯纳、罗曼·罗兰、德莱塞等左翼作家一样，经过长期、曲折、痛苦的彷徨与寻求，最终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共产主义。
茅盾的报告，把鲁迅的思想发展道路完全纳入了政治公式，给鲁迅扣上了各种“主义者”的帽子。然而，这或许并非茅盾的本意，而是在一切以政治挂帅的现实环境下，身在其位不得已而为之。毕竟，早在上世纪20年代，茅盾就体现出对鲁迅的成就天才般的敏感。
1922年1月2日，《阿Q正传》在北京《晨报副刊》刚登到第四章，当时主编《小说月报》并兼记者的沈雁冰，即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巨匠的茅盾，就以大评论家的慧眼，洞察到《阿Q正传》的伟大价值。他那时给读者谭国棠的信，是对《阿Q正传》的最早评语。这封简短的回信，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后来近百年间《阿Q正传》研究的主要方面，切中肯綮地道出了这部作品的真义。
这说明茅盾作为一位天才的文学批评家，有着惊人的艺术直感，这种直感往往是非常精准的。但被套上政治枷锁后，却作了远离鲁迅本体的所谓报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学术上的退步。
在鲁迅被神化时，他昔日的好友冯雪峰曾无奈地说：“鲁迅本来是金子，可是有些人还嫌不够亮，要去切磨一番，粉饰一番。”这样“镀金”的结果适得其反，让鲁迅形象金光灼目，晃得人睁不开眼，反倒起了反感。但在各种扭曲当中，仍有一些真诚的学者淘到了鲁迅的真金。
比如，陈涌淘到的并不是“反封建政治革命的一面镜子”，而是在《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1956年10月《人民文学》10期)中，一再强调的“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他做了为“真实”而献身的普罗米修斯，从最高学术机关发配到甘肃，但他仍在新的论文《鲁迅小说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1962年《甘肃文艺》1期)中，以更加深沉的力量，更为透辟地阐发艺术真实性的原则。
唐弢淘到的是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使人们体悟到鲁迅杂文并不仅仅是战斗的“匕首”和“投枪”，还是极为精彩的艺术品。王瑶淘到的是从整体上全面深入地揭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特别是鲁迅杂文与魏晋时期嵇康文章“长于辩难”、“析理绵密”的议论性质与表现方式的历史渊源。
然而，进入六七十年代，鲁迅研究被绑架到极左的战车上，几乎没有人淘到令人瞩目的“真金”。
1966年后，将对鲁迅形象的扭曲推向极端，鲁迅变成部分权势者利用的工具。连鲁迅的爱人、学生和战友许广平也不得不适应时代需要，紧跟形势。是年冬天，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许广平作了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的发言，称“毛主席称赞鲁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但鲁迅总是以党的一名小兵自命……鲁迅一生所遵奉的命令，是党和毛主席的命令。”
此外，鲁迅在民间亦持续火热。当时，除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外，鲁迅的作品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公开阅读的书目；在全国风行的各类“小报”上，鲁迅的“斗争精神”常被当成“造反到底”、永不妥协的论据；在语文教科书中，鲁迅的文章被选入最多，个别文章甚至被当成语录。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痛打落水狗”一语，被当作对彻底革命精神的提倡。
鲁迅之子周海婴对这样的“鲁迅形象”很不满，他说道：前几年，上海发行了一本《鲁迅的故事》，在《秘密读书室》一节中有这样的文字：“多少个漆黑的夜晚，鲁迅来到这里，用张纸罩着电灯，聚精会神地读着读着。”为了肯定“故事”情节，书中还选用了一幅油画作为插图，书架上除了林立的书刊以外，还有一座闹钟，时针指向深夜一点左右，电灯用纸张裹着，地下摆着茶几，上有烟灰缸之类用具，主人公正在手持香烟，作彻夜攻读。
看了这段“故事”和插图，周海婴直觉和自己的印象不太符合。实际情况是：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鲁迅曾托内山先生租了一间房子作为藏书之用。因为这里存书较多，光线很暗，长时间地看书是不可能的，他到这里去，主要是拿要看的书，或者存放已经看过的书，并不是《鲁迅的故事》中所说的“秘密藏书室”。
鲁迅的孙子周令飞则讲了另一个故事：有一位雕塑家雕塑鲁迅的像，请祖母提意见，祖母看了以后，沉思了一下对那位雕塑家说：“我很喜欢您的雕塑，不过鲁迅是不是太严肃了一点，太凶了一点？”这个雕塑家不好意思地回答：“许大姐，我也想雕塑一个您心目中的鲁迅，但是群众不答应！”祖母听了这话就走开了，没再说什么。
1966年，莫斯科中央大厦，为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而举办的鲁迅作品展。
新时期的鲁迅“真金”
“四人帮”倒台后，思想解放运动兴起，知识分子重返学术平台，鲁迅研究又重新步入正轨，鲁迅作为一位伟大作家的真实价值被挖掘和还原，收获了诸多研究成果。
比如，朱正的《鲁迅回忆录正误》、陈漱渝的《鲁迅史实求真录》，以及包子衍、王锡荣和陈福康的《鲁迅日记》研究，开启了寻求鲁迅史实真相的先风；王得后首次概括出鲁迅的“立人”思想，认定“鲁迅是一位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王富仁提出鲁迅是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指出当时鲁迅研究系统的政治“偏离角”，提出了反封建思想革命的新的研究系统；钱理群则开始了鲁迅研究从外向内的视角转移，在鲁迅心灵的探寻中，与鲁迅毕生所致力的为使中国人民“结束精神奴化状态”的事业相接续，将鲁迅研究与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的精神自觉紧密联系在一起。
90年代，汪晖的学术专著《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从鲁迅的话语系统中提取出“中间物”的概念，由此升华为一种把握世界的世界观，反过来审视鲁迅的精神结构和文学世界，并以悖论的思维方式探索鲁迅的复杂性，打破了鲁迅研究史上长期存在的那种单一、静止的思维模式和阐释方法，揭示出鲁迅的本来价值：作为人类发展链条上的“中间物”、在“反抗绝望”中坚韧前进的思想文化战士。
而林非先生的《鲁迅和中国文化》，则从丰厚、深邃的文化内蕴中淘到了鲁迅对“人”的呼唤这块真金，并对鲁迅“立人”思想作出了更为老到与深沉的阐发。尤其可贵的是，林著破天荒地首次从学术上指出了鲁迅的局限性：在提出“尊个性”的主张的同时，错误地发展出“绝义务”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对于明中叶以后精神解放的巨大思潮未予应有的注意；出发点还是没有离开小农经济的基地，等等。
像林非这样从学术上指出鲁迅的局限性，在以前的鲁迅研究论著中未曾有过，以后也未得到应有的注意。这正是林著最可贵的地方，标志着鲁迅研究开始真正进入科学境界。鲁迅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可能脱离当时的时代环境，不可能不受到当时一些错误思潮的影响。这绝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与时代的原因。像这样实事求是地为鲁迅定位，不回避鲁迅的矛盾和局限，凸显他的真正杰出之处，而不把他说成是神灵和全才，反倒有益于肯定鲁迅的历史功绩，与鲁迅及其所处的时代达到深度的契合。
以上各时期的鲁迅价值观，都在中华民族的鲁迅认知史上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在21世纪的新时期中，面对种种新的形势变化，在前人基础上还有对鲁迅价值进行重估的必要。然而，对鲁迅的再认识和再思考，“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鲁迅诞辰80周年和100周年，由中国人民邮政发行的纪念邮票，后者为茅盾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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