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李夏恩
喘息，艰难的喘息。每一次呼吸，起伏的胸腔都会激起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这疼痛像灰色的藤蔓一样，纠缠着每一条血管，每一根神经，扩散到全身，引发一阵痉挛。每每此时，那张埋在“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之中的脸，就会“皱成一团”，纵横的沟壑便会蛛网般地铺满灰黄色的皮肤，每一个汗孔都是一只透明的蜘蛛，从身体里吮出粘稠的汗液来，密密麻麻地爬满整张面孔，只有两只眼睛，在这团终日喘着的黑气中发着光。
这双眼睛，在过去的56年里自诩已经看遍人间浓黑的苦痛，但现在，这苦痛却如同黑色的闸门，重重地压在这个人的身上。从这一年年初开始，病痛的蛆虫就在蚕食着他早已千疮百孔的身体。1月3日的晚上，“肩及肋均大痛”。3月2日，开始发热，咳出白色的黏痰。伴随着咳嗽的是逐夜的失眠，在黑魆魆的夜中，他的眼睛常常半开着，凝视着外面一晃而过的车灯，以至于显出他瘦削的身体更加羸弱。3月19日，右下胸痛，体温开始高热，他的胸腔里抽出“微黄色透明的液体”，到6月23日，抽出的液体已经变成了“微黄而浓”了。
“呼喘的声音，不用走到他的身边，一进了卧室便能听到”，来看望他的人会发现这个一向被视为坚强、倔强的人是如何被病痛击倒在藤椅上的：“鼻子和胡须在煽着，胸部一起一落，眼睛闭着，差不多永久不离开手的纸烟，也放弃了”。尽管病痛在摧残着他的肉体，但在拜访者面前，他却竭力克制着自己的苦痛，“头有些向后，眉头仍和平日一样没有聚皱，脸上是平静的，舒展的，似乎并没有任何痛苦加在身上”。
对那些拜访者来说，这个半躺在藤椅上，气息喘喘，病痛缠身却又竭力摆出平静状态的人，并不简简单单是个病人。在他们眼里，他是慈父一般的导师，是播撒革命火种的先知，是和不久前去世的高尔基一样举世闻名的文豪，是组织需要争取的“同路人”。他有着上百个名字：戛剑生、庚辰、令飞、迅行、唐俟、巴人、宴之敖者、LS、长庚、白舌、何家干、孺牛、丰之余、游光、史贲、越山、旁、齐物论、晓角……但这些名字连同他真正的名字，最终都汇成一个最响亮、最引人瞩目、并且将流传后世的名字。
他叫鲁迅。1936年，他要死了。
病：鲁迅的三副面孔
等待死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以被赋予种种含义。尤其是像鲁迅这样具有崇高地位的人，在等待死亡时与疾病缠斗的过程，自然被他的追随者和崇敬者们加以解释。
鲁迅死后喷涌出的大量纪念文章颂歌齐唱：《生活知识》社的青年同仁称颂鲁迅是“无时无刻不在劳动着，当他的病一恢复，就开始写作。这种精神，是每个文化工作的怠惰者应当惭愧的啊！”同样的惭愧之情看来也折磨着《申报·文艺专刊》作者的心，他将鲁迅比作“因爱护人类而被锁于高加索的巨人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一样，依然毫不退却地在围困中呐喊，到了死的前夕，犹在挥那鲜血淋漓的匕首”。《文化报》的作者“振”写道：“先生平时对于自己的病是不注意的”，他这种“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虽促成他的早死，但他的精神却给革命者一个模范，为青年们的师表”。以政治揭黑闻名的小报《铁报》上的纪念文章则慷慨激昂地宣布：“鲁迅先生不是病死的，是为人类正义、和平，战斗而死的！”
鲁迅被他的崇拜和追随者塑造成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坚强战士，而他的病也被解释为生命最后的试炼，用以彰显其人格的坚毅和伟岸。对这些集体奉上的揄扬之辞，鲁迅的亲友自然照单全收。然而比起这些从未与鲁迅有过面缘，只能在追悼会上忧神悬想的崇拜者，陪护随侍在鲁迅身侧的人会有更多的细节可讲。尽管这些细节未必如那些慷慨的颂歌一样响彻云霄，但却更平易，也更令人动容。
唐弢在街头遇见病中的老友时，发现他“脸色很憔悴，有咳嗽，但说话还是那么地有趣，使人失笑，又促人深思”。来看望鲁迅的许寿裳发现他面前的至交“病势沉重，胃口不开，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胫瘦得像败落的丝瓜，看了真叫人难受”。他的学生孔另境看到的是一个“身子消瘦得厉害”的老人，“坐在写字桌旁的藤榻里，以一条棉被裹着身子”。日本友人鹿地亘在那间“不满十坪”、“桌上和四壁都堆满了书籍”的朴素房间里去拜访鲁迅时，看见了“只穿短衫裤子的鲁迅留着长头发和胡子，非常消瘦衰弱的小小的身姿”。
同情、怜惜、悲悯，尽管目光里同样不乏仰视，但在鲁迅亲友们的眼中，疾病并非是圣化这位“民族斗士”不可或缺的一种必要精神的试炼，用以弥补未能殒命于敌人子弹下的缺憾，而是可以触碰到的、可以被肉体真切感受到的痛楚和折磨。
奋斗至死的战士和沉疴缠身的病人，鲁迅的崇敬者和亲友勾勒出鲁迅的两副面孔，但是否将构成这两副面孔的零章碎简，像马赛克一样拼凑起来，就构成了一幅完整的鲁迅形象？
这里面还缺少了一个重要的片段，也是鲁迅的第三副面孔：病人自己的描述。无论旁人以何种方式观察和揣度，真正能体会到自己身体状况的仍是鲁迅本人。1936年7月6日，刚刚从重病中挣扎出来的鲁迅给北平的母亲写了一封信，详述了自己这段时间的病况：
“男自五月十六日起，突然发热，加以气喘，从此日见沉重，至月底，颇近危险，幸一二日后，即见转机，而发热终不退。到七月初，乃用透物电光照视肺部，始知男盖从少年时即有肺病，至少曾发病两次，又曾生重症肋膜炎一次，现肋膜变厚，至于不通电光，但当时竟并不医治，且不自知其重病而自然痊愈者，盖身体底子极好之故也。现今年老，体力已衰，故旧病一发，遂竟缠绵至此。近日病状，几乎退尽，胃口早已复元，脸色亦早恢复，惟每日仍发微热，但不高，则凡生肺病的人，无不如此，医生每日来注射，据云数日后即可不发，而且再过两星期，也可以停止吃药了。所以病已向愈，万请勿念为要。”
尽管为了宽解母亲的忧思，鲁迅尽量将自己一度奄忽危殆的病情轻描淡写，但也足见他对自己病势的认知相当清晰。实际上，对周遭亲近的朋友，尽管他常常克制表现出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非常乐于在信中倾吐自己的病状。
在对病的敏感度上，恐怕现代中国知识界少有人能居鲁迅之上。对医学家来说，鲁迅的生命史几乎可以说是一份完美的病史档案。日本医学史家泉彪之助曾经对鲁迅得过的疾病进行列表统计，发现可以开列一张长得吓人的清单，包括冒寒、伤风、感冒、受凉、中寒、受寒、气管病、支气管炎、肺炎、肋膜炎、喘息、胃弱、胃病、胃炎、滞食、伤食、肠炎、消化系统流行性感冒、痔、流行性感冒、霍乱、赤痢、带状疱疹、神经衰弱、神经兴奋、神经痛、肋间神经痛、脑炎、中暑、龋齿、疮、疖，等等。
鲁迅将这些身体上大病小疾不厌其烦地记录在自己的日记里，可以说，在他如便条般悭吝笔墨的日记里，除了金钱往来和购书清单外，最清晰也最频繁的就是他的生病记录了。他会记录下诊断的病名、购买的药物，甚至是受诊的医院和购药的药店。
从早年间的牙痛，到青年时代的胃病，再到中年以后的胃病、肺病、牙病以及时疫的交相困扰，一直到最后的肺病，鲁迅始终生活在病的阴影下，就像前面提到的那则日记一样，病给他带来痛苦，但作为交换，他也从病那里获得灵感。他的文章里可以嗅出病毒的飞沫和药水的味道。他的小说里对病人的描写尤为细致精心，宛如一份精准的医学报告。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被伪装成一份真实存在的患者自述症状，“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弟兄》中被中医误诊为时疫猩红热的靖甫“脸更觉得通红了，的确还现出更红的点子，眼睑也浮肿起来”，最后却被西医发现不过是普通的疹子。
后面这个例子，容易让人联想起鲁迅的父亲被庸医所误、最终死亡的往事，而这也成为青年鲁迅决计赴日学医的契机，但在日本看了砍头的幻灯片后，才顿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从此，一个为救治国民而弃医从文的医者形象就此诞生。
1927年8月19日，鲁迅与许广平、何春才（左）、廖立峨（右），摄于广州西关。
医：诊断病夫之国
在“东亚病夫”这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辱华口号已经被广泛接受的时代，以病为家国之喻的手法，在文学创作中并不奇怪。但实际上，阅读鲁迅的文章便会发现，力图成为救治社会国家痼疾医生的鲁迅，似乎更善于诊断“病症”，而非“开方、下药”。
他的医者形象其实远不如他的病人形象来得更具体、更细微。他没有给出多少医国良方，倒是为这个国家寻出不少“病”来。鲁迅是如此地喜欢在他的文字胪陈疾病，如数家珍：牙病、肾病、水肿病、精神病、癫痫、梅毒、伤寒、虎烈拉、脑膜炎、黑死病。有些病是他亲身体味，有些则是道听途说，但却通通将其热切地塞进自己的文字中，作为形象的讽喻。
梅毒是其中最具讽刺性的一种疾病，鲁迅从未得过梅毒，因此他可以完全从医者的角度来审视这种疾病是如何毒化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眼中，梅毒不仅是一种性病，更是可能导致亡国灭种的祸魁。西方帝国主义征服者用梅毒导致美洲原住民大量死亡的传说被普遍相信，并以为前车之鉴。夏丏尊在《生殖的节制》中甚至发出号召，认定患有梅毒等传染性疾病的人“可害及子孙及社会，人种改良学中，对于有这种疾病的男女，都主张用国家的权力，禁止其生殖的。”一心希望可以将旧社会和旧思想从中国连根拔除的鲁迅，自然会将其比作思想意识中的梅毒，希望它彻底断绝：
“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
将旧思想比作梅毒，并不能满足鲁迅对其的全盘否定的决绝心理，一如梅毒会侵害脑神经，使人神智癫狂，这种旧思想同样在人脑中种下自欺欺人的病灶，让人产生以丑为美的病态幻觉，因梅毒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那时候，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是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
鲁迅对精神上的梅毒大加挞伐，因为梅毒在国人的精神上臆造了一个善恶好坏颠倒的世界，明明是病人，却非要说自己正常。那么病人眼中病态的世界，反而有可能才是真实的本相——这正是鲁迅笔下罹患精神疾病的疯人的意义所在。很多后来的研究者认为鲁迅笔下的疯人是旧社会反抗者，但如果仔细将文本与病理学的描述相对照，就会发现，这些“疯人”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真疯子，并非“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故作癫狂的清醒者。《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是典型的被迫害妄想症，《长明灯》里的疯子同样有着严重的躁狂性夸大妄想，《白光》里历考不中的陈士成则是重度抑郁的症候，他的命令性幻听已经达到耸人听闻的地步。
鲁迅可谓深谙病态心理学的文学大师。他的那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尽管描写的是一个真疯子，但鲁迅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却让这个以描写疯子著名的人误认为他是装疯，是“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了疯子来做武器”来对付自己的，这同样也是一种受迫害的妄想。学习医学的经验，加之自己的感同身受，鲁迅创造出的疯人真切而令人震悚。但鲁迅虽然着笔于疯人，但其意却不在疯人如何反抗和战斗，而是试图揭露病因：他们的精神失常都是社会压抑下的结果，他们比正常人更能夸张扭曲地体会到社会中最阴冷、最凉薄的一面——疯狂看似是个人精神的失常，但却是社会造成的病因。
然而，还有一种病，对鲁迅来说具有更加特殊的寓意。鲁迅时而将它和梅毒一样进行揶揄，讽刺这种病人“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然而，时时又能感到它对身体的致命威胁和对精神的摧残。它就是肺病。
肺病是鲁迅小说中最广为人知的疾病，他的父亲死于肺病，他的朋友们诸如白薇、郁达夫、瞿秋白都受到肺病的困扰。至于他自己，更是身染肺病多年，所以也难怪慷慨地将这一疾病赐给他小说中的人物作为最终的解脱。一如他在1926年10月23日给许广平的信中所写，人一旦有了肺病，“便容易灰心，颓唐”。因此，在他的小说里，肺病往往意味着彻底的沉沦与绝望。尽管肺病让他可以在临终前以无言激怒他的仇人，但他被肺病折磨得瘦削不堪的尸体，仍被他先前所憎恶的那些人制成行礼如仪的道具。
倘使可以选择一种病作为自己的死因，鲁迅想必不会选择肺病，它是如此地残忍而绵长地拖延了死亡的苦痛，让病人可以在漫长的死亡之路上看尽社会的黑暗和人情的凉薄。直到它榨干病人的最后一丝精力，又把最后一缕绝望输进血管之后，才会带着幸灾乐祸的讥笑退下，把病人让给久不耐烦的死神。1936年的鲁迅面临的正是这样的绝望窘境。死亡时远时近挑逗着这个躺在病榻上的老人，不过他似乎多少预见到了这个结局。
他曾经如此纯熟地将病作为国家、社会和国民性的隐喻，然而，现在重病缠身的自己，却成为别人笔下一个最具复杂意象的隐喻。1936年9月5日，重病稍起的鲁迅，在一篇文章的结尾写下自己对最终时刻的预想：“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苦痛；但是，临终的一刹那，也许并不这样的罢；然而，一世只有一次，无论怎样，总是受得了的……后来，却有了转机，好起来了。到现在，我想，这些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在这些看似自相矛盾的焦虑抒发完了之后，他用这样一句话结束了整篇文章：“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
这篇文章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名字：《死》。
1933年9月13日，上海王冠照相馆，鲁迅与妻子许广平、儿子周海婴合影。
死：想象的与真实的
“‘死’是世界上最出众的拳师，死亡是现社会最动人的悲剧。”
1936年1月28日，当鲁迅凝视凯绥·珂勒惠支的《妇人为死亡所捕获》时，写下这段话。一如鲁迅所描述的那样，这幅画展现的是一幅生离死别的绝望场景：“‘死’从她本身的阴影中出现，由背后来袭住她，将她缠住，反剪了；剩下弱小的孩子，无法叫回他自己的慈爱的母亲。一转眼间，对面就是两界”。死亡是如此的猝然、残忍，毫无人性地从弱小的孩子面前攫走他的挚爱，然而鲁迅却连用两个“最”字来形容死亡——这是对死亡的礼赞吗？抑或是他的另一种反讽？因为在这句话的后面，鲁迅又称赞这个被死亡捕获的妇人，“是全作品中最伟大的一人”。
鲁迅对死亡的态度是最令人困惑的一点，就像他在这段文字里，既称颂死亡是“最出众的拳师”，又赞扬试图从死亡阴影中挣扎出来的妇女是“最伟大的一人”。这种态度给人一种首鼠两端的模糊感。也许这段话的另外一句可以解开这个困局——“死亡是现社会最动人的悲剧”。死亡本身正因为难解，所以才可以被赋予异常丰富的意义，但这些意义只有在死亡介入到生活中时，才能被迸发出戏剧性的灵感。
这恐怕也是鲁迅对死亡异乎寻常着迷的原因。自承包括了他所有哲学的《野草》，是鲁迅为自己谱写的一曲死亡赋格曲。死亡的意象从幽暗的文字深谷中肆意滋长：死人的眼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废墟、荒坟、墓碣文、死尸、腊叶、血痕，还有“红影无数，纠结如珊瑚网”的死火和“死掉的雨”的“精魂”的雪。一如他自己在题辞中所总结的那样：“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这些诡怪奇丽的想象，乃是死亡在他无意识世界中滋生的野草，它们“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生长，但最后又会在地火的喷出中烧尽，毁灭，再一次归于“死亡与朽腐”。
藉着无意识世界中对死亡夸张绮丽的狂想解读，使他同样将对死的体悟灌注在生活现实之中。他非常纯熟地将死亡安排给他小说中的人物：《狂人日记》中死亡不仅是对狂人死去妹子的回忆，臆想出的死后的残渣“人肉”仍然被端上餐桌，被每一个青面獠牙、目光凶狠的活人吃掉；在《药》里，死亡是一个血红的馒头，被蒸熟后“散满了一种奇怪的香味”；《阿Q正传》里在“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中，阿Q感到自己被“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的眼睛连成一气，“咬他的灵魂”，他甚至还来不及喊一声“救命”，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
这些死亡尽管死因和表现各个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非正常的死亡。或者说，只有非正常的死亡，才有可能在鲁迅那里触发戏剧性的灵感。他甚至在1925年为自己安排了一场横死的轻喜剧。
在这篇名为《死后》的文章里，鲁迅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令这位前医学生恐怖的是，他发现死亡“只是运动神经的废灭，而知觉还在”。他不得不听着那些令人心烦的噪音和无聊看客的批评，任由虫豸和青蝇侵扰他的肉体，愤怒地被素不相识的人随意摆布，还有一个帮闲的书店伙计给他送嘉靖黑口本的《公羊传》。他“万不料人的思想是死掉之后也会变化的”，种种生前困扰他的杂念在死后继续纠缠着他的精神，“我觉得在快意中要哭出来。这大概是我死后第一次的哭”。
尽管他最终从这个让他想要流泪的怪奇梦中醒来，但这个梦也许在之后的11年里仍然不时敲击着他的内心。直到1936年，死这个念头，才从他的散文、小说以及所谓的“梦”中，潜行到他的身边。1936年9月5日，他写下了《死》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因为那篇著名的遗嘱而广为人知。一如9年前他在《野草》题辞中近乎呐喊地高唱“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他在“遗嘱”中也写道：“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生活”。这些表达与他在《野草》里抱持的哲学一脉相承，只是比散文中诗意的语言更加坦率、直接。
鲁迅在小说中对死亡的描写如此真切，几乎像是面对死亡画的临摹素描，那么是否意味着他在现实生活中也同样亲历目睹种种“死相”？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会令人失望。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诚然是革命与战争的舞台，也是死亡肥沃的农场。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直奉战争、直皖战争、北伐、清党、暴动、起义、剿匪、内战……整个中国大地宛如杀戮的修罗场，暴戾之气恣肆弥散，所到之处横尸遍野、血光淋漓，天灾人祸无日无时，死亡也是年年岁岁满载而归。如果想要酣畅淋漓地描写死亡，那么没有比中国更适合的地方了。(www.xing528.com)
大环境如此，因此死亡成为鲁迅文章的主题并不令人奇怪。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鲁迅曾经卷入过任何一场暴烈死亡的场景之中。相反，他总是能恰到好处地与死亡擦肩而过，最多只是回首瞥一眼它留下的痕迹。
辛亥革命于绍兴而言近乎于无血革命，在故乡做教员的鲁迅只和老友范爱农“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绿林大学”毕业的都督王金发派兵捣毁报馆时，他已远在南京，但却能讥讽他那位公开展示大腿伤痕的前同事。之后，主要在南北之间和乡野城外进行的几场战争爆发时，鲁迅都安居北京抄古碑，离他最近的死亡气息的来源，也只有绍兴会馆那棵吊死过女人的大树。1919年的五四运动尽管声势浩大，但却并未流血，而鲁迅这天的日记显示他上午去参加了一个葬礼，下午和孙福源、刘半农聊天。
1925年3月18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三一八”惨案，原本可以成为鲁迅直面鲜血的一次契机。他很快写出了对这场屠杀的批判文章，将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根据许广平的回忆，鲁迅在“最黑暗”的这一天劝阻了她去请愿，而要她留下帮他抄东西：“请愿请愿，天天请愿，我还有些东西等着要抄呢！”他脍炙人口的《记念刘和珍君》写于屠杀爆发的12天后，他参加了追悼会，可能也看到了被公开展示的遭受虐杀的尸体，并且写下了“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名言。
但是“直面”和“正视”恐怕也就是鲁迅所能肩负的极限了。1927年4月15日，在广州中山大学，同样的暴力戏码又小规模地上演了一场，感应到“四一二”清党震波的广州也进行了一场搜捕。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两个月后，中共在广州发起暴动，鲁迅再一次成功地错过了亲历目睹革命和死亡的机会。尽管没有证据显示他真的见过许多的鲜血，但在五年后为他的新选集《三闲集》的序言里，他坦陈：“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
现实中的死亡让鲁迅“目瞪口呆”，也使他学会藏在壕沟里避开死亡可能射来的流弹。他一面仍然从死亡中获取必要的灵感，一面躲避着死亡真正的来袭。每当通缉他的风声传来，他的脚比手更灵敏，他因此学会了和吊灯上的“巨蟒”和谐共处之道。
他尽管小心翼翼地绕开死亡，但却清楚死亡的险恶与威胁仍然无处不在。鲁迅在《野草》里让野草“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生长，不过作为养料的“陈死人”如何而来却非他所能设想。20世纪初，无数的革命和混战抛洒的鲜血和死尸不可谓不少，但究竟能滋生出多少蕴含希望和生命力的“野草”却是个问题。
1930年3月2日，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说，“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没过多久，鲁迅所预感到的死亡悲剧就发生了。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公共租界六马路东方旅馆的一个房间里，正挤着开会的36名男女突然被抓捕，其中的23个人于2月7日晚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集体处决。这23人中，有5名青年作家，其中两人与鲁迅交谊匪浅。这两个人的名字是白莽（殷夫）和柔石。
两年后的一个夜晚，鲁迅为他们写下了他所有悼亡文字中最感人的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里面时而追忆细节，时而低喃心语。“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
也许只有这一次，才是死亡对鲁迅的第一次真正冲击，他感觉到了死亡强大的悲剧性力量压抑在他的身上。但他只能靠对死亡者的纪念，来让自己心中压抑的悲愤之气得以喘息。随着年龄渐长，他也愈来愈感觉到死亡的迫近。
在死亡的世界里，徘徊的不是活人，而是比活人更明了死亡意义的鬼魂。
1930年9月17日，左联的冯雪峰、柔石、冯乃超等人在上海法租界为鲁迅秘密举行50岁生辰祝寿会，叶圣陶、茅盾、史沫特莱等人参加，照片为史沫特莱所摄。
鬼：真相与伪装
“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
1936年9月20日深夜，一个凄美、苍凉的鬼魂从鲁迅的笔端诞生，她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从绍兴的童年时代，这个鬼魂就缠绵在他的左右，时而让他从她散发的强而美的鬼魅气息中舔舐到难以名状的惊喜和快感。她的名字唤作“女吊”。
“女吊”是盘亘于鲁迅脑皮质间的诸多鬼魂之一，一如他自诩爱恋暗夜，并愿为夜谱写颂歌一样，这些徘徊于暗夜之中的鬼魂，恐怕是除了死亡之外他最倾心的事物。他对鬼的着迷应该不下于他对死的热恋。他常常感到自己被鬼魂所纠缠，在1924年9月24日给学生李秉中的信中，他说：“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
一年后，在《写在坟后面》，他再次重复了这一感觉，承认“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这里的鬼当然可以被理解为这个从传统中国挣扎出来的人无法摆脱的“旧文化”的束缚。但当他使用“鬼”来形容这种难于自拔的窒闷时，却赋予了鬼一种强大的魅力：尽管使人苦恼，却足以纠缠人心。这种缠人的“鬼气”几乎可以说浸透了他的文字。
鲁迅似乎对鬼魅充满了憎恶和“恐惧”，急于从它们的身边逃开，但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鲁迅诱惑着死亡，却又在现实生活中刻意躲避它的到来。他对鬼的态度恐怕也如是矛盾。他的《女吊》自然是对童年时代绍兴流传的鬼魂“女吊”一次满怀温情的致礼，而这篇文章又和他十年前的另一篇文章《无常》遥相应和。
在《无常》里，阴间的勾魂使者无常先生，乃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鬼，他会因为同情而放他侄子的魂灵还阳半刻，他对“铜头铁臂”和“皇亲国戚”一视同仁，他虽带来人所恐惧的死亡，却是百姓“最为稔熟，也最为亲密”的阴间使者，是鲁迅“和许多人─所最愿意看的”。只要望见“一顶白纸的高帽子和他手里的破芭蕉扇的影子，大家就都有些紧张，而且高兴起来了”。
憎恶与高兴，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被鲁迅同时灌注于鬼的身上。就在他写完《女吊》的两周前，他在《死》这篇文章里，点数中国人对鬼的信仰，并总结“三十年前学医的时候，曾经研究过灵魂的有无，结果是不知道；又研究过死亡是否苦痛，结果是不一律，后来也不再深究，忘记了”，然后干脆利落地承认：“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
这样的坦承近乎冷酷——鬼被他一再用笔涂抹成各种形象，或被斥责，或被憎恶，或被同情，或被喜爱，但最后却被始乱终弃，化为乌有。这似乎对鬼颇不公平，但却正是鲁迅的用意所在。只有虚无之物，才可以被赋予诸多意义，运用自如。只要鲁迅需要，那鬼就可以是被唾弃的，也可以是被喜爱的，全看他需要表达的理念，或者是针对的对象。
其实只要把鲁迅笔下的鬼稍作分类，便可以发现他对这被处以虚无之刑的鬼究竟情感如何。他所憎恶的“鬼”，往往并非真正的鬼，而是头戴鬼的假面的人，这些人装神弄鬼，故意造出鬼的可怖，其目的却是施行人的卑劣和险恶。
鲁迅遭遇“鬼打墙”碰壁的“鬼”、“面目混沦”的“中山厉鬼”，其实正是他在现实中遇到的敌人。与敌人的论战占据了鲁迅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以至于他延续生命似乎不是为了他的爱人，而是为了他的敌人。
1933年2月17日，鲁迅与英国剧作家萧伯纳（中）、蔡元培合影，摄于上海送清凉住宅院内。
斗：最后的复仇
如果把他的“敌人”从头到尾列成一份名单，那么这份名单会长得吓人：林纾、钱玄同、胡适、林语堂、废名、魏建功、梅兰芳、杨荫榆、陈西滢、章士钊、徐志摩、李四光、高长虹、顾颉刚、成仿吾、郭沫若、叶灵凤、潘汉年、张资平、张若谷、梁实秋、潘光旦、章依萍、傅东华、沈从文、张竞生、邵洵美、章克标、邹韬奋、廖沫沙、田汉、夏衍，等等，只要将这份名单的名字串联起来，就可以很容易地勾勒成一幅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界的素描。几乎所有在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都难逃鲁迅的唇枪舌剑。
也难怪鲁迅一直感到自己生活在鬼蜮魍魉的包围之中。如此多的人都与他为敌，以至于他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要防备四面射来的明枪暗箭，并且用他手中的匕首、投枪反击回去。
如果仔细审视这份名单，就会发现它最饶有意味之处，不在于鲁迅竟然能吸引如此多文坛名流与他作对，而是他与这些人之间微妙甚至暧昧的关系。这份名单上当然有着所谓鲁迅的“公敌”，这些敌人常常并未开罪或是挑衅过鲁迅，鲁迅对他们的攻击也大都仅限于反驳他们的观点，尽管常常语气辛辣，形类咒骂，比如对林纾、章士钊。但名单上的另一批名字更值得深究，他们是鲁迅的旧日师友与昔年故交。在最初的钦敬与友谊消散之后，这段关系最终以令人遗憾的争执和谩骂而告终。
我们当然可以从鲁迅的生平轶事中，找寻出许多令人感动的“伟大友谊”的例证。他对留日时期好友范爱农的感怀，对被捕处死的柔石和殷夫充满慈父般真挚的哀恸，一直与他通信不辍的多年至交许寿裳和他在晚年如宽厚长者般关爱的青年作家萧红及萧军，他很愿意在信件中将自己的欢乐、焦虑和烦恼倾吐给他们，交换彼此间最隐秘的经历和愿望。
但是，仔细查考这些友谊故事便会发现，能够与鲁迅保持长久友谊的前提，在于与鲁迅的文字批判保持恰当的距离。生活中的鲁迅对真诚和热情从不吝惜，但一旦到了文字领域，他就像深入一片鬼影幢幢的幽暗丛林，处处都是鬼声啾啾，四面都是乔装改扮的鬼脸。倘使他认定某人在这座丛林中装妖扮鬼对他偷袭，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工作中的愤恨带入生活之中，将其视为寇仇。
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这些鲁迅在《新青年》与《语丝》时代的同道好友，最终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成为路人甚至仇敌。在1930年2月22日给章廷谦的信中，鲁迅将他在文章中讥讽的对象又进行一番吊打，钱玄同“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詈骂，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鼻公”顾颉刚“天生一副小娘脾气，磨成了粉也不会改的”。他还听闻钱玄同和刘半农在北平“逢人便即宣传，说我在上海发了疯”，而这又和林语堂“有些关系”。江绍原给他寄来一篇《美国批评家薛尔曼评传》也被鲁迅疑心为借此对他进行敲打，因为薛尔曼“后来思想转变，与友为敌，终于掉在海里淹死了”。在信的最末，他将这些旧日敌人打包一并称为“贱胎”：
“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今年我在《萌芽》上发表了一篇《我和<语丝>的始终》，便是赠与他们的还留情面的一棍，此外，大约有几个人还须特别打几棍，才好。这两年来，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实在无聊，所以想再来闹他一下，顺便打几下无端咬我的家伙，倘若闹不死，明年再来用功罢。”
1923年4月，鲁迅（前排右三）、周作人（前排左三）与俄国诗人、童话作家爱罗先珂（前排右四）等合影。
尽管鲁迅在信中自夸“敌手都消灭了，实在无聊”，但恐怕讽刺的意味多于现实。回顾鲁迅以往的敌手，尽管常常撩拨起他的战意，却多是骑士决斗般的双人交锋，鲜少以一敌多的沙场阵战。但他“这两年来，水战火战，日战夜战”，却是孤身敌众的“围剿”作战。“围剿”他的并非他所憎恶的旧日论敌或是他一直批评讥讽的国民政府，而是一群血气方刚的“革命文学家”组织的“创造社”和“太阳社”，鲁迅成为这些组织成员围剿炮轰的核心。
尽管这些叫战于1930年在上层指示下化干戈为玉帛，左翼作家联盟也在这一年成立，鲁迅被推为“盟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此可以收刀入鞘。相反，久经围剿鏖战的鲁迅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号称团结革命力量的组织倍感疑心。在3月27日写给章廷谦的信中，他历数自己十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而这一次加入左联，恐怕又会重蹈覆辙。
这些不祥的预感很快化为现实。不到两年，他就因为左联内部成员发表《汉奸的供状》一文而陷入与同盟战友的口舌之争。1934年，他再次因为左联领导人田汉化名绍伯发文讥讽他与论敌杨邨人“调和”而不得不挺身抗辩。1934年11月14日，在给《戏》周刊编辑的一封信中，鲁迅的怨愤倾泻纸上：“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尽管饱尝腹背受敌的苦楚，但鲁迅仍然勉力左联守护神的角色，对“友军背后射来的暗箭”，只能“躲进深林，自己舔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但到1936年，左联终于在无声无息中解散。对鲁迅来说，左联已经耗费了他太多的心血和隐忍，他为之付出的牺牲相当于泥牛入海，毫无声息。
1936年，围绕所谓“两个口号之争”，隐忍之下摇摇欲坠的沉默才终于被打破。在今天看来，无论是“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都是中共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诠释方式，也许并不值得大动干戈，但却在1936年5月到7月间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坛混战。
作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者，鲁迅不得不处于这场混战的漩涡之中。但他的身体已不适合再纠缠于这些争论。1936年5月18日的日记显示，体温高达“三十八度二分”，从这一天起，热度一直没有下降。29日，注射了强心针。31日，史沫特莱介绍在沪美国肺科专家邓恩来诊，鲁迅日记对诊断结果只有令人不安的三个字“言甚危”。从6月5日开始，鲁迅停止记日记，直到25天后，他才在6月30日补记了自己的病况何其危殆：“自此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其间一时颇虞奄忽”。
1936年8月2日，就在鲁迅刚刚从死亡阴影中挣扎出来的一个月后，他突然收到了青年作家徐懋庸的一封来信。徐认为鲁迅“对于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在目前的时候，在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
面对这样一位小人物的来信，鲁迅本不必大动肝火，但长久以来压抑在胸中的愤懑使他不吐不快。他在1936年5月23日致曹靖华的信中就提到自己“真想做一篇文章，至少五六万字，把历来所受的闷气，都说出来了”。尽管这篇长文并未写成，但他在8月5日写成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公开信，却可以视为这篇长文的一个预热版。
鲁迅开门见山，直斥徐懋庸“倒是有些‘恶劣’的青年！”对徐懋庸在来信中的“指控”，鲁迅也一一用最不客气的语句回敬回去。徐懋庸既然教训他说“对于现在的基本政策没有了解”，他就指责“徐懋庸们”的“基本政策不就是要咬我几口吗？”在鲁迅看来，他在这场口号大战中唯一的“助长着恶劣倾向”的错处就是“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这类恶劣的倾向来搏斗”。
鲁迅用洋洋六千言将过去两年来郁积的愤怒发泄出来，彻底终结了过去两个月来日渐升级的“两个口号之争”。徐懋庸是鲁迅敌人名单中的最后一位。对敌人的复仇成为了鲁迅最后时日的核心主题，他在《死》里的那句“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正是他对敌人的郑重告白。
在收到徐懋庸信的前一天，他称了体重，只有38.7公斤。公开信写毕的八天后，“夜始于痰中见血”。从8月到10月，他几乎每天都需要医生注射。9月14日，“夜发热至三十八度”，从此一直低烧不退，但他未停止工作。10月17日，他再度伤风，哮喘发作，呼吸困难。18日，日记上只有两个字“星期”，是日下午，他突然大叫一声：“我的病究竟怎么样了！”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点25分，他死了。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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