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传世的共产主义伟业

　　 近日，左派网站“乌有之乡”发表署名为“钱昌明”的文章《一面彪炳千秋伟业的共产主义战旗 ——“文革”的伟大历史意义探》，文章指出，“文革”虽然在40年前结束，但左派人士会“联合体制内外的一切革命力量，继续进行不屈的斗争”，文章相信中国民众能在左派的带领之下再次掀起一场“文化大革命”。本文较能反映左派人士对“文革”的看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50周年和结束60周年之际，我们转发这篇文章，以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左派人士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最后以失败告终。面对失败，许多人不愿意承认这一严酷的现实。有的人认为，“文革”不存在失败问题，十年“文革”的过程本身就是成功的表现。然而，衡量一次大规模社会运动的成功与否，毕竟还是有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哲学上的“目的因”。

　　 毛泽东当年发动“文革”的目的是什么?引用《十六条》的话说，就是：

　　 “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简而言之，就是斗倒走资派，反修防修，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那么，请对照一下，当1976年中共中央宣布“文革”结束时，这个目的实现了吗?请思考：

　　 如果“文革”是成功的，怎会发生以政变的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并宣布结束“文革”的?

　　 如果“文革”是成功的，怎会有矛头直指毛泽东的对“两个凡是”的批判?

　　 如果“文革”是成功的，怎会有复辟派的重新上台?

　　 如果没有“文革”的失败，那么这场有亿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社会改造运动，怎会被党的“决议”定性为：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动乱?怎会断言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失败，又怎会随后全面复辟私有制的局面?

　　 对革命者来说，尽管正视“文革”失败是痛苦的;然而，不敢承认失败的现实，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当然，“文革”的失败，并不等于它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恰恰由于“文革”的失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义甚至要比它的成功还可贵。“文革”永远是一面彪炳千秋伟业的共产主义战旗!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如果说，巴黎公社是一次划时代的伟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那么，文化大革命则是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反对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开创性的伟大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和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

　　 一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创立与传播阶段。这一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它从理论上奠定了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并努力在欧美资本主义世界进行传播。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主要构成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整个阶段，能自觉、不自觉地实践马克思主义伟大理论的，就是1848年法国工人的六月大起义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两次斗争均以失败告终。

　　 二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阶段。这一阶段，是列宁、斯大林成功地领导十月革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首先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由14个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整个阶段，列宁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批判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思潮，根据不断发展的形势，形成了帝国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宁主义，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以暴力革命手段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提出并实践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领导苏联人民取得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和平和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是他在理论上不懂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客观上为修正主义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提供了条件。

　　 三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这一阶段，是毛泽东在世界东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并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在半殖民地中国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和新民主主义论，创立和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一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集中表现。

　　 以上三个阶段，哪个阶段最重要?可以这样说：没有第一阶段，就没有第二阶段;没有第二阶段，就没有第三阶段;如果没有第三阶段，那么，就可以彻底毁弃第一、第二阶段。因此，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夺取最后胜利角度看问题，第三阶段实际上是一场决战，是最具决定意义的。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三阶段发起的一场决战，尽管这场斗争是失败了，但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是客观地存在着的，是无法抹煞的。

　　 就像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一样，它是十月革命胜利的先导。“文革”也是这样，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它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最后的一场决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已推行了几千年的私有制——剥削制度的最后决战，它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实现共产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毛泽东领导的这一场“文革”，就不可能会有今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

　　 “文革”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取政权，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解决在帝国主义压力下，从内部遏制新生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修正主义集团搞“和平演变”，防止复辟资本主义的一剂猛药;是探索通向共产主义光明大道的伟大革命。可以断言，没有毛泽东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他发动的“文革”，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都不可能是完整的。

　　 毛泽东领导的这场革命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他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了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它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必将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胜利提供可靠的保证。

　　 锻炼了一代革命者播撒下了反复辟“火种”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走资派，极大地提高了革命群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治觉悟，教育了数以亿万计的普通中国人民。“文革”虽然失败了，但却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文革”精神，锻炼了一大批革命者，为中国播撒了批判修正主义集团、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革命“火种”。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当东欧陷入动乱剧变，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颜色革命时，这些早在中国之前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政权，竟然顷刻瓦解，仅一夜之间全都复辟了资本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竟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抵制。

　　 1991年8月，当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在经历了长期的修正主义集团的和平演变以后，终于爆发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以挽救苏联共产党和国家解体的“8·19”政变时，但却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任何响应，结果就被叶利钦的反共右派势力轻而易举地镇压了。随后，12月3日，叶利钦以俄罗斯联邦总统(他的这个“总统”也确实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名义，下令取缔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12月4日，时任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辞职”，苏联解体;并下令苏共中央自行解散，由列宁创建的苏联共产党就此寿终正寝。

　　 面对以上严酷的史实，人们在一番唏嘘之余，难免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时苏共拥有2000万党员(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200党员时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那么，这数以千万计曾在党旗下举手宣过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苏联共产党人都哪里去了?反共右派们赤祼祼的倒行逆施——公然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径，怎会没有受到人民群众一丝一毫的抵制呢?!

　　 反观经历了“文革”的中国，尽管中国的修正主义集团远较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更为聪明、狡诈，在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法上更具有欺骗性，他们自始至终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在《宪法》和《党章》和《决议》中，始终不否定社会主义，始终不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只是加上一点儿“特色”而已。然而，即便如此，仍然逃不过广大坚持革命的共产党人的锐利目光，纷纷站出来公开抵制、斗争，以魏巍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甚至不惜做好牺牲的准备，坚持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样的共产党人在体制内外都有，何至成千上万?联系以“乌有网”为代表的左派网站上所凝聚的革命群众，更何至是更多的成千上万?(仅网上“公诉辛子陵、茅于轼”活动就有数以万计的革命群众积极参与)

　　 这是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经历了“文革”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觉悟就是比东欧各国的共产党人的觉悟高!因为经历了“文革”的中国，革命群众的革命觉悟就是要比苏联社会主义公民的觉悟高!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至今尚不能彻底改变颜色的真正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讲：

　　 “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一封信》)

　　 修正主义集团搞复辟资本主义永远只能使用一种手法，那就是一个字：骗!

　　 它们可以以眼前利益去诱惑、欺骗人民群众，以求取得对其政策的认同;

　　 它们可以散布资产阶级人生观去诱惑、欺骗人民群众，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只有搞“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搞私有制才能“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

　　 它们可以散布资产阶级人性论去诱惑、欺骗人民群众，说“懒惰是人的本性”，不打破社会主义“大锅饭”，就不能提高社会生产率，从而借“改革”之名，剥夺劳动人民的“五大权利”(就业权、教育权、住房权、医保权、养老权);

　　 它们可以炮制“精英”论，为扩大资产阶级等级特权制造舆论，从而为特权阶层攫取社会财富创造条件(诸如让国家控制的一些单位领导拿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年薪”为合理);(www.xing528.com)

　　 它们可以拿发展经济和“改制”之名，大搞假公济私、化公为私，让特权阶层“先富起来”，把大多数人民打入贫困之中;

　　 ……

　　 然而，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终究改变不了让少数人发财致富，95%以上人民大众陷入穷困的恶果。在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修正主义集团可以骗人于一时，终究不能骗人于长久。随着修正主义政策恶果的逐步显现，其所有骗局终将不断暴露，以致最终破产。在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今天，广大中国人民心中的文革精神必将不断觉醒，毛泽东当年播下的文革精神火种一旦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心中复燃，势必燎原成社会主义革命的熊熊大火，从而彻底埋葬修正主义集团。

　　 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文革”极大地充实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完善了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胜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文革”的实践，革命共产党人和所有革命人民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为今后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斗争，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它们是：

　　 第一，对极少数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决不能寄于幻想。

　　 历时十年的“文革”，从正反两方面证明：走资派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特别是上层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决不能因其口头上的认错就重新加以重用，必须坚决地撤消其领导职务，把他们清除出党，决不能在政治上对他们心慈手软。这类上层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一旦重新掌握大权，就可利用手中的权力重新积聚其旧有力量，驾轻就熟地运用其反革命政治经验，并以“十倍的疯狂，百倍增长的热情”一夜间把革命打入血泊之中。这是一个血的教训，特别值得一切革命者的警惕!

　　 第二，必须慎选革命接班人，重点是防止反革命两面派。

　　 毛泽东发动“文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想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层面上，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可是，从刘少奇、林彪到华国峰，接连三个都选错了，失败了，这是导致发动“文革”和“文革”失败的直接原因。

　　 早在1964年6月毛泽东就专门谈过革命接班人的标准问题。他讲道：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转引自《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见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可惜，相对而言，要考察、选拔革命接班人远要比在理论上知道的五条道理更为困难，其中最难于识别的就是那些反革命两面派。1972年林彪“自我爆炸”后，又鉴于中央内部的激烈斗争，1975年5月毛泽东又一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委员们提出了“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要求。在“三要三不要”的要求中，一个全新的内容和重点就是“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实践证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重新复辟上台，靠的就是这一手!在革命队伍中，要识别反革命两面派是最为困难的。

　　 另外，“文革”最终失败，归根到底，在各级权力机构中，始终未能真正确立起左派的领导优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教训。

　　 第三，必须确立自下而上的监督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文革”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大民主”运动，必须看到，这种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斗争方式是不可能持久的。那么，怎样才能把这种自下而上大民主运动的成果，变为一种能在日常持久的对“社会公仆”的民主监督制度呢?包括巴黎公社两条限制公务员的措施——直接选举与罢免制度;实行反特权的低薪制)防止干部从“公仆”异化为官僚。

　　 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文革”中毛泽东搞过许多改革，采取过许多革命措施(参见笔者前文《一场巴黎公社式革命的悲剧》有关内容)，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形成为一种完整的、系统的、有效的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也应该是留给后人的又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

　　 第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必须坚持对资产阶级的批判。

　　 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中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哲学观点，叫做：“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是毛泽东对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

　　 资产阶级和历史上所有剥削阶级的存在，不仅体现在它们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社会生产中的主导关系和分配中所占据的支配关系;其实，还有一个由几千年私有剥削制度存在——由此所形成了的一整套完整的、系统的剥削阶级私有观念的意识形态，它广泛地反映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新闻、文艺、出版等所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

　　 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私有资本虽然被社会主义制度“改造”了，然而，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私有观念和剥削意识还会长期存在。

　　 如果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去批判资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不可能树立;反之，如果听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自由泛滥，其结果必然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缩小与削弱，在修正主义上台的条件下，那些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和私有观念的人们就会变身为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

　　 私有制的存在，可以产生私有观念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物质变精神);反之，私有观念和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同样可以滋生新生的资产阶级(精神变物质)，这也就是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正是认识到了这一条，又鉴于苏联变修的教训，因此，从1963年开始，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批判资产阶级。也正因为这一批判遭到了走资派的抵制，最终才使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变成了一场政治大革命，“文革”正式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证明，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永远存在着两种可能：一种是往前进——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另一种则是向后倒退——复辟资本主义或现代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导致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看能不能始终坚持批判资产阶级。

　　 第五，大力培养、发展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文革”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一场真正触及灵魂的革命。然而，也只有经过这一战斗的洗礼，才能真正检验出他们究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谁如果能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他就一定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谁如果从内心否定这场文化大革命，那他仍然还只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革”实践最终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就其多数来讲，其世界观仍旧还是资产阶级的，要使他们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仍然需要引导他们自觉地进行世界观的改造，在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过程中经受锻炼，在这方面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共产主义事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到那个时代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人人又都是劳动者，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将彻底消失。然而，在社会主义阶段，它的发展需要大批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即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革命知识分子。只有造就了庞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社会主义事业才能胜利，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才能最后实现。

　　 “文革”实践证明，大力培养、壮大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必须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之路。要重视从工农劳动人民群众中培养大学生，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所有这些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都是应该肯定的，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方向。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最终虽然失败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暂时的重创，但是“文革”在国内外产生的深远影响是不会磨灭的。经历过“文革”战斗洗礼的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左派力量，必将会联合体制内外的一切革命力量，继续进行不屈的斗争;同时，“文革”播撒的反复辟“火种”，必将在占90%以上遭受剥削、压迫和穷困的广大劳动人民大众心中重新燃起熊熊大火，并形成燎原之势，直至取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胜利!

　　 “文革”，将永远是一面彪炳千秋伟业的共产主义战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