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关键词：启蒙运动与极权主义

　　 何谓“启蒙”?《启蒙时代》提供一种经典解释

　　 刘北成：“启蒙”这个词有非常多的意义，有教育学意义上的启蒙，也有宗教意义上的启蒙。从世界史角度来讲，启蒙也有比较复杂的意义。在教科书里，“启蒙运动”被用来特指一个历史事件，一般公认为18世纪那场历史文化事件。很多人认为中国也有过启蒙运动，甚至有过几次启蒙，这是把18世纪西方的启蒙运动投射到了其他国家的历史中。我里讲的是把“启蒙”作为一种历史事实、历史事件的意义。启蒙是什么还有一个意义，是指启蒙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解释。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本书，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就是对“启蒙”这个历史事实，也就是说启蒙是什么，以及启蒙意味着什么所做的一个阐释。

　　 就我的知识而言，《启蒙时代》是第二部比较全面系统阐释启蒙运动的专著。第一部是1931年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启蒙哲学》。彼得·盖伊这本书原名是The Enlightenment，按字面翻译是“启蒙运动”，世纪文景的编辑提议把书名定为“启蒙时代”，经过商量，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彼得·盖伊之后，还有一些研究启蒙的专著，但是就全面、系统而言，尚无出其右者。

　　 对这样一本书究竟应该怎么看?从历史专业的角度，我们常说，历史就是现代人和过去不断的对话。历史是什么样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其实同想要和它对话的那个现代人、他自己的关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在译者前言里面讲到，启蒙运动是什么?启蒙运动意味着什么?实际上，在不同的时代答案是不一样的，而起码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止，至少有三个主题和当下的关怀有关系。

　　 第一个主题是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之后，紧接着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而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可以说是聚讼纷纭，因为法国大革命造成了太多的爱恨情愁。我们看过一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学作品，比如《双城记》，能够理解不论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还是在法国大革命过去之后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对大革命的感情都极其复杂。大革命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的说好说坏的事件。不论是当时活跃的、参与了启蒙运动的人，还是当年一直都反对启蒙运动的人，都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启蒙运动的一个结果。因此人们对启蒙运动的评价，基本上也是和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联系在一起的。对法国大革命怀有热烈同情的人，往往对启蒙运动也是赞不绝口。对法国大革命充满了怨恨、把法国大革命看成是一场灾难的人，也把根源归结到启蒙运动。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一直到19世纪中期，大体如此。

　　 第二个主题是极权主义。到了20世纪前期，特别是到1930年代，随着极权主义的兴起，人们对启蒙运动也有了一个新的关切，就是要在启蒙运动里寻找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在这种情况下，主要产生了两种比较极端的情况。第一种以德国哲学家卡西尔为代表，卡西尔认为极权主义站在启蒙运动的对立面，因此他对启蒙运动做的是完全正面的阐述，他是要用启蒙的价值来对抗当时的极权主义。当然，像卡西尔这样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当时的美国，大概只有帕尔默等少数人。第二种情况，也就是1930年代到40年代，欧美的学术界、知识界，许多人对启蒙运动是持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在美国影响最大的是贝克尔，贝克尔认为启蒙运动在当时的法国、在世界上都引起了好坏参半的后果，既带来了自由、平等的福音，同时也造成了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灾难。

　　 有的人比较强调启蒙和极权主义直接的联系，最有名的就是塔尔蒙，他在《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里认为启蒙是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这样的看法在西方知识界相当普遍。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也讲到卢梭就是拿破仑甚至是希特勒的思想先驱。有人问，西方人在三四十年代的时候，不是也坚持所谓自由、平等这些价值吗?这些价值不是和启蒙运动相联系吗?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都知道，美国的知识界甚至一般民众，他们对欧洲的思想一直持一种很怀疑的态度，他们把欧洲看作旧世界，认为自由、民主精神并不是源自启蒙，或者说并非主要来自启蒙。他们认为这些来自《圣经》，或者说英国的其他传统。彼得·盖伊是生活在美国的，所以他是挑战了这样一种怀疑甚至否定启蒙运动的大环境。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彼得·盖伊是德国犹太人的后代，是1930年代为逃避纳粹迫害随着父母来到美国的。他的父亲完全服膺启蒙思想，这一点对彼得·盖伊影响非常深。彼得·盖伊坚信启蒙和极权主义是对立的，而且他进一步认为启蒙是现代性的前奏，是启蒙开启了现代性或者说开启了我们现代这个时代。

　　 在这样一种思想环境里，彼得·盖伊写出了《启蒙时代》。彼得·盖伊最核心的观点，是认为启蒙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启蒙奠定了我们现代的基本价值，按照西方的观点是奠定了普世价值，用我们的话说是奠定了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这部著作有两卷。第二卷还没有出版时，第一卷就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应该说也迎合了当时正在兴起的现代化理论。

　　 彭 刚：历史永远是现在和过去之间一场永无休止的对话。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过去几百年了，但这两者还一直都是争讼不已的话题，远远谈不上盖棺论定。对启蒙的态度的不断变化、关于启蒙运动的研究史，在我看来，其本身也构成了20世纪思想史中非常有趣、非常重要的一幕。在自然科学领域，一种研究一旦被发现有严重的缺陷，就完全过时了。比如说托勒密体系被哥白尼体系取代之后，恐怕只有专门的科学史研究者才会去重看有关托勒密体系的著作。历史著作却不是这样，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也不是这样。有很多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著作，本身成了经典，即便它们使用的材料被扩展，它们有的论点甚至是被决定性地证伪了，它们却依然保持着活力和价值。彼得·盖伊这本书就是这样。北成老师在这本书的译序和刚才的发言里面，也简略地谈到了20世纪有关启蒙运动研究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著作，我想彼得·盖伊的这本是其中当之无愧的、研究启蒙运动的经典著作。

　　 这本著作的优点很明显，一看就会被它吸引，它展现了这样一个大学者博闻广记的一面，他既有对细节非常好的把握，同时还能够有一种非常概括的、宏观的解释能力。我倒觉得这是很多德国史学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两手都很硬，兼具大的解释框架、大的见解和非常精细的对细枝末节的把握。我印象当中彼得·盖伊对这本书也是非常自负的，他这本书英文版还有一个副标题：An Interpretation，后来过了很多年，他和别人辩论，大概是要辩论我们对过去能不能获得一种客观的历史解释，他说我后悔了，他说我那本书不应该叫An Interpretation，应该叫The Interpretation。这本书对启蒙运动提出了诸多解释，包括了很多细节，我们回过头来看，当然会觉得有些部分已经过时了，可是这恰恰就是历史研究的好处，一种解释框架、一种研究，有些部分已经过时了，有些部分甚至已经被证伪了，可是它照样有着经典的价值，比如说布克哈特对文艺复兴的研究，即便他基本的框架有很多被认定是过时了，他还能展现出自身的魅力来，彼得·盖伊的这本书也是这样。启蒙运动当然极其的复杂，一场思想文化方面的大变动，包括了很多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倾向、不同的思想流派，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区所呈现出的不同面相。盖伊此书在呈现多样性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当然在最近几十年，对启蒙运动多样性的研究更为深入。一方面，像我刚才所说的，启蒙运动有那么多互不相同、相互对立的思潮、人物，但是另外一方面，几乎所有人又都认定它有着内在的统一性。比如，卢梭和伏尔泰，这两个人一度非常的亲密，在思想上和人际交往上都走得很近，但是最后在思想立场和个人关系上又都反目为仇。一走进巴黎的先贤祠，两个人的灵柩被放置在正对面。我想这肯定是违背了他们的意愿的。对整个启蒙运动也可以这么看，一方面不同的个体之间、思想倾向之间有着复杂的纠结，最后却又被人们归属到一起，呈现出内在的统一性。

　　 这些年人们也在讨论不同地域的启蒙运动、不同倾向的启蒙运动，比如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彼得·盖伊的这本书对启蒙运动的解释，他还是过多地把目光停留在我们所熟悉的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身上。而近来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启蒙运动所影响的不同的阶层、所具有的不同面相，以及它是如何渗透到当时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的，不同的人物如何对它做出反应，它怎么传播开来，以及它跟法国大革命之间有什么具体而生动的关联。换个说法，我们经常说孔夫子的思想影响大，但你想象一下，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也不过是当时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一种观念如何流变传播，如何通过扭曲、嬗变而影响到一个社会，影响到文化的方方面面，那肯定又是一个更多面、更复杂的现象。在我看来，在彼得·盖伊的研究之后，对启蒙运动更深入、更全面、更细致的研究，在这方面有很大推进，比如达恩顿的研究，但是这些都无损于盖伊这本书的价值。

　　 周 濂：一言难尽启蒙运动。事实上我们今天回首200多年前的启蒙运动，会发现所有的光荣和梦想都归功于启蒙运动，同时所有的苦难和邪恶似乎也都归因于启蒙运动，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胡适曾说历史就像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作为意识形态的“兵家必争之地”，启蒙运动在过去两百多年中也被不同的人抹上了不同的脂粉。

　　 我个人更愿意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启蒙运动，大家可能听说过，赫鲁晓夫的墓碑是由一半黑、一半白的大理石构成的，象征着赫鲁晓夫的功绩一半黑、一半白。如果我们给启蒙运动树一块碑的话，也许我们也需要用一半黑、一半白的大理石。这当然是件悖谬的事情，大家都知道Enlightenment的意思就是光明、照亮，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甚至把它翻译成“大光明时代”。启蒙运动的哲人们曾经认为，一旦我们诉诸理性、诉诸知识，就可以给人类社会带来光明、带来温暖，但事实上我们知道，启蒙运动除了给人类社会带来光明和温暖，它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黑暗和严寒，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反思启蒙运动留给我们的价值。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启蒙运动肯定理性，肯定自由，肯定平等，但所有这些价值，很不幸的，都是本质上充满了争议的概念，我们无法为它们下一个一锤定音式的定义。

　　 以自由为例，法国大革命期间，吉伦特党人的“女神”罗兰夫人在被送上断头台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自由绝非一个通体透明的、不言自明的概念，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过去两百年里，有太多的哲人介入到自由的定义之争中。

　　 理性同样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启蒙运动另外一个代名词是“理性的时代”，启蒙运动的哲人们希望以牛顿科学作为模板，把道德哲学、政治制度以及社会安排都按照人类理性的法则予以重构，但是理性本身发展到今天，我们也看到了理性的有限性和复杂性，比如说随着工具理性的发展，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开始衰微。

　　 平等同样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罗伯斯庇尔奉卢梭为他的精神教父。平等的价值和自由的价值，始终充满了非常大的张力，按照阿伦特的解释，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会失败，甚至造成一个大恐怖的时期，是因为自由的价值逐渐被平等的价值所取代。罗伯斯庇尔曾经这样概叹：“我们将会逝去，不留下一抹烟痕，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我们错过了以自由立国的时刻。”阿伦特评价说，在错过了这个“历史性时刻”之后，“革命掉转了方向，它不再以自由为目的，革命的目标变成了人民的幸福。”直到今天，对平等这个价值的追求，依然搅扰中国和西方。今年是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如果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我始终认为，影响中国近百年历史最深的启蒙价值，不是理性，不是自由，不是民主，不是科学，而是平等。正是平等这个价值最深刻地塑造了我们今天的政治现实，也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近百年的精神结构。也恰恰是因为我们对平等的价值的理解不够到位，没有很好地摆平平等与自由、权利、公正等价值的关系，没有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安排恰当地实现平等价值，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诸多的社会政治的困局。

在《什么是启蒙》中，康德说：“如果有人问：‘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吗?’”那么答案是：‘非也，但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我想两百年以后，我们今天依然可以非常坚定地说，我们仍旧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启蒙没有完结，因为启蒙运动带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仍在深刻地搅扰着现代人的思想和精神，并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政治和社会的现实。

　　 《启蒙时代》的副标题叫做“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为什么要用“现代异教精神”这个词?它指的是什么?是指启蒙所带来的思想吗?既然是现代异教精神，那原教应该是基督教吗?

　　 刘北成：在彼得·盖伊看来，西方思想文化史先后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原始神话思维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批判阶段，第三个阶段又回到了神话思维的阶段，第四个阶段，从启蒙开始是一个新的批判阶段。盖伊说的第一个批判阶段指的就是古希腊罗马。在西方的文化里，那个时代被称作异教的时代。我们讲到现代性时，好像现代性，或者说西方的现代性和传统是断裂的，其实不然。彼得·盖伊特别强调启蒙的思想是上接了古希腊罗马的批判的、理性的文化传统，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盖伊所讲的异教精神，实际上是批判精神，他认为启蒙又重新开启了一个批判阶段。但是他又强调，这个异教不是对古希腊罗马精神的简单恢复，实际上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现代性的时代。

　　 新的神话?极权主义的起源?启蒙价值的另一种解释及破解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写过一本书叫《启蒙的辩证法》，里面讲启蒙之前的世界是被神话统治的世界，但是后现代的启蒙出现了一个问题，启蒙自己变成了神话，它对人们的思想有一种禁锢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启蒙如何突破自身的那种神话性，再次实现对人们思想的启迪?

　　 刘北成：美国历史学家达恩顿曾经表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书里根本没有谈到任何一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在玩大概念，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没有什么实际的交集。

　　 另外，讲到启蒙的神话，西方人是不是有那么多启蒙的神话我不好说，但是美国人长期以来普遍不信任欧洲文化，所以那些启蒙思想家未必就是他们心中的知识英雄、思想英雄。也许在我们这儿有很多的神话，我们造万神庙，我们现在读经典，有一种误解，所有的中外经典仿佛都被我们供奉到神庙里了。看了盖伊的《启蒙时代》，你就会觉得这些人虽然很了不起，但不需要你去崇拜。(www.xing528.com)

　　 周 濂：思想史家和哲学家的一个最大区别是哲学家喜欢宏大概念和宏大叙事，而思想史家更关注历史证据和细节。有人评价古希腊的哲学家是在“闭着眼睛解释自然”，闭着眼睛解释自然的后果是什么?积极的后果是发展了数学和形而上学，消极的后果就是忽视经验科学。刚才北成老师说得很好，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于启蒙的理解，更多地是用一个超级宏大的概念去把握他们臆想中的时代精神，当然，所有的哲学家，只要他们是顶尖的哲学家，都可以做到深刻的片面或者片面的深刻，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比如从思想史的视角，你会觉得说“启蒙自身成了神话”这个说法只是对历史事实的一个夸张，充其量它只是一个视角，我们需要结合更多的理论，尝试从不同的视角去把握和理解启蒙运动的全貌。退一步说，即便阿多诺的判断是真的，那么谢天谢地，在今天，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启蒙运动早已不是一个神话了。

　　 怎么看待启蒙运动的消极层面?它到底包含哪些因素，比如极权主义的思潮，还有理性工具化?

　　 刘北成：“启蒙”是一个历史事件，是历史上的文化事件，或者说思想运动，或者说公共思想运动。怎么看启蒙其实和每个人、每个时代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常说，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所以你给启蒙运动塑一个碑，可能是一半白、一半黑，有人可能塑成全黑，有人可能塑成全白。在这个问题上，彼得·盖伊到晚年非常自负，他说我这是唯一的解释。但肯定不是，彼得·盖伊的这个书只是一个解释，就我现在看到的，它可能是西方特别是史学界一个比较主流的解释。他对启蒙的解释，黑色不多，白色为主。

　　 彭 刚：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可是哈姆雷特毕竟还是一个优柔寡断、犹疑不定，更长于思索而不是行动的哈姆雷特，他毕竟不会是一个莽张飞。一方面，对启蒙运动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又还是对启蒙运动大致的轮廓有一个比较相近的认识。不同的研究者，即便他们对启蒙运动多样性强调的程度不一样，但是大家还会认可它内在的一致性。彼得·盖伊用过“家族相似性”这样一个概念来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给启蒙运动开一个正面资产和负面资产的清单，负面资产的清单也可以开得很长。比如说进步的观念，进步的观念在思想史上是18世纪才得以出现和确立的新观念。更早一些，做过美国历史学家学会主席的卡尔·贝克尔，也有一本研究启蒙运动的书，叫做《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讲启蒙运动诸多的特点，他当然更多的是从批评的角度来看，有很多指责。他认为启蒙运动以进步的观念来看待人类历史进程，觉得自身站在迄今为止历史的最高点，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努力的价值和意义，是为将来人类迈向更高阶段来做一块垫脚石。和这个相关联，对理性的推崇，在后来就变成了对理性至上的崇拜，对科技至上的崇拜，就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这样一些说法：进步当中出现的问题要靠进步来解决，科技当中出现的问题要靠发展科技来解决。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唯科学论是值得反思和批评的。评价启蒙运动不容易，并不是简单的来看，比如说启蒙运动是一半白、一半黑，或说给启蒙运动三七开。而是我们比之当年的启蒙哲人们，有了二百多年现代性所带来的欣喜或苦痛的经历，可以更有条件、更有理由在好多问题上，比那个时候有更复杂的看法。

周 濂：我再补充说一句，刚才彭刚兄说关于启蒙运动的负面资产，比如“唯科学论”、“唯理性论”，这些说法都是成立的，但是我们要明白在西方这个毒素已经充分发展出来了，西方人他们反的是“唯”科学论、“唯”理性论，但是到了中国可能会南橘北枳地演变成“反科学”、“反理性”，这是当下中国人千万要警醒的一个问题。

　　 启蒙运动的最核心价值显然和极权主义不同，那么现代西方思潮中为什么会有认为启蒙运动是极权主义开端的看法?它是怎么被解释成这样的?

　　 彭 刚：说到启蒙运动和极权主义的关系，思想史的研究者经常会谈到几个方面的要素，比如说启蒙运动推崇的是工具理性，比如说启蒙运动重要的人物里面，有的更多地被和极权主义的倾向联系起来，那也就是卢梭。刚才北成老师也提到过，罗素在他写于二战期间的《西方哲学史》里面就说，如果说丘吉尔和罗斯福是洛克的产物的话，希特勒和斯大林就是卢梭的产物，把卢梭的观念朝着极权主义方向作了解说。这样的解说不见得是很多人能够同意的，我个人也不是完全同意，是有限的同意。不完全同意是为什么?你永远不要把后世在实际政治和历史过程当中犯下的罪孽，完全追溯到一个只在脑袋瓜里面干活的人。

　　 如何实现启蒙?不造万神庙，摆脱自我招致的受监护状态

　　 着眼现实，我们是否有望找到一种特定的解释方式，来阐释一些诸如理性、自由这样的抽象概念，给它们一个定论，进而培养大众成为比较合格的社会公民？大家看完这些解释以后，对理性和言论自由的边界、民主、国家社会就会有一定概念，从而有能力从比较成熟的层次去进行社会问题的讨论。

　　 刘北成：有人讲，1980年代我们好像也有过这么一个新启蒙的阶段。不过，那时我们不太关注启蒙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谈到启蒙运动，我们最关注的是它给我们提供了哪些概念和格言，我想在座的可能都记得启蒙思想家的一些话，比如我不同意你的言论，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表达的权利，等等。但是我觉得这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造一个万神庙，把这些启蒙思想家当成了一些神，他们好像都是口吐莲花的菩萨，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好像对我们都有着者正义指南的意义。

　　 盖伊的这本书有一个优点，他采取和这些哲人完全平等的立场。他在评述这些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什么问题做出反应，他们表达了什么样的具体观点。在这里面，彼得·盖伊有赞有贬，这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怎么来平等看待一切事物的榜样。

　　 刚才周濂引用了康德的名言：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已经启蒙的时代，而是还需要启蒙的时代，还是正在启蒙的时代。这句话怎么理解，也就是启蒙究竟意味着什么。一种启蒙，意味着少数的精英，站到了某种知识的制高点甚至道德的制高点，向民众传播一些东西，这是启蒙的一种意义。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教育观，把所谓的一些人看成是教育者，把广大民众看成是受教育者。但是在启蒙运动时期、特别是到启蒙运动快结束的时候，其实出现了另外一种启蒙观，就是康德的启蒙观，康德讲，启蒙是什么?启蒙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脱离我们自己所招致的被监护的状态。我们每一个人要独立自主，在我们的面前没有神，没有那种一定需要我们去崇拜的权威。我们怎么来实现启蒙，其实不是仅仅讲理性、平等、自由这样的概念，我们要把它变成一种生活态度。我觉得，盖伊在这本书里让我们和那些启蒙思想家站在了同一个平台之上，可能我的思想没有他们那么深邃，但是我能用平等的眼光来看待他们。我自己在翻译的过程中，也感到很大的思想收获。

　　 彭 刚：先弄清什么是平等、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自由，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看法。这些东西之所以要讨论，就是因为它们很复杂、很暧昧，具有多样性，互相之间又充满张力。启蒙运动的遗产之所以是多变的，并不在于它提出来的价值观太多、相互反对，而恰恰在于它提出的核心东西很少，可是每一样都很复杂。比如平等，什么是平等?比如说自由究竟是什么?是我不招惹你、你也别来招惹我;还是说我去招惹你以把你变成比之你现在更好的你，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又比如说进步，人类是在不断的进步吗?是，我们的飞机越造越好，iphone6就是比iphone4更值得用一个肾去换;另外一方面，我们屠杀自己的同类，使我们生活的家园遭受致命威胁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这个遗产，它既有值得我们珍视的、构成文明世界的核心价值的部分，也有使我们深陷种种危机的部分。

　　 康德的那篇名文，《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提出一个问题：启蒙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使理性摆脱受监护的状态。在我看来，这恰恰也应该包含对理性本身在不同视角下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等的思考。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是以批评启蒙运动所规划的现代性而起家的，可是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里面，最值得珍视的、最有建设性的部分，恰恰在于它所展示出来的和启蒙运动同样的那些气质：独立的思考、批判的精神，不盲从，完全以平等的心态来面对任何人，完全以自己独立的思考来做出判断。

周 濂：我同意这位朋友的观点，一方面，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操练”对这些基本价值的理解，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认为，我们还应该具备纯粹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不仅仅是把启蒙价值为我所用，而是回到启蒙的时代，去看启蒙哲人在当时当地以何种方式探讨这些问题。彼得·盖伊这本书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图景，这本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在某种意义上纠正了我们对启蒙运动的一些刻板印象。什么是刻板印象?就是为了便于理解，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僵化的模式去套用一个对象。其实我一开始所说的那些观点也沾染了某些刻板印象的毛病，比如我说启蒙运动肯定理性，这个刻板印象发展到今天，有人就会认为启蒙运动主张理性至上，认为启蒙运动是理性主义的最强音，但是你去看彼得·盖伊的这本书，比如翻到第130页，他说：“启蒙运动不是理性的时代，而是一次对理性主义的造反。”

　　 再比如说，稍微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培根和笛卡儿，前者代表经验论，后者代表唯理论，看似针尖对麦芒，但其实无论培根还是笛卡儿都对对方的观点充满了同情的理解，这就需要我们学会用一种更加丰富的眼光去看待历史，同时也要求我们逐渐养成一个宽容的心态，去包容自己的论敌，学会通过对话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理解，请注意，我强调的是理解，而非共识，这是因为事实上我们很难通过说理和论证达到共识。有人主张要以德服人，但我始终认为，以德服人看似高尚，实则想用单一的价值理想去大一统多样化的社会现实，相比之下，我更倾向于以理服人，或者说得更弱一点，以理待人。我们可能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因为道路四通八达，所以我们在各个角落遭遇，彼此招呼，互相问好，一起探讨问题，然后和平分手，秉着宽容和解的精神，各自上路。这是我所想象的一个合乎情理的多元主义时代、一个美好人生应该有的样子。要想实现以理待人这四个字并不容易，它需要每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不断地戮力实践。

　　 回到这位朋友的问题，我最后想说的是，启蒙运动并不是精英面向大众居高临下的宣讲，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要担负起“摆脱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是自我启蒙，而不是被启蒙。我认为网络时代和自媒体时代对启蒙运动来说也许是最好的时代，因为每个人都拥有了自我启蒙的机会。

　　 今天的社会也很需要启蒙，那么对当今社会的启蒙，什么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是公正?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受到这样的启蒙?什么最容易让他们理解?

　　 刘北成：启蒙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发生?启蒙运动当时在欧洲发生，至少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半开放、半专制的状态。完全专制，不可能发生启蒙，完全开放，也就不需要启蒙。当时人们呼唤启蒙的时候，这个社会大概就是在开放的过程中。第二个条件就是传播，就是媒介。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传播手段是印刷术。我们总是讲中国的印刷术，其实欧洲的印刷术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到明清的时候雕版印刷是最发达的。而欧洲发明金属活字印刷术之后，知识文化有了更好的传播和交流手段，有了这个条件，能穿越时间和空间进行交流。第一代启蒙哲人培尔提出“文人共和国”的概念，这是一个朋友圈。隔着大洋大海，从欧洲到美洲，能够形成一个精神的、文化的共同体，靠的是印刷。刚才周濂讲到，我们现在的传媒条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的印刷术创造的是一种我写你读的单向关系，现在的互联网、自媒体创造是一种更开放的、多向的、互动的关系。比如，大家通过微信在朋友圈里互相“启蒙”。

　　 彭刚：对我们而言，当今社会的启蒙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个人大概是这么看的，刚才北成老师讲到，对彼得·盖伊来说，启蒙运动很大程度上是伏尔泰和休谟的;其实我们还可以说，还有苏格兰的启蒙运动，还有卢梭的启蒙运动等等。针对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启蒙运动还是孟德斯鸠的启蒙运动。启蒙这人中不仅有一些核心价值的倡导者，而且还发展出来了一整套如何实现这样一些核心理念的制度安排，不仅讲自由、讲平等、讲博爱，还要讲如何建立一套制度来确保人民的权益和政治自由，确保政治权力不被滥用。启蒙的遗产还包括了制度智慧这么一个重要的层面。对我们来说，也许最现实的讲，启蒙运动的什么要素最重要?那就是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建立一套防止权力被滥用的制度。比之过去的任何时候，我们已经有更多更好的的条件来建立一套鼓励人们彼此更加以善意相待的制度，我觉得这是我们当下最需要的。

　　 哈维尔曾说过一句话：今天我们主要的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或是公德、空虚、个人野心、自私和互相挤压，主要的斗争将不得不在这个领域中进行，人民啊，政府已经还给你们了。那么，启蒙最终是否只是一个技术的难关?或者仅仅就是制度设计的问题，是我们共同话语的一个商议决定过程，一个民主的政治化过程而已?

　　 周濂：启蒙运动不是一个技术化的议题，如果是一个技术化议题就谢天谢地了，技术化议题意味着我们对什么是美好人生，什么是终极性的问题成了共识，然后剩下的就是操作的问题。当然不是这样，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难题都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根本性的、价值的、规范性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时代会让我们如此激动，因为它充满了可能性。你刚才说“最根本的选择是对选择方式的选择”，我特别欣赏这句话。这当然是很高的要求，因为要求所有的思想者或者行动者不仅要掌握批判的武器，而且要学会武器的批判，不仅要有批判的精神，而且要有自我批判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