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社会基础

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其内容反映特定社会环境中的特定要求，因此教育课程必定受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考察通识教育课程离不开对其社会基础的探讨。

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对日本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影响

从日本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的历程中可以看到，通识教育理念在大学教育的体现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逐渐加深的。在20世纪50～60年代，虽然通识教育的理念为日本的教育研究界广为接受，但是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却屡屡受挫，日本政府对通识教育的理念始终采取不认同的态度，推行促使大学教育的专业化和精深化的教育政策。在1963年的“关于大学教育的改善”案中十分集中地体现了这一倾向，不但强调各类高等教育机构要加强专业教育，还将一般教育课程的功能看作“消除学科专业化所引起的缺陷”。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才开始认识到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并在以后的大学教育改革中将通识教育放在首要的位置。这一变化的主要诱因就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1970年日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6％，已经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阶段。近年来，日本大规模的通识教育课程改革具有高等教育迅速普及化的社会背景。入学率只是一种表征，学生数量的变化不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真正意义所在，但是数量的增加的确导致了大学教育质的变化。

在精英型的大学教育时代，大学教育不属于国民教育，其主要教育功能是对特定人才的选拔，大学的招生规模是按照职业的种类和所需人才的数量来推算的，带有严格的计划性，一个萝卜一个坑，学生进入大学后不可能再改变专业，当然也不存在就业的问题。如日本的旧制帝国大学以培养政府官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为教育目标，专业教育的意图十分明显，应该说精英型的高等教育游离在国民教育体系之外，是一种职前教育，这种情况在由国家全面负责举办的日本国立大学中尤为显著。同时在精英型高等教育时代，只有少数人才有机会进入大学阶段学习，因此入学选拔是十分严格的，能够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在知识的掌握程度、综合能力、综合素质以及学习方法的掌握上都较为突出，因此大学教育更多地关注专业教育，而通识教育方面无需花费多少心思。通识教育在精英型大学教育中缺乏生存的根基。

大众化时代的大学教育，被纳入国民教育系列，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高等教育不再有特权性，每个公民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这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要求大学教育转变职能，公民的素养教育成为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这种功能的转换对通识教育的必要性提出了要求。同时高等教育大众化必将会导致学生来源复杂化以及学习要求的多样化，因此大学必须为学生提供一种更为普遍性的、更具广泛性的、能够多样选择，又能适应学生多方位发展的教育。这就意味着大学的教育内容不再由专业和职业的需求所决定，而是由学生学习的需要所决定，也就是说专业教育不能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要求，大学教育的核心必定会转向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也必须要在通识教育的框架下进行变革，这是一个不可抵挡的发展趋势。因此只有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真正意义的通识教育课程才会在大学中产生。

二、产业的发展对通识教育课程的影响

现代的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其中产业的发展对大学教育课程影响是最为明显的。关于产业对大学教育的影响，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产业的发展为大学提供了资金和课题，和大学结成了互动的关系，促使大学进行学科的淘汰和重组，从而推进了大学的发展，现代大学的建立和发展都是建立在产业发展的前提下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正是由于产业的发展对大学的巨大影响，使得大学的教育日益功利性，丧失了学术的自由。

产业的发展对大学教育课程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最初的大学专业分类主要是依据学科的体系进行划分的如文科、理科、工科、艺术等，课程的分类也大致如此，如哲学、历史、地理、生物、物理、化学等。随着产业的发展，大学专业的分类方式也逐渐向产业的分类靠拢，如机械、冶炼、造船、制冷、计算机等，同时以职业划分的专业也日益增加，如法律、旅游、文秘、管理等。社会的分工和产业的发展直接导致学科的细分化。(www.xing528.com)

面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学教育应该如何应对。最为简单的办法就是跟踪产业的发展，社会需要怎样的专业，大学就设置怎样的专业，以专业的需要来设置教育课程，即以专业教育为核心的课程设置模式，这种教育课程能够最直接地为产业发展输送急需人才。以专业教育为核心的教育课程是一种被动的课程模式，它仅根据目前社会的需求、产业的要求，设置相应教育内容。在知识更新速度较为缓慢的时代，这种课程模式尚能应对，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的更新速度成倍提高，以专业教育为核心的课程模式已经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因为这种课程模式是被动的、僵硬的，无论它怎样频繁地更新内容，始终是落后于社会的发展，这种课程模式只能适应相对静止的社会，而在激烈变幻的社会中就会感到力不从心的。

与专业教育的课程模式相反，通识教育理念下的课程是根据个体的发展需要所设置的，重视能力的开发，使学生具有主动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因此通识教育课程是一种能动的、柔性的课程，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产业如何调整，它始终能够应对。从日本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的历程中也充分反映出至一点。当日本处于经济高速成长期时，产业结构相对稳定，因此要求大学加强专业教育课程。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面临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发展的前景变得模糊起来，无法对未来人才的需求进行准确的预测，于是认识到专业教育的课程模式不能适应未来产业的要求，从而转向提倡通识教育。

产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对人才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在稳定发展期，产业更多地需要工具性人才，因为这个时期有明确的知识结构的要求，为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目标。而在产业的转型期。产业则更多需要复合型人才，因为这个时期产业发展的前景并不明朗，无法精准地提出所需人才的知识要求，同时也需要大批复合型人才来帮助产业打开局面，这就为通识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

三、教育行政的民主化对通识教育课程的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第三次教育改革中，通识教育理念就已经被日本大学所普遍认可，但是由政府主导的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成效并不显著。1991年，随着大学设置基准的大纲化，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以学校为改革主体的多样化的通识教育课程改革高潮。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教育行政的问题。在大学设置基准大纲化以前，日本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教育行政，对大学的办学有众多的限制，从学校设施、学生定员、教师数量、到科目的设置、学分的比例等，事无巨细都详细地加以规定。大学首先要应付这些国家基准，否则就会取消大学的举办权。在政府制定的各种政策框架下，大学的自主权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大学设置基准大纲化后，取消了对大学的种种限制，教育行政趋于民主化，给予了大学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在教育研究方面，取消了所有的限制性条文，这为大学的课程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教育行政的问题，其实是关系到由谁来主导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政府主导的课程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模式，由于要顾及所有学校的情况，因此改革方案不可能过于细化，只有设计一个粗略的框架，这样的改革方案很容易流于形式化。同时统一的改革方案会导致各大学课程设置的划一性和僵硬性。缺乏大学参与的课程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大学不需要对改革进行深入的研究，只要按部就班地执行即可，同样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作为高等教育的具体实施者，大学必须在课程改革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因为大学是最为直接的教育现场，对教育情况的了解和把握也最为透彻、最为及时。而且每一所大学都有各自不同的办学理念和实际情况，发挥大学在课程改革中的能动性对于改革的顺利推进是至关重要的。在具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的情况下，权利和责任是同时存在的，加强自身研究、探讨课程理论、努力改善教育课程成为大学必要的工作，大学对教育课程改革的态度将由消极被动变为积极主动。大学自主地开展通识教育课程改革，是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