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大学校长职责:使命、角色及选拔

大学校长所需要的这些素质表现在他们的工作需要中。换言之，他们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具有这些方面的素质。大学校长的职责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八个方面：一是为大学发展进行准确的定位；二是妥善地处理大学中的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三是能够处理各学科发展之间的关系；四是能够处理好社会需要与学术发展的关系；五是能够处理好大学同行之间的关系；六是善于处理好个体领导与集体领导的关系；七是善于处理好学术与管理的关系；八是善于处理好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可以说，这八个方面涵盖了大学工作的方方面面，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大学校长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其中为大学发展定位、做好领导内部权力分配、规划好学科布局是最基础的三个问题。

一、做好大学发展规划，为学校发展合理定位

可以说，在大学所有领导工作中，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好学校的发展定位问题。如果一个大学发展目标或发展基本思路不对头，那么就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所以学校发展定位问题最能够考验大学校长的智慧和他的治理才能，高明的校长定位准确，使大学获得迅速的发展，而低水平的校长定位失误使学校发展进入停滞期甚至是衰退期。因此，没有科学的定位，就不可能促进大学的健康持续的发展。

但如何做好学校发展定位呢？我们认为，对学校发展准确定位是建立在对学校发展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的进行一种系统的、综合的和客观的评估上。一般而言，如果对自己的有利条件估计不足可能会挫伤广大员工工作的积极性，而对自己不利条件估计不足则会陷于浮夸和好大喜功。因此学校发展定位问题是一个事关大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准确的发展定位就能够起到激励大家积极性的作用，并能够使大学稳步发展，不急不躁，从而会避免急功近利的短视之举。

大学发展定位，说到底就是对学术工作的层次定位（纵向定位）、对学术工作的范围定位（横向定位）、对学术发展资源的准确预期（市场定位）、对未来学术发展状态的准确把握（目标定位）。可以看出，大学的这四重发展定位涉及大学发展的方方面面，它们既是制定大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也是大学进行内部学科调整和学校内部岗位设计的依据，同时也是大学制定各项工作标准和规则的依据，从而也是对大学进行科学管理的前提条件。为此，大学校长必须了解本大学在同行中的地位，了解各学科相对优势和劣势，对大学的整体实力有一个明晰的客观的判断。无疑，在对大学发展前景的分析时，不仅要估计到学校发展所具有的优势条件，而且一定要充分估计到本校发展所面临的不利形势，同时还要对大学发展中可能具有的潜在优势进行综合的、合理的评估，这样对大学发展定位才能做到客观准确。

大学发展定位首先体现在学科建设的学术层次定位上（纵向定位）。目前大学校长都对学科的学术定位非常关注，都希望学校学术层次定位越高越好，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大学发展定位的一个误区。我们认为，如果大学不结合学校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定位，可能定位越高带来的挫折感就越强烈，因为大学发展资源是处于竞争状态中，而学术定位越高对资源的需求就越大，从而学校发展的压力就越大，那么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样不可避免地带来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对校长本人还是对广大员工都是不利的。

大学发展定位中第二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学术工作范围问题（横向定位）。这是一个非常现实而又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既有学科建设的问题，也有学校发展规模问题，还有大学本身的服务面向问题，当然仍然有资源状况问题，处理这个问题必须进行统筹考虑。如果是资源非常充足，可能不需要担心设置什么学科问题。一般而言，大学的发展资源总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必须进行抉择。学校的规模越大要求设置的学科范围越广，学术层次也可能越多样化，如果学校规模很小则不宜设立过多的学科。当然，学校的服务面向越广，规模自然越大，而且相应的资源状况也应该越好。

对学校发展资源的预期（市场定位）是学校发展定位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市场定位是一切定位的前提，市场定位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大学的市场竞争力的强弱，对自己竞争力的估计可以说是进行一切科学决策的基础。之所以困难，是因为大学本身是处于一个动态发展的环境中，竞争力本身也是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而且许多发展环境变化是难以预料的。为了提高大学的竞争力，国内外许多大学校长都把自己工作的首要任务放在发展资源的筹集上，都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学校的各方面的资源状况能够有一个很大的改善。而学校的总体发展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资源获得的状况，如果大学校长不能对未来的资源状况做一个比较准确的评估分析也就很难对学校发展目标进行精确的设计。

对未来学校发展状态的预期（目标定位）实际上就是对大学发展进行远景规划或制定发展蓝图。这个规划可以说是学校发展的根本定向，它影响学校的各项具体工作。在学校总体规划中往往存在着一个误区，就是总体发展目标制定过分虚化，不切实际，致使这些规划与实际的具体工作是脱节的。甚至还有的校长认为，制定什么样的规划与本人的任期的业绩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就不怎么认真对待。我们认为，不认真研究学校的长远发展规划的话，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学校，也不可能制定真正的科学的有效的决策，当然也不会去认真发现学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这样自然就助长了校长的急功近利的行为。所以说，只有认真研究学校的长远发展规划，大学校长才能真正担负起推动学校发展的重任来，他也才可能了解自己工作的坐标系，这样他的各项政策措施才能够做到有的放矢。为了保持大学发展的连续性，现任大学校长在对学校发展进行远景规划时，一定要研究前几任校长对大学的远景发展的设想，一定要做到规划设计的相互衔接和继承性，要多进行改进和深化，少进行推翻重来，不然就容易造成学校在发展思想上的混乱，容易迷失学校方向。

显然，进行大学发展定位的根本前提是对学校发展机制的定位。学校发展机制定位就是分析学校发展资源的供给状况，即大学发展经费主要由国家供给还是通过市场获取。我们知道，不同的经费渠道对大学发展影响是不一样的，如果经费主要是国家供给的话，那么这种资源的稳定性较强，而如果主要依赖于市场供给的话，那么这种资源就充满了风险性。每所大学在资源供给上要么是国家依赖型的，要么是市场依赖型的，或者是混合型的，不同的资源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办学风格和发展目标的取舍。

如果是市场适应型的大学，那么就必须根据社会需要进行专业设计，而且在发展规模上应该保持适度，因为规模过大容易影响办学质量，从而会损害自己的声誉，而规模过小则办学效率难以体现；在学科层次定位上不能太高，因为理论性过强就会影响市场需求，而职业性太强又很难获得高水平的生源。所以，对于市场依赖型的大学而言，关键在于办出特色，从而赢得市场，只有办出特色，市场资源才可能比较稳定，不然办学风险就非常大。这种模式特别适合我国目前民办的和高职类型的学校。

如果是国家依赖型的资源状况，那么学科专业设置必须以国家的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转移。对于国家依赖型的大学，办学规模、层次和类型则是多样的。一种是国家重点支持的大学，这些大学可以以学术研究为主，学科发展遵循学科自身发展的逻辑，它们基本上不需要迎合市场的需求，而是创造市场的需求和引导社会需求，这是一种研究型的大学。一种是地方重点大学，这些大学办学资源主要来自政府的投入，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同时也进行一定的科研，所以这些大学属于教学研究型大学。再一种是地方学院，它们属于比较有特色的学院，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由于需要的投入大，而社会需求规模并不大，因而办学效益并不高，它们就需要国家的支持。这些学院一般都是专业学院。这种学校的价值就在于面向比较专门，具有不可替代性，即使它们的市场效益不高但社会效益却是很高的，因此是必须保持的。专业性学院一般办学成本比较高，服务对象比较稳定，所以它们的办学市场也比较稳定。

就目前大学办学状况而言，多数大学都是混合型的，其中国家投资占很大比重，自筹经费和学费收入各占相当大比重。这样就要求大学具有不同的定位策略，处理好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和适应市场发展变化的关系。可以说是否进行合适的定位直接影响着大学竞争力，也影响到大学是否能够办出特色和水平。我们认为，目前大学发展定位中出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趋同化现象比较严重，各个大学不能办出自己的特色，从而也不容易使自己的办学成绩优异起来。对于混合型的大学而言，在发展策略上应该扶持部分重点学科，而大量的学科专业应该面对市场需求。重点学科就是学校的骨干和龙头，整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就取决于这些学科的质量，而大量的学科专业是提供普通性的教学和培训任务。这就是我国的教学科研型大学架构。在国外的综合大学一般都属于这种类型。

大学发展定位问题，说到底就是为了统一全员的思想，将大家的奋斗目标集中到学校的发展目标上来，使大家认识到大学发展与自己发展的真切关系，从而起到团结奋进的目的。在大学发展定位中，首先是统一学校领导层的认识，其次是统一各部门和院系负责人的认识，再次是统一全员的思想认识，最后要形成大学发展规划，并报请主管部门审议通过。因此大学发展定位问题并不是大学校长本人的事情，而是学校全体员工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个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大学校长在提出自己的大学发展思路时一定要征求有关部门领导的意见，征求其他领导成员的意见，并召开部门负责人会议进行研究磋商，在适宜的场合下还要征求员工代表参与讨论。总之，大学发展规划的出台需要进行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最后还要经过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和学校发展委员会表决通过，之后要提交主管部门批准备案。

对待大学发展定位问题，考验的是大学校长的大局意识和政治驾驭能力。大学发展定位问题牵涉到大学方方面面的利益，大学制定发展方案必须把各个利益群体的关注点包含在内，所以这就不是一个单边的行为，而是一个多边行为。在大学发展定位问题上，大学校长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他需要不断地向各层次的人员来传播自己的办学理念，不断地进行说服工作，不断地征求大家的意见，不断地对发展方案进行修正。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实际上就是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的发展蓝图的操作方案，对于这个方案引起了激烈的争议，看来实施起来非常困难。正如该方案设计者所言，该方案是一个反复修改和征求意见的过程，最终应该是一个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文本。这实际上告诉人们：大学发展定位问题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而且也是一个行动问题。往往认识问题容易解决，一旦付诸行动，就会各种矛盾并发。在中国，一个方案如果要推行，它不仅要合理，而且要合情，甚至合情是第一位的。即所谓合情合理。不合乎“群情”就难以“理直气壮”，那么“欲速”则“不达”。

二、优化管理结构，做好大学管理权力的分配

在大学发展定位解决问题之后，紧接着就是人事问题。人事问题可以说是一切事情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校长在用人问题上绝不可能是自己一人说了算的，必须经过党委会的同意，因为党委是主抓干部和人事工作的。当然，校长一般是党委会的重要成员，他在干部人事任命上有很大的发言权，他能否把他的选人的标准让党委会集体接受，这不仅看校长是否真正识人、善于选人，而且还要看他的说服协调能力。因为人才的标准是多样的，不同的人对人才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可能在一种情况下被视为人才的，在换一个环境后就不成其为人才了，而世界上又不存在万事通用的人才。可以说，现在人才已经高度分化，走向了专门化，要选择合适的人才是不容易的，而且所选择的人才被大家公认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果真的启用公认度比较低的人，除非他有非常的实力能够迅速证明他的才干，否则其治理方略很难被大家接受，其治理理念就很难得以实现。

在现实中，对人才的衡量并不是一些单纯的技术指标，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涉及利益平衡。可以说，所有的人才都带有一定的政治符码，都是一定利益的代表者，能够完全超越于局部的、个体的利益的人是有，但非常少，只有政治家才能站到比较高的角度来审视问题，这只是我们对大学校长和大学党委书记的期望，这个标准不适用于所有的人，因为这需要非常高的政治觉悟和人生智慧及个体修为，远非每个个体都能够具有的。所以，在校长选人的时候就必须根据每个人具体的优势来进行抉择，这样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在判断一个人是否某一职位的合适人选，不可能完全听凭大学校长一人的意见，必须有民主讨论、具体决策的过程。为此，大学校长必须处理好个人领导与集体领导的关系了。

我们认为，如果在一种绝对无私的状态下，个人领导与集体领导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因为个人领导也不是某个人独裁专权，集体领导也不是没有人负责，两者都要求大家充分发表意见选择最合适的人选，所以目标上应该是一致的。一旦强化个人意志和局部利益，那么这两者的区别就显现出来了，个人领导则倾向于别人对个人意志的服从，集体领导则强调了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在现实中因为任何问题都会牵动到一定的个人的和某个局部的利益，这样就使人们在表达自己意见时就不可能站在完全公允的立场上来进行，可以说，做到完全无私利性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集体领导在某种程度能够起到一定制衡作用，能够避免个别人的专权。所以，尽管大学校长和领导集体的成员来自不同的学科，存在不同的利益关系，而他们所担负的领导角色要求他们必须超越所代表的部门利益，以整体利益为重，在其中，大学校长的平衡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大学校长首先需要具备的大局意识。

但大学校长作到成功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中国有官本位的传统，一个人一旦被提拔为大学校长，那么他的身价立刻暴涨，从而也会带来新的利益角逐，人们的观点、立场都会因为身份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在中国，人们更看重职位所带来的荣耀与利益，而对职位所附带的责任则看轻了。如果大学校长不能保持一个比较平静的心态，更在乎自己的得失，则可能主要精力不是用于促进大学发展的大事上去了，而是把大部分精力卷入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处理上了。当然我国为了使大学校长在其位、谋其政，已经开始了大学校长任期制试验，但由于并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大学校长工作绩效评价机制，所以还很难预计其前景如何。而现在的评价机制过分注重量化指标，这就鼓励大学校长把主要精力用在各种数字运算中。大学校长的急功近利行为，成为大学真正上水平、通过办学层次的巨大隐患。

可以说，大学校长在上任之后面临首要任务就是要协调好领导集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与此密切相关的就是如何做好校长之间职责分工。进行分工不仅要结合各个成员的专长、工作经验和工作业绩，还要根据学校发展需要进行调整。大学校长本人应该是抓全面、抓主要工作，而不是抓某一方面具体工作，其主要职责应该是进行战略领导和对重大事件的决策，日常工作则应该由具体职能部门负责，由分管校长进行领导监督。作为大学校长来说，必须把握发展的大局，而作为领导成员来说，也不能只顾部门利益。领导内部分工也应该因事设人，而不是因人设事。在进行领导内部分工时，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工作的权力配备与责任义务相对应。而且如果条件成熟，还要推行职责轮换制度，这样能够促进大家以公正的态度对待各项工作，避免出现厚此薄彼的现象。

三、突出大学发展特色，做好学科发展布局

在处理好领导成员的内部问题之后，大学校长接下来重要工作就是要处理各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学校学科布局问题是学校发展定位的具体化，它涉及学校资源的投入方向，自然也就涉及各学科的具体利益，那么各学科自然有一番竞争，因为每个学科都希望自己是居于核心地位的，都不希望自己居于二类的地位，都希望自己是独立发展，而不是处于依附地位或服务的地位。因为在学校发展布局中的位置不同，所产生的待遇也就不同，所涉及到的个体发展空间也就不同。这样大学就会出现以学科为利益集团的竞争，甚至是激烈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如果实行强制性的取缔长线学科或传统学科往往难以推行。因为越是传统的学科势力越大，它们由于历史比较长，拥有资源比较多，在学校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他们产生的抵制作用也就越大。而设置新学科就意味着资源重新分配，但它们的基础薄弱，相应的影响也小，所以发展也比较困难。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古老大学设置新学科是非常之难了，这不仅牵涉到发展资源被瓜分的问题，而且涉及到学科受宠地位受威胁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越是传统的大学越保守的重要原因。那么大学在进行新的发展布局时就不能想当然地采取加减法，而必须在保留传统学科基础上，另辟资源发展新学科，这样既保护了既得利益，又给新的学科以发展空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大学采取的自然淘汰法是一个聪明之举，它是通过各院系争取到的科研经费和开展项目多少来决定学科地位和存留。这不仅是一个激发学科奋进的办法，也是将内部的资源瓜分之争引向外部竞争的办法，这样就使学科自觉地提高在全国学术界的位置，扩大其影响力。当然这是建立在经费资源的多渠道基础上，如果只有官方一种资源渠道，那么在资源分配上不具有竞争性，各学科的地位只有听凭长官的意志了。

客观地说，每个大学都希望自己提供的知识是最完整的，也是最权威的。所以大学有一种自我扩张的欲望。但是大学在知识发展方向上必须是有所取舍的，因为任何知识发展都与巨大的投入有关系，也与社会需求的直接性有关系。在知识已经走向了专门化和精细化的今天，任何大学都不可能在知识的任何方面都占据前沿，它必须认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位。在大科学时代，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投入是巨大的，而且是充满风险的，大学所占有的研究资源总是非常有限的，它不可能占有无限的资源，这就要求它选择能够突破的领域，从而获得知识发展中的领先位置。

然而进行选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能够实现知识突破性发展的首先是因为杰出学科带头人的出现，其次是他能够组成一个优秀研究团队，这些是学校确定发展重点时必须考虑的条件。优秀研究团队的特征是它有一批善于合作的优秀的科学家，他们是各方面的学科专家，他们适合于进行研究工作的分工，在研究工作中可以起到取长补短的作用。其中必须有一个是组织者和设计师，而他的思维是站在学科前沿的，他能够预见学科发展方向，设计研究方案，协调研究的进程，并能够把握研究的动态，及时地提出课题研究的修正路线。概言之，他不仅思想敏锐，而且善于组织，并且能够经常进行反思和进行自我矫正。这些优秀研究团队成员可以是专职的研究人员，并享有不受干预的研究自由。显然进行这些学术探索必须有强大的资源后盾。这就决定了这样的学科不可能太多，一般应该是大学的重点学科或支柱学科，这些学科发展代表着学校的总体水平，为其他学科发展起支撑和引领作用。

根据经验，在大学中出现一个尖端学科往往需要3～4个相关学科站到一流的位置上，尖端学科是这几个学科交叉的结果。而作为一流大学至少应该有2～3个尖端的学科，那么一个一流大学至少有10个学科领域站到一流的位置上。一流学科的标志是它的学科排名在国内应该是在前10名以内的。一所国家重点大学的标准是至少有2～3个学科达到了一流的水准，同时有10个学科排名在国内位居前50名之列。地区重点大学必须有2～3个学科排名在50名以内，10个以上学科在国内排名在前100名之内。那么一个国内一流大学的基本规模是有15个左右的专门学科，它的最大规模是120个学科专业，而国家重点大学的学科规模应该介于此之间，而地区重点大学规模可以适当放宽^〔17〕。

在世界一流大学中，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它有两个尖端学科，一个是粒子物理，一个是生物化学；斯坦福大学有三个尖端学科，一个机电工程，一个化学，还有一个是物理。加州伯克利大学也是三个，还有麻省理工学院，而哈佛大学居于领先地位的是法学和医学。

各学科地位确定是一个综合平衡问题。每个学校的竞争对手是同行，而不是内部。所以每个学科应该对自己的发展状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自己的产出效率有一个冷静的判断。各个学校在发展中不可能将自己的基础学科弃置不顾，同时又不能不关注学科发展动态，那么就必须对最具有竞争潜力的学科加大投入，占领学科发展的高地。因此一个大学必须明晰自己发展的路线图，即有基础学科、重点学科、核心学科和辅助学科构成。基础学科是对学科具有广泛影响的学科，它影响培养人才的基本素质，是不能丢弃的学科。但基础学科往往是不容易见效的学科，所以在发展上不能步子太大，性子太急。重点学科是学校具有优势的学科，这些学科往往需要进一步追加投入才能巩固目前的地位。而核心学科则是体现学校水平和特色的学科，这些学科发展能够带动其他学科发展，所以是学校发展的领头学科，同时也是需要大力投入的学科。由于它的投入需求非常大，因而大学在确定核心学科上不能面铺得太大，以便突出自己的发展重心。辅助性学科是个小群体。对这些学科而言，虽然总体投入不大，但人均经费应该是比较高的，而唯有其精干才能起到辅助的作用。

在确定各学科的地位过程中一定做到学科之间有一个开放的设置，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和交流，避免因地位的确立而出现各学科之间相互孤立的封闭局面。因此大学应该明确两类设置，一是教学设置，一是科研设置。在教学设置上应该是基本固定的，这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而在科研设置上应该是流动的，使人员有一个广泛的交流渠道，在相互促进中获得学科发展，同时也能够做到学校内部的资源共享。学科保守是大学发展的一大弊端，作为大学领导人应该能够预见到各学科之间存在的因地位不同问题导致的矛盾。一个重要的制度设置是，学科负责人或带头人与院系领导之间没有必然关系，这样可以避免因地位产生的本位意识。院系负责人只是一种教学组织安排，充当一种协调人的角色，与学科地位不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而不直接产生本位意识。

大学校长在处理各学科关系中特别要注意自己的角色。每个校长都来自一定的学科，校长对自己的学科情有独钟是可以理解的，发展自己本学科的愿望也是可以想象的，但这容易产生偏爱，导致学科发展待遇的不公平，为此大学校长应该从一个更高的视角出发，即站在学校的总体利益，而不是仅站在本学科的视野上来谈学科发展问题，这样才能在校内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只有校长能够以身作则，才能要求别人不结成势力集团，大学治理才能不变成院系政治平衡，才能从学校长远发展大计来考虑学科发展设计。大学校长一定要在学科发展上持公平心态，即既为弱势学科提供发展机会，又不压制强势学科的发展，同时还要鼓励具有发展前途的新兴学科发展，当然更不能对自己从事的学科护短，争取不当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活动氛围，为学校的长远发展、提高学校的总体竞争力打下基础。

可以说上述三个问题都关系到学校的整体实力的提高的大问题。定位不准，可能使学校的发展基础耗尽；而领导内部不能团结一致，则可能形成人心离散的状况；而各学科关系处理不好就会形成内部纠纷，造成恶性竞争的态势，就打破了和平共处的发展环境，这些都是大学校长在治理学校过程中特别忌讳的事情。

四、关注教师发展，处理好大学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平衡

大学的健康发展依赖于大学内部建立了和谐平衡的发展环境，而这种平衡状态依据学校的发展定位而定。学校发展定位不同，对各种关系的处理自然也就不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我国大学有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教学研究型大学之分，其区分点就在于教学任务和科研的各自比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比重不同是由大学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所承担的任务不同而确定的。大学作为国家教育部门的重要设置，它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因此国家对它们的投入是不同的。国家投入分一般性投入和专项投入，一般投入则是以人头费进行的投入，是围绕教学活动的基本安排进行的投入，而专项投入分别是针对大学的特别需要进行的附加投入，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就是科研投入。国家对这些专项投入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其中包括重点学科建设、国家科技攻关、维持和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竞争力、保卫国家安全等目的，对于这些投资一般是意向比较明确的，而不是平均分摊的，进行这种分配的基础是学校的学科实力和教师的研究水平和已经做出的成绩。而且在科研投入上存在一个累积效应，投入越多则强，越强获得的投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对传统的学科地位无法撼动的原因，新的大学要占据发展优势必须在新兴学科上做文章的原因。过去，国家在学科资源配置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如院系调整就是一次大的学科资源重新配置。现在虽然不存在这样硬性的资源分配，但国家设立了重点大学、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等一系列的制度，在资源配置和政策方面存在倾斜，从而使一些大学和学科更容易获得发展资源。这些软性的资源分配与直接的经费分配是联系在一起。大学获得这些软性资源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大学所处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各个高校都在争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之类的原因。可以说，国家在这些软性资源分配中是有名额限制，一旦分配框架确定，大学的基本位置也就被确定了，各大学在这个总体设计框架内尽管可以自我调整，但仅限于微调性质，不可能有更大的作为，大学试图改变这个整体格局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奇迹产生。因此大学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分配来的，而不是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赢得的。(www.xing528.com)

在国家科研投入比较多的大学，大学发展定位自然要偏向于研究型的，也就是说教师的平均工作量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从事科研活动，以研究水平来判断教师的工作绩效。而获得国家科研经费比较少的高校自然把更大精力用于教学工作上，教学质量是反映其学术成绩的主要指标。必须指出，教学和科研的关系并不是一个正比关系，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反比关系，即教学工作量越大，科研任务越轻，反之科研任务越重，教学工作量相对越轻。同样科研成绩也不能代表教学水平，因为教学质量提高有赖于师生之间共同分享时间的多少，用于科研时间多不能说明用于教学研究的时间就必然多，专门的科研活动与教学中所需要的研究是不同的。同理，教师承担的教学任务重也不能代表教学水平高。教师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教学说明教师的教学经验积累更多一些，如果教师没有进行有关教学方面的研究，没有分析所授知识与学生发展之间关系，教学水平也不会自然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学质量又取决于研究水平，但这个研究是以学生为定向的研究，而不是以取得科研成绩为定向的研究。

大学要上水平，自然不能脱离科研，离不开科研成绩的提高。但对于教学型大学而言，教师的教学任务量比较重，那么就不能指望教师有很多时间投身于科研工作。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也不可能使他们进行比较大的科研活动，尤其是自然科学学科。虽然人文学科受科研条件束缚相对较少，但学术氛围同样对他的科研活动产生影响。这种研究条件的区分就使得教学型大学只能把研究活动定位在知识的二次生产上，较少能够进行原创性的科研活动。这类大学对教师的业绩考核当然不能定位具有原创性成果的考核上，只能对他们进行以教学活动为定向的研究成绩如何，无论是书面发表的，还是在教学中产生的客观效果。

如果是研究型大学，教师的教学业绩自然也是一个主要的考核方面，但应该充分注意到教师的教学任务量的大小。换言之，如果教师所承担的科研任务非常重，他们所承担的教学任务量应该相对较轻，从而使能够抽出足够的精力进行教学科研。这意味着他们不仅要从事知识的原创性生产，而且也要进行知识的二次生产，使他们所进行的知识活动达到有效传播的程度。所以对这些教师而言，他们的教学业绩考核重点不是他们教学的量的方面，而是教学的质的方面，即知识的有效传播程度。所以即使一个教师的科研成绩非常突出，但这不能代表他的教学成绩一定优秀。而对这些教师的科研成绩考核就应当看他们所承担课题的分量及其科研成果的原创性水平。

目前大学教师在职称晋升方面离不开他的科研成果，但对不同类型的大学教师应该有所区别。现在出现了只追求发表论文的数量而不问质量的状况，这种对教师业绩的评价方式是令人担忧的。可以说，如果教师从事的是二次性生产的知识，无论多少都不可能是一流的；如果属于原创性成果，虽然少，但却是精华的。目前学术期刊比较杂多，从而对人们根据期刊来鉴定学术水平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加上学术期刊在刊载论文方面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从而为大量的粗制滥造作品提供了发表场所。而大学的学术委员会不能尽职，其活动受到行政的和人情因素的干扰，同样影响了学术的评判效果。失去评价权威的学术委员会最后只好依赖论文的数量来定夺，这又鼓励了大量的学术泡沫现象出现。

大学校长在处理教学和科研上，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来确定教学和科研在教师职务晋升中的地位。对于大学的教授职务而言不可能脱离教学任务这一项，而教学水平往往是难以衡量的，而运用科研水平这一指标相对简单一些，因为论文发表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的科研能力。但如果以论文数量作为职称晋升的依据，又会使不少教师对教学投入减少而忙于论文的粗制滥造。这样摆在校长面前的一个首要任务是要确定教师教学和科研的合理负担标准。不同大学发展定位不同，对各自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要求应该是不同的，所以每个大学应该有自己关于教师负担的标准。具体确定什么样的负担水平，需要根据专家委员会的意见确定。一般的操作方式以平均负担为原则，在确定了合理的负担水平后，再来确定完成任务的质量标准，而且质量标准中质应该是主导的考核标准，量的指标应该是辅助性要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质与量之间没有可以置换的余地，而质的标准则是看原创性程度。

五、维护大学办学声望，掌握好创收这柄双刃剑

大学校长需要处理的另一个重要关系是提高学术水平与做好社会服务关系。从笼统的意义上讲，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活动都是社会服务，而大学的社会服务工作也必然是带有一定学术性的。但在这里，“社会服务”有专门的含义，即特指从美国大学发展来的知识推广、成人教育项目。这些工作是从大学教学、科研工作中派生出来的，它对大学联系社会实际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到后来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经营项目的重要内容，这种经营并非指进行科研成果的推广转让活动，而是指专门为了营利而组织的各种课程班、培训班等，主要是为了增加收入，即为了创收。如前一时期不少大学举办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班、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等。大量地开展这些活动对于目前教师资源和课程资源都不丰富的中国大学来说，将严重影响到大学的正常教学活动，当然也会对大学的科研活动产生消极影响。

当然出现这些情况谁也不好直接来怪罪大学或大学校长。因为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直接原因就是学校经费不足和教师收入较低，特别是当大学教师收入严重低于企业一般从业人员时，自然会产生种种自救的现象。大学教师从羞于言利到直接取利，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与经济转轨同步的，而且原因也是多重的。从客观上讲是因为大学经费不足，从主观上讲则是不少大学教师要向社会证明自身的价值，经济地位是个体价值的重要体现，特别是在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因此主观上不甘寂寞和客观上投入过少导致了大学的创收现象大量滋生，这与学校创办校办产业没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不同的是手段不同，前者侧重于物质产品或技术服务的方面，具有一定的有形性，后者则主要使用的授课方式，是一种理论知识的灌输，是一种无形的产品。

当大学校长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提高教职工待遇时，他的选择手段是有限的，很多时候他只能默许各个院系利用现有资源进行开发利用。这样各个系科状况就出现了不平衡。与经济发展直接对接的学科容易找到市场，从而收入增长得很快。而对于一些学科而言则难以找到有效的市场，从而在创收上处于劣势。虽然大学进行了内部的调剂，但仍然不能弥合各学科之间出现的巨大不平衡。再加上大学在创收方面缺乏规范，从而在大学校园内也出现一定腐败现象。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不少大学教师下海，从而出现了一批优秀师资的流失。当学术成为副业、成为工具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必要呆在大学，因为大学外部有更大的诱惑力。

不可否认，大学创收活动对大学发展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大学创收一方面直接地提高了大学教师的待遇，另一方面促进了国家加大对大学的投资。因为大学将主要精力转移到创收活动上来，对社会长远发展来说是一个巨大损失，最大的损失是科技发展缺乏了后劲，知识发展的基础丧失。此外，大学创收活动也真正地改变了人们关于大学的传统观念，促使大学认真思考社会的需求，从而促使大学教师开始从象牙塔中勇敢地走出来。可以说大学创收对大学发展作用是双重的，既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最大的积极意义在于促进大学向社会开放，促进了大学办学观念更新，特别是将经营思想、效益观念引入到大学管理中，从而在大学内部产生了一种自我革命，而这种革命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是一致的。

所以，大学创收最初是一种权宜之计，现在已经成为大学适应社会需要的自我调整机制，它有利于促进大学与社会之间产生良性互动行为，促进大学根据社会需要进行变革。但是大学创收活动必须有约束的，如果大学把主要精力用于创收活动而丢弃了自己的主业，那将是对学术发展后劲的消解。从大学长远发展出发，大学必须把教学和研究放在中心的位置上来。尤其当国家对大学投入比较充足的时候，大学更应该集中精力于学术发展。此时就需要大学校长严把学术标准关，在大学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将那些不能专心于学术的人员淘汰出局。令人欣慰的是，国内已经有一批有远见和有抱负的大学校长，他们果断地停止了与自己办学水平不相称的社会服务项目，如停止了学历文凭考试，停止各种补习班和辅导班，明确规定教师社会兼职的申报制度，这样就把大学教师的主要精力从浮躁的经商活动中拉回来，回到宁静的校园学术活动中来。

可以说，科研与教学、学术发展与社会服务是大学校长必须认真处理的两个基本矛盾，它们也是影响大学层次水平的关键因素。每一个大学校长不能不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不能不考虑自己的治理政策。当然其关键仍然是确定合适的任职资格和工作责任考核标准。

六、倡导学术合作与交流，共同促进大学繁荣

大学发展存在一个共生效应，大学改革与发展也需要同行的支持和相互呼应，没有这一有利的外部环境，只凭一所大学的努力是难以成功的。大学校长在制定学校策略、尤其是在制定学校改革发展计划时需要关注大学的反应，也有责任与大学同行建立一个联系与沟通的机制。可以说，大学各有自己的个性，但大学又不可能完全独立，它需要参照一些行业的标准。一般来说，在现代交通便捷、信息发达的时代，任何一个大学的举动都可能产生连带效应，都可能对大学群体发展造成影响。因此大学校长在确定自己内部政策之时应该获得同行发展改革的广泛信息，并建立与同行的广泛交流机制，做到在发展计划上的协同性。在美国有许多的大学校长联谊组织，有地区性的，有定向结盟的，如常春藤大学联盟、十大校联盟、大学学院联合会等，这些为大学校长交往、促进大学之间的信息沟通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中国各大学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一种官方关系，即都是在行政体制下结成的相互关系，较少是出于自愿的结盟或联合。这似乎有古人的“君子不群”的风尚。但在交流如此发达的今日社会，这一古风也需要变化。现在已经听说中国的一流大学之间建立一种联谊组织关系，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大学等九校联盟。这种交往对于促进大学校长办学理念的形成及形成大学发展的科学定位将发挥有效的作用。人们在交往中展现自己的优势面，并反身来塑造自我形象，这种交往机制有助于促进大学办学水平提升是没有异议的。只要这种交往的目的不保守，不是为了结成利益集团。中国的一流大学联盟吸收了3所香港的大学，保证了它没有形成官方的意志，也没有把交往范围封闭起来，从而也没有在大陆形成学术寡头的机制。但这样容易出现的问题是：造成大学层次分化。也许这种分化是有利的，它促进真正的一流学术标准形成。这些大学之所以能够结成联盟，说明它们之间的学术标准是互认的，并且认为它们的标准与其他学校的标准是有区别的。那么要加入这个集团，就应当有美国大学协会组织那样的一致同意原则，有一个正规的申请程序。这样才能在中国一流大学建设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但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毕竟不同于美国的体制，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属于地方分权性质的，各大学与联邦政府之间没有垂直的纽带关系，而且联邦与地方之间也没有垂直的关系。美国大学是依照宪法和联邦教育法案及州教育法案享有充分的自治。这也是私立大学产生的重要环境。所以地方政府对各地的私立大学并没有直接的管理权，只能依照宪法规定、联邦教育法规定和州教育法案规定来治理。大学在招生方面是自主的，并有自己独立的财政渠道，在大学的授课内容方面是自由的，这些都使大学之间有一个竞争性的氛围，都可以伸张自己的办学理念，这样就可以使他们能够寻找在办学旨趣上比较相投的知音，从而结成一定学术利益的共同体，建立一种在他们之间相互承认的学术标准。中国大学就没有这种条件，各大学首先要听从中央政府关于教育方面的指示，其次要受地方政府的教育发展计划或规范的制约，这些限定不仅表现在招生方面、专业设置方面，还表现在具体的授课内容方面。这些不自主因素就限定了大学之间交往。特别是中央政府有自己的对大学分类方式，其中就包含了对大学层次水平的划分，那么在政府的意志之外就不好再出现独立的标准了。所以上述中国一流大学联盟可能只是一种礼仪性的交往活动，还无法触及学术发展的深层。当然这些加盟的大学都是在国内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学，他们的言论自然会受到政府的重视，但是他们发表的只能是私人性意见，是一种学理性的，并不具有合法性，因为他们没有获得授权或得到豁免。所以他们的作用充其量能够发挥一种影子集团的作用，如果发挥得不充分，就只能是一种学术交流或思想交流。

目前中国大学之间虽然存在竞争，但竞争是非常不充分的，只有在竞争的环境下才能出现真正的一流大学，才能促进真正的交流与合作。一般来说，高校发展具有一个生态效应。在竞争的情况下，不可能每个大学都能够成为一流的。而且只有在竞争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一流。根据统计学的分布规律，办学优异的只在1％左右，达到优秀的水平大概在5％左右，达到优良的估计能够占到总体的7％～8％，而达到良好水平的大概占15％左右。根据这种分布规律，我们把优异的定为国际一流大学，5％定为国内一流大学，国家重点大学定在7％～8％，地区重点大学定在15％之前。所以按一个国家高校的总数计算，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则在1％以内，在国内达到一流大学水平的只能占到5％左右，达到国家重点大学的比例也只能是7％～8％，也就是说在10％以内；达到地区重点大学水平的只能占到15％左右。根据2000年中国高校统计，我国本科以上水平院校为600余所，那么有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为5～6所。在国内达到一流水平的高校可能在30所以内，国内重点大学为50余所左右；在地区重点大学为90所左右。可以看出，这个分布基本上符合中国目前大学的分布状态。

中国大学发展客观上需要分化，需要形成不同的办学思想和不同的办学追求，也就是要形成不同的学术信仰，不同的学术价值观。而政府又喜欢包办一切，喜欢通过指定的方式来确定学校的具体行为。而大学可能会表面的服从，但心里不服。不服的结果是运用各种机会和手段来提高自己在政府心目中的地位。这样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办学理念，办学理念的形成必须是一个自我认同的过程，是大学主体与社会进行有机互动的结果，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不是一种拉郎配的关系，而是双方的吸引和接近。大学通过它与社会的关系确定它在社会上的地位。这样大学的地位都是竞争性，都取决于大学自身的努力。所以如果政府管不住自己这只闲不住的手，那么大学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永远也发挥不出来，大学水平提高是没有希望。一个没有文化品位的大学是不可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而大学的文化品位则体现在大学的学术抱负和学术追求上，体现在大学的办学理念中。大学校长是唯一合格的大学理念的解释者，也是最可能的大学理念创造者。

七、加强理解和包容，处理好领导与群众的关系

大学校长能够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在相当的程度上也取决于他能否对领导与群众关系的正确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不太鼓励个性太过张扬的人，同时也不同情那些能力低下的人，中国文化讲究中庸，即既要有突出的才能，还要为人不太张扬，这就要求大学校长具有突出的人格魅力，而且大学校长的领导才能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的人格魅力上。我们认为，人格魅力提升的途径就在于提高个性修养，加强理解和包容。大学校长的人格魅力具体表现在大学内部的人际关系处理上，通常有两种最重要的两种关系，一是与领导集体成员的关系，一是与群众的关系。与领导集体成员的关系就是前面所讲的领导与协调的关系，而与群众的关系则主要是激励与引导的关系。在这里，群众指的是大范围的群众，即不属于领导层的全体成员，具体而言包括各学院的负责人、一般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在西方，大学组织成员中还包括学生，尽管学生的角色是暂时的，但他们毕业之后作为校友仍然与学校发展关系密切。在中国，群众主要指工作人员，在未来也应该把学生纳入学校组织成员中。

对于普通教师和一般工作人员而言，校长决不能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于学术工作者而言，他们特别需要获得尊重和理解。尤其在中国这种官本位意识比较浓厚情况下，学术工作人员更渴望获得尊重和理解。在不少中国大学，许多教师感到其地位反不如行政人员，这意味着大学校长必须努力在学校内大力倡导学术为本的思想，并在校内工作布局中时刻都把教师的关心放在第一位。一般而言，中国的教师是最通情达理的，他们只要求自己的公平的一份，而不希望获得额外利益，因此他们把公平视为第一位的需要，要求学校把一切政策放在明处，公开处置，而对于各种黑箱操作深恶痛绝。这就要求校长在学校各种政策制定上要尽可能做到公正、公平和公开，从而为教师们创造一个舒心的环境。

针对目前大学中存在的行政本位或官本位现象，大学校长在自己的治理方略中首先要建立一个使行政人员待遇与教师待遇达到基本平衡的政策。其次大学校长应该大力提倡“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并且在具体措施上使教师们真正体会管理是在为他们服务，是在促进他们出好成果，而不是刻意地管他们或算计他们。再次校长还要发扬决策民主，即在任何重大决策之初要进行调研，要征求教师们的意见，获得教师的理解和支持。这样使教师们切身体会到自己不只是个被管的角色，也是在参与管理，也是学校的主人，从而把学校利益视为自己一体。大学校长做到这三点的基础是要充分理解教师，并包容教师性格上存在的缺陷。

之所以谈大学校长要包容教师性格上的缺陷，是因为大学教师作为知识的创造者他们都有很强的个性，很强的个性在很多时候表现为对某些事物持比较偏颇的看法，或者说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中理想的成分太重，较少看到现实的复杂性，这样不免在语言上、情绪上和行为上出现一些过头的举动。对此大学校长必须理解和包容。对于绝大多数教师而言，他们的自我意识非常强，有一种“舍我其谁”的主体意识；但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自我疏离感，感到自己应该与权力中心保持一定距离，不攀附权贵；而在内心又渴望自己被圣主发现、重用。古人有“士为知己者死”遗训，这在相当程度上描绘了知识分子的一般心态。当然，这种心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奴态。在西方社会中，民主意识或公民意识比较强，也可以叫主体意识比较强，认为自己谏言献策是自己的权利，也是自己能力的表现。所以西方大学的许多学者不认为自己与校方是一种雇佣和被雇佣关系，认为自己是国家或大学的雇员，而不是某一个人的。他们一般而言更有气节，他们经常视追求真理为自己的天职，认为在大学工作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并认为这是做人的最高尊严，所以没有必要卑躬屈膝。而中国不少文人认为大学治理是校长的事，不关自己的事，如果提意见发表见解，轻则是干预人家行政，重则是讨好求赏。这就是一种边缘人的心态，而不是主人翁的姿态。所以对学校内的公共服务不积极，要参与就是看对我自己有没有好处。这些中国传统文化遗留下的糟粕东西现在在大学里还有很大的市场，所以造成了公共服务意识差，私心杂念比较重。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常见的几种毛病，如愤世（指自认为是怀才不遇型）、隔世（指对任何非关自己的事务隔膜、淡漠和置身世外）和恋世（对官场文化和世俗风潮的依恋）心态，对大学校长有针对性地加强大学学术民主建设是非常有助的。

在大学教师中，经常会有一批言辞激烈的学者，这些人或许是专业上的权威，但往往并不懂得大学治理，他们的批判意识经常使大学校长感到比较难堪。对于这些人，大学校长必须尊重他们的发言权，毕竟大学学府是一个学术社区，需要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人们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感受，但同时又不能对这些言论过于在意，否则就会影响自己的理智判断。大学中还有一批谦谦君子型学者，他们对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发表自己意见和看法，很知道言论的分寸，这些人往往是理智有余激情不足。作为大学校长要注意到这批人的存在，要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说不定其中有许多治理大学问题的妙策。还有一批人是见解不深而又喜欢卖弄显示的人，他们总是希望接近领导获得重用，那么大学领导要对这些人善于分析，不要在他们的溢美之辞中忘却了自我。当然大学中大部分教师是比较本分的人，他们只希望在专业方面有较顺利发展，同时又兼顾好自己的生活，对学校的集体生活既不十分投入又不乏参与，他们是比较理性的。可以说这批人是大学治理的中坚，因为他们不带有政治的野心，不以先入为主的见解来判断事物，对事物追求总是在一个合理的尺度上。

针对不同教师类型，决定了大学校长应采用不同的交往方式和交流艺术。大学校长在他们面前首先要表现出真诚来，那么这些人也会将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愿望告诉校长。当教师对学校的政策产生疑问时，大学校长有进行解释和说服的义务。当教师产生不满情绪时，大学校长还有安慰和安抚的义务。当教师们提出自己的建议和主张时，校长应该虚心听取，而不能对这些意见建议听而不闻。因此大学校长应该有与群众联系的畅通渠道，免得他们没有投诉的渠道。只有大学内的各项制度比较完备的情况下，大学校长才可以把自己从这些繁忙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所以大学校长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制度建设，即一方面确定治理措施，明确各种管理规章要求，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备的救济措施，使制度照顾到无法具体涉及的领域。因而总体上言，大学校长与教师们和其他职工的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关系。大学校长领导的对象是领导集体成员以及学校各部门首脑。群众的意见反映是一种反馈渠道，是对学校治理效果的评价。

要提升自己的人格魅力，大学校长还必须处理好自己的传统学术身份与当下的管理职责的关系。不可否认，大学校长不可能完全丢弃自己的学术身份，但校长要履行自己的职务职责，管理的身份无疑是第一位的。校长的管理职责是多方面，需要校长的巨大精力投入，这样他就不可能把过多的精力投身于学术的事务上。那么这就要求大学校长限制自己在学术方面的作为，发挥自己作为校长的作用，即对学术领导作用。如果校长不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学校管理事务上，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过去的学术工作上，那么他就是一种失职行为，这样的表现注定是不能赢得人们的尊重的，当然就谈不上什么人格魅力了。

因此，做好大学校长，关键在于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岗位职责要求他必须具有更大的包容能力，要求他必须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管理的工作中，这样才能使自己变成真正的管理专家，成为能够带领大学改革发展的掌舵人。

八、树立开拓意识，做好社会公关

作为大学校长，必然要与社会各方面建立良好的关系，给社会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这是为大学挣得广泛支持和丰富资源的基础。为此，在管理的职位上，社会应酬事项是不可缺乏的。大学校长的社会应酬活动分为内外部两部分，对外大学校长代表学校与政府管理部门、社会贤达人士和企业界等交往，对内代表学校领导班子要与教师、学生代表，尤其资深教授交往，这些都对学校的运转产生影响。在这里，社会应酬主要是指与学校外部建立良好关系。凭心而论，这些应酬往往是非常耗费精力的，校长又必须格外认真来对待，因为这些应酬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校长的治理能不能成功。我们知道，现代大学办学不可能封闭进行，也就不可能离开外部支持，而在这些应酬中就包含了许多大学所急需的资源。在这些资源中有些是中国大学校长格外重视的，如上级肯定，同行认可，社会理解，客户赞成，社区支持等。可以说，这些交往也是校长表现自我的舞台，通过这些交往校长得以展现自己的才干，展示学校的形象。在当今，大学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外部而不是内部，这对大学校长外部交往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校长没有高超的交往技能，没有熟练地应对各种关系的办法，那么他对学校的治理不可能是高效的。这就要求大学校长必须不断修炼自己的“外功”，才能熟练地应对管理业务本身的要求。

显然大学校长要应对如此多方面的关系，他就不能不首先对各式的情况进行了解和钻研，这些与自己的专业旨趣是大相径庭的。这要求大学校长的学问不仅是专门的，而且还应该是综合的，体现的不仅是学术上的造诣，而且是自己的做人的信条和人格的魅力。只有善于处理各种关系的校长，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校长。可以说，大学校长的英雄时代已经失去，需要靠广泛的人际网络支持的大学发展时代已经到来，因此大学校长与外界联系和交往程度决定了大学的发展潜力。这也正是对大学校长角色提出的最大的课题。但做好这一课题，校长应该成为专职的校长，而不能把校长工作当成一种业余活动。没有对大学管理事务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大学校长肯定无法变成管理的专家，也无法成为一名成功的校长。

以上八种职责是对大学校长工作任务进行基本分类，也可以说这些是大学校长工作的基本方面。所有这些职责都是扮演校长角色的任何人必须认真对待的，其中其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学校长在这些方面的工作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的办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