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民族激情燃烧的焚烧炉

2010-06-18，
No.720

世界杯所激起的巨大热情是个奇特现象，自从电视普及以来，它已成为四年一度的全球盛宴，一场牵动数十亿人的神经，打破他们平静生活的漫长狂欢。仅仅用人们对体育运动的喜好是难以解释这一现象的，事实上，投入这场狂欢的人群中，许多人并不喜欢足球，平时也很少看球，甚至看不懂足球，更别说踢过足球了。

而在真正懂球的球迷眼里，或许欧洲五大联赛和冠军杯的比赛水平更高，也更好看：从专业角度讲，这也是理所当然的，相比那些有任务才临时召集起来的国家队，职业俱乐部能够跨越国界搭建最优秀的团队，有着更连贯周密的训练计划，更多的实战配合经验，更从容的状态调整空间；而国家队中，除了巴西阿根廷这样的顶级豪门之外，很难组建和调整得像冠军杯参赛队那么全面、均衡而专业。

但两者在吸引观众的表现上却恰好相反。2006年德国世界杯平均每场收视人数达到5亿，而同期冠军杯即便重大比赛收视人数也不过一两千万，差了一个数量级。造成这一反差的，无疑是民族激情的巨大号召力。如同奥运会一样，世界杯是展示民族符号，宣泄民族激情的一场盛宴，人们挥舞国旗、高唱国歌，把手捂在心口，把国旗颜色投射到球衣上，涂抹在脸庞、胸口、三角肌乃至屁股上。

在每一种文化中，民族激情都是如此容易被激活，而一旦激活便成为影响集体行为的压倒性因素，这背后必定有着牢固而普遍的心理基础。这一基础，大概源自于人类狩猎采集时代的团伙和部落对抗——在那个漫长的时代，作为基本社会单位的部落常由拥有血缘关系的数十上百个家庭组成，其中成年男性组成团伙出门打猎或掳掠其他部落，构成了其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内容。

因而对于男性来说，在团伙中成为好战友，甚至好首领，便意味着有更多机会分得战利品（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掳得的女人）。为此，他们发展出了许多适应性能力：勇敢、忠诚、服从、坚忍、领会、沟通、组织、计划、指挥等，而其中一项独特的能力在日后有着深远的影响，即借助某些外在特征迅速识别敌友并作出适当反应的能力。

一个好战友，是那种能被共同的文身样式、出征前的舞蹈和鼓点、挥动的图腾、冲锋的号角、战友的吼叫激起强烈斗志的人，也是能被来自敌方的类似信号激起怒火和仇恨的人。并且，这些反应必须与底层的情绪系统绑在一起，必须表现出难以遏制的脸红心跳气喘，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实际的战斗行动，才是可信的。

很明显，民族国家的那套符号就是部落战斗符号的现代翻版：国旗源自旌麾，国徽源自图腾和盾纹，制服源自文身发式等身体装饰。然而，尽管它有着古老的心理基础，但民族激情本身却是近代的产物。民族，既不是血缘集团，也不是文化和语言集团，它是近代主权国家崛起过程中，国家权力所能达到的边界；而所谓民族性，是既已崛起的国家凭借权力为这一虚拟部落所拟构的符号体系。(www.xing528.com)

在文艺复兴前的欧洲，没有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在日常生活中，只有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和斯拉夫语的各种方言，而在学术和大跨度交往中，只有希腊和拉丁这两种世界语。是民族国家借助印刷术、统一课本和义务教育，创造和推行了民族语言，对上取代了拉丁语，对下消灭了方言，同时，官方的历史和文学编纂，为民族创造了共同的神话、历史、英雄、恶魔、苦难、经典、圣地和纪念日。

尽管部落是虚拟的，但构建民族的努力却是非常成功的。通过语言和文化的改造，国家成功地把这套符号体系植入了人们的集体记忆。这一成就，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创建制度、推行政策、实施控制和对外交往的基础。然而，民族激情在赋予国家以统治能力的同时，也成了战争与杀戮的催情剂，在它的强大驱动力之下，未明世事的青年们毫不犹豫地涌向征兵站，去杀死那些所谓的敌人，仅仅因为后者佩戴着另一套符号。

今天，当人们涂满油彩击鼓鸣号涌向球场时，其情绪、姿态、装扮和队列，与古老的部落战斗是何等的相似啊。幸运的是，那里只有号角，没有枪炮，只有欢呼，没有杀戮，而最终将他们放倒的，不是子弹，而只是啤酒。或许我们该庆幸，当初被从潘多拉盒子里放出的这只妖精，如今被关进了竞技体育场这个笼子里，驯化成了无害地取悦于我们的宠物。激情在此燃烧，却不会去推动那部危险的引擎。

在国家权力开始建构民族认同之前，文化的分异和认同，如同语言和血缘群体的分异一样，是连续渐变的，除了那些亲缘很远只因迁徙而杂处的群体之外，很难划出清晰的边界。语系－语族－语支－语种的层级关系是语言学家的武断规定，被视为同一语种不同方言的语言之间的差异，可能比同一语族两大语支的差异还要大。

用马克斯·魏因里希（Max Weinreich）的话说：所谓语言就是拥有陆军和海军的方言。所以民族并不对应一条文化和语言的自然边界，民族边界的范围取决于民族国家能将其文化控制力延伸到多远。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崛起，实际上反映了印刷术、国民教育、官方教科书和国家传媒等文化工具，赋予了国家更强大的文化控制力。

在民族国家以前，国家并不依赖于民众的文化认同，封建君主由层层契约关系维持政权，而大型帝国则只需在其统治阶层（文官和军官及其候补群体）内维持认同即可。所以在古代，无国家地区或封建体系中，文化分异仍是连续渐变的，而在帝国中，大众文化是地区连续分异的，上层精英文化则是统一的。

帝国为在文化高度分化的广阔地区实施统治，创造了像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汉语官话这样的通用语，但仅限于上层，民族国家同样在其权力边界内创造了通用语，但凭借更强大的文化控制机器，将其推行于全体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