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揭新闻出版总署违规之举

2012-08-31，
No.2344

商务印书馆6月份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其中收录了二百多个“NBA”之类的常见英文缩略词。近日，一百多位学者就此联名向新闻出版总署举报，指控其违反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该版词典的发行，也让央视恢复了NBA的叫法，此前，为遵守广电总局的规定，央视在两年时间里只能用“美职联”代替NBA。

许多英文缩略词早已为大众耳熟能详，广电总局的突兀规定，曾给播音员和观众都带来困扰和不便。新版词典的发行总算让忍受了两年别扭的人们获得了解脱，如今却又横生枝节。百位学者联名举报的行动，据说是为了“捍卫汉语纯洁性”，可是他们却从未论证，为何“汉语纯洁性”具有值得捍卫的价值。就算你们认为它很重要，又如何证明它构成了一项公共利益，以至于需要动用国家机器和司法系统来加以捍卫。

如同时尚风潮、市场分工交换体系、蜂窝状的定居点与道路格局，和许多其他文化结构一样，语言也是一种哈耶克所称的自发秩序，就是说，不需要有人有意识地去设计，它便能从人际互动过程中自己涌现出来。研究表明，人的语言本能十分强大，只要让一群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只需一两代人的时间，便能自动协调出一门新的语言来，足以应付交流所需。

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人际互动和协调的产物，它天然地具有针对环境变化而做出适应性调整的能力。一种新现象的出现，起初人们可能找不出恰当的词汇和句式来表达，可一旦有人找到一种贴切生动的表达方式，便会在交流环境中迅速扩散，广为模仿和采纳，新语义、新词汇、新句式，便如此诞生了。

一些具有语言天赋的人，或者名人、作家、主持人等占据了传播网络中关键节点的人，有着特殊的机会来进行这种创作和传播，不过，更多见的情况是，根本无从考究一个新词或新用法是如何被创造、扩散、衍生，而最终确立其语言地位的，通常是一个由众多不知名小人物所参与的创造过程，起初并没有人预见到后来所产生的效果。

当然，运用国家权力，通过义务教育、推行统一教科书、编纂经典与词典、让国有媒体控制关键传播节点等等措施，是能够对语言的自发演化进程施加干预的，正如政府也能对市场机制进行干预；在某些方面，这些干预甚至还取得了一些算得上正面的效果，比如通用语的建立和普及，在国家范围内确实便利了交流。(www.xing528.com)

不过，要产生这样的效果，干预措施必须顺应语言自发演化的趋势，通过提供参考方案推动本已存在的协调和交流过程，而不是与之抗拒；但实际上，由于主权民族国家固有的封闭性，它往往在境内促进协调的同时，却在国与国之间树立起新的藩篱，而且比起地理和族群屏障来，这种国家藩篱要坚固得多。

而且，国家屏障的建立，往往是以强行消灭地方文化、消除文化多样性为代价的，而自发协调则是众多个体自由选择的过程。因为每个社会和族群中总有一些偏僻角落，也总有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因而往往会在融汇的同时保留下更多有价值的地方文化元素。

所以，尽管在中世纪末期民族国家崛起的过程中，国家对语言的干预曾经起到了加速突破地区隔阂、便利交流的作用，但近代化以来，尤其是当今全球化时代，这种干预作用变得越来越负面了。随着全球化的继续深入，网络传播的影响扩大，将日益暴露出它的迂腐顽劣与不合时宜，其施加干预的方式清楚地显示着它阻碍交流的意图和效果。

语言这么复杂精妙的体系竟然不是由一个睿智而富有远见的权威所设计，并始终处于不受任何权威控制的永恒演变之中，这一事实让一些人赞叹不已，也让一些人觉得不舒服。总有些浑身学究气的“语言行家”试图告诉人们一个词的正统含义和正确用法^[3]，也总有些自封的权威或政府部门出面“规范”大众的语言。

然而和语言的自我更新能力相比，这些努力对语言发展的影响微不足道，这一点从众多词语的讹变历史中便可看出。比如成语，按理说成语之为成语，即在于其意义之固化，但就连成语也免不了讹变的命运。“朝三暮四”原本是说猴子太笨不懂三加四等于四加三，后来变成了反复无常；“指鹿为马”丢失了“用明显瞎话筛选脑残粉”的意思，只剩下颠倒黑白的意思；“空穴来风”本来是说“局部低气压会引来气流”，意思是留下口实容易招惹流言蜚语，结果变成了“毫无根据的捏造之辞”。

呆若木鸡、炙手可热、退避三舍、逃之夭夭、一毛不拔，都已不是最初的含义。大体上，含义较为曲折、意思不容易从字面猜到的成语，都容易发生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