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的全球城市化浪潮

2013-11-12，
No.4694

中国的城市化已进入后半段，在经历了前半段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和城市扩张之后，后半段将更多地表现为结构性变化：农业在失去了大多数劳动力并放弃大量低价值土地之后，将如何向新模式转变？城市将如何对其全新的人口结构作出反应？城市新移民和他们的子女将为自己建立何种生活方式和社区文化？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未来数十年的社会面貌，而其结果又将高度依赖于制度所能提供的机会。然而，有关城市化的诸多争论，多半是站在城市规划者的立场上，描绘着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城市，很少有人关心和了解推动着这一进程的移民对城市的需求和他们从城市中得到的机会。

在《美国种族简史》中，经济学家托马斯·索威尔为我们讲述了贫民窟如何成为新移民进入现代城市主流社会的跳板；贫民窟的同乡和家族聚居模式，如何为尚未适应城市社会的新移民提供关系、信息和信用资源，以及物质、精神和文化上的支持，帮助他们获得就业和经营机会、积累财富和经验、适应城市文化，最终争得晋升中产阶级的能力。

在《另一条道路》中，另一位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 Polar）则进一步指出，贫民窟要发挥如此作用，须满足一些制度条件：移民必须有机会对他们事实上占据的土地和房屋取得合法、正式、明确且可转让的财产权，必须有机会方便地进入就业市场、从事交易和经营生意，这意味着全面解除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对土地产权与流通的限制和对小生意的种种管制。

索威尔和德·索托的书都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在那之后二十多年的全球经济繁荣中，许多新兴国家都经历了一轮势头迅猛的城市化浪潮，这为检验他们的观点提供了极好机会。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2010年出版的《落脚城市》便是这样一次实证考察，该书基于一项为期三年的对全球二十多个贫民窟的实地调查，其结果完全可以用作前面两本书的注脚。

当然，桑德斯的工作不只是个注脚，他为我们理解移民社区（即桑德斯所称的落脚城市）如何发挥跳板作用提供了许多新的启示。比如居住密度的重要性，许多政府规划的改造项目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规划者按自己的中产口味将移民社区设计得过于宽敞稀疏，过于强调私密性，打破了对移民至关重要的同乡聚居格局。

穷人的一个特征是活动半径小，尽管他们可能走很远的路去上班，但因为缺乏闲暇和交通工具，其消费和社交范围都比中产阶级小得多，因而落脚城市的一大功能——维持原有的社交网络和关系资源——只有在高度密集的居住环境下才能起作用。而在优雅宁静的低密度小区，在邻居很少见面的带电梯高层公寓楼里，都是难以维系的。

另一个常被规划者忽视的因素是商铺比例，这往往是出于一种陈见，认为移民进城就是来打工的，对他们经营生意的潜力不屑一顾，甚至将这些小生意视为混乱和肮脏的来源而加以压制，殊不知，落脚城市的企业规模虽小，却构成了其经济活动总量的很大部分，也是这些社区得以良好运转、移民获得生活便利的主要依靠。

实际上，落脚城市的经营机会非常丰富，因为移民的消费半径小，居住密集，而且保留了大量原有的消费习惯，还有许多该阶层所特有的消费需求，因而他们的多数消费只能在社区内得到满足，而这些消费要得以实现，密集居住和高比例的商铺空间是必要前提，因为对于活动半径很小的穷人，只有高度密集才能形成有效的消费规模，才能促成分工。

更重要的是，经营小生意也是移民提升社会地位、晋升中产阶级的主要渠道，也是已经站稳脚跟的老移民为他们新来的老乡亲属提供落脚点的主要手段。假如这一渠道被切断，落脚城市这部社会流动性引擎就丧失了其核心功能，假如移民没有机会通过小本经营来提升其社会地位，就会从其他方向寻求出路，而那通常是政治出路，然而和市场出路相比，政治博弈未必是双赢的，常常是零和的甚至双输的。(www.xing528.com)

从桑德斯所列举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当移民有机会自发建设自己的落脚社区时，他们总是能形成符合自身需要的密度和结构。这些自发性社区的主要问题是基础设施不足，因为往往当基础设施问题浮现时，居住密度已经太高而难以改动了，这也常给政府提供了“脏乱差”的借口实施干预和改造，然而除了极少数案例，这种改造的结果总是破坏性的，即便其初衷是友善的。而另一方面，假如移民拥有完整的财产权和组织自治社区的机会，事实上总是会想出办法通过小修小补的渐进方式来改善基础设施。

德·索托在理论上的一大贡献是区分了财产权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人格化的财产权，依赖于特定社会关系情境，其确立和具体边界只得到该情境中有关当事人的认可，需要其主人时刻在现场亲身捍卫，其价值无法被该社会情境以外的第三方所评估和认可，因而也无法被转让，因为一经转手可能就变得一文不值了，用我的术语说，就是缺乏流动性。

第二种是资本化的财产权，其权利边界被清晰描述且得到司法系统明确认可和保护，因而其价值不会因为更换主人而消失。只有这样的财产权，才能作为流动性资本要素进入市场体系，被配置到最能发挥其生产力的用途中，从而将其价值最大化。现代市场制度正是在将大量财产权转变为资本的过程中，创造出了巨大财富。

在德·索托看来，第三世界许多都市贫民区里便存在大量此类土地财产权。新进城农民在郊区自行占据的公共土地常得到政府默许，在身处同一社会情境中因而熟知内情的人之间也存在有限的买卖，但由于其人格化特征，无法用来向银行贷款，也无法引入外部资本进行商业化开发，因而其价值远远低于潜在市场价值。

其实类似区分（尽管性质不尽相同）在人力资源和信用资源上也可发现，对工作能力的认可是高度情境依赖的，除了像视力臂力等最显明的那些，你很难向一位陌生人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当一些广受认可的等级考试和资格证书得以让能力中的一些方面获得流动性之后，人力资源的市场价值便大幅提升。尽管大家都知道这些认证只证明了能力中的极小一部分，这恰恰展示了资本化在价值创造中的威力。

簿记和会计制度、质量检测与评级机构、企业信用评级、个人信用记录等制度元素，在生产资源和信用资源资本化的过程中起了类似作用，正是众多此类（法律的或私人的）制度元素构成了现代市场体系，任何经由资本化而得以进入该体系的资源，其价值都将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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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http://pewsocialtrends.org/files/2010/10/Movers-and-Stayers.pdf。

[2] 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是指一对夫妻加上他们的已婚子女（及其核心家庭）所组成的二级家庭。

[3] 我在大象公会发表的两篇文章“一个德治社会如何可能”（No.5208）和“最成功的共产社会在美国”（No.5162），分别介绍了阿米绪和胡特尔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