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对古代尚武传统和骑士精神的追寻

2012-07-25，
No.3595

时隔64年，奥运又将在伦敦举行。名义上，雅典奥运可算是回家，但假如我们更注重实质，这次才更配得上“回家”一词，无论是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的大众体育，还是有着严谨规范、体现着“费厄泼赖”精神的竞技项目，乃至现代奥林匹克这样的定期竞技盛宴，英格兰都不愧为其发祥之地。即便到今天，以参与体育活动的比例、热情和强度而言，英格兰仍是首屈一指的体育大国。

相比之下，古代奥林匹克其实并无特别之处，那不过是古代尚武民族中常见的比武大会兼战争祭祀罢了，竞赛项目亦无不与战争有关，都是些古代战士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唯一比较特别的是铁饼，只有这个不太起眼的项目，还在孤独维系着现代奥运与希腊传统的一丝联系。

至于奥运与和平的联系，也已被发现只是个现代神话，所谓大赛期间的停战，史料上说的只是军队会允许战士去参赛，并且沿途得到通行便利，实际上，举办古代奥运的通常是那些在最近战争中获胜、拥有了某种霸主地位的城邦，奥林匹克是它们向其他城邦炫耀实力的手段，通常会借大赛之机订立盟约，并商定下一场战争的时间；假如你亲临现场，目睹开幕式上为战争胜利感谢宙斯而举行的血淋淋献祭场面，你是绝不会将它与和平联系到一起的。

现代人心目中圣洁、高雅、纯粹的古代奥运，是顾拜旦等现代奥运倡导者美化虚构的结果。他们之所以非要把体育和奥运的传统追溯到希腊，无非因为在那个理性与启蒙的时代，希腊俨然已是文明、理性、科学和艺术的圣殿，要证明自己提倡的是好东西，最好都将它与某个希腊元素挂上钩。希腊确实拥有高度繁荣的科学与艺术，但把古代奥运视为与现代体育类似的东西，是一厢情愿的。

其实，这种美化和虚构，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几个世纪中，西方知识与精英界重建其精神传统努力的一部分；对古代智慧的再发现像一股甘泉，适时浇灌了中世纪后期理性复兴这棵幼苗，然而“复兴”和启蒙一旦成为运动，被树为旗帜的希腊传统就难免被过度美化和神化，正如中世纪传统被过度贬低和丑化一样。

在出现维持和平所需的政治秩序之前，人类社群之间处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习武和比武是古老而普遍的传统，直到大型帝国建立，才出现了较为长期的和平。但定居农业国家也总是面临着周边游牧渔猎民族的不断骚扰和入侵，许多农业国的历史就是不断被游牧民族征服的历史。

凡勃伦曾在《有闲阶级论》里指出，那些作为游牧征服者而统治农业民族的贵族阶层，常会保留一些游牧文化元素，特别是尚武习俗，以便与被征服者拉开身份距离，同时也时时提醒后者记住双方的差异。这一观察颇有道理，比如除了比武大赛，古代君主和贵族还会为自己保留大片草场、森林、苑囿作为皇家猎场（比如中国的禁苑制度和英格兰的森林法），季节性的围猎活动是象征君主和贵族权力的重要仪式性活动。

在集权帝国，尚武已成为一种仪式和身份，而在权力分立的封建国家，尚武对统治阶层仍有着现实意义。特别是在封建早期，贵族的权力和地位的维持，很大程度上仍依靠其个人武力，领主们一生的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带兵行军、巡视、盟会、平定叛乱和相互交战之中，而且那时军队规模都很小，也没多少大型火器，骑士们的个人能力就显得很重要。

尽管体育的起源离不开尚武传统，但从尚武传统中发展出竞技体育，还需要其他一些要素的加入。首先是公平竞赛的精神，此精神之要义在于，对某些行为规范的遵循，不仅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更是将规范本身视为一种价值，赋予其神圣性。对规范的恪守已成为厕身于贵族阶层所必需的人格禀赋，所谓的骑士精神，便蕴含了这一标准。

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时代，被许多历史学者视为骑士精神的巅峰期，那时一方面社会上层十分动荡，但同时，关于领地、继承权和封建义务的整套权利和契约观念已深入人心，封建早期那种机会主义行动受到鄙视。在此背景下，一位贵族的利益前景，除个人武力之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其同侪建立联盟和契约关系的能力，而对方是否愿意与你结盟、结盟后是否忠诚，又取决于你在对待契约义务和盟友方面所建立的个人和家族声誉。

从比武习俗发展出竞技体育的另一个关键，是去除其中的战争和实用性元素，这一转变发生在骑士时代过去之后，对骑士精神的追寻和仪式化复兴之中。到都铎王朝，贵族阶层在此前的长期战乱中已元气大伤，随着步兵和火器的大量使用，重甲骑士乃至个人武力在战争中已无用武之地，然而残余的贵族们仍想表现他们祖先的骑士精神。

长枪比武虽早已存在，但变成一项规则、程序、场地、器具规范严谨的竞技项目，并在整个贵族圈内大行其道，正是在都铎王朝。英王亨利八世还因此而受重伤且遗疾终身，法王亨利二世则直接死于赛场，没人因此而受惩罚；也是亨利八世，把网球发展成了一个规范的竞技项目。(www.xing528.com)

将竞技体育从贵族消遣最终变成大众运动的，则是另一个因素：贵族对现代化进程的引领和全民对贵族精神的仰慕和模仿。在英国，在封建依附关系瓦解、现代市场制度建立、社会流动性提高、权利趋于平等化的整个现代化过程中，贵族阶层始终处于积极参与的状态，并且该阶层的开放性使得它能够不断吸纳成功者、新贵和精英，也正因此，传统价值观才得以延续下来。

相反，假如现代化的过程是以贵族的失败和被推翻来实现的，像法国和俄国那样，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传统元素，都将在革命过程中遭到唾弃，那样的话，现代竞技体育至少不会以我们所见到的方式发展起来。

竞技体育是后人对古代尚武传统和骑士精神的追寻和移植重建，这一点，从现代奥林匹克奠基者顾拜旦本人的经历中也可窥见一斑。顾拜旦是世袭贵族，也是保皇党人，从小热爱骑马击剑等贵族运动，普法战争的败绩给他童年留下阴影，成年后致力于国民教育，大力倡导为学校引入体育训练。

不过顾拜旦自己并不清楚具体该怎么做，他在访问英格兰时才找到了答案。原来在托马斯·阿诺德的努力下，那里的贵族学校半个世纪前就已推行了体育教育，如获至宝的顾拜旦将阿诺德赞誉为“体育骑士精神奠基人”。

现代奥运的另一个理念：将体育从贵族活动变成大众运动，并为此而组织定期集中式赛会，同样来自顾拜旦所拜访的另一位英国人威廉·布鲁克斯。布鲁克斯于1850年为温洛克农业读书会创办了一个名为奥林匹克班的体育科目，旨在“鼓励当地居民特别是劳动阶级参与户外运动，以提升其道德、体魄和智力”，并为此而举行年度赛会。

此后布鲁克斯又组建了温洛克奥林匹克协会来推动此事，他的努力获得了热烈响应，从温洛克镇地方运动会到1861年的什洛普郡奥运会，又到1866年的伦敦全国奥运会，奥林匹克迅速成为一项全英活动。正是温洛克的成就，直接启发了顾拜旦去创建国际奥委会和举办奥运会。

实际上，整个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面貌巨变，都可以理解为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次和平竞赛：每个平民都希望自己能活得像贵族一样体面和尊严（前提当然是他们认为贵族的确是体面和有尊严的），因而努力让自己和孩子们像贵族一样接受教育、参加体育运动，表现得健康积极而富有理性，能自我克制、谨守规范、愿赌服输，成为合格绅士而跻身上流社会，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追求自己的理想、发展自己的事业。而面对平民和新贵的竞相涌入，贵族们更要拼命证明自己担当得起祖先的荣耀和自己的身份。

正是这样的和平竞赛，而不是革命与颠覆，使得社会逐渐变得开放和流动，上下阶层相交融，最终形成了如今占人口大部分的中产阶级。同时，贵族传统逐渐下沉而成为高雅文化，古代骑士精神以公平竞争、企业家冒险精神、自我克制、妇孺优先、乐心慈善等的新型价值观体现在现代伦理之中，体育精神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英国历史最好地展示了，传统如何可以得以延续，并随社会发展而保持其活力。正因为它保留了大量传统，才如此富有创造力，才能不断自我更新而适应新的条件；正如一个生态系统，只有当它能够保存亿万年积累下来的大量进化遗产，才可能持续进化，不断诞生新物种。假如这些遗产被定期摧毁，进化就只能一次次从原始汤重新开始，生命就不会像今天这么丰富多彩。

因为高层次上的进化须以较低层次上的丰富性和持久性为前提，没有靠得住的元器件，就搭不出复杂精巧的机器；没有可靠的机器，就建不起复杂的工厂；没有可靠的工厂，就组织不起复杂的产业链和大型工程；没有可靠的产业链，就难以构造复杂的商业模式。

社会也是如此。没有深厚的传统，就孕育不出牢固而普遍的价值观；没有某些价值观的确立，人们就无法对他人的善意、诚信和操守持有可靠的信念；没有这些信念，就无法达成某些复杂的合作和契约关系；没有这些关系，就无法建立复杂的组织和制度；反过来，没有这些组织和制度保障，传统也难以得到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