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戒备，共享欢乐-沐猿而冠

2013-01-04，
No.4379

多年来，无论在公款消费、官场应酬、商务宴请，还是私人聚宴中，高档酒的地位越来越受尊崇，其在餐饮账单上所占份额也日见高涨，成为许多酒店的主要利润来源；这也让国内高档白酒的股票广受追捧，经年坚挺；最近，军队里传出要限制喝酒的风气，白酒股闻风应声大跌，也可见白酒在腐败类消费中的领导地位。

除了满足个人嗜好之外，喝酒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性消费，是为了实现某些社会性功能而喝，因而总是伴随着某些特定的社会活动和人际交往，在此意义上，酒被称为社会交往的润滑剂，倒也贴切；酒类消费中的大部分，大概都可归之于此类功能性需求。

不过，同样是社会性消费，具体的喝法却随所需实现的功能不同而迥然相异，最常见的一类是助兴型的，此时喝酒是为了让人进入某种状态，而这种状态适合于他正在参与的社会活动和交往，因为酒精可以解除大脑对某些低级冲动的抑制，让人变得更加放松、兴奋、甚至放纵。

在诸如歌舞、嬉戏、看球之类的群体娱乐中，这样的状态会让参与者表现更好，而许多社交活动也需要参与者比平时更为松弛，不再拘谨，甚至略带兴奋，容易打开话匣子，所以作为社区社交中心的英国乡村小酒馆，或中国茶馆，作为私人社交场的沙龙客厅、鸡尾酒会，都会以酒助兴。

当参与者平时并不十分亲密，只是为了特定目的而聚在一起时，或者平时碍于等级身份或社会规范约束而不得亲密时，那么，在此类场合借助酒精来解除拘谨和戒备的需要就会变得更强烈。

沙龙客人可能只与主人熟识，相互并不亲密，而且不时还有新人被引介进圈子；单位同事平日受等级职务拘束，年终聚餐时则需要营造一种平等参与氛围；分离多年的老同学，文化和价值观上已多有隔膜，却仍想重叙旧情；还有大家族的众多亲戚，平时来往寡浅，家族纽带全赖各种节庆婚丧宴席维系，等等。

以酒助兴的习俗在各大文化中都有，不过中国的酒文化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功能性需求，不妨称之为对抗型，表现为以醉倒对方为目的的高强度劝酒，相互轮番劝酒直至大部分参与者都达到承受极限，这种习俗在其他文化中似不多见，而且过去二十年，无论在官场、商务还是私人交往中，有愈演愈烈之势，也正是这一习俗，创造了酒类消费中的极大一部分。

劝酒拼酒习俗中所涉及的心理因素看来相当复杂微妙，其原因颇难究考，不过从某些线索中还是能看出些渊源；在助兴式喝酒时，借助酒精暂时卸除某些自控和协调能力，是为了更好地参与社交活动，所以各人自己喝就行了；而在对抗性劝酒中，酒精的这一作用被用作了武器：剥夺对方的自控与协调能力，但尽可能保持自己的。

然后，当所有参与者都意识到别人在用这一武器对付自己时，也都拿起该武器参战，于是战斗轮番升级，最终，博弈各方达成一个规范：确保所有人都被剥夺自控能力，这成了酒桌上的游戏规则。问题是，这究竟有什么社会功能？常见的通俗说法是，这能热络感情，拉近关系，更准确地说，酒精能够解除戒备。(www.xing528.com)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横亘于人际关系中种种戒备太多太深，才特别需要通过酒精来解除它；劝酒者在敬酒时，或许是在告诉对方，我同意解除戒备，请你也这样，这类似于握手礼的起源，告诉对方：瞧，我手里没有武器，让我知道你也没有；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劝酒习俗在古代或许真的发挥过确保聚宴各方同时丧失战斗力的作用，因为喝醉酒的人是很难保持格斗能力的。

之所以人际交往中充满了戒备，或许是因为缺乏信任机制和社会规范对行为的约束，社会交往中充斥着尔虞我诈的机会主义行为，为此人人都须时刻保持警惕，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伤害；这场长期的机会主义攻防战，导致了心理武库的军备竞赛，精明、理智、审慎、诡诈、圆滑、伪装、设套、声东击西、拐弯抹角等心理武器都被一一开发出来，装备在身，而真实意图却被包裹在重重伪装之下，难以看透。

果若如此，我们便可预期，越是那些可能被对方设陷欺骗或伤害，因而越需要加以警惕和戒备的社会交往，劝酒风气便越盛行，而那些真正亲密的，或已经建立了充分信任关系的交往，则会表现得较为平和，事实看来正是如此。酒风炽烈的程度，从官场、涉及国企或政府项目的商务交往到私人企业间交往、半生不熟的圈子，到亲密朋友、核心家庭，依次递减，高档酒的消费量大概也按此坐标呈梯度分布。

过去二十年酒风日盛的趋势，或许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市场开放，社会流动性增加，各种交往和交易关系大量涌现，但这些关系和交易中所需的规范和信任却未能及时建立，于是传统酒俗被改造而移用过来，为这些交往构造一个可让其顺畅运行的舞台。

可是，尽管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劝酒习俗带给参与者的健康代价却是非常高昂的，很少有人真正乐在其中，更多人是出于无奈，并对此苦不堪言，也想出种种办法加以逃避。可以相信，此陋俗在当今之炽烈程度只是阶段性的，随着人们对其健康代价的认知加深，价值观的变化，以及新的社会规范和信任机制的逐渐成型和成熟，新生代当不至于全盘继承这一陋俗。

在后来的讨论中，我意识到劝酒还有另一项社会功能（或许比我提到的更重要）：它在某些社交场合被用来确定社会地位之高低。因为既然劝酒在这些场合已具有某种攻击性，那么，谁可以对谁发动攻击，可接受的攻击程度如何，攻击而又不至于造成翻脸的适当界线在哪里，这些信号便可被用于确定参与者的地位排序。

这就好比一群母鸡之间也会通过啄击对方头部而确定地位排序，如此产生的排序被称为“啄序（pecking order）”，啄序一旦确定，母鸡之间便可相安无事。人类社会自从有了等级分化之后，也发展出许多确定啄序的方式，比如身体姿态、说话语气、称谓用词、座位次序，还有谁可以拍对方肩膀、摸对方头，谁可以迟到，可以先走一步，可以率先打破礼节，等等。

在等级关系非常牢固的贵族社会，个人很少有机会改变地位，因而反倒较少需要反复高调重申啄序，倒是那些一方面等级差异巨大，同时高位者地位并不牢固、低位者也常有爬升机会的社会，地位焦虑严重，才需要大量啄击行为来反复重申啄序。

如果说“先干为敬”只是一种轻微的谦卑，那“自罚三杯”就是赤裸裸地屈膝称臣了。“最近胃不舒服，小李你去替我敬一圈”当然是只有领导才有资格说的话，替领导挡子弹可是难得的效忠机会，领导在说了三遍胃痛之后终于干了一杯，就算是大面子了，只能赏给眼下最需要笼络的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