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所有气候都能结出自由的果实，所以自由也不是所有民族都可享有的。我们越是咀嚼孟德斯鸠所确立的这一原则194，越是感到它的千真万确。我们越是质疑它，就越是有机会找到新的证据确立它。
在世界上的所有政府中，公家是只消耗而不产出任何东西的。那么被消耗的物质从何而来呢？来自其成员们的劳动。是个人的剩余物质构成了公共的必需品。由此，只有当各人的劳动产出超过了他们的需要时，国家才能维持。
然而，不是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有同样多的盈余。在有的国家，这种盈余是非常可观的，在另一些国家是微薄的，有的国家根本没有盈余，有的还是亏空。这一比例取决于气候是否有利于多产，取决于土地对劳动的要求，取决于物产的性质，取决于居民的力量，取决于居民所必需的消耗的多寡，还取决于构成该比例的其他几种类似的比例。
另外，并非所有政府的性质都是相同的。有的政府消耗得多，有的政府消耗得少。这种不同是基于另一原则，即公共捐税离其源头愈远，就愈加沉重。衡量这种负担的依据不应是捐税的数量，而是捐税再返回到纳税人手中所须经过的路程。当这一循环快捷而畅通时，纳税的多寡是无关紧要的，人民总是富足且财政总是良好。反之，不论人民纳税多么少，只要这点税收也不返还给他们，人民因为总是付出，很快就囊空如洗了；国家也永远不会富裕，人民就永远可怜。
由上可见，人民与政府的距离愈远，他们的赋税就愈是沉重。所以在民主制中，人民的负担是最轻的；在贵族制中，这种负担就比较沉重了；在君主制中，人民的负担最重。因此君主制只适合于殷实的国家，贵族制适合于在财富和幅员上都中等的国家，民主制适合于小而穷的国家。
的确，我们的思考越是深入，就越是感到自由国家和君主国家在这方面的不同：在前者，一切都用于公共的用途；在后者，公共力量和个人力量是成反比的，一个的增长导致另一个的削弱。最后的结果是，专制政府治理臣民不是为他们谋幸福，而是将他们拖入悲惨境地来治理。
下面讲的是每种气候条件下的诸多自然原因，人们可以根据这些原因判断何种气候的力量决定政府采用何种形式，甚至可以说出哪种气候适合于哪种居民。那些不值得开垦的贫瘠不毛之地就应任其荒芜、闲置，或者让野人去住；那些劳动所得仅够生活所需的土地应当让蛮族居住，在那里一切礼制都是不可能的；那些产出与劳动相抵后虽有剩余但剩余不多的土地适合于自由的民族；那些肥沃高产、只需较少劳动就可有很多产出的土地应当实行君主制，为的是让君主的奢侈来消耗臣民过多的剩余，因为这种过剩最好还是被政府吸收掉而不是被个人挥霍掉。我知道例外也是有的，但这些例外恰恰证实了以上规律，因为它们迟早要引发革命，从而使事物恢复到自然法则。
我们要总是把一般规律和可能改变一般规律之结果的个别原因加以区分。即使整个南方建立的都是共和国，整个北方建立的都是专制国家，下面的论断仍不失为真理，即在气候的影响下，专制适合于炎热的国家，野蛮适合于寒冷的国家，良好的礼制适合于中间的地区。我还看到，人们虽同意这一原则，但对于它的应用可能会有所争议。有人可能会说：有的国家虽然寒冷但是非常肥沃，有的南方国家却非常贫瘠。可是这一问题只是对于那些不从事物的所有比例来分析问题的人才成其为难题。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必须计算劳动、力量、消耗等因素间的比例。(www.xing528.com)
假设有两块大小相等的土地，一块的产量为五，另一块的产量为十。如果第一块土地的居民的消耗量为四，第二块土地的居民的消耗量为九，那么第一块土地产出的剩余就是五分之一，第二块就是十分之一。两个剩余之比就是两个产量之比的倒数，产量只为五的土地在剩余上却是产量为十的土地的两倍。
可是这里所说的不是两倍的产量，我相信任何人都不会笼统地把寒冷国家的肥沃程度等同于炎热国家的肥沃程度。不过，我们还是假设有这种相等。我们姑且把英国和西西里、波兰和埃及置于同一天平上。再往南我们还有非洲和印度，再往北就没有任何国家了。要达到这种产量上的相等，它们在耕作上有什么不同呢？在西西里，只需刮过地皮就可以了，而在英国，精作起来要花费多大的心血啊！在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力才能达到同样的产量的地方，其剩余就一定更少。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考虑到同样多的人在炎热国家的消耗量要少得多。气候要求那里的人们生活朴素以保持健康，在这些国家，欧洲人若还要和在本国一样生活，都将死于痢疾或消化不良。夏尔丹195说：“与亚洲人相比，我们是如狼似虎的食肉动物。有些人把波斯人的朴素归因于他们的国土开垦不足，相反，我却认为是因为波斯居民不需要那么多粮食，所以他们的国土的出产才不多。”他接着说：“如果他们的简朴是国家缺粮的结果，那么就只有穷人才会吃得少而不是人人如此，那么各省就因土地肥力不同而消耗的粮食有多有少而不是整个国家都生活简朴。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颇为自得，说只有看一看他们的脸色就得承认他们的生活方式比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更好。波斯人的脸色确实都是一样的，他们的皮肤漂亮、细腻、光滑，而他们的臣民、像欧洲人那样生活的亚美尼亚人则皮肤粗糙，鼻若酒糟，身体也是又胖又笨。”
越是靠近赤道，人们就越是能够靠较少的东西过活。那里的人几乎不吃肉，稻米、玉米、小米、黄米、木薯构成他们的日常食粮。在印度有数百万人每天的食物竟不到一分钱。即使在欧洲，南方人和北方人的胃口也有明显的不同。一个德国人的一顿晚餐可够一个西班牙人吃上一个礼拜。在那些人民比较贪吃的国家，奢侈也转而表现在吃的方面。在英国，奢侈表现在一桌大鱼大肉的饭菜；意大利人则用糖和鲜花来招待你。
衣着上的奢侈也表现出类似的差别。在那些季节转换急遽而猛烈的气候条件下，人们穿的衣服更好，更为朴素；在那些穿衣只是一种打扮的气候条件下，人们更多的是追求一种炫耀而不是实用，衣着本身成为一种奢侈。在那不勒斯，你每天都会看到身着金光闪闪的上衣、但不穿长袜的人在博西利普山上散步。在建筑方面也是这样，当完全不必为风吹日晒担心时，人们就会在富丽堂皇上大做文章了。在巴黎和伦敦，人们的住所追求的是温暖和舒服，而马德里人的客厅虽极为讲究，但却没有关得上的窗子，他们睡觉的地方就像在老鼠洞。
炎热国家的食物在营养和美味上要高得多，这第三种差别必然会影响到第二种差别。意大利人为什么吃那么多蔬菜呢？因为那里的蔬菜长得既好，营养又丰富，味道又可口。法国的蔬菜只是靠浇水长成的，所以没什么营养，在餐桌上也几乎算不上菜。可是法国的蔬菜并不少占土地，栽种时花的力气至少和意大利蔬菜同样多。这已经是一种公认的经验了：巴巴里亚196的小麦虽然质量不如法国小麦，但磨出的面粉要多得多，而法国小麦磨出的面粉要比北方小麦多得多。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一般来说，从赤道到北极存在着类似的渐变现象。然而同样的作物出产较少的可食之物，这不也是一种明显的不足吗？
除了所有这些不同因素之外，我还要补充一点，它从前面的因素中导出并且可以佐证前面的因素。这就是：炎热国家比寒冷国家需要较少的居民，但可以养活更多的居民，这就导致两倍的剩余，它总是有利于专制政府。同等数量的居民分布的地域愈大，造反就愈加困难，因为人们既不能快速地、也不能秘密地商议，政府却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图谋，切断联系；而众多的人口分布得愈集中，政府愈不能僭越主权体，首领们可以像君主在内阁中商议一样，同样安全地在其幕府中商议，民众可以像军队在营地集结一样，同样迅速地在广场集合。在这方面，专制政府的好处在于影响力达及远方。借助于它为自己设立的支点，它的力量也像杠杆的力量一样，增长至遥远的地方。［7］相反，人民的力量只有集中起来才会有所作为，范围一大，力量就分散，化为乌有，如同洒落在地的火药，只能燃起星星之火。因此人口最少的国家最适合于专制，野兽只是在沙漠中才称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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