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制的适应规律与比例研究

至此，我们一直把君主视作一个由法律的力量结合而成的法人和集体和国家的行政权力的受托者¹⁷⁴。现在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当这种权力集中于一个自然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之手，并且只有他才有权依法行使这种权力时的情况。这个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君或国王¹⁷⁵。

在其他行政方式中，一个集体的存在执政时就像某个个人一样，相反，在君主制中，某个个人代表着一个集体的存在，以至于君主这一抽象的统一体同时也是一个具体的统一体；在其他行政方式中，法律若将所有权力集于一体并非易事，而在君主制中，所有权力是自然而然地集于一体的。

因此，人民的意志、君主的意志、国家的公共力量、政府的个别力量，一切都服务于同一动机，机器的全部机关都操纵于一人之手，一切都朝着同一目标迈进，不存在相互破坏的对立力量，在任何政体中都不可想象一个更小的力量还会产生比这更大的作用力。在我看来，安详地坐在河边、毫不费力地顺水拖着一艘大船的阿基米德¹⁷⁶就是一位精明的国君形象，这样的国君身在帷幄之中治理着辽阔的国家，貌似不动声色，实则玩一切于掌心。

然而，如果说没有哪种政府比君主制更具活力，那么也没有哪种政府中的个别意志比君主制更有威力，更容易主导其他意志。当然，在君主制下，一切都朝着同一目标迈进，可是这一目标并非公共福祉的目标，行政力量本身不断地转过身来损害着国家。

国王总想成为至高无上的君主，人们从遥远的下层向他们喊道：要成为至高无上君主，最好的办法就是得到人民的爱戴。这条准则非常动听，而且从某些方面看也千真万确。不幸的是，宫中之人总是对它嗤之以鼻。来自人民的爱戴的力量也许是最大的力量，但是这种力量是脆弱的和有条件的，君主们永远不会满足于此。如果他们乐意，最好的国王也想变坏，他们并不因此就不是一国之主了。一位政治说教者¹⁷⁷徒然地对他们说道：人民的力量就是国王的力量，国王的最大利益就是人民欣欣向荣、人丁兴旺、令人生畏。国王们明白这不是真的。他们希望的首先是人民既弱且穷，永无反抗之力。我承认，在人民总是绝对服从的情况下，君主们希望的就是人民强大起来，因为这种力量也是他们的力量，这样就可使邻国对他们有所忌惮了。可是，这种希望只是次要的、附属的，而且这两种假设是相互矛盾的，所以君主们当然总是更偏爱那条对他们最直接有用的准则了。这就是撒母耳极力向希伯来人所要说明的¹⁷⁸，这也是马基雅维里¹⁷⁹凿凿有据地所指出的。马基雅维里假装劝戒国王们，实际上却是谆谆劝戒人民¹⁸⁰。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是共和人士的宝书¹⁸¹。

根据一般比例，我们发现君主制只适合于大国¹⁸²，通过对君主制本身的研究，我们也发现了这一规律。公共行政的人员愈多，君主对臣民的比例就愈小，愈接近相等，以至于该比例在民主制下变为“一”或相等。如果政府收缩，该比例就随之增大，当政府掌握在一人之手时，该比例就达到了最大值。这时，君主和人民之间就出现了一段过大的距离，国家就缺乏维系的力量。要产生维系的力量，就必须有中间等级，就须有王侯将相来填补中间等级¹⁸³。然而，所有这些哪一点都不适合小国，所有这些等级会毁了一个小国的。

但是，如果说大国要治理得好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的话，那么一个人要把大国治理好更是难上加难，每个人都知道当国王委派钦差时会产生什么后果。

造成君主制政府总是不如共和制政府的一个本质的和不可避免的缺陷就在于，在共和制中，那些被公众的声音推举到显要位置的几乎都是精明能干的人，他们也把履行职守当做荣誉；而在君主制中，发迹者经常都是糊涂虫，无赖，奸诈小人，他们在宫廷中爬到高位所使用的小聪明，一旦在他们坐到高位之后，就只能向公众表明他们的无能。较之君主来说，人民更少犯这种择人的错误¹⁸⁴，君主制政府中有真才实学的人和共和制政府中滥竽充数的首领几乎同样少见。因此，如果一个天生的治国之才偶然而又幸运地执掌了已被一群钻营佞臣败坏殆尽的君主制的国政，人们会惊讶于他靠的是什么手段，这就成了国家划时代的大事¹⁸⁵。

君主制国家若想治理得好，它的大小或它的幅员就必须依治理者的能力而定。夺天下易，治天下难。如果有一个足够长的杠杆，一个指头就可以撼动世界，可是要支撑这个世界，就要靠海格立斯¹⁸⁶的臂力了。国家稍微大一点，君主就几乎总是显得小了。反之，当国家对于首领来说过小时，这种情况当然很少见，国家还是治理不好，因为首领总是按照其宏图大略考虑问题，而忽略人民的利益，他滥用过人的才干给人民造成的不幸并不比一个缺乏才干的平庸首领造成的不幸更少。可以说，一个王国在每朝每代的扩张或收缩都要根据君主的能力而定，相反，由于元老院的才能具有较为固定的尺度，国家就可以有固定不变的疆界，行政也不会变坏。(www.xing528.com)

一人政府的最显著的缺点就在于缺乏这种连续的继承性，而这种继承性在其他两种政府中形成了一种不间断的纽带。国王驾崩，就必须有新国王，选举期间就成了危险的、动荡的间隔期。除非公民是秉正无私的，而这些优点恰是这种政府所不具备的，否则阴谋和腐败就乘虚而入。靠收买而执掌了国政的人很难不回过头来再把国家卖掉，也很难不从弱者身上捞回强者所搜刮于他的钱财。在这样的治理之下，国家迟早会卖官鬻爵盛行，人们在有国王时所享有的和平比王位空缺间隙时的混乱还更糟糕啊。

为了防止这些弊端，人们做了些什么呢？人们曾使王位在某些家族之间继承，人们确立了某种继承顺序以免在国王驾崩时发生争夺，也就是说，人们用摄政的弊端代替了选举的弊端，更乐于接受一种表面的平静而不是一种贤明的行政，更乐于冒险让儿童、怪物、傻瓜来做首领而不敢冒发生争抢之险选出明君，人们没有看到在冒险选择这种方式时，也几乎使所有机会都与己作对了。小德尼曾因一桩可耻的行为遭到老德尼¹⁸⁷的指责：“我可曾给你作出过榜样？”儿子答道：“可是你的父亲不是国王啊！”儿子的这句话是非常理智的。

一个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人最容易失去公正和理性了。据说，人们煞费苦心地把统治艺术传授给年轻的君主们，但是这种教育看来于他们并无裨益，最好还是首先教给他们服从的艺术。那些名垂青史的最伟大国王从没有接受过统治术的培养，这门学问历来都是学得越多，掌握得越差；服从要比指挥更能使人掌握它。因为辨别好与坏的最方便、最迅捷的方法，就是扪心自问：如果不是你而是别人当国王，你想要什么或不想要什么。^［5］

这种缺乏连贯性的一个后果就是王权政府的无常，进行统治的君主或为其进行统治的人的性格不同，造成政府此一时按该计划行事，彼一时又按另外的计划行事，既无法在较长时间内有一个固定的目标，又无法有一种一贯的行为，这种变化使得国家总是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如果总是同一位君主掌管政府，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由此可见，一般情况下，宫中多诡计，元老院中多智慧¹⁸⁸；共和国沿着固定的方向、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而君主政府的每次革命都会在国家中引发一场革命。所有君主政府、也几乎是所有国王的共同准则就是凡事与前任反着干。

从这种不连贯中还可找到王权政治家常提到的一种诡辩，这就是他们不仅把公民政府喻为家庭管理，把君主喻为一家之长（这一错误已被驳斥¹⁸⁹），而且还慷慨地把一切必需的德行赠与行政官，总是把君主设想成他应该的样子。根据这种假设，王权政府显然优于其他任何政府，因为它毫无疑问是最强的政府，如果它的群体意志更加符合普遍意志的话，那它就是最好的政府了。

柏拉图认为，^［6］国王从本质上说是一个百年不遇的人物，如果此言不虚的话，那么先天的素质和后天的机遇又有几回能够凑到一起让一个人当上国王呢？如果王权教育必然败坏接受这种教育的人，那么对于接受统治术教育的一班人，我们还应抱什么指望呢？因此，将王权政府等同于明君政府就是自欺欺人了。要看清此类政府的本质，就必须看它在无才无德的君主治之下的样子，因为他们要么是坐上宝座时就无才无德，要么是坐上宝座之后才变得无才无德的¹⁹⁰。

我们的作者们不是没有看到这些困难，但是他们对此丝毫不感到为难。他们声称，补救的办法就是无怨无悔地服从¹⁹¹。上帝是在盛怒之下造就了昏君，那么就应当像忍受上天的惩罚一样来忍受昏君。这种论调也许很高明，可是我不知道它是否更适合于宣道而不是写在一本政治书里。如果一个医生的全部医术只是鼓励病人一味地忍耐，他竟还许诺出现奇迹，那我们对这样的医生还能说什么呢？我们也知道，如果遇到坏的政府就要能忍则忍，但解决的办法是要找到一个好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