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用两种方式衡量一个政治实体，即通过疆土的幅员和通过人民的数量137，在这两种衡量方式之间存在一个可以造就国家的伟大的适当比例：构成国家的是人，养活人的是土地，因此这一比例就是：土地足以养活其居民，而且土地能养活多少人，就有多少居民138。一定数量的人民的力量最大值恰恰在于这一比例中，因为如果土地过多，守卫起来就力不从心，耕种就会不足，物产就会过剩，这就是防卫性战争的直接原因；如果土地不足，国家为了寻找补充就要受制于邻国，这是攻击性战争的直接原因。任何人民，如果只能在商业和战争之间选择其一的话，那么它本身便是脆弱的，它依赖于邻人，依赖于事件，其存在必然是不确定的、短暂的。它要么去征服，改变境况，要么被人征服，无足轻重。它只有在小得微不足道或大得威镇四方的时候才能保持自由状态。
我们无法在幅员和人口之间计算出一个互足的固定比例，这既是由于土地的质量、土地的肥力、出产的性质、气候的影响存在着千差万别，也是由于人们所注意到的土地上的居民体质也是千差万别的，一些人拥有肥田沃土而消耗甚少，另一些人的土地贫瘠而消耗甚多。此外还需考虑到妇女生育能力的大小，国土多一些或少一些是否有利于人口，立法者制定的各项制度所望达到的效果，以至于立法者不应将其判断建立在他的眼见基础之上，而应建立在他的预见基础之上，他也不应停留在人口的当前状况，而应预见到人口自然会达到的状况。最后还可能出现无数情况，各个地方的个别事件要求或允许人们拥有的土地多于看来必需的数量。因此在山区人们就要散居，因为那里的自然物产，即森林、牧场需要较少的劳作，而且经验证明山区的妇女比平原的妇女有更强的生育能力，那里大片的坡地只有一小块平整的基础，人们所能指望种东西的也只是这一小块平地。相反，在海边人们则可以聚居，甚至在几乎寸草不生的岩石和沙地中间，因为渔猎可以弥补很大部分的土地的物产，为了抗击海盗人们更应聚居，还因为那里可以更容易地通过殖民来使国土摆脱过多的人口。
除了这些条件之外，为了给人民建立制度，还需再补充一条，该条件虽然不能代替其他任何条件，但如果没有它其他条件就都失去作用了。这就是人们享有富足与安定，因为一个国家在形成时就像一支正在组建的队伍一样，是国家抵抗力最弱、最容易被摧毁的时刻。人们在一片绝对混乱中反而比在混乱酝酿时期更有抵抗力，因为在酝酿时期人人只顾及自己的地位而顾不上危险。在这一关键时刻一旦出现战争、饥荒或叛乱，国家就不可避免地被推翻。
这并不是说在这些动荡时期没有建立过许多政府，真实情况是恰是这些政府毁掉了国家。那些篡权者总是混水摸鱼，利用公众的恐慌，来通过人民在冷静状态下绝不会通过的破坏性法律。要分辨立法者的所为和暴君的所为，建制时间的选择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特征之一139。(www.xing528.com)
那么什么样的人民最适合立法呢？是那种已经因为起源、利益或协议的结合而休戚与共、但还没有戴上法律的真正枷锁的人民，是那种没有根深蒂固的习俗和迷信的人民，是那种不惧怕被突然的入侵所击垮、不介入邻国的争端、能够单独抗击任何邻国或联合一国以抗击另一国的人民，是那种每个成员都为众人所知、不让一个人承受超出其承受能力的人民，是那种可以不依赖其他人民、而其他人民也不依赖它的人民，［9］是那种既不穷也不富、能够自给自足的民族，最后，是那种集中了古代人民的顽强与新生人民的温顺的人民。立法行为之难不在于立而在于破，成功的先例之所以如此之少，是因为人们无法做到将自然的单纯与社会的种种需要相结合。当然，所有这些条件是很难凑齐的，所以具有良好架构的国家也就很少见了。
欧洲还是有一个能够立法的地方的，那就是科西嘉岛140。这个勇敢的民族为了恢复和保卫它的自由所表现出的英勇和韧性，的确值得某位圣贤教导它保持自由。我有某种预感，这个小岛将有一天会令欧洲为之一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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