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在建造一栋大厦之前先要察看和勘测地面,看它是否可以承受大厦的重量,贤明的立法者也不是一上来就拟订良好的法律本身,而是在此之前先观察法律所针对的人民是否能够承受这些法律124。正是因为这一点柏拉图才拒绝为阿卡狄亚人和昔兰尼人制定法律,因为他知道这两个民族富有,不会接受平等125。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克里特法律虽好而人却坏,因为弥诺斯126治下的人民是一个恶行累累的人民。
无数绝不会忍受良好法律的国家曾经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某些国家虽能忍受良好的法律,但在其整个统治期间,这样的时间为时太短。和人一样,人民只是在青年时才是顺从的,随着年岁的增加就无法矫正了。习俗一旦确立,偏见一旦生根,再想改变过来就是危险的和徒劳的了。和那些愚蠢的、见了医生就发抖的病人相似,人民甚至也是讳疾忌医的。
如同某些疾病可以搅乱人的大脑、使人丧失过去的回忆,同样在国家的历史中有时也会出现某些动荡时期,其间革命对人民的影响恰似某些重病对个人的影响,对过去的恐惧代替了遗忘,被内战所燃烧的国家可以说又从死灰中复活,在逃脱死神之手时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127。利格古斯时期的斯巴达、塔吉尼乌斯王朝128之后的罗马、我们中间的在驱逐了暴君之后的荷兰和瑞士都曾经如此。(www.xing528.com)
可是这些事件是很少发生的,它们属于例外情况,究其原因,全在于例外国家特殊的架构。对于同一民族来说这些例外情况甚至不会出现两次,因为只有当人民是野蛮的时,它才可使自己自由,可是当社会的元气耗尽时,人民就不复自由了129。动乱可以摧毁人民,而革命并不能恢复它,一旦枷锁被打碎,人民就变为一盘散沙、不复存在了;自此之后人民所需要的是一个主人而不是一个解放者。自由的人民,请你们记住这句格言:“自由可得,但不可失而复得。”
和人一样,各民族也有一个成熟时期,必须等到这个时候才能将其置于法律之下。可是一个民族的成熟并不总是能很容易识别的,如果将成熟期提前,立法的事业就要失败。有的民族生来就是可以调教的,而有的人民即使在十个世纪之后还是做不到。俄罗斯人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文明人,因为他们开化得太早了。彼得130很有模仿的天才,但他没有真正的天才,那种凭空创造一切的天才131。他做的有些事情是好的,但大部分是不适宜的。他认识到他的人民是野蛮的,但他没有认识到他的人民还没有成熟到文明的程度。当他的民族还需要磨炼时,他却想教化他们。他先是想把俄国人变为德国人、英国人,而他本应首先使他们成为俄国人132。他的臣民们本来就不是德国人或英国人,而他却非要说服他们就是那种人,这就使他的臣民们永远不能成为他们本来能够成为的那种人。一位法国教师也是这样培养他的学生的,这个学生童年时也会显赫一时,但终将一事无成。俄罗斯帝国妄想征服欧洲,但自己终将反被征服。它的臣国或邻居鞑靼人将成为它的主人和我们的主人:这场革命在我看来不可避免。欧洲的所有国王同心协力地加速革命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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