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与中国启蒙问题：未来哲学序曲

我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判断：在人类物质生活层面上，规定着我们这个世界时代的哲学家是卡尔·马克思，而在人类精神生活层面上，更多地规定着我们时代的哲学家是弗里德里希·尼采。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期就预言了未来人类在所谓“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全球经济共同体的形成和人类普遍交往的总体进程。至于人类精神生活，无论是宗教、艺术还是哲学的走向，尼采都有惊人的预言，比如此公在1883年就说：“还有一个世纪的读者——而且，精神本身也将发臭了！”[34]又比如，尼采在电子和媒体尚未占领人类生活的时代就预言，“演员的黄金时代来临了——演员及其同类的黄金时代来临了”，[35]在主观性现代主义艺术初露端倪的时候就预言“现代艺术乃是制造残暴的艺术”，[36]如此等等，现在来看无不令人惊奇。

同样也是这两位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马克思和尼采——最深刻最严重地影响了、甚至可以说规定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政治变革和思想文化史。[37]而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在很大程度上堪称一部“启蒙运动史”。在20世纪的历史阶段里，中国主要发生了两次具有启蒙诉求和启蒙运动性质的社会思想文化运动：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年），二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改革开放）。而在这两场文化运动中，马克思和尼采——而且特别是尼采——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1904年前后，王国维发表了《尼采氏之教育观》、《德国文化大革命家尼采传》等论著，介绍尼采哲学，由此掀起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第一次“尼采热”。在1915年至1919年之间，在堪与当年德国《柏林月刊》相比的中国启蒙运动主要阵地《新青年》杂志上，陆续刊发了十几篇有关尼采的文章，它们直接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对尼采最为推崇、同时也是受尼采影响最大的五四学人，无疑是伟大作家和思想家鲁迅。鲁迅被称为“中国的尼采”。[38]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称尼采为“察逾众凡”的“大士哲人”，说尼采“深思遐瞩，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并把尼采等传统反叛者称为“旧弊之药石，新生之津梁”。[39]鲁迅亲自于1918年节译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部分（当时被译为《察罗堵斯德罗绪言》，先用文言译出三节，后用白话文译出九节），后来又让他的弟子徐梵澄译出了全本。[40]我们也知道，鲁迅的一些重要作品，特别如散文集《野草》和小说《狂人日记》等，明显是带有尼采的印记的。

中国五四启蒙运动对尼采的接受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可以说是粗暴的“侵占”和“吞食”，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纯粹的“拿来主义”。虽然当时鼓吹者和追随者众，但学人们对于尼采并没有太深的学理研究，尼采著作的汉译工作也未及开展，可见当时人们所知的尼采近乎“传说中的尼采”。不过，也许这些都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尼采被鲁迅等五四学人当作中国启蒙运动的手段，这个被“拿来”的尼采是中国五四知识分子反传统、扬个性的武器和工具——比如在鲁迅眼里，尼采就是一位“偶像破坏者”、“轨道破坏者”。

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发生的思想文化思潮，即“文革”后的思想解放运动，有时也被人们称为“中国第二次启蒙运动”。当时人们对个性自由的诉求尤为强烈，与此相应地就出现了波澜壮阔的文化热潮。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思潮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是“美学热”。以李泽厚的康德哲学研究和美学研究、周国平的尼采美学研究和翻译、刘小枫的诗化哲学研究等为代表，在总体倾向上，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学表现出某种狂热的姿态。在世界范围内日渐式微的美学，竟在80年代的中国大陆成为一大热潮，着实令人惊奇也让人悲叹。个中动机是什么呢？无非是借助于审美自由和审美解放的名义推进思想解放、个性自由。(www.xing528.com)

在这场“美学热”中，尼采又成了一个主要角色。1986年同一年里，周国平推出一本著作《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和一本译著《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41]，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近乎疯狂的社会影响。同时，另外一些重要的尼采著作被陆续译成了中文。然而，无论是尼采哲学研究还是尼采著作汉译工作，在80年代仍旧是相当不足的。而这依然不是关键所在。关键还在于，尼采被当时的知识界学人们塑造为“美学的尼采”、“诗化哲学的尼采”，被贴上了生命意志、审美自由、个性解放的美好标签，从而迎合了时代和人性的要求。

尽管随着历史语境的推移和转换，尼采在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第二次启蒙运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意义和影响不尽相同，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尼采反叛性格的强调是为了反抗儒家传统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而80年代的新学人们则主要是利用尼采来反抗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压和束缚，两者指向不同，但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尼采形象的赋义却是基本一致的：尼采都被塑造为一位“反传统、重生命、扬个性”的哲学家。

今天我们该当怎样来评估中国20世纪的启蒙运动呢？

我个人完全赞成一个主张：中国依然需要“第三次启蒙运动”，或者说还需要继续推进五四时期未完成的、80年代同样未能完成的启蒙运动，以及相应的政治民主化变革进程。我同样也愿意认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反启蒙、否定民主和理性价值的倾向是不足取的，甚至是可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固然需要我们反思，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经验也需要我们总结，甚至欧洲启蒙理性和现代性进程及其后果也需要我们深入研讨和批判，这些都是不待说的；但如果我们今天竟要排斥和放弃民主、自由、人权、理性这些现代社会基本价值，这些我们的几代先辈学人所追求的基本理想，那无异于是一种背叛了。

当前的困难在哪里？当代中国知识界的处境与欧洲—西方知识界的处境有区别吗？若有，区别在哪里？不待说，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里，我们两方面，中国与西方，所面临的启蒙现代性问题及其后果是共同的，但处境却是大不相同的，构成处境的要素也不尽相同。欧洲—西方知识界在进行启蒙现代性批判时，做的是一种后启蒙的启蒙反思，是在占有启蒙运动的成果——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成果——基础上做的“自揭伤疤”的工作，因此更多地面临“古今之争”（传统与现代之争）；而中国知识界是在生吞活剥地经历了两次“未完成的”启蒙运动之后，在社会和国家制度面上尚未能确立启蒙运动的成果的情况下，又在最近20多年来吸收了现代西方的形而上学批判、现代性批判和启蒙批判的复杂观念，因此不仅比西方更繁难地面临着“古今之争”的现代性问题，而且还平添了“中西之争”的中国元素，致使我们进入到一个繁杂不堪、纠缠不清的文化境况里。虽然在今日全球化进程里，本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遭遇和冲突是时代性的普遍课题，欧洲—西方同样也面临着“欧—非欧之争”，但比较而言，对于中国现代性来说，“中西之争”是更重要的、发动性的一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