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哲学序曲：尼采热潮再起

1989年以后，中国知识界在政治权力和商业经济大潮的夹缝里进入了一个内部分化和分裂的新阶段，渐渐演变为“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和冲突，一场知识界内部的左右之争。现在的“新左派”已经不是20世纪80年代的左派了，当然更不是毛泽东时代的左派了，而毋宁说，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以全球化忧虑、现代性批判、启蒙理性反思为哲学基础的，因此显得比老式左派、甚至比时下的自由主义者更有学理上的依据。另一方面，比较而言，与自由主义者相比，中国“新左派”比较容易取得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持，因此在今天更容易取得话语和利益上的强势地位。

即便在这个时候，在这场新式的左右之争中，人们也没有忘记尼采，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又一次打出了尼采的旗号。特别是从2000年以来，一些具有“新左派”倾向的学人重新在政治上和哲学上关注尼采，推出了一个尚古典、反民主、主张贵族主义的尼采形象，也自然地受到了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人们的反驳，一时掀起了又一场不大不小的“尼采热”。[42]回顾和比照中国的前两次启蒙运动，当我们看到这一次尼采又成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资源和争论对象时，我们不禁要问：这一次“尼采热”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先来说说学术的尼采，即汉语学界的尼采研究和翻译。与前两次相比较，这一次尼采再热具备了更好的学术基础，一方面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留下的底子，我们已经有了初步的学术积累，包括一些尼采基本著作的汉译，另一方面是最新取得的推进。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一批青年学者进入尼采研究领域，推出了一批比较深入和比较扎实的尼采专题研究著作和论文。[43]但总的来看，我国尼采研究在与国际尼采研究的接轨和交流方面仍有欠缺，也基本体现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

尼采著作汉译的进展情况则令人惊讶。尼采已经成为在中国被翻译最多的欧洲—西方哲学家。在通常情况下，现代欧洲的哲学家著作在中国很少被重译，马克思的著作固然被译得早、多、全，但我们却难得看到重译本，海德格尔的著作则压根儿还没有过重译本，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竟然被译成超过15种之多的不同译本。据我所知，中国学界目前同时在推动三套尼采著作集的翻译。[44]翻译的进展当然是有益的，是中国尼采研究的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刘小枫主编的《尼采注疏集》甚至选择性地编译了一些二手研究文献，虽然带有编者个人的明显偏好，但对于国内尼采研究无疑是有重要贡献的。

中国学界的这一次重启尼采，在学理上受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海德格尔《尼采》书（两卷本）中译本的出版[45]，以及深受尼采刺激的福柯和德里达等法国思想家著作的译介，促使中国学者们更稳重或者更激进地重新理解尼采。但我们不得不注意的是，这一次尼采再热在更大程度上却是借道美国，主要是通过德裔犹太学者、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来实现的。据说，列奥·施特劳斯在西方世界算不上有特别大影响的哲学家，经常被视为“异端学者”和“边缘学者”，但在我们当下中国，他却是如日中天，受到广泛追捧。中国的施特劳斯弟子们，听了施特劳斯的教诲才又重新找到了这位在20世纪90年代一度被相对冷落的尼采。

列奥·施特劳斯教诲了什么呢？施氏追随者、美国学者朗佩特对之做了显白的阐发，那是一种哲学“隐微术”：哲人必须说谎，而且是高贵地说谎。因为哲人们知道“致命的真理”，即无物常驻，一切皆流变。但这种赫拉克利式的真理是不能让民众知道的。若要让民众知道了这等“真理”，岂不要命？社会可能如何维系？所以哲人说谎是为了社会的福祉，所以哲人说谎是高贵的。哲学史上的大哲竟然都是说谎高手，用朗佩特的说法，就是“隐微术”典范。[46]

这一回，尼采就这样借道施特劳斯主义重返中国思想文化界，成为阅读和讨论的一大热点。但这一次“尼采重返”却不再在启蒙意义上，或者说，尼采形象不再是一个“反传统、重生命、扬个性”的启蒙思想家了（尼采当然没有这么简单！），而是成了施特劳斯意义上的主张“主人道德”、反对以“进步”观念为核心的启蒙现代性、要求返回“古典的自然世界”的启蒙批判者和政治哲学家。尼采是这个样子的么？如前所述，尼采哲学确实有反对政治意义上的启蒙现代性以及启蒙运动基本观念的坚定立场，但我们不能忘记：尼采从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开始，把就个体此在（Dasein）的有限性和真实性问题立为头号问题，进而在批判启蒙理性的同时也提供他自己的着眼于个体性的“新启蒙”，而即便是晚期尼采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也依然是以个体性的实存意义为出发点的——尼采是一个个体主义／实存哲学家，就此而言，尼采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尼采哲学当然有回归古典希腊、美化古典希腊的倾向（这差不多也是几代德国学人的共同倾向，而非尼采独享），但我们不能忘记：施氏作为重点来解释和立论的尼采《善恶的彼岸》恰恰有一个副标题“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尼采始终是一位朝向可能性和未来性的“未来哲学家”。

让我们来做一个小结。我们已经看到，尼采一方面反18世纪的启蒙和启蒙运动，另一方面又主张一种超越道德和革命的、弘扬个体生命强力的“新启蒙”，一种反启蒙的启蒙。前者是政治的，后者是哲学的。两者构成一种纠缠不清、难以消解的现代性矛盾和分裂。在哲学上看，政治上的启蒙和启蒙运动必定是不彻底的、局部的、成问题的；而在政治上看，哲学上的启蒙和启蒙运动又不免沦于反动和极端（反革命、反民主、反平等之类）。我们可以把这种尼采式的启蒙悖论称为“启蒙二重性”，它同样也在当代中国知识界延续着。而在我看来，至少就当代中国的一些左派学人而言，他们实际上面临着一道与尼采同样的难题：未区分“政治上的启蒙”与“哲学上的启蒙”，并且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区别也许在于，尼采的动机是纯粹哲学的，而中国当代左派学人们的动机恐怕更多地是政治的。

如果我们认为，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仍然需要“第三次启蒙运动”，那么完全可以想见，尼采仍然将扮演一个核心的角色，如同在前两次启蒙运动中一样。只不过，就最近兴起的“尼采热”来看，我们发现，尼采角色在我们这儿变得越来越复杂，尼采形象如幽灵一般扑朔迷离、摇曳不定。

而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得不说：在启蒙问题上，我们始终绕不开尼采。

[1]本章系作者2009年11月20日在图宾根大学主办的“启蒙的未来”学术研讨会（Aufklärung für die Zukunft：Ein deutsch-chinesischer Dialog über Kant und 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Tübingen，19.-21.11.2009）上做的报告。修订后的中文稿刊于《同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1期。

[2]尼采：《1884—1885年遗稿》，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1卷，第571页。

[3]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页以下。总结施密特的说法，所谓第一条路线着眼于“理性、权威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它源于埃德蒙·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怀疑，在20世纪则由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人加以推进；第二条路线着眼于“理性、恐怖与支配的关系”问题，它起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开创的论证路线，在20世纪则由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等哲学家的批判理论来推进；第三条路线则被命名为“尼采的新启蒙”，着眼点是启蒙理想与法国革命的分离，在20世纪则主要有福柯等追随者。

[4]黑勒：《尼采与伏尔泰及卢梭的关系》，载奥弗洛赫蒂等编：《尼采与古典传统》，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6页。

[5]尼采：《1875—1879年遗稿》，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8卷，第107页。中译文见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67页。

[6]尼采：《1875—1879年遗稿》，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8卷，第103页。

[7]尼采：《悲剧的诞生》，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卷，第111页；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125页。有关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批判，可详见本书第一编第三章。

[8]参看以赛亚·伯林：《北方术士——哈曼与现代理性主义的起源》，伦敦，1993年，第28—29页；参看孙周兴：《启蒙的界限——北方术士哈曼以及有关争论》，载拙著《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以下。

[9]尼采：《权力意志》上卷（《1885—1887年遗稿》），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2卷，10［2］；参看尼采：《权力意志》上卷，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519页。

[10]尼采：《权力意志》下卷（《1887—1889年遗稿》），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3卷，15［53］；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1192页。

[11]参看凯斯·安塞尔皮尔逊：《尼采反卢梭》，宗成河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4页。

[12]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2卷，第299页。

[13]除了一点尼采是赞赏的，即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拿破仑。尼采曾说：“人们已经作出了两种克服18世纪的伟大试验：／拿破仑，他重新唤醒了男人、战士、伟大的权力斗争——把欧洲设想为政治统一单元／歌德，他想象了一种欧洲文化，这种文化继承了已经达到的人性的丰富遗产”。尼采：《权力意志》下卷，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3卷，15［68］；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1199页。

[14]参看凯斯·安塞尔皮尔逊：《尼采反卢梭》，宗成河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7页。

[15]黑勒：《尼采与伏尔泰及卢梭的关系》，载奥弗洛赫蒂等编：《尼采与古典传统》，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0页。

[16]尼采1887年11月24日致科塞利兹的信，载科利版《尼采书信全集》，第8卷，第203页。

[17]尼采：《瞧，这个人》，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6卷，第322页。

[18]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2卷，第299页。

[19]参看黑勒：《尼采与伏尔泰及卢梭的关系》，载奥弗洛赫蒂等编：《尼采与古典传统》，第195页。(www.xing528.com)

[20]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2卷，第299页。

[21]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2卷，第654页。

[22]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23]黑勒：《尼采与伏尔泰及卢梭的关系》，载《尼采与古典传统》，第221页。

[24]尼采：《不合时宜的考察》，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卷，第365页。

[25]尼采：《瞧，这个人》，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6卷，第367页。

[26]尼采：《权力意志》下卷，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3卷，14［168］；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1091页。参看拙文《有关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形象的若干问题》，载《同济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27]海德格尔：《尼采》上卷，斯图加特，1998年，第26—27页；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29—30页。

[28]尼采：《悲剧的诞生》，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卷，第25页；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19页。

[29]尼采：《瞧，这个人》，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6卷，第345页。

[30]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4卷，第137页；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133页。

[31]尼采：《人性的，太人性的》，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2卷，第47页。

[32]施密特：《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33]哈曼在批评康德关于公共理性与私人理性的区分时指出：“理性和自由的公共使用无非是正餐后的一道甜点，一道腻人的甜点而已。而（理性和自由的）私人使用是我们为了前者而应当失去的日常面包”。参看哈曼：《书信集》，阿尔都·亨克尔（Arthur Henkel）编，美茵法兰克福，1988年，第146页。我认为，哈曼对康德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其一、启蒙者的特权从何而来？是谁赋予的？难道启蒙者不是先要受启蒙吗？其二、康德对理性的公共使用与私人使用的区分是虚假的、不真诚的，是诱人行骗。就第二点而言，哈曼的指责是有问题的，他以非同一性哲学家的身份却向康德提出了同一性的要求。

[34]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4卷，第48页；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42页。

[35]尼采：《瓦格纳事件》，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6卷，第38页；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45页。

[36]尼采：《权力意志》上卷，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12卷，10［37］；参看孙周兴中译本，第543页。

[37]实际上在世纪初的1902年10月16日，梁启超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两大思想，一曰麦喀士（马克思）之社会主义，一曰尼至埃（尼采）之个人主义”。参看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8]诗人徐志摩语：中国的尼采在骂我们了。参看成芳：《尼采在中国》，南京：南京出版社，1993年。

[39]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55页。

[40]尼采：《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这个译本至今仍然在中国流行）。1940年代又有两个全译本，分别为：雷白韦译的《查拉杜斯屈拉如是说》（中华书局，1940年版）和高寒译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文通书局，1947年版）。

[41]前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年内重印了四次，当时在校的大学生们几乎“人手一册”；后者收入1980年代影响巨大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北京：三联书店）中，两个月内印了十万册。这种情形大约只能用“疯狂”称之。

[42]刘小枫于2000年发表《尼采的微言大义》一文（载《书屋》2000年第10期），引发了一场新的尼采争论，反驳者中尤以张远山的《废铜烂铁如是说——读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载《书屋》2001年第8期，以及陈家琪的《在学问之外——也谈尼采的微言大义》（载《书屋》2001年第1期）最具影响。

[43]较重要的研究著作可举：周国平：《尼采与形而上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陈君华：《深渊与巅峰——论尼采的永恒轮回学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吴增定：《尼采与柏拉图主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赵广明：《尼采的启示——尼采宗教哲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44]一是刘小枫主编的《尼采注疏集》（含笺注本尼采著作全集12种、尼采未刊文稿选刊5种、阅读尼采12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起，好像已基本出齐）；二是孙周兴主编的《尼采著作全集》（按科利版编辑，共14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起，已完成5卷）；三是杨恒达独自翻译的《尼采全集》（包括Giorgio Colli和Mazzino Montinari所编《尼采著作全集》13卷、Giorgio Colli和Mazzino Montinari所编《尼采书信全集》8卷、Hans Joachim Mette、Karl Schlechta等人编《尼采早期著作》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进行中）。

[45]海德格尔：《尼采》（两卷本），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46]朗佩特这种完全忽视当下现实语境、与现代公共理性相背悖的“哲人宣言”是经不起反驳的。根据所谓“隐微术”（esotericism原义为“秘教”、“秘传”、“神秘主义”），难道“哲人必须说谎”这一句不会陷于“说谎者悖论”么？此处详见本书第二编第三章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