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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快乐的科学》:从悲剧到转变

时间:2024-01-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悲剧的诞生》到《快乐的科学》,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但在1882年上半年认识莎乐美之后,尼采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并宣告了《快乐的科学》一书。科利版编者认为,《快乐的科学》在尼采一生中处于“中心”位置,说是尼采表达哲学的最成功的尝试。就此来看,科利之言不差:《快乐的科学》委实是特别重要的。但尼采为何要说“快乐的科学”?

尼采的《快乐的科学》:从悲剧到转变

尼采高调好斗,对传统的和现成的各种文化形式均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虽然自称为积极的虚无主义者,但在思想基调上仍以阴沉和否定为主;就其个人生活而言,尼采更是难言快乐明朗,总是被各种各样的病魔所缠绕。不过,在19世纪80年代初,尼采突然间写了一本《快乐的科学》——科学怎么一下子“快乐”起来了?从《悲剧的诞生》到《快乐的科学》,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尼采思想的脉络中,《快乐的科学》的出现却不是突兀的,而是一个阶段的思想的产物,这个阶段经常被称为尼采的“实证主义阶段”(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说法是未必合适的),时间范围大致在1876年至1881年8月。在这个时期,尼采主要写有《人性的,太人性的》(出版于1878年)、《曙光》(出版于1881年)和《快乐的科学》(初版于1882年)等,尼采自己把这些著作称为关于“自由精神”的系列著作。一般认为,尼采在这个时期摆脱了叔本华瓦格纳的影响,从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形而上学艺术家形而上学,转向了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科学思想。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尼采就开始重审艺术、科学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尼采心灵的钟摆开始从艺术摆向科学,放弃了他前期受瓦格纳影响、在《悲剧的诞生》中形成的“艺术形而上学”理想,反而开始贬低艺术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艺术是不能触及世界本质的,甚至于把艺术称为“招魂女巫”:

作为招魂女巫的艺术。——艺术除执行保藏的任务之外,可能还有为黯淡的、褪色的表象(Vorstellungen)稍稍重新着色的任务;当它解决了这一任务之时,它就为各个不同时代织成了一条纽带,唤回了各个时代的幽灵。虽然借此出现的只不过是墓地上的虚假生命,或者就像是逝去的爱人梦中重现,但至少在当下瞬间,老旧的感觉又一次唤醒了,心脏又按照业已被忘却的节拍搏动起来。因为艺术的这样一种普遍效用,即便艺术家并不站在启蒙的最前列和人类之持续男性化的最前列,人们也不得不宽宥艺术家:艺术家一辈子都是一个孩子或者一个少年,停留在被自己的艺术冲动袭击的地位上;而生命早期阶段的感觉却公认比当代更接近于古代的感觉。不知不觉中,使人类童稚化成了艺术家的使命;这是艺术家的光荣,也是艺术家的局限。[11]

几年前主张要“通过艺术获得解放”的尼采,现在竟然背叛自己的过去,对艺术说出这样一番大不敬的话来,加上上下文中一些不点明的、但明显指向瓦格纳的指控,这就难怪瓦格纳及其夫人柯西玛生气了。[12]尼采此时从艺术转向科学,除了可能的思想理路的变动,显然含有与瓦格纳的意气之争。这是由尼采的性格决定的。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揭示的尼采的颠倒做派,就是:你说东他必说西,你说上他必说下,把什么都要颠倒一下。你瓦格纳推崇艺术,我尼采现在偏要推崇科学了。——这时、这里的尼采也这样么?

其实,我们上面说尼采此时从艺术摆向了科学,至少在《人性的,太人性的》那里,这话也还不能完全成立,因为尼采这时候更愿意提倡一种艺术与科学的“双轨制”,即他著名的“双脑”(Doppelgehirn)比喻:“科学的未来。——一种较为高级的文化必须给人类一个双脑,可以说两个脑房,一个用来感受科学,另一个用来感受非科学:两者相互并存、毫不混淆、可分开亦可关闭;这是健康的一个要求。在一个领域里是力量源泉,在另一个领域里则是调节器:必须用幻想、片面性和激情来供热,也必须借助于认识的科学来预防一种过度供热导致的恶性的和危险的后果。”[13]尼采这里所言,听起来就比较公正了,而且与他在《悲剧的诞生》时期所形成的艺术与哲学(悲剧艺术与悲剧哲学)的关系观并无二致。

就我们这里讨论的课题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尼采稍后做的另一个文本:《快乐的科学》。这本《快乐的科学》原是为《曙光》(1881年)续篇而准备的。1882年1月25日,尼采致信彼得·加斯特:他已做完《曙光》第6—8部,正计划做第9—10部。但在1882年上半年认识莎乐美之后,尼采改变了自己的想法,并宣告了《快乐的科学》一书。该书第一版出版于1882年8月26日。至1887年第二版(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尼采补充了序言、第五部“我们无惧者”以及附录“自由鸟王子之歌”,并增加了一个意大利文的副题:La gaya scienza。该书主体部分由五部格言/箴言组成,共383节,大小长短不一。开头和附录都是诗,开头部分是德国韵律短诗,标题取自歌德的同名小歌剧。结尾部分是作于西西里岛的一组诗共14首。前后都是诗,是尼采著作中唯一的结构。全书采用了“箴言/格言”形式。德语“箴言/格言”(Aphorismus)一词源自希腊文的动词aphorizein,意思为“界定”。此所谓“界定”不是要下逻辑定义,而是要“划界”,与流俗之见划界,包括认识、道德和心理方面的偏见和流俗见解。[14]

尼采的《快乐的科学》出版时,友人们包括布克哈特(Burckhardt)、凯勒(Keller)等都对此书作了消极偏负的评价。从此以后,尼采作为哲学作者越来越走向孤独。然而,后世却有不少学者高度评价尼采这本著作。科利版编者认为,《快乐的科学》在尼采一生中处于“中心”位置,说是尼采表达哲学的最成功的尝试。的确,我们不难看到,这本著作在尼采思想历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特别是有“启下”的作用。对于后期尼采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是他在1881年8月就已经发现了的,但迟迟未予以表达,至《快乐的科学》第四部的倒数第二节(即第一版结束处)才表达出来。《快乐的科学》第一版的最后一节(第342节)还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的开头。就此来看,科利之言不差:《快乐的科学》委实是特别重要的。(www.xing528.com)

但尼采为何要说“快乐的科学”?何谓“快乐的科学”呢?尼采不是反对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式吗?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就把悲剧之死归因于理论科学的兴起,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科学乐观主义精神。怎么现在又来说“快乐的科学”?尼采本人的解释倒也简单,他在一封书信中回顾《快乐的科学》时写道:这本著作“只是让自己快乐的一个感情洋溢的方式,能让人一个月在自己头顶上有纯净的天空”。[15]尼采由于心情和病痛,难得有快乐辰光,故《快乐的科学》常被称为“康复之书”。科利认为,在尼采的《快乐的科学》中,艺术与科学合一了,“诗人与科学家合二为一了,共同致力于一种科学,这科学既不忧郁、死板,又不只有严肃。”[16]——是谓“快乐的科学”。在科利看来,尼采《快乐的科学》处理的是艺术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而其中传达出来的见解无异于他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提出的艺术—科学“双脑”之说。

佩特竭力抬举、甚至于吹捧尼采的《快乐的科学》(特别是该书之第五卷),以逐章解读的方式对该书第五卷文本做了细致而又不失有趣的解释。朗佩特的基本观点有二:其一,尼采是“科学的辩护者”。尼采否定科学的统治权威,尤其反对笛卡尔主义的机械宇宙观,但他并非反所有科学,相反,尼采是“科学之友”,即便他反对近代笛卡尔主义的机械宇宙观,也是以“科学之友”身份来反的。其二,尼采反对以物理学为经典科学,而代之以语文学。朗佩特写道:“为了取代物理学的典范科学地位,尼采推举出了语文学——解释的艺术或解释学……语文学一旦取代物理学,可能性就会取代确定性而成为衡量标准。”[17]在朗佩特看来,光有语文学还不够,尼采进一步还希望发展一种新心理学,以探索意识诸要素,旨在理解内在世界,从而理解整个世界。这就是说,朗佩特主张在尼采那里有两门科学最重要,一是语文学(解释学,强调可能性而非确定性),二是心理学(对意识要素的批判),两者可取代作为科学典范的物理学。

朗佩特的阐释很有味道,且尺度极大——尼采研究领域难得有这等气派者!大尺度的阐释自然难免会受到质疑。上列朗佩特的两个基本观点其实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尼采是科学的辩护者,而尼采要推进的科学是语文学/解释学和心理学。那么,朗氏由此可以驳斥人们的通常之见,即所谓尼采反对“科学主义”或者“科学乐观主义”了?我看未必。因为当我们说尼采反对“科学主义”或者“科学乐观主义”时,我们指的是——尼采指的是——起源于苏格拉底—柏拉图、并且以柏拉图主义/本质主义为形而上学基础的理论/科学/知识理想,我们所指的“科学”显然并不是朗佩特设想的“尼采新科学”(语文学和心理学),而毋宁说是尼采所要反对的作为经典科学的物理学——后者恰恰是“科学乐观主义”的科学理想在近代的典型表现。如此看来,所谓尼采维护科学,说尼采是“科学之友”,朗佩特玩的是声东击西的把戏,未免虚张声势了。

朗佩特用来证明自己论点的基础文本是《快乐的科学》第五卷,但即便在这里,我们读出来的不是别的,而依然是尼采对于科学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基础的揭示。在《快乐的科学》第344节中,尼采写道:“我们看到,甚至科学也依据于某种信仰,根本不存在什么‘无前提的’科学。”[18]此所谓“信仰”正是柏拉图主义:

于是,“科学何为?”的问题就归结于这样一个道德问题:如果生命、自然、历史是“非道德的”,则道德究竟何为?毫无疑问,真诚者,在那种大胆和最终意义上的真诚者,一如对科学的信仰是以这种真诚者为前提的,他因此肯定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不同于生命、自然和历史的世界;而且,就他肯定这“另一个世界”而言,是何种情形呢?难道他不是恰恰因此要否定这另一个世界的反面,即这个世界,我们的世界么?……然则人们或许已把握了我的目的,那就是,我们对科学的信仰始终还是基于一种形而上学信仰,——即便我们今天的认识者,我们这些失神者和反形而上学家,也还是从那个千年以来由古老的信仰所点燃的火堆中获取我们的火的;此所谓古老的信仰就是基督教的信仰,也是柏拉图的信仰,就是相信上帝是真理,真理是神性的……可是,如果这信仰恰恰变得越来越不可信了,如果除了谬误、盲目、谎言,再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自己是神性的,——如果上帝本身也被证明为我们最长久的谎言,那又如何呢?[19]

尼采在这里传达出来的是作为科学之基础的形而上学的“两个世界”信仰:肯定“另一个世界”(彼岸世界、理性世界、理想世界)而否定“这个世界”(此在世界、感性世界,或者我们的生命、自然和历史的世界)。就此而言,在尼采眼里,科学脱不了是一种“谎言”形式。除此之外,尼采看到了科学—机械世界的恐怖景致:“你们所理解的‘科学的’世界阐释可能始终还是最愚昧的阐释之一,也就是说,或许是所有可能的阐释方式中最不重要的:把这一点直接严肃地告诉那些机械论者先生们,他们如今喜欢混迹于哲学家中间,并且彻底地误以为,机械论乃是关于一切人生此在赖以构造起来的最初的和最终的法则的学说。然而,一个本质上机械的世界就是一个本质上无意义的世界!”[20]

在引用了尼采《快乐的科学》第四卷第341节“最大的重负”后,海德格尔曾发问:在此哪里还有“快乐”可言呀?第四卷最后一节分明叫做“悲剧的起源”(Incipit tragoedia)——悲剧开始了。这样一种知识怎么还能叫“快乐的科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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