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与后形而上学：疯子之言

说到尼采，人们首先就会想到“上帝死了”。“上帝死了”差不多成了尼采的专名。在我们这儿，人们甚至简单地和轻佻地把它理解为纯粹的疯人疯语。

根据海德格尔的提示，我们可以看到，尼采早在《悲剧的诞生》时期就已经有“上帝死了”的想法了（这当然是受瓦格纳的影响），而且在1870年的一则笔记中这样写道：“我相信原始日耳曼人的话：一切神都必然要走向死亡。”[3]然而，尼采最早明确地道出“上帝死了”这个断言，却是在1882年的《快乐的科学》里。正是从这本书开始，尼采走上了自己后期的思想道路，着力于他自己的以“权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哲学建设了，特别是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权力意志》等后期著作中，构造了自己的“哲学前厅”和“哲学主楼”。

尼采《快乐的科学》第三卷第125节题为“疯子”。在这一节里，尼采向我们描述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疯子大白天提着灯笼到市场上寻找上帝，然后跟人说出“上帝死了”的真相，发现完全没有人理睬他，没有人听得懂他的话，才意识到自己来得不是时候，来得太早了。这一节文字如下：

疯子。——你们是否听说过那个疯子，他大白天点着灯笼，跑到市场上不停地喊叫：“我寻找上帝！我寻找上帝！”——由于那里刚好聚集着许多不信上帝的人，所以他引起了一阵哄然嘲笑。怎么搞的！他失魂了吗？其中一个说道。他是不是像小孩一样走错了路？另一个说。还是他迷失了自己？他害怕我们吗？他在梦游吗？人们议论纷纷，哄然大笑。这个疯子突然闯进人群之中，并张大双眼瞪着大家。“上帝到哪里去了？”他大声喊叫，“我要对你们说出真相！我们把它杀死了——你们和我！我们都是凶手！但我们是怎样杀死上帝的呢？我们又如何能将海水吸光？是谁给我们海绵去把整个地平线拭掉？当我们把地球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外时又该做些什么？它现在移往何方？我们又将移往何方？要远离整个太阳系吗？难道我们不是在朝前后左右各个方向赶吗？还有高和低吗？当我们通过无际的虚无时不会迷失吗？难道没有宽广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呼吸吗？那儿不会更冷吗？是否黑夜不会永远降临且日益黯淡？我们不必在大白天点亮提灯吗？难道我们没有听到那正在埋葬上帝的挖掘坟墓者吵嚷的声音吗？难道我们没有嗅到神性的腐臭吗？——就连诸神也腐朽了！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死了他！我们将何以自解，最残忍的凶手？曾经是这世界上最神圣、最万能的他现在已倒在我们的刀下——有谁能洗清我们身上的血迹？有什么水能清洗我们自身？我们应该举办什么样的祭典和庄严的庙会呢？难道这场面对我们来说不会显得太过于隆重了吗？难道我们不能使自身成为上帝，就算只是感觉仿佛值得一试？再也没有更伟大的行为了——而因此之故，我们的后人将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的历史之中！”说到这里，疯子静下来，举目望望四周的听众，听众也寂然无声并惊讶地看着他。最后，他将提灯掷在地上，而使灯破火熄。“我来得太早了”，他接着说，“我来得不是时候，这件惊人的大事尚未传到人们的耳朵里，雷电需要时间，星光需要时间，大事也需要时间，即使在人们耳闻目睹之后亦然，而这件大事比最远的星辰距离人们还要更为遥远——虽然他们已经做了这件事！”据说，在同一天，这个疯子还跑到各个教堂里，在里面唱他的Requiem aeternam deo［安魂弥撒曲］。而当有人问他缘由时，他总是回答说：“假如这些教堂不是上帝的陵墓和墓碑，那么，它们究竟还是什么玩意？”[4]

几年以后，基本类似的情景再现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序言”中，只不过到这个时候，“疯子”已经转换成了波斯先知“查拉图斯特拉／琐罗亚斯德”了，但场景却不无类同。说的是查拉图斯特拉隐居山林三十年，终成正果，修得了超人智慧，于是下得山来，来到一个市场上，跟准备观看戏子（走钢丝者）表演的人群说：“我要把超人教给你们”，“忠实于大地吧，不要相信那些对你们阔谈超尘世的希望的人”，因为“上帝已经死了”，现在无所谓对上帝的亵渎了，“现在，最可怕的亵渎就是对于大地的亵渎”。[5]这番话寓意相当深厚。尼采采取了他惯用的“颠倒”手法，把“尘世—大地”与“超尘世—上帝”的关系，或者说“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的关系，完全倒转过来了。

尼采委实来得太早了，虽然恰恰是“我们”亲自把上帝杀死了，“我们”就是刽子手，这件“大事”是我们亲历亲为的，但“我们”自己却还不知道这件“大事”。这真是怪异。尼采后来（1886年）做的一个解释是，“这个事件本身是太过伟大、太过遥远了，大大地超出了许多人的把握能力，哪怕连它的消息也不能说已经为许多人所获得；更不能断定，许多人已经知道由此事件发生了什么——以及这种信仰削弱以后必定会倒塌的一切，因为它们是建立在这种信仰之上的，是依靠这种信仰的，是植根于这种信仰的。”[6]尼采这里设想的民众与哲人之间的对立令人深思。民众是“多数人”，哲人则属于“少数人”。尼采说只有“少数人”才能了解和把握这件“大事”，猜度到个中状况，“充当这一惊人的恐惧逻辑的导师和预告者，一种可能在人世间还绝无仅有的阴霾和日食的预言家”，他们是“头生子”和“早产儿”。而作为“多数人”的民众则全无预感和把握能力，用荷尔德林的诗句来说，是诗人们忧心忡忡，而“他人却忧心全无”。[7](www.xing528.com)

“上帝死了”这件“大事”究竟意味着什么？尼采指出，“上帝死了”，对于基督教上帝的信仰变得不可信了；这件“大事”已经开始把它最初的阴影投在欧洲大地上。这时，“断裂、摧毁、没落、颠覆，这个长长的丰富序列现在已然来临”。[8]今天我们可以从不同方面来描述“上帝之死”现象，诸如：信仰缺失，群龙无首，价值无序，伦理失范，道德沦丧，或者相对主义，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等等。而且这一切描述都未必是抽象空洞的说辞，相反地，它们完全可以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细微感受和经历中得到印证和确认。宗教（在欧洲是基督教，在中国大概是具有准宗教性质和功能的儒家伦理）一直是人类最重要的共同体组织方式，但现在除了少数族群的宗教类型，世界范围内大部分民族共同体已经失去了或者正在失去这种组织方式。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欧洲—西方人经历了一场后基督教的生活狂欢，可交换价值至上，个体自由度大增，家庭关系日益松动，性生活趋于混乱。

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一文中谈到“上帝之缺席”，把它与荷尔德林意义上的“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联系起来：“上帝之缺席意味着，不再有上帝显明而确实地把人和物聚集在它周围，并且由于这种聚集，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留嵌合为一体。但在上帝之缺席这回事情上还预示着更为恶劣的东西呢。不光是诸神和上帝逃遁了，而且神性之光辉也已经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世界黑夜的时代是贫困的时代，因为它一味地变得更加贫困了。它已经变得如此贫困，以至于它不再能察觉到上帝之缺席本身了。”[9]人类对物质的狂热追求前所未有，人类造富的愿望和能力也史无前例，这个时代物欲横流，处处炫富，然而却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贫困时代”，因为它穷得只有金钱财富了，因为它穷得连自己的贫困也察觉不了，更关心不了何以贫困。

同样在《林中路》中，海德格尔还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把尼采的“上帝死了”与“哲学的终结”联系在一起。海德格尔说，“上帝死了”意味着：“超感性世界没有作用力了。它没有任何生命力了。形而上学终结了，对尼采来说，就是被理解为柏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终结了”。[10]总体而言，海德格尔这个解释是成立的，“上帝死了”即形而上学终结了，就是具有先验—超验双重问题结构和存在学／本体论—神学双重精神结构的形而上学走向终结了；或者质言之，“上帝死了”就是传统哲学—宗教文化的终结。

无论东方西方，“上帝死了”都是一个时代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