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哲学的重要性与尼采的观点

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主要讨论悲剧时代的“悲剧艺术”。或问：在前苏格拉底的悲剧时代，有没有与“悲剧艺术”平行的“悲剧哲学”呢？尼采的回答是：当然有啰。那么，这种“悲剧哲学”的本质和特征是什么？它与“悲剧艺术”的关系如何？这是尼采进一步要考虑和讨论的问题。《悲剧的诞生》毕竟以艺术为主题，未及处理此类课题，但在稍后的笔记和论稿中，尼采着手处理这个题目；在尼采的巴塞尔遗著中有《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一篇（成稿时间大约在1872年秋季—1873年春季之间），更是试图系统地探讨“悲剧哲学”的，只是未能完成。

尼采甚至认为，如若悲剧时代只有“悲剧艺术”而没有“悲剧哲学”，则这种文化也难言完美，仍然是一种失衡、失控的文化。在尼采关于希腊哲学和艺术的本质的描绘中，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仍旧是他所使用的“驯服”或“抑制”（Bändigung）一词。尼采所说的“驯服／抑制”是一种驾驭，一种协调性的发挥。在尼采所谓“驯服性协调”意义上，艺术与哲学就处于相互配合又相互分离的状态中，一种既相互亲近又相互区分的状态。诚如尼采所言，“艺术与古代哲学的内容是相同的，但在哲学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用来驯服知识冲动的孤立的艺术因素”。[24]

哲学的本质和使命是什么？哲学家的工作究竟是何种性质的工作呢？对此，尼采有如下回答：“哲学家应该做些什么？处在这蜂拥而去的蚁群的中间，他必须强调存在问题，强调所有永恒的问题。哲学家应该认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而艺术家则应该把它创造出来”。[25]哲学是“认识”（显然不是狭义科学的意义上的认识），艺术是“创造”——这是尼采对于哲学的第一重规定。从这个规定出发，尼采进一步认为，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必然是“否定性的”，他不能创造文化，但可以为文化“开路”，或者可以“弱化”文化、从而把它“保存”下来，或者可以毁掉文化。“对于一个文化或宗教中的所有肯定因素来说，他（指哲学家）的所作所为都是溶解性和破坏性的（就是当他试图建设时也是如此）”。[26]

艺术是文化中的“创造”力量；而相对而言，哲学并不“创造”，而是文化中的“保存”力量。如果说艺术是肯定性的、积极的，那么哲学就是否定性的、消极的。[27]作为文化中的“消极”力量，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保存”艺术文化的创造成果。“保存”意味着筛选、消化，也意味着调节、抑制。哲学对于文化的意义就在于驯服、抑制知识冲动，其目的和任务就是要帮助支持一种艺术文化，防止全面放任状态。

如此看来，一种完美的文化状态就应该是艺术文化与哲学文化——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讲法，诗与思（Dichten und Denken）——的和谐共生、互助互为的文化。也正因为这样，艺术的命运也就是哲学的命运。就希腊而言，尼采把“悲剧的隐退”与“哲学的终结”看作同一个事件。[28]而在后苏格拉底时代里，艺术和哲学都处于失控、失度的放任状态中了。这种失控状态的最明显标志是科学理性的过度发展（知识冲动失控）以及科学对艺术的挤压。

于是，尼采开始了对苏格拉底的深揭猛批。

哲学是对知识冲动的驯服。因此，有没有成功地控制知识冲动，就成了区分前、后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第一个标准。显然在尼采看来，悲剧时代的早期希腊哲学家们很好地驯服了知识冲动，而苏格拉底之后的哲学家们却失却了这种驯服。“伟大的古代哲学家是普通希腊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苏格拉底之后他们却形成了诸派别。哲学慢慢从手中丢掉了控制科学的权力”。[29]进一步，尼采认为，早期希腊哲学具有真正的政治意义，当时的哲学家们是实践性的，是积极介入的，是与希腊生活打成一片的，而苏格拉底之后的希腊哲学家却蜕变了，变成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的了，这也是区分前、后苏格拉底哲学的标志。

在一则题为《科学和智慧的冲突》的笔记中，尼采比较前苏格拉底哲学与苏格拉底（以及后苏格拉底）哲学，全面提示了早期希腊哲学的区别性特征：“（1）早期哲学是艺术的姐妹。她对于宇宙之谜的解答经常受到艺术的启发。音乐和造型艺术的精神。（2）早期哲学不是生活的其他部分的否定，而是从它们中间生长起来的奇妙的花朵，说出了它们的秘密（理论和实践）。（3）早期哲学既不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也不是幸福论的：它没有可恶透顶的幸福要求。（4）就是在他们的生活中，这些早期哲学家也比后来的哲学家更有智慧，而不是单纯的冷静、谨慎和正确。他们以一种丰富和复杂得多的方式描绘生活，不像苏格拉底分子，只是简化事物和使它们庸俗化”。[30](www.xing528.com)

对于尼采做的这番描述，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两点。首先，在尼采看来，早期哲学与艺术的关系并不是敌对的关系，而是亲如姐妹的关系（当然尼采不至于否认哲学与艺术的区别）。但在后苏格拉底哲学家那里，哲学就不能与艺术相亲相爱了，而是满怀敌意了。用尼采自己的说法，“苏格拉底分子对于遍地盛开的艺术之花不是满怀敌意就是板起一副学究的面孔。而早期哲学家却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创造悲剧的那种冲动所支配的”。[31]

其次，尼采认为早期哲学是非道德主义的，没有他所谓的“可恶透顶的幸福要求”。道德主义的根源在于个人主义，其始作俑者是苏格拉底。尼采最讨厌苏格拉底，名之为“民族的丑八怪”、“颓废的典型”等。苏格拉底简直就是美好的希腊文明堕落的罪魁祸首了。尼采说，像苏格拉底这样“强大的怪物”有一个就够了，就足以对民族文化造成无可挽回的毁灭性后果了。“苏格拉底完成了希腊的自我毁灭”。[32]因为从苏格拉底开始，“对于自己的焦虑变成了哲学的中心”。个人过于关注自己，公民社会无以保存了。

尼采列述了苏格拉底对希腊文化的不良影响，盖有如下五大罪状：“（1）他摧毁了伦理判断的朴素的客观性。（2）消灭科学。（3）没有艺术感。（4）把个人从其历史联系中揪了出来。（5）并且促进了辩证的啰嗦和饶舌”。[33]有了这几项，苏格拉底差不多就毁掉了整个悲剧时代的希腊文化，亦即在尼采看来各种冲动得到了有效抑制，尤其是艺术与哲学相互协调的完美的希腊悲剧文化。而归根到底，尼采把苏格拉底视为“乐观主义科学精神的原型和始祖”，因为正是在苏格拉底那里最早形成了一种牢固的“知识信仰”：“对自然界可知和知识万能的信仰”。[34]

显然，以尼采之见，也只有在后苏格拉底的哲学和科学时代里才会形成艺术与哲学的对立和冲突，也才会有柏拉图对诗的贬斥和对诗人的放逐。而为了“拨乱反正”，尼采强调艺术，因为只有艺术能够拯救我们，只有创造才能够拯救我们。目的仍然是要驯服科学，是要抑制知识冲动。在《悲剧的诞生》时期的笔记中，尼采这样写道：“除非借助于艺术，我们现在就不可能控制科学”。“我们现在用艺术来反对知识：回到生命！控制知识冲动！加强道德和美学本能！”[35]尼采此时的思想钟摆偏于艺术一边。

尼采为此构想了一种新的艺术家类型，所谓“哲学家—艺术家”（Philosophen-Künstler）——或者我们干脆可以称之为“哲学诗人”——，他能够创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来填补“空缺”。[36]什么叫“哲学家—艺术家”呢？显然是指在尼采所谓的艺术与哲学、创造与认识的交互关系中的艺术家类型，是哲学世界里的艺术家。这种艺术家类型具有至高的幻想和激情，而同时又具有哲思亲缘性。

在“知识冲动”失去控制的科学时代里强调艺术对于文明的拯救力，这诚然可以说是一个矫枉过正的策略了。但一种文明的理想状态仍然是艺术文化与哲学文化（诗与思）的协调共生。对个体来说亦然，个体诗性与思性、艺术与哲学两个要素的协调发展，正是个体臻于和谐完美状态的通道。所以，尼采说自己的“总任务”是：“表明生活、哲学和艺术之间如何能有一种更深刻的和意气相投的关系……”[37]无论是否哲人或艺术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项任务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