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艺术与革命-未来哲学序曲

虽然同为19世纪德国伟大人物，但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年）与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年）的人生遭遇却是大相径庭的。瓦格纳生前就已经红得发紫了，当年在整个欧洲出现了大量的“瓦格纳迷”——不光是“粉丝”而已，而干脆是一些“瓦格纳信徒”。特别是到后期，瓦格纳已经成为一个趾高气扬的成功音乐家（剧作家、作曲家、指挥家）；而相比之下，我们知道，哲人尼采就显得相当可怜和悲惨了，生前基本无人理睬，一生都是郁郁寡欢，终于精神错乱，而死后（尼采死于世纪之交的1900年）却声名远播，跻身于“世界哲学家前十名”（我国曾有人做过此类人气调查），成为全球最受读者欢迎的少数几位哲学家之一。

或可一问：这两个人物的身世，是不是正好体现着艺术的先进、张扬和热闹倾向，与哲学的迟暮、低沉和寂寞本色呢？

瓦格纳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家，集诗人、剧作家、作曲家、指挥家、戏剧评论家、美学家、哲学家等等于一身，而且——尤其在前期——更是一位激进的革命家。我说瓦格纳是革命家，既是在政治意义上讲的，又是在艺术意义上讲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如若没有政治革命家瓦格纳，则艺术大师瓦格纳也是不可能成就的。在瓦格纳看来，艺术与政治（革命）是相互需要、相互服务的。人的最高目的是艺术的，艺术的人是真正自由的，所以也是革命的人。[4]

瓦格纳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参与者，当时他在德累斯顿担任萨克森王国宫廷乐队指挥。所谓“1848年欧洲革命”，是指当时席卷整个欧洲的平民反抗君权独裁统治的武装革命。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法国、德国、奥地利等，演变成一场范围广大的欧洲革命运动。就德国而言，1848年革命前还是一个很有点搞笑、很不像样的落后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联邦，总共有39个之多的邦（自由市），可谓一派乱象。我们知道当时的马克思对此也极表不满（马克思也爱国！）。其时，南德的几个公国首先发难，然后到1848年3月的中旬，普鲁士首都柏林发生了市民和学生起义，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派兵镇压，但起义者获得了胜利，国王同意资产阶级自由派组阁。柏林三月革命胜利了，本来就没事了。然而德国统一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于是，资产阶级的一些头面人物在法兰克福召开了“国民议会”。1849年3月，国民议会通过了帝国宪法，确定某些自由、民主权利，并选举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为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皇帝。但这个威廉四世却拒绝加冕，普鲁士和奥地利各邦君主也不接受国民议会通过的宪法。同年5月，德意志西南各邦人民率先发动起义，掀起一场维护帝国宪法的斗争，结果失败。7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瓦解，德国1848年革命结束。

瓦格纳参加了1849年5月的德累斯顿起义（资产阶级革命）。这次起义的指挥官并非德国人，而是流亡的俄罗斯无政府主义者、职业革命家、大胖子大胡子巴枯宁。据说此公不简单，极具人格魅力，是“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起义者要跟谁战斗呢？是跟这时候已经对普鲁士进行戒严、并且充当其他各邦保护人的普鲁士政府。它派兵到了德累斯顿，与起义者激战（巷战）四天，终于镇压了革命起义。5月9日，指挥官巴枯宁逃出德累斯顿，翌日被逮捕，次年一月萨克森政府将他判处死刑，但并未执行，而是于1851年被引渡回俄罗斯了。

瓦格纳在革命之前就写了一些论艺术和社会变革的文章。与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一样，瓦格纳也梦想着德意志的统一和强大，也借此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革命开始后，瓦格纳写诗、作文、演讲，鼓吹废除贵族制，拥护普选制；他与巴枯宁一道战斗（两人相交，是因为都喜欢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甚至投入巷战中，到街头散发宣言，出现在德累斯顿十字教堂上担任哨兵，等等。五月起义失败后，瓦格纳在音乐家李斯特的帮助下逃往瑞士，从此过上了困苦不堪的流亡生活。[5]

瓦格纳的革命信念显然受了巴枯宁的影响，他曾经写道：“我希望打破权势、法律和财富的桎梏。人类唯一的主人只能是自己的意志，唯一的法律就是自己的欲望。自由和独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切事物都不能凌驾于自由和独立之上”。[6]对极端个人自由的强调，正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核心和重点。

瓦格纳的政治信念也是他的艺术信念。流亡瑞士苏黎世之后的头几年，音乐家瓦格纳居然当起了作家，集中写起文章来了，一口气写下了《艺术与革命》（1849年）、《未来的艺术作品》（1850年）和《歌剧与戏剧》（1851年）等理论著作，史称“苏黎世艺术论”。其中第一篇文章不算长，后两者则是长篇大论。三文的共同处在于，瓦格纳都是从现代艺术与希腊艺术之间的对比出发的。[7]《艺术与革命》应该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篇，文中充满了革命精神，传达了瓦格纳的革命理想和艺术理想。

在这篇文章中，瓦格纳首先谈社会革命，进而谈艺术革命。瓦格纳拿古希腊城邦社会来比照现代社会（可以想见，这一点肯定严重地影响过尼采），认为在古希腊城邦制中没有个体与社会的对立冲突，而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尖锐对立。[8]在瓦格纳看来，古希腊城邦是理想的社会，但也有致命的危险，就是它的奴隶制，虽然是自由民与奴隶并存的制度；在现代社会里则人人都是奴隶——都成了资本的奴隶[9]。现代社会的革命就是要废除这种普遍的奴隶制。同理，瓦格纳认为，古希腊艺术与现代艺术的不同之处也在于此：古希腊艺术是群众性的，而现代艺术则成了私有化—商业化的艺术。这时候的瓦格纳反感于基督教文化，认为从古典希腊到现代社会，中间夹着一个基督教文化，基督教世界是完全非艺术的，而现代工业则是艺术的一个更大的敌人。[10](www.xing528.com)

瓦格纳的逻辑似乎过于简单了些，要到现在自然更不会受人欢迎了。因为在他看来，艺术作品是不能成为商品的，一旦成了商品，艺术家也就难免堕落了——我们只好认为，今天艺术与资本的联姻恰恰佐证了瓦格纳当年的判断。瓦格纳认为，现代艺术的革命就是要否定艺术的商品性，重获艺术的群众性。

瓦格纳是在瑞士获得成功的。1860年萨克森国王大赦，瓦格纳才得以回到德国（但并没有回到他的伤心之地德累斯顿）。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少年皇帝、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LudwigⅡ），奥地利皇后茜茜公主是他的表姑，这位英俊帅哥深受民众欢迎，终身未娶（本来茜茜公主的妹妹要嫁他的）。这位皇帝在位时远离战争、大兴土木，建造了许多漂亮的宫殿和城堡（包括瓦格纳的拜罗伊特歌剧院），后被诊为精神病而遭废黜，最后究竟是自杀还是被谋杀，至今仍是个谜。路德维希二世15岁时听了瓦格纳的《罗恩格林》，从此便深深迷上了瓦格纳，18岁（1864年）登基后邀请瓦格纳到慕尼黑，成了瓦格纳的庇护人。路德维希二世挚爱这位音乐大师，称瓦格纳为“我挚爱的人，天神般的朋友”，曾给瓦格纳写信如是表白：“我不爱女人，不爱父母，不爱兄弟，不爱亲戚，没有任何人让我心中牵挂。但是，你！”此番表白传达了这位年轻皇帝与瓦格纳的非凡友谊，但也不免让人联想和猜测“同志”之恋。而瓦格纳方面确实也有不少肉麻的说辞，他称这位年轻国王为“我唯一的爱人”，说“他是上天派给我的，我因他而存在、创作”。[11]——喏，到这时候，德累斯顿的革命者已经成了一位保皇派！

至少在“艺术的群众性”这一点上，瓦格纳是成功的，而且可以说是太成功了。欧洲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剧作家像瓦格纳那样拥有自己的剧院！当时的拜罗伊特成了全欧洲的艺术中心。尼采后来酸溜溜地讥讽瓦格纳，仿佛说：瓦格纳成了催泪的“少妇杀手”。瓦格纳一生创作了13部歌剧（也被称为“乐剧”）：《仙女们》、《禁恋》、《黎济恩》、《漂泊的荷兰人》、《唐豪瑟》、《罗恩格林》、《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工匠歌手》、《尼伯龙族的指环》——四联剧：《莱茵的黄金》、《女武神》、《西格弗里德》、《神界的黄昏》——和《帕西法尔》。这些作品至今仍在全世界上演。

瓦格纳之所以让人着迷，首先当然是因为他的音乐和剧本，其次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位有思想的音乐家，可以说是一位“音乐哲人”。这种“双栖”的状态当然为瓦格纳带来了许多的好处，他的音乐和戏剧被认为是有深度的、有内涵的；但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会有些许负面的效应，情形可能是：瓦格纳既没有在哲学上受到重视，在音乐史和戏剧史上也备受争议，甚至也有被低估的可能性——至少在我们这里是有这种情况的，迟至1997年，中文世界才出版了《瓦格纳戏剧全集》（上下两卷）中译本。[12]

瓦格纳歌剧中最有名的还是两部晚年作品，即：《尼伯龙族的指环》和《帕西法尔》。特别是四联剧《尼伯龙族的指环》，可谓一部史诗般的伟大作品。瓦格纳自1848年开始起草这部作品，历经二十余年，1876年在拜罗伊特首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尼采当时称之为“一个艺术家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13]这部作品演起来也是麻烦至极，需要四个晚上才能演完。作品描写的是“众神的没落和自由人的诞生”。[14]何谓“众神”呢？“众神”不是古希腊“诸神”，而是古日耳曼神话（北欧神话）中的众神祇。与德国当时的崇古风尚相合，瓦格纳也是一位“古典迷”，对于古希腊史诗、神话和悲剧情有独钟（据说他13岁时即翻译了荷马史诗前12卷）。瓦格纳把希腊悲剧视为理想的艺术——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尼采，正是尼采《悲剧的诞生》一书的基本预设。但瓦格纳并不是“为希腊而希腊”的，他的目标倒是现实的，在于革新德意志民族文化。通过阅读德国神话，瓦格纳追溯到北欧神话传说，自以为找到了日耳曼文明之源。在《尼伯龙族的指环》中，瓦格纳为我们构造了一个属于日耳曼民族的“神话世界”，其中含着一个三层结构：下层是美和爱的原初存在，由莱茵女儿们和女祖埃尔达体现出来；中层是尼伯龙族的世界，是一个权力占有的世界；上层是众神的世界，同样也卷入占有和权力的世界里，连主神沃坦亦然。我们也不难看出，瓦格纳在剧中所表现的基本理念仍然具有他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取向和特征：权力和占有的旧世界走向灭亡，而由爱和美构成的新世界产生。[15]

我们认为，瓦格纳之所以成功，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把艺术当“革命”来做。瓦格纳是“总体艺术”概念的首创者，他革新了欧洲传统歌剧艺术，把音乐、诗歌、戏剧、表演和壮观的舞台布景结为一体，成就了他所谓的“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今天我们看到，瓦格纳关于“总体艺术作品”的思想是多么超前，简直是对20世纪欧洲—西方现代／当代艺术的一次预言！在艺术观念上，我们甚至可以说，瓦格纳才是滥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当代艺术的急先锋和开创者。[16]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瓦格纳对艺术的未来性葆有永远的坚定信念，他在《艺术与革命》中说道：“过去艺术沉默之时，政治学和哲学便开始了；现在政治学和哲学终结了，艺术家重又开始了”。[17]一个半世纪以后，瓦格纳的这一信念在德国当代艺术大师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1932—　）那里得到了回响，里希特的说法是：当哲学家和教士的时代结束后，我们艺术家的时代到了。里希特没有说“政治学和哲学”，而是说“哲学与宗教”，基本指向却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