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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与后形而上学:悲剧性反悲观主义

时间:2024-01-0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如果说尼采在《悲剧的诞生》时期还没有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意志观做一种决然而明确的批判,那么到后期哲学中,尼采的立场已经变得十分坚定了。而在别处,尼采也曾明言,在他的《悲剧的诞生》及其狄奥尼索斯学说中,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已经被克服掉了。我们认为,正是凭着狄奥尼索斯的“悲剧性”,尼采才得以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划清界限。其次,尼采的“悲剧性”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

尼采与后形而上学:悲剧性反悲观主义

让我们接着来说叔本华的意志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学者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认为,尼采始终同意叔本华哲学的两个基本观念,即:其一,世界不是什么有理性的和精神的东西,而是冲动和幽暗的本能,生气勃勃而没有意义;其二,叔本华以否定意志为主题描写出来的一种超验认识的可能性。这种“超验”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超验性,而是一种意志的力量,一种意志强力的摆脱,尼采先是称之为“兽性的解放”,后来则把它解释为“宁愿要无不愿不要”的意志的胜利。[20]

就第一点而言,尼采与叔本华在思想方向和立场上立刻发生了分歧。虽然尼采完全赞同叔本华的意志存在学/本体论的基本预设,但叔本华把人生的痛苦归因于意志,并且由此得出了一个悲观主义的结论,这是尼采坚决不能同意和接受的。叔本华所做的论证似乎很简单,盖有如下四点:其一,意志行为作为一种生存/实存(Existenz)方式是比较低级的(比如它低于沉思),因为其根源总是被感觉到某种缺乏或痛苦。食色性之类的欲望,并不是由于其目标本身的美和价值而导致的纯粹正面的欲望。其二,欲望的满足从来不是整体实现或者彻底实现的,而总是被一点点地满足的,从而使得主体总是处于一种渴望状态之中。其三,满足是短暂的而欲望却是长久的。性欲望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性行为中的泄欲(满足)过程何其短暂,而性欲却是持久常在的。其四,欲望是无休止的,欲望的稳定满足只不过是一个幻想而已。于是,叔本华便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只要我们还生活在意志的支配下,只要我们还充满着意欲,那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21]叔本华做的上述论证不乏现象上的证据,由此势必得出人生苦逼、若要获得幸福必否定意志和欲望的结论。我们中国人平常也喜欢说“无欲则刚”,人生之苦,皆由欲念引发,若要解脱,只好降欲和灭欲了。

叔本华这种悲观主义结论的问题在哪?尼采认为,当然起因于他对意志的误解。如果说尼采在《悲剧的诞生》时期还没有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意志观做一种决然而明确的批判,那么到后期哲学中,尼采的立场已经变得十分坚定了。在《权力意志》时期的一则笔记中,尼采做了一个总结性的表述:“叔本华对意志的基本误解(仿佛渴求、本能、欲望就是意志的本质要素)是典型的:把意志贬值到萎缩地步。对意愿的仇恨亦然;试图在‘不再意愿’、‘毫无目标和意图的主体存在’(‘纯粹的无意志的主体’)中,见出某种更高级的东西,实即这个更高级的东西、富有价值的东西。意志疲乏或者薄弱的大征兆:因为意志根本上完全是把渴求当作主人来对待、为渴求指明道路和尺度的东西……”[22]在尼采看来,如若像叔本华那样把意志的本质要素仅仅理解为本能和欲望,那就难免把意志贬降了,甚至就要走向对意志的仇视了。在另一则笔记中,尼采甚至于断言,在“意志哲学家”叔本华那里已经没了“意志”:“为了以叔本华的方式把世界误解为‘意志’,意志必定已经变得多么贫瘠呵!在这位哲学家身上缺失意志,哪怕他在大谈特谈意志。”[23]尼采这个套路的说法似乎跟他常用的颠倒手法有关,但人生常态若此,经常是做什么缺什么。

尼采认为,叔本华之所以要贬抑意志,原因就在于叔本华的哲学根本上也还是一种“庸人哲学”,其目标也是要使生命平庸化。在这方面,尼采有过一个比较极端的说法:“叔本华希望人们把流氓们阉割掉,把蠢女人关进修道院:从何种观点出发这是可想望的呢?流氓有一点优于平庸者,那就是:他是不平庸的;而蠢人有一点优于我们,那就是:他不能忍受平庸样子……”[24]尼采这话初听起来有点无厘头,但想想也是蛮有道理的,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城市若没有了比如流氓、蠢人、乞丐这样的异端群体或“异类”,则这个社会和城市就难免失去了张力和活力,全体趋于平庸常态。这差不多就是现代的城市病了,城市文明总体来说是让人平均化、平庸化的。而这也正是尼采竭力反对启蒙和民主制度的着眼点。

我们看到,尼采与叔本华在意志问题上的根本分野就在于对生命的态度,在于如何理解人生此在(Leben,Dasein)。后期尼采清楚地道出:“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我的本能所谋求的东西乃是与叔本华相反的,那就是要为生命辩护,即使在生命最可怕、最模糊、最具欺骗性的现象中:——对于后者,我已掌握了‘狄奥尼索斯’公式。”[25]尼采这里也暗示了,他与叔本华的分野从《悲剧的诞生》就已经开始了,关键在于其中传达出来的狄奥尼索斯形象。而在别处,尼采也曾明言,在他的《悲剧的诞生》及其狄奥尼索斯学说中,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已经被克服掉了。[26]

虽然在尼采那里,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这两个形象表征着艺术的二元性/二重性,而悲剧之所以被认为是最完美的艺术种类和样式,是因为它充分体现了艺术二元性的交织,如此看来,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是同样重要的,不过,表征形式冲动的阿波罗精神更接近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哲思倾向,从作为外观/形式的爱多斯(eidos)到作为理性对象的相或理念(eidos和idea),是可以直接联通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渊源,就此而言,尼采显然会更重视狄奥尼索斯以及由之表征的酒神精神。我们认为,正是凭着狄奥尼索斯的“悲剧性”,尼采才得以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划清界限。

尼采是如何以“悲剧性”反对“悲观主义”的?我们先要了解尼采的“悲剧性”。“悲剧”和“悲剧性”在汉语语感中偏于消极和负面,甚至带有贬义的色彩(大致等于“悲惨故事”)。但在尼采那里却不是这样(可能在西文中都不是)。首先,尼采所谓的“悲剧性”(das Tragische)与道德毫无关系,尼采尤其反对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做的解释,即认为“悲剧性”引起catharsis(陶冶、净化、宣泄)[27]的作用,通过激发恐惧和怜悯的情感,“悲剧性”会产生道德净化和升华的效果。其次,尼采的“悲剧性”具有形而上学的意义。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在尼采那里,“艺术乃是‘生命’这种‘形而上学活动’。艺术决定存在者整体如何存在,在何种意义上存在。最高的艺术乃是悲剧艺术;因此,悲剧性属于存在者的形而上学本质”。[28]

不只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有误,悲观主义更是误解了“悲剧性”。尼采以为,这种不断被误解的“悲剧性”甚至恰恰就是悲观主义的极端对立面。在《权力意志》时期的一则笔记中,尼采这样写道:“在作为一种充溢的生命感的放纵(Orgiasmus)中,甚至痛苦也只是作为兴奋剂而起作用的。……悲剧远不能为叔本华意义上的希腊人的悲观主义证明什么,以至于相反地,它恰恰是这种悲观主义的极端对立面。肯定生命本身,乃至于那些最异己和最艰难的问题,在其最高类型之牺牲中的生命意志享有自己的不可穷尽性——我称之为狄奥尼索斯的,我把它理解为通向一种有关悲剧诗人的心理学的真正桥梁。”[29]尼采因此指责叔本华对艺术的“骇人听闻的误解”,因为叔本华“把艺术视为通向生命之否定的桥梁……”[30]尼采所谓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悲剧性”并不是悲惨兮兮的孱弱状态和虚弱特质,并不是一种否定性的特质,而是坚强有力的,是对“伟大和崇高与深度和恐惧之间的共属一体性”的肯定。尼采也称之为“英雄精神”(das Heroische)。而所谓“英雄精神”,尼采自己的说法是:“同时直面人类最大的痛苦与人类最高的希望”。[31]这是一种对于人生苦难和世界本相的大无畏的肯定姿态。“这就是英雄精神,它们置身于悲剧性的残酷中来肯定自身;以它们的坚强足以把痛苦当作快乐来感受”。[32]

这样一种“英雄精神”意义上的“悲剧性”,最后必定要体现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中,因为尼采后期反复地强调,“永恒轮回”是“人类所能获得的最高的肯定公式”,它“把极端的否定、毁灭和痛苦当作存在者固有的成分来加以肯定”。[33]就此而言,尼采所讲的“悲剧性”是贯穿他一生思想的。(www.xing528.com)

我们知道,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曾赋予悲剧以一种形而上学性质,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的意义。“所有真正的悲剧都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慰藉来释放我们,即是说:尽管现象千变万化,但在事物的根本处,生命却是牢不可破、强大而快乐的”。尼采接着说:“希腊人能够果敢地直视所谓世界历史的恐怖浩劫,同样敢于直观自然的残暴,并且陷于一种渴望以佛教方式否定意志的危险之中。是艺术挽救了希腊人,而且通过艺术,生命为了自身而挽救了希腊人”。[34]希腊人同样面临叔本华式的否定意志的危险,所幸的是他们有悲剧艺术,悲剧让人(观众)直面这个偶然、任意但又充满美丽形象的自然世界,使人面对人生的痛苦和不确定性,“沉醉于狄奥尼索斯的观众不是放弃他的生命意志,而是变成了一件艺术作品、一位艺术家”。[35]

尼采对于“悲剧性”的赋义和解释已经完全拉开了与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距离,并且由此唱响了一首艺术赞歌。虽然在中期尼采那儿,可能主要由于瓦格纳的缘故,为了——甚至可能蓄意地——拉开与瓦格纳的距离,尼采对艺术的形而上学意义表示了某种怀疑,但到其后期思想阶段,特别是在《权力意志》时期的笔记中,尼采重又唱起了艺术的颂歌:

艺术,而且无非就是艺术!它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伟大力量,是生命的伟大诱惑者,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

艺术是反对所有否定生命的意志的惟一优越的对抗力量,反基督教的、反佛教的,尤其是反虚无主义的……

艺术是对认识者的拯救,——那个看到、并且愿意看到生命此在的可怕和可疑特征的人,那个悲剧性的认识者。

艺术是对行动者的拯救,——那个不仅看到,而且正在经历、意愿经历生命此在的可怕和可疑特征的人,那个悲剧性的人,那个英雄……

艺术是对受苦者的拯救,——作为通往被意愿、被美化、被神圣化的痛苦状态的道路,在此状态中,痛苦成了巨大的狂喜陶醉的一种形式……[36]

差不多时隔二十年,尼采在这里又重提了“悲剧性”。只有通过艺术,只有通过“悲剧性”,才可能拯救认识者、行动者和受苦受难者,才能肯定和激励生命,才能抵抗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当然,这种虚无主义不是尼采意义上的,不是尼采自己的“完全的、积极的虚无主义”,而是指叔本华式的虚无主义,是“不完全的和消极的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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