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与后形而上学：查拉图斯特拉的起源

我们为何要做上面的文本材料清点呢？是因为我们希望弄清楚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形象的来历和渊源。但在上列的笔记材料中，我们还看不出尼采是从哪里获得“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形象和名字的。对此，科利版编者一方面也直言“不得而知”，而另一方面又为我们指出了爱默生的随笔《尝试集》，并引用了其中的一段文字，认为它也许是一个“最明显的出处了”。[8]这个看法是不乏依据的。因为也正是在尼采比较密集地使用“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名字的时期，时间上就是在1881年8月至秋季，他同时正在深入阅读爱默生的随笔《尝试集》，并且在笔记中高度赞扬了这位美国作家和哲学家：“爱默生／我从未在一本书中有如此这般的在家之感……我不能赞扬它，它于我太过亲近了”。[9]——众所周知，尼采待人过于挑剔和尖锐，是难得表扬谁的。这个爱默生算是少数例外之一了。

1881年秋季，尼采在自己所藏的爱默生著作上做了不少札记；接着又在1882年初，尼采对爱默生的随笔做了摘录——这两份材料，现在同样也被收入科利版《尼采著作全集》第9卷中了，亦即该卷中的第13个笔记本（＝“爱默生样书”）和第17个笔记本（＝笔记本MⅢ7，“爱默生随笔摘录”）。

上述科利版编者所引用的爱默生文字如下：

我们要求一个人如此伟岸并且圆柱般地矗立于风景当中，当他起身准备赶往另一个地方时，是值得来报道一下的。最可信的形象在我们看来就是伟人形象，这些伟人首次露面就占了上风，并且到处传布自己的思想；就像那位东方圣人的情况一样，后者受到派遣，去考验查拉图斯特拉或者琐罗亚斯德的丰功伟绩。波斯人告诉我们，当这位希腊圣人［优纳尼圣人］抵达巴尔克［中亚地名］时，古施塔斯普［古波斯王之一］定了一个日子，要把每个地方的穆贝德［波斯教中的教职］集合起来，并且为这位希腊圣人准备了一把金椅。然后，广受爱戴的尊者，即先知查拉图斯特拉，出现在集会中间了。当这位希腊圣人见到那个头目［指古施塔斯普］时，就说道：“这种人物，这种步态和举止，是不可能欺骗的，从中只能产生真理。”[10]

科利版编者指出：在尼采藏书中，这段文字屡屡被划了线，旁边还加了一个批注：“就是这个！”——可见尼采读到此段文字时的兴奋情景了。尼采为何兴奋呢？无非是因为其中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形象。

不难看出，也不难证明，爱默生对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形象的形成和确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甚至完全可能是一种决定性的影响；我们也知道，尼采在中学时代就爱读爱默生，19世纪70年代中期再读，至1881年秋不光是阅读，而且还做了笔记。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我认为，我们还不能由此推断：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形象完全——仅仅——来自爱默生。根据我们上引的第9卷笔记11［195］来看，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形象应该还有宗教学或古典学（东方学）文献方面的来源。这个来源具体是什么呢？我们能不能从现有的尼采笔记遗稿中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呢？

虽然尼采是在1881年8月的笔记中才首次启用“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名字，但我们也看到，此前他使用过这个名字的希腊语表达“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目前我们能够查明的至少有两处：笔记本UI3-3a（1870年9月—1871年1月，科利版第7卷，5［54］，第106页）和早期遗稿《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1872年，科利版第1卷，第806页）。笔记本UI3是尼采为准备《悲剧的诞生》而作的，其中的一则笔记（科利版第7卷5［54］）提到了琐罗亚斯德：“祆教徒（拜火教徒）有一种令人费解的对于光和火的畏惧，他们是唯一不抽烟的东方人，他们谨防把火光吹灭。／大流士一世没有战胜希腊，琐罗亚斯德的宗教却统治了希腊”。[11](www.xing528.com)

尼采这则笔记是阅读马克斯·穆勒的《散论集》第一卷《比较宗教文集》（1869年出版）时做的札记。[12]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1823—1900年）是尼采同时代著名的德国语言学家、印度学家（东方学家）和宗教学家，并且被公认为是比较宗教学的创始人。[13]尼采在上列笔记本中对马克斯·穆勒的《比较宗教文集》作了19处摘录和评论，可见他对穆勒此书是下了一番功夫的。[14]在这些摘录和评论中，尼采引证了穆勒关于佛教、犹太教、希腊宗教（神话）、北欧神话、波斯教等宗教类型的观点和言论。关于波斯教，除了上引的科利版第7卷5［54］，接着还有一则相关的笔记（科利版第7卷5［55］）：“祆教徒信仰一个自己的祈祷所指的神：他的道德——思想、话语、行动的纯洁性。他相信恶人必受惩罚、善人必得报答，他期望通过神的恩赐自己获得赦罪”。[15]

我们看到，尼采著作（含笔记遗稿）中仅有两次出现了“祆教徒”（Parsi）这一名称，即上面引用的第7卷5［54］、5［55］，而且都是从马克斯·穆勒书中摘引来的。不过，这两则笔记（摘录）更多地只具有文献学的意义。而紧接着的一则笔记（科利版第7卷5［57］）虽然也是一个摘录，但可能对于尼采19世纪80年代的思想进展、对于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形象的确立具有实质性和决定性的意义，也可以表明身为语文学家、宗教学家、哲学家的穆勒对于尼采思想的重要影响。这则笔记如下：

“所有神都必死”——此乃原始德意志人的观念，这个观念至今仍以至高的力量贯彻于科学之中。奥丁大神（Odin）的后裔西格德（Sigurd）之死未能免除奥丁之子巴尔德（Balder）之死：巴尔德死后，接踵而来的是奥丁之死和其他神之死。[16]

这是尼采从马克斯·穆勒那里引来的一个北欧神话的内容。“所有神都必死”——这个说法对于尼采的影响想必是十分重大的，它差不多是后期尼采哲思的前提。我们知道，后来的查拉图斯特拉下山后告诉人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帝死了”。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的结束语是：“‘所有神都死了：现在我们要使超人活起来’——在这伟大的正午，就让这一点成为我们最后的意志吧！”[17]尼采这里所谓的“所有神都死了”，显然与他通过穆勒了解到的日耳曼神话观念——“所有神都必死”——相关。

尽管查拉图斯特拉形象的起源是复杂的，是我们现在无法完全还原和彻底澄清的，但上述马克斯·穆勒和爱默生肯定是其中的两个明显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至少可以推测，早在19世纪70年代，尼采通过穆勒（或者还包括其他人）的研究文献，已经对包括波斯教（祆教、拜火教）在内的东方宗教文化有所了解，虽然这种了解似乎是比较有限和表层的，但至少可以表明“琐罗亚斯德”及其宗教已经在19世纪70年代进入了尼采的视野，“查拉图斯特拉”形象已经在尼采心中得到酝酿了。而至1881年秋季，正如科利版编者所指明的那样，尼采一直喜爱的美国作家爱默生成为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特别是后者关于“超人”（天才、英雄、圣人）的观念，以及爱默生特别的写作风格，推动尼采走向查拉图斯特拉形象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