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社结局与南明权臣马士英的斗争

复社后期斗争的最主要对手是南明权臣马士英和阉党余孽阮大铖，因这次斗争直接关系到复社的最终结局，故辟专节讨论。

崇祯死后，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起来，北方士大夫纷纷南下。而留都南京一直深受复社影响，本就有很多复社成员聚集在南京，他们一边讨论着复杂的时事，一边观察着新朝廷的政治动向。早在弘光小朝廷肇基伊始，围绕皇位继承问题，阉党与东林复社就展开激烈的斗争。以马士英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拥立福王，而以史可法、刘宗周为领袖的清流派则主张拥立有贤名的潞王，复社作为东林党人的坚定同盟，自然支持潞王继承皇位。从双方的实力对比来看，东林复社略胜于阉党马士英等人。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兵部右侍郎吕大器、翰林院掌院姜曰广、兵科给事中陈子龙等清流派人士占据着朝中的重要职位，应该说获胜的机会要大于对手。

但清流人物的软弱性格使他们再次败给了不择手段的阉党。马士英为保福王登基，“为之内贿刘孔昭，外贿刘泽清，同心推戴，必欲立之”。[91]而清流派之实力虽胜于阉党，且“人望皆在潞王”，但自身意见并不统一，犹豫不决，最终还是让马士英一派获胜，福王成了小朝廷的皇帝。作为对支持自己当皇帝的回报，弘光帝朱由崧最大程度地提拔了马士英，马士英“拥兵迎福王于江上”有功，升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成为南明弘光王朝首辅，人称“马阁老”，掌握了朝中的大权。与此同时，因反对迎立福王，一大批清流人士很快失势，很多官员被降职或者远离权力中心。

对复社成员来说，这次斗争失败的后果还远不止此，阮大铖的复出更为可怕。在马士英被提拔后不久，马氏不顾东林和复社的强烈反对，提出起用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阮大铖的起用对南明历史的走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起用过程中的争斗也是南明历史上清流和阉党最关键的较量。因为对马士英来说，阮大铖成功的起用，一方面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为今后翻逆案和起用更多的反清流人物打开了大门。而对复社来说，阮大铖被压制是他们的心理底线，如果让这样一个阉党余孽翻身，那将是整个清流力量的失败。而复社与阮大铖之间的过节又极深，阮氏复出对复社人士来说无疑将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开始。

所以，从马士英提出起用阮大铖开始，复社就坚决地表示反对。弘光元年六月六日，马士英上奏朝廷：“冒罪特举知兵之臣阮大铖，当赦其往罪，即补臣部右侍郎。”此奏一出，“举朝大骇”，清流人士立刻上书阻止，东林姜曰广、吕大器、刘宗周，复社陈子龙、周镳、万元吉等纷纷上奏，皆云“逆案必不可翻”，称马士英是“浊乱朝政”等等，与此同时，御史詹兆恒还上了《钦定逆案》折，指出不起用阉党是崇祯皇帝定的先例，“钦案诸人久久图翻局，幸先帝神明内断不可移”，[92]力谏弘光不改先帝之政，不予阮大铖翻案。然而，清流派在拥立问题上得罪了弘光帝，弘光对马士英言听计从，甚至放言：“天下事，有老马在。”所以尽管复社在朝论上很得声势，最终拍板的还是皇帝。在马士英连续几次推荐下，阮大铖终于被起用，清流派再次遭到失败，而且这次失败是致命的。

阮大铖，这位曾被复社逼得无家可归、骂得颜面扫地的阉党分子就这样进入了南明的权力中心，阮大铖对复社切齿痛恨，其一旦掌握了权力，即刻进行疯狂的报复。其效法魏忠贤对付“东林党”的办法，编《蝗蝻录》、《续蝗蝻录》，以东林人士为蝗，复社人士为蝻，罗织十八罗汉，五十三善财童子，七十二圣贤菩萨。又作《蝇蚋录》，罗织八十八活佛，三百六十五天王，五百尊罗汉，牵连千余人，企图把东林复社人士一网打尽，推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主义。

首先被清洗开刀的对象，便是曾投降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明朝官员，即所谓的“顺案”。那些失节大臣中包括了复社重要人物周钟，阮大铖策划顺案，目的明确，即是通过顺案，最大程度地搞臭复社名声，并添油加醋，蔓引株连，致复社于死地。为此阮大铖编制捏造复社投降大顺政权的名单，甚至把跳河自尽的殉节官员徐汧也列在其中。[93]于此即可看出阮大铖图谋一网打尽复社的居心，“顺案”揭开了对复社大清洗的序幕。

面对阮大钺的屠刀，复社无能为力。如前所述，复社早在张溥死后，便基本上不再以政治团体的方式活动，更多的是其成员的各自行动，几乎没有了凝聚力。而此时，随着马士英加紧排挤清流派成员，复社在朝廷中的支持者史可法、姜曰广、刘宗周等也相继调任、离职，朝中的清流势力处于明显弱势。因此，在阮大铖采取报复行动后，失去同盟的复社几乎难以反抗。

首先，内外无援的周钟很快被杀，受其牵连，其弟周镳也被同时处死。周镳之死，完全是马士英与阮大铖有预谋的报复行动。周镳时任礼部侍郎，建立南明时，主张立潞王，他与东林姜曰广交好，是马士英政治上的对手，曾与陈子龙等复社人士一起极力反对马士英起用阮大铖。[94]早在《留都防乱公揭》一事上，周镳就支持复社驱除阮大铖。因而阮大铖对其恨之入骨，便怂恿马士英借周钟一案将其逮入狱中，随后又借周镳拥立潞王一事指责其与姜曰广结党，判了周镳死刑。

随后，阮大铖又炮制了“僧大悲”、“伪太子”、“伪皇妃”三案，利用手中权力，借口复社有图谋不轨之心，株连蔓引，扩大打击范围，四处搜捕复社人士，顾杲、杨廷枢、吴应箕、黄宗羲、陈贞慧、侯方域、沈寿民、周茂才、沈士柱等一干复社成员均被列入抓捕名单中，面临腥风血雨的政治迫害，复社人士星散流离，死者甚众，的确应验了杨廷枢在《留都防乱公揭》发布时所担忧的来自阮大铖的报复。

对于复社与阮大铖、马士英之间的交恶，孔尚任的《桃花扇》以戏剧的形式给予了形象的刻画。《桃花扇》虽是一部传奇，但其忠于史实，孔氏自称：“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95]它以复社成员侯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集中地反映了南明时期动荡的社会现实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特别是刻画了马士英、阮大铖一伙迫害复社人士的行为，揭示了南明王朝覆亡的历史教训。在该剧的最后，当孔尚任所塑造的几个人物柳敬亭、苏昆生等发现，他们身边的复社文人一个个被阮大铖报复致死，而像史可法这样的爱国将领一个个殉国后，他们的希望也就跟着落空，结果就入道的入道，归隐的归隐，一个个走向消极避世的道路，而这个结局正是历史现实的翻版。

南明弘光政权终究是短命，一个沉浸在内部斗争的小朝廷很快就在清军的进攻下灭亡。阮大铖等还未来得及全面报复复社便随着南明小朝廷一起投降了清军，清朝入主整个中国已成为定局。面对改朝易代的现实，幸存的复社成员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归纳看来，复社成员的最后抉择有以下三种：

第一，继续抵抗清军。面对清军南下，一部分有气节的复社成员没有安于避难家乡，他们毅然组织地方义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吴应箕在池州组织勤王之军，陈子龙、夏允彝在松江起兵，黄淳耀、侯峒曾领导嘉定军民进行抗清斗争，失败后都不屈而死。顾杲欲在常州起义，吴易在吴江组织抵抗，钱肃乐在宁波组织义军，黄宗羲在绍兴组织乡里义士，整个江南地区处处都是复社志士奋起抗争的战场。但复社人士的抵抗从一开始就几乎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没有统一的领导，各自为战，没有足够的物资和人员支持，这些弱点使他们在强大的清军面前很快就被各个击破。复社人士英勇不屈，以身殉国者不可胜数。吴应箕、陈子龙、夏允彝、吴易、顾杲等人最后都以死殉国，杨廷枢也因抗拒“剃发”，不屈而死。

第二，退隐山林，不再问时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陈贞慧等人或总结明亡教训，专心著述；或削发为僧，隐居不出，他们以明末遗民自居，不再出仕新朝。这些行动，是与复社提倡气节、重视操守的主张相一致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顾炎武晚年治经重考据，开清代朴学风气，成为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以后反专制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故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总之，他们用特有的方式，不仅独善其身，且为中国思想与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三，重新参加科举考试，入仕清朝。复社也有一些人如吴伟业、侯方域、李雯等选择了入仕清朝。清顺治十年(1653)，吴伟业被迫应诏北上，次年被授予秘书院侍讲，后升国子监祭酒。吴伟业内心对自己的屈节仕清极为歉疚，痛悔无比，常借诗词以写哀。顺治十三年(1656)底，以丁忧南还，从此不复出仕。总之，在吴、侯等昔日复社名士的影响下，不少复社生员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后遭人诟病，视为清朝的“贰臣”。

尽管明亡后仍然有很多复社人士生存下来，但复社这个组织毕竟是解体了。同时，清朝也几次下令禁止生员结社，这既是因为清军在进攻江南时，对士子组织的抗清运动的心存忌惮，也是清廷总结晚明经验教训，对士子结社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防范。明末江南文人士子结社立盟相沿成习，为了提防汉人门派相投，再立盟社，顺治帝多次严令“内外大小官员，应宜各守职掌，不许投拜门生。如有犯者即以悖旨论罪”。他认为投拜师生即为结党，并严禁私交、私宴，以“永绝朋党之根”。顺治十七年正月二十五日，礼科右给事中杨雍建奏请朝廷，严禁民间文人士子结社订盟。“今之妄立社名，纠集盟誓者所在多有，而江南之苏松，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奏书又云：“社事孔炽，士子若狂，如复社之类，凡一盟会动辄数千人，标榜为高，无不通名当事，而缙绅大夫各欲下交多人，广树声援。朝野之间，人皆自为，于是排挤报复之端起，而国事遂不可问矣!”[96]杨雍建对社局弊端的认识得到清廷的认同，顺治帝明确要求：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其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结社订盟，严行禁止。显然这道禁令主要是针对江南文人的活动，至此，自明中期以来的江南士人结社会盟，聚众演说，播讲学术，评论时政的活动便销声匿迹，不复有聚集讲论之事。从而断绝了复社组织复兴的希望。

复社的结局是悲凉的，这群本来有着远大理想的士人最终未能挽救明朝的灭亡，曾经风光无限的社团也随着时事的变换而最终覆灭，吴伟业在谈到复社最后的时光时，不无感慨地说：“南都覆，九一、彝仲、卧子、维斗诸君子或抱石沈渊，或流肠碎首，同时老成具尽。而受先为邑螙里猾乘乱摽击，剟刺几无完肤，绝而复苏；又两年，而病殁于避迹之荒野。其老儒佚叟零落仅存，于往事都不复记忆，亦罕有能言之者矣。”[97]在吴伟业看来，复社已成为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正如高阳所说：“复社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畸形组织，由以文会友开始，一变而为把持选政，再变而为操纵朝局。不过这是畸形时代的畸形产物。大致而言，复社的组成分子，君子远多于小人，扶正气，辨是非，择善固执的精神足以继承东林。”[98]复社具有成形的组织，下辖了十几个分社，其中著名者如几社。复社有自己的盟约和纲领，提出了“毋从匪彝，毋非圣书，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等主张，号召士子“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复社有公认的领袖，还设有由各地社长负责的分支机构，组织结构成熟。复社规模庞大，为有明以来社团规模的最高峰，其成员众多，达3000多人，且大多为青年才俊。他们有知识，有理想，面对明王朝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他们冀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力挽狂澜。复社人士擅长制艺，在晚明的科举考试中屡屡高中，有200余人成为进士，他们通过科考进入朝廷，从而壮大了清流力量。

复社承继东林，其很多成员与东林人物有血缘或师生关系，如顾宪成与顾杲、黄尊素与黄宗羲、魏大中与魏学濂的父子关系和周延儒与吴昌时、高攀龙与华时亨的师生关系，同时，在政治上，复社也继承了东林“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的做法，因求治心切，复社在某些方面比东林党人更为激进。但复社没有掌控政治的能力，意气用事、优柔寡断，这些弱点在他们身上暴露无疑，尤其是对异己者只知一味地穷追猛打，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使自己在朝廷中日益孤立。面对穷凶极恶，精于权术的阉党马士英、阮大铖辈，复社绝非其对手，最终一败涂地。

后人批评复社的成员良莠不齐，但总的说来，复社的成员还是君子多于小人。环顾整个明末的士大夫阶层，凡享有盛名的士人或出于复社，或与复社交好，一时俊彦，如张溥、陈子龙、黄宗羲、吴伟业、冒襄、侯方域、陈贞慧等人都是复社成员。复社掌握着那个时代舆论的话语权，有识之士无不以加入复社为人生荣耀。而复社提倡气节，重视操守的主张在明清易代鼎革之际尤显珍贵，一大批复社人士在清军南下的过程中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相当数量的成员以身殉国，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不应该被遗忘。

同时，面对明王朝的危机，部分复社成员在思想上进行深刻反思。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出了“经世致用之学”的主张，这一思想充分反映在《皇明经世文编》的编定上。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99]于崇祯十年二月开始编辑《皇明经世文编》，同年十一月定稿。这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明朝两百多年的统治经验，企图从中得出教训，用以改变当前现实，经世致用的书。这部五百多卷的大著，搜集了明代五百家的作品，全书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兵饷、马政、边防、边情、火器、贡市、番舶、灾荒、农事、治沙、水利、海运、漕运、财政、盐法、刑法、钱法、税法、役法、科举等各个方面，都是有关治国的方针政策的实用之学。它为后来者提供“救时之用”的经世之道。[100]正如编者在书的序言中强调的“以资世用”那样，全书的每一处，都留下了复社编者强烈的“务为有用”的意向。

[1](清)陆世仪：《复社纪略》卷2，《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书店1982年版。

[2]《复社纪略》卷3。

[3]参见(清)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例言》，《海王邨古籍丛刊》，中国书店1990年版。

[4]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刘刻复社姓氏跋》，中华书局1961年版。

[5]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卷末序。

[6]如何宗美所撰的《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即作如是观。

[7](清)抱阳生编：《甲申朝事小记·杨廷枢纪》中称：“东林之后，复社肇兴，说者共疑为顾、高诸公复起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593页)

[8]《明史》卷308《周延儒传》；(清)王应奎：《柳南随笔》，中华书局1983年版。

[9]江南参加复社人数最多，而且江南其地在晚明拥有的生员人数也最多，据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所整理的“明朝各地乡试录取率”表记载，南直隶在1603年的乡试参加人数达6025人，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10]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页。

[11](清)王应奎：《柳南随笔》，中华书局1983年版。

[12](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21《孙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13]参见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天启六年”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77页。

[14]崇祯二年，张溥、张采在吴江县令熊开元的支持下，在苏州郭巷尹山召开大会，史称“尹山大会”。这一大会以应社成员为骨干，将松江几社，苏州羽朋社、匡社，浙西闻社、庄社，浙东超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等一大批文社合并，以“兴复古学”为号召，成立复社。一时间，今江、浙、皖地区名彦毕至，参加的人多达近700人。张溥亲自制定章程和入社誓词。后来复社社员遍及各省，“党羽半天下”，仅有姓名可考的就达3025人，声势震动朝野。

[15]参见(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21《孙淳》。

[16]《复社纪略》卷1。

[17]《复社纪略》卷1。

[18]《复社纪略》卷1。

[19]《复社纪略》卷1。

[20]《复社纪略》卷1。

[21](明)张溥：《七录斋集·国表四》选序，续修四库全书本。

[22]孙静庵：《明遗民录》卷12，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3]《复社纪略》卷1。

[24](清)抱阳生编：《甲申朝事小记·杨廷枢纪》，第593页。

[25](民国)陈去病：《五石脂》，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6]《复社纪略》卷2。

[27](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21《孙淳》。

[28]《复社纪略》卷2。

[29]《复社纪略》卷2。

[30]《复社纪略》卷2。

[31]参见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崇祯十三年”条，第551页。

[32](清)抱阳生编：《甲申朝事小记·诗社之祸》，第673页。

[33](清)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例言》。

[34]《复社纪略》卷2。

[35]黄宗羲：《南雷文约》卷1《刘瑞当先生墓志铭》，四库全书本。

[36]《复社纪略》卷1。

[37](明)张溥：《七录斋集》卷2《五经微文序》，续修四库全书本。

[38]参见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04—2621页。

[39]《复社记略》卷1。

[40]参见《复社记略》卷3。

[41]《复社记略》卷2。(www.xing528.com)

[42]参见《复社记略》卷2。

[43](明)吴麟徵：《家诫要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7册，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2页。

[44](清)叶梦珠：《阅世编》卷8《文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45]参见陆世仪：《复社记略》卷1，第181—204页。

[46]参见(清)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卷首《石序》。

[47]参见钱茂伟：《国家、科举与社会》附表3 1“明朝各地乡试录取率”，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48](清)吴伟业：《复社纪事》，《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58页。

[49]《复社记略》卷2。

[50]《复社记略》卷2。

[51]《复社记略》卷1。

[52]《复社记略》卷2。

[53]《复社记略》卷2，第208页。

[54]《复社记略》卷2。

[55]《复社记略》卷2。

[56](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19《张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74页。

[57]《明史》卷288《张溥传》。

[58]蒋逸雪：《张溥年谱》“三十一岁”条，齐鲁书社1982年版。

[59]《复社记略》卷2。

[60]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例言》1。

[61]《复社记略》卷1。

[62]《复社记略》卷1。

[63]参见《明史》卷40—卷46《地理志》。

[64]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245页。

[65]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崇祯八年”条载：“文震孟入阁，与体仁争不胜，为所陷，此年被解职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19页)

[66]从统计来看，该年会试合格的302人中约有30余人为复社成员。

[67]《复社纪略》卷3。

[68]《复社纪略》卷3。

[69]《复社纪略》卷3。

[70]被推的复社成员有：新建陈洪绪，桐城左光先，无锡高如麟，南昌万六吉，莆田黄以升，吴门徐鸣时、张世炜，昆山陆逊之，太仓沈绵应、黄翊金，宣城沈寿民，永州袁耀祥，桐城阮之钿，慈溪秦俊德，山西辛全德，关中秦所式，临川曾式九、李茂实，武陵朱常湄，陕右张兆、朱羆，江右由栻，怀宁蒋臣赓等。

[71]《复社纪略》卷3。

[72]《复社纪略》卷3。

[73]《复社纪略》卷3。

[74]《明史》卷288《文苑四·张溥传》。

[75]《复社纪略》卷4。

[76](清)吴伟业：《复社纪事》，《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书店1982年版。

[77]《复社纪略》卷4。

[78]《高阳作品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79]《楼山堂集》卷15《与友人论留都防乱公揭书》，《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册11卷16，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80]吴应箕：《复氏姓氏》二卷，补录一卷，附留都防乱公揭姓氏一卷，清早期刻初印本。

[81]《明史》卷253《薛国观传》；《社事始末》。

[82]《明史》卷308《周延儒传》。

[83]《明史》卷308《周延儒传》。

[84](清)吴伟业：《复社纪事》，《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上海书店1982年版。

[85]《明史》卷308《马士英传》载周延儒和阮大铖的对话：“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

[86]《明史》卷308《周延儒传》。

[87]《复社纪略》卷1。

[88]《明史》卷288《张溥传》。

[89]《明季北略》卷19“周延儒续纪”条载：“(吴)昌时与张溥同为画策建功人，淮安道上，张溥破腹，昌时以一剂送入九泉，忌延儒密室有两人也。”(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3页)

[90]《明史》卷308《周延儒传》。

[91]《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页。

[92]《明季南略》卷1“马士英特举阮大铖”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页。

[93]“阮大铖曰：‘致先帝殉社稷者，东林诸臣也。不尽杀东林，不足以谢先帝。今陈名夏、徐汧等俱北走矣!’马士英急掩其口曰：‘勿漫言，徐九一(徐汧)尚在苏州。’闻者大嗤。”(载于《甲申朝事小记·马阮秽言》，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页)另据《吴县志·徐汧序》(天一阁藏明崇祯刻本影印)载，徐汧于弘光朝覆灭后，投河自尽。

[94]参见《明清江南文人年表》“崇祯十一年”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37页。

[95](清)孔尚任：《桃花扇凡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

[96]转引自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6页。

[97]吴伟业：《复社纪事》。

[98]《高阳作品全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99]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皇明经世文编跋》曰：“(书)盖出于几社众人之手，而三子总其成。”(中华书局1961年版)(按：三子盖指陈子龙、徐孚远、宋征璧。)

[100]参见《皇明经世文编》序云：“今此书多议兵食，论形势。”(中华书局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