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朋党史-中国朋党史

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代党争对皇权统治、政局稳定带来的危害，为了防止臣下朋党乱政，在其亲自主持制定的《大明律》中明文规定：

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安置。凡诸衙门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鞫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宰执大臣知情，与问罪；不知者，不坐。[1]

可见，朱元璋冀图通过制定律法、以制度约束的方法从根源上断绝朋党之患，以进一步加强皇权。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明律》的规定如此严厉，但明朝的党争却并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尤其是从万历中期开始爆发的大规模的党争，直至明亡都未停止，晚明政治舞台上的东林党、阉党、浙党、秦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轮番上阵，互为攻讦，扰乱朝政，贻误国事，成为晚明政治危机的集中反映。导致明代出现如此激烈复杂、如火如荼的朋党斗争，从其深层原因看，与明朝特殊的中枢体制——内阁有着密切关系。

1　内阁体制是党祸之源　

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史上君权与相权之争，在洪武十三年(1380)以左丞相胡惟庸专恣不法、结党谋逆为由，废除丞相制，分相权于六部，而六部则直接听命于皇帝，进而让一切大权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明太祖说：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间亦多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大权一归朝廷，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2]

自此，明代中枢体制发生重大变革，推行千年的丞相制度被废除，皇权空前加强，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丞相制废除之后，皇帝大权独揽，政务压力超出了其精力和才智的负荷，因此，设立辅佐大臣乃大势所趋，于是一种新的行政管理制度——内阁制应运而生。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仿效宋制，“置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3]这是内阁制度的雏形。明成祖朱棣时期，在太祖的基础上继续对中枢辅政体制进行探索。他特简解缙、胡广、杨荣等重臣进入文渊阁，参与机务。自此，阁臣的设置成为常制。其职责主要是草拟诏敕，建言献纳，备顾问之需，辅助天子进行决策。但是，内阁不得与诸司交接，不参与政务的执行。“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4]可见，内阁是皇帝制衡中枢的需要，是为了填补废相后皇权政治效能下降的缺陷。但是明代废相后的权力平衡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皇帝原来是想通过分割相权来加强对官僚集团的控制，企图通过中央六部、行政监察之间的权力交叉，互相独立这种手段来达到权力制衡的目的。但结果是产生更多的权力点，各个官僚部门都试图争夺更大的权力，内阁制度虽然解决了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但是产生了新的危机，为明代中后期错综复杂、炽热难解的朋党之争埋下了隐患。

(1)违悖祖制的内阁擅权

明初“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内阁对于朝政国事并无独立裁决的法权，而是奉诏办事，其职责被明定为“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5]可见内阁并非是法定的最高行政机构，阁臣亦非宰相，不是最高行政长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阁权一代代的积累，渐渐突破了原先的规范，而沿着宰相化的道路发展。由于内阁“地居近密”，常侍天子殿阁之下，出谋划策，皇帝礼遇，虽无宰相之名，“然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6]

所谓票拟即是拟旨，宣德时期，宣宗“始令内阁杨士奇辈及尚书兼詹事蹇义、夏原吉，于凡中外奏章，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上或亲书或否，及遇大事在疑，犹命大臣面议，议既定，即传旨处分，不待批答”。[7]其程序是各级部门上达皇帝的奏折，先由内阁阁臣检阅，然后代皇帝拟写处理意见，并用小纸条墨书，贴于书面，再进呈皇帝。皇帝下达的诏令，也是由内阁起草撰拟，进呈皇上，再下发诸司。内阁掌握票拟权后，从制度上获得了参政的权力，基本上打破了诸司不相关白的限制。尤其是在幼主继位、庸主柄政和君主怠政时，内阁往往通过操纵票拟，手握枢衡之职，代天子立言，票拟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谓“内阁之职，同于古相者，以其主票拟也”。[8]至明代中期，内阁无疑是握有一部分宰相之权，而非最初的皇帝“顾问”性质。

但是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毕竟无宰相之名。按照明朝制度规定：“六部分莅天下事，内阁不得侵”。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负责，而绝不是内阁的属官。内阁虽然地位显贵，但与六部没有任何的隶属关系，内阁大学士兼尚书只是虚衔，不许实际掌管六部的事务。正如清人纪昀所说：“汉以来，六曹皆宰相之统属也。然自明革中书省，析其事权归之六部，始得专达于天子，而内阁惟司票拟之职，与古制迥异也。”[9]可见内阁并无对部臣发号施令之权，更无直接任免官吏的权限。朱元璋规定以部院“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10]这成了部院行政独立的法宝。

然而，随着内阁权势的不断扩张，内阁对部院之权不断侵夺。永乐时，内阁初设，“阁臣与部臣为平交”，[11]阁部之间基于颉颃合作的原则，求同存异，融洽共事。仁宣时期，大学士“累加至三孤”，[12]又多兼领尚书，内阁权限逐渐提高，阁部之间呈现相持的局面。正嘉之际，杨廷和在内阁迎立世宗继承大统，完全将六部排除在决策权之外。到了嘉靖时期，由于首辅权力的急骤上升，内阁权力更为膨胀，“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13]嘉靖中期，“夏言、严嵩迭用事，遂赫然为宰相，压制六卿矣”。[14]万历时张居正俨然以宰相自居，“张江陵以受遗当阿衡之任，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于威君严父，又有加焉”。[15]对张居正的任何决策，六部尚书只能随声附和，而不敢有异议。“六卿伺色操旨，若六曹吏称次者，亦惕息屏气，而不敢有所异同，于是乎相之形张矣。”[16]由此可见，明代中后期，内阁与六部已不处于同一个权力层次，阁权已凌驾于部权之上。内阁权压六卿，而诸司奏事亦要关白，内阁对于军国大事无所不掌，刑名钱谷无所不问。内阁的专权和对六部的侵扰，遭到朝臣的群起攻击。

明朝科道官专以建言纠劾、谏诤推弹为职能，必然会对内阁擅权与祖制成宪违悖的状况予以抨击，纵然皇帝优容默许，群臣亦难俯首诚服。于是乎朝廷众臣或攻讦或抨击，阁部纷争不已，明廷则沦为朋党彼此倾轧之战场。万历年间，内阁权势最显赫之时，东林党人顾宪成、钱一本等人纷纷上疏指责阁臣侵犯部院之权。顾宪成说：“太祖罢中书省而设六部，惟恐其权不散，严嵩以来，内阁合六部而揽之，惟恐其权不聚。散则互钤，权臣不得行其私，国家之利也，聚则独制，各人不得守其职，权臣之利也。”[17]钱一本上疏道：“部院即分职六卿，内阁即论道三公，未闻三公可尽揽六卿之权归一人掌握，而六卿又复頫首屏气，唯唯听命于三公，必为请教而后行也。”[18]不少部院之官还援引明朝祖制，上疏道：“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张居正专擅政事，胁制朝臣，祖宗之法若是乎？”[19]言官史孟麟在厉声指责“阁臣侵部院之权”的同时，要求内阁“与天下更始，政事归六部，公论付言官”。[20]但是阁部争斗不仅没有滞止，反而日益尖锐，迄明末更形同水火，形成“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21]的政治格局。

内阁除了凌驾于六卿之上外，还试图掌控吏部。由于吏部操纵铨选大权，阁臣想要施展抱负，有所作为，就必须得到吏部的配合和支持。因此，内阁首辅都竭力铲除吏部中不附己者，同时安插亲信于吏部之中。温体仁为了在吏部培植心腹，费尽心机。崇祯初期，李长庚担任吏部尚书，他与温体仁多有冲突，温体仁视其为眼中钉。其时朝中正议论起用罪谴诸臣，皇上名单尚未批下，温体仁以此为机陷害李长庚，催促其上报任用名单，李长庚迫于温体仁威势，贸然上报名单，惹得崇祯帝大怒，以“屈法徇私，朋比欺蒙”为由，[22]将他革职为民。

此后，温体仁为了能操纵人事大权，起用他的同乡闵洪学担任吏部尚书，闵洪学与温体仁沆瀣一气，在吏部奉行温体仁的意旨，对朝臣的反对意见都以部议论罢，凡有过失都委及他人，温体仁“兼操吏部之权，吏部惟阿阁臣温体仁之意，线索呼吸，机关首尾，造门请命，习以为常，统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黜陟大柄只供报复之私”。[23]其后，温体仁为了能够操纵吏部，甚至不惜朋比阉党余孽，妄图将阉党残余安插在部中。“时魏忠贤遗党日望体仁翻逆案，攻东林。会吏部尚书、左都御史缺，体仁阴使侍郎张捷举逆案吕纯如以尝帝。言者大哗，帝亦甚恶之。捷气沮，体仁不敢言，乃荐谢升、唐世济为之。”[24]由于朝臣的强烈反对，不得不作罢，但导致天启时期的阉党势力在崇祯朝依然十分猖獗。

明嘉隆万年间，内阁为把持朝政，压制部院，除加紧勾结阉宦外，还经常使用两种手段。一是运用权势，桎梏群臣，打击政敌。如利用对官吏的考察任选制度，排斥异己。史载严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文武迁除，悉出其手”。[25]高拱为内阁首辅时，“追恨台省之聚劾，乃从中构得特旨”，严察言官。张居正“知天下不附己、思以考察劾之”，遂乘京察之际，尽除异己。由是“阁臣与言路遂成水火”。[26]二是呼朋引党，笼络言官，掌握舆论。明代后期言路力量极大，言官们评议朝政，指斥当权，形成一种力量和风气，“党论之兴遂自此始”。[27]万历后期，“台谏之势积重不返，有齐、楚、浙三方鼎峙之名。齐则给事中亓诗教、周永春，御史韩浚。楚则给事中官应震、吴亮嗣。浙则给事中姚宗文、御史刘廷元……后进当入为台谏者，必钩致门下，以为羽翼，当事大臣莫敢撄其锋”。[28]

由于言官往往代表朝廷舆论，容易影响皇帝，职位举足轻重，故阁臣除打击不附己的言官外，也常采用拉拢手段，扶植党羽，“广布腹心于科道”，[29]利用言官来打击部院之臣。弘治时，工部侍郎汤鼐疏攻内阁辅臣刘吉，刘吉怀恨在心，遂暗中指使给事中魏璋弹劾汤鼐，汤因此被革职。[30]嘉靖时，吏部尚书李默崇尚气节，持正不阿。严嵩当朝，擅揽官员选任黜陟之权，而李默不肯依附，严嵩恨之，遂授意赵文华及心腹言官诬奏李默“谤讪”皇上，李默因此被处死。[31]崇祯时，内阁首辅温体仁的党羽中，言官更是主要力量，包括给事中薛国观、御史史范、高捷，副都御史张捷等人，他们先后为温体仁弹劾政敌，保全首辅之位，是温体仁长期独霸政坛，屹立不倒的前锋和骨干力量。

反之，在野势力也可以通过言路力量弹劾击垮首辅，更换内阁。泰昌时期，方从哲居内阁，齐、楚、浙三党倚之为靠山，东林党为了争夺阁权，利用言路进行舆论讨伐。针对当时的红丸、移宫案，御史郭如楚、冯三元，给事中魏应嘉先后上疏弹劾“可灼罪不容诛，从哲庇之，国法安在!”给事中惠世扬“直纠从哲十罪，三可杀”，[32]不仅将其在担任大学士几年内所犯的旧案一一揭露，而且指斥他在梃击案中“庇护奸党”，红丸案中袒护崔文升和李可灼、移宫案中听任李选侍“久据乾清”，全面斥责方从哲。面对强大的舆论攻击，方从哲如坐针毡，连上六疏，致仕而去，东林党人夺回阁权，扳倒了三党的后台，重新回到政治权力的中心。

由于此类事件甚多，以致明廷朝野形成“大臣惟惮言官能劾己而轻视诸司，言官为恃大臣能庇己而蔑视公论”的状况。同时言官在阁臣或部臣的支持下，凭着他们的特殊地位，也纷纷结党营私，以个人爱憎和门户之见卷入朋党之争。他们“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许)由暮(盗)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33]御史沦为阁部斗争的打手，一切谏议、弹劾都从党派利益出发。“故其时，不患其不言，患其言愈多，而国是愈益淆乱矣。”万历后期，“帝怠于政事，章奏一概不省，廷臣益务为危言激论，以自标异。于是部党角立，另成一门户攻击之局”。[34]其时，齐、楚、浙、昆诸党的骨干人物都是御史、给事中一类言官，他们均依托某一阁臣或部臣，为其爪牙，党同伐异。他们根本不分是非曲直，而以阁臣权势轻重，强弱为依归，朝秦暮楚，反覆无常。故往往出现“同一阁臣也，往日势重而权有所归，则相率附之以谋进。今日势轻而权有所分，则相率击之以搏名”。[35]于是乎内阁及台谏重地，成为官僚攻讦倾轧之阵地，整个朝廷“若市井喧哄”。史称：

明至中叶以后，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依阿取宠则与之比，反是则争。比者不容于清议，而争则名高。故其时端揆之地，遂为抨击之丛，而国是淆矣。虽然，所言之是非，阁臣之贤否，黑白判然，固非私怨恶之所得而加，亦非可尽委之沽直好事，谓人言之不足恤也。[36]

朱元璋废相之后，在皇帝与府、部、院之间必然出现一个权力真空，因为众多的军国大事必须有一个机构来协助皇帝加以处置。但是由什么机构来填补这个权力真空呢？在整个明代，由于有永远不准设丞相的祖制而—直未能很好地解决，因此在行政机构的运作上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明代统治者为解决这一矛盾而设立的内阁并没有起到自身应有的作用，反而造成明代官僚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空前激烈。

(2)内阁首辅之争

除了阁部之争外，明代内阁纷争也十分酷烈。内阁虽无法定的行政权力，但毕竟是朝廷中枢，在政府中有其特殊的地位，故内阁大学士便成了群臣觊觎垂涎的目标。明代前期，内阁制度尚未定型，阁臣选任方式主要是特简，即皇帝亲自擢选阁臣，阁臣的任命只出于皇帝个人的意志。随着内阁制度的发展成熟，阁臣选拔的主要方式演变为会推。这为官僚集团争夺阁权大开方便之门，成为党争爆发的契机。

会推又称廷推，由吏部会同九卿、科道推举若干名人选，再由皇帝选择点用。弘治八年(1495)，孝宗命吏部会同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及科道官推举阁臣人选，孝宗随后点用了其中的李东阳和谢迁二人入阁，开创了廷推阁臣的先例。由于会推需经众议商定，同特简相比更为公允，故自万历时期开始，会推阁臣渐被视为入阁正途，并成为制度上认可的用人程序。由于会推由吏部、九卿、科道共同参与推举，这就为各个政治集团提供了入阁的机会，朝臣纷纷依靠宗派朋党势力竞争入阁，同时阻止敌对势力进入内阁。

廷推的主持者是吏部尚书。通常是吏部尚书事先拟定推选名单，并且逐一排名，其中排首位者为正推，其余为陪推。在廷推中，“明日廷推，今日传单，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诸袖中，诸臣唯唯而已”。[37]因而吏部尚书掌握了阁臣推选的关键地位，是会推竞争的主要力量。

科道官是廷推阁臣时另一支重要力量，其拥有推荐人选的权力，又握有重臣入选的把关权。因为被推选出的对象，必须经过吏科给事中署名才可生效。到明末，随着科道势力的强盛，往往可以左右会推大典。毫无疑问，内阁阁臣也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权力来影响会推结果。由于皇帝是推选的最终裁决者，阁臣可以通过票拟或密荐等途径来影响圣意，左右或推翻会推结果，另外，作为皇帝近侍的宦官集团，也往往利用特殊的地位来影响君主，所谓“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语”。[38]由于阁臣必须由大臣廷推产生，因而往往纷争不休，并拉帮成派，于是会推阁臣遂成为党争的重要途径，廷推大典亦沦为党派倾轧之战场。

朝臣一旦入阁，便可上通天子，下视群僚，为巩固尊荣显贵之权位，阁臣又须网罗党羽，培植帮派势力，朝臣入阁途径除投靠内监外，还须依赖朋党门户之势去攀附援引。万历年间，王锡爵就是靠御史李植、江东之的上疏吹捧，大力推荐才进入内阁的。崇祯六年(1633)，朝廷荐举阁臣，“王应熊以望轻不与”，[39]故廷推时没有通过，但他朋比勾结首辅温体仁，温体仁竟不顾廷推会议的决定，在暗中做了一番手脚之后，将王应熊援引入阁，引起舆论哗然。

明朝内阁无定员定制，内阁大学士多至七八人，少则三四人，或二三人。他们同列枢要，均为皇帝顾问，参与机务，因基于不同的利益或观点，极易引起矛盾冲突，相互明争暗斗。天顺间阁臣“同利则相趋，利尽则交疏”；成化时阁臣“同己者比，异己者忌，比者相援，忌者相轧”。仁宣以降，阁臣品高位重，“虽无相名，实有相职”，[40]在明代政务中起着中枢作用。史载：“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41]首揆亦称首辅，即在阁臣中有一人为内阁首领。阁臣凭入阁先后、资历、才能、声望及皇帝旨意来确立谁任首辅。

内阁大政均由首辅主持，执掌“票拟”之权，负主要责任。其余的阁臣称为次辅、群辅，权力比首辅小得多，是其助手。到了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首辅、次辅、群辅之间的权力越拉越大，“大事皆首辅主持，次揆以下不敢与较”，[42]首辅执掌内阁大政后，统揽了票拟权，使内阁中只有首辅一人的声音。“内阁调旨，惟出首辅一人，余但参论而已。”[43]首辅在掌控内阁的同时，也包揽了整个外廷的大权，成为文官集团之首，“为卿佐，则击内阁而破相之体；居内阁，则排六卿成相之尊”。[44]如万历初，张居正为首辅，人称“张相公”，他认为自己“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45]而次辅吕调阳对张居正卑躬屈膝，“恂恂如属吏。居正以母丧，三日不出阁，吏封章奏，就第票拟，调阳坐阁，候票至乃出。及居正归葬，大事必驰驿江陵听处分”。[46]可见首辅权力之重。

由于首辅位高权重，因此不仅是皇帝着重控制的对象，也是官僚们角逐争夺的最大目标。阁臣们为占据首辅席位，相互倾轧，愈演愈烈。甚至不惜党比阉宦，勾结台谏，结成各种党派集团。首辅之争成为明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成化时，“万安为首辅，与南人相党附，刘珝与尚书尹旻，王越又以北人为党，互相倾轧”。[47]嘉靖初出现的所谓“大礼仪”之争，更是引起了内阁中朋党挟私攻讦，派系倾轧的混乱局面。首辅杨廷和因议礼不合世宗之意而失宠，张璁、桂萼趁机攻倒杨廷和而入阁，接替首辅之职的是杨一清。然而野心勃勃的张璁不甘居其之下，网罗党羽，竭尽全力攻讦，最后终于把杨一清赶下台，取而代之。以后夏言入阁，又斗倒张璁，当上了首辅。不久，严嵩与夏言两派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严嵩行韬晦之计，表面上对夏言唯唯诺诺，暗中却勾结京山侯崔元、锦衣卫都督陆炳等人，以议复河套之事为由，将夏言置于死地。“言死，大权悉归嵩矣。”[48]严嵩诡计多端，奸诈无比，但首辅之位最终亦未能保住。嘉靖四十一年(1562)，阁臣徐阶授意御史邹应龙、林润等弹劾严氏父子，“嵩坐世蕃大逆，则徐阶意也”。[49]结果严世蕃被斩，严嵩被削籍。

徐阶任内阁首辅时，在内阁及吏部、都察院等重要权力部门安插许多亲信，力图使自己在内阁党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徐阶的谋划也是枉费心机，阁臣高拱等见“徐阶独柄国，心不平，劾阶居乡子弟豪横，尽夺其田，戍其二子”。[50]徐阶也只得退出政坛，致仕而去。李春芳接替徐阶的首辅之职，但其庸碌无能，很快就被高拱所取代。高拱是穆宗的老师，很有些政治才能，但他与张居正不睦，穆宗一死，高拱就失去了靠山，被张居正勾结司礼太监冯保而攻下台。张居正为首辅，大权独揽，其他阁臣“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51]但张死后，尸骨未寒，就受到群臣攻击，惨遭抄家之祸。嘉靖、隆庆、万历时期的首辅之争如此激烈，如此残酷，这和内阁党争的特点密切相关。

首先是每个阁臣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争夺首辅，都要拉帮结党，都有自己的小山头。明代阁臣都是翰林出身，在朝中长期任职，逐渐形成朋党势力。他们崭露头角，进入内阁之后，便有一些同僚、门生及亲信官员聚结在周围，形成门户。严嵩掌权时，“士大夫办事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耀、许论辈，皆惴惴事嵩”，[52]为其鹰犬。严嵩父子还与鄢懋卿、赵文华、胡宗宪、仇鸾等人朋比为奸，结成一个势力庞大的严嵩集团，以打击政敌，锄除异己。不仅严嵩如此，甚至连改革家张居正亦不知不觉地卷入到封建官场朋党派系之争的漩涡之中，拉帮结派，重用亲信。《明史》云：“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冯保客徐爵擢用至锦衣卫指挥同知。”[53]可见，张居正和他的前任首辅相同，以亲谊及贿赂、请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一个依附他的朋党集团。

其二，阁臣在拉帮结派的同时，还特别注重援引和自己有同乡关系的官员。嘉靖朝内阁首辅严嵩是江西分宜人，他就竭力笼络江西籍的士大夫，而朝中不少江西籍的官员也趋炎附势，千方百计地巴结严嵩父子，甚至有的“江西士大夫往往号严嵩为父”，甘愿充当严嵩的走卒鹰犬。严嵩也恬不知耻地以江西籍官员之父自居。江西丰城某个新进官员不愿充当严嵩的爪牙，严嵩即厉声呵斥：“尔非吾里子耶，安得不为吾所用？”[54]每当非江西籍大臣掌权时，则又竭力排斥江西籍官员，如内阁大学士焦芳(河南沁阳人)执政时，竟在正德五年勾结刘瑾，下令裁革江西乡试解额五十名，并且不许江西人选任京官。更可笑的是，他还企图对江西的前朝人物加以惩处。焦芳说：“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勿滥用江西人。”只是由于其他官员反对，这种连“宋元人物亦欲并案”[55]的主张，才未能得逞。

嘉靖时，张璁、桂萼、夏言、严嵩相继入阁执政，除张璁外，其他三人均是江西籍，他们的入阁亦和同乡阁臣援引有关。例如夏言当了内阁首辅，为了便于控制内阁，便决心援引同乡僚友入阁，严嵩就是在夏言的竭力引荐下才当了内阁大学士。抑或有人会提出疑问，后来夏言和严嵩两人不是反目成仇，夏言惨死在严嵩的手中吗？其实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有同乡关系的官僚，一旦涉及彼此的切身利益，发生利害冲突时，昔日的同乡僚友就会转化为仇敌而势不两立。但这并不妨碍封建官僚利用同乡或同宗关系，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相互勾结，相互利用。例如徐阶和严嵩，也是既勾结又争夺。据于慎行《谷山笔麈》一书记载，徐阶为人工于心计，处世圆滑。他因害怕严嵩在背后暗算中伤自己，便想方设法讨好严嵩。徐阶本是南直隶华亭县人，趁倭寇骚乱家乡之际，便在江西购置房屋，并把户籍迁往江西，于是徐阶就成了寄籍的江西人，和严嵩算是半个同乡，徐阶又和严世蕃联姻，结为亲家。“并与江右士大夫讲乡曲之谊，凡可以结欢求免者，无不为也……分宜(严嵩是江西分宜人)始坦然。”[56]徐阶便逐渐取得了严嵩的信任，步步高升，进入内阁，地位几与严嵩相埒。随着徐阶权势欲的扩张，也就和严嵩发生了冲突，最后徐阶扳倒了和自己有乡亲之谊的严嵩。

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内阁首辅。他一方面标榜“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57]另一方面又竭力援引同乡官员以为党羽，力图使自己在内阁纷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里我们粗略统计一下，徐阶所引的同乡官员：徐阶以胡应嘉(南直隶沭阳人)为吏科都给事中、佐部院考察，借以控制言路；迁胡松(南直隶滁州人)为吏部尚书，借以掌管铨选；引严讷(南直隶常熟人)、李春芳(南直隶扬州人)入阁，以巩固自己的首辅地位。这些被引荐的同乡官员果然为徐阶所利用，他们充当了徐阶倾轧排挤异己的爪牙。如徐阶和高拱不睦，胡应嘉就在徐阶授意下，上疏弹劾高拱。万历时，在官僚选拔、任用中的地域性分野更趋激烈，凡某一首辅执政，则必任用同籍公卿、言官以为臂助。明人汪士性的《广志绎》，曾对明廷中的这种现象发表议论，他说“江陵(指张居正)作相，九列公卿半系楚人”。[58]张居正虽胸怀大志，以改革弊政、中兴明王朝为己任，但也未能摆脱封建社会的同宗同乡观念，在他任用的改革派中，颇多楚人，故为时人所讥。

其三，在内阁纷争中，各派势力都充分意识到科道官的言事、弹劾之权在党争中的重要作用。史称，“大僚非其党不得安于其位”。[59]故凡为首辅大臣，总是竭力控制言路，“所爱者虽不肖必留，所憎者虽贤必去”。[60]“选授给事中、御史、多切近乡人、亲友、党羽，有所欲为，则托之昌言。有所欲去，则托之论罢。”[61]“而科道转为其鹰犬。”[62]遇有异己之政敌，言官就在内阁首辅的嗾使授意下，“群起而逐之”。在各个党派之间，还游离着一些相对独立的科道官员，从表面上看，他们是不偏不倚，不依附于哪个山头，实际上却是见风使舵，随机应变，一旦发现哪个首辅失宠于皇帝，权势地位岌岌可危，就纷纷上疏攻击，使其成为众矢之的，借以邀功请赏。

其四，首辅之争的参与者虽然都是具有很高文化水准的士大夫，他们同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标榜以“仁、义、礼、智、信”为座右铭。但是在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几乎每一个人都结党挟私，从个人恩怨出发，伺机报复，不择手段地打击政敌，权力的欲望和政治野心使他们成为冷酷无情的政客，用阴谋残忍的手段置对手于死地，对他们来说是毫不奇怪的行为。即使未能达到目的，也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这些以儒学起家的阁臣大僚，虽然保持着道貌岸然的外表，但在心狠手辣这一点上是绝不亚于赳赳武夫和不通文墨的宦官的。

(3)阉宦执掌中枢与珰阁表里

有明一代，宦官势力日益猖獗。至明代中后期，一部分无耻的士大夫纷纷倒向宦官的怀抱，形成一个阉宦与官僚的结合体——阉党。正统年间，太监王振门下厮养官员一千多人。正德年间，司礼太监刘瑾把持朝政，内阁大臣、六部尚书多有其私党，所以刘瑾得意地宣称：“满朝公卿，皆出我门”。[63]天启年间，阉党权势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无恶不作，制造了无数起冤案大狱，残酷迫害和屠杀大批东林党人，把晚明政治搞得一团漆黑。当崇祯帝在铲除阉党，钦定逆案时，万分感慨地说：“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64]《明史》也云：“明代宦官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65]从表象上来分析，这些看法似乎不无道理，但其实把阉宦肆逆归咎于士大夫党附，并没有完全抓住问题的本质，因为产生阉党的根源则是君主专制政治造成的。

自明太祖开始，历代帝王多不太相信大臣。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制，又将功臣屠戮殆尽，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但即使是威重才高的朱元璋，独揽军政大权也是相当吃力的。朱元璋曾写了一首诗流露自己的苦衷，诗云：“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仍拥被。”[66]形象地描绘出一个事必躬亲，紧紧抓着权柄不放的帝王辛苦劳碌之状。而以后继位的明代皇帝们，其才具和威望都远不及明太祖，要想事必躬亲，更不可能。这些孤家寡人，自幼深居九重，耳不聪，目不明，对社会民情一无了解。有的皇帝甚至还几十年不上朝。如神宗在位时，“深居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连内阁辅臣要见皇帝也十分困难，正可谓“廉远堂高，君门万里”。[67]这些昏君庸主既要把持国柄，而对朝臣又只能给予有限的信任，当然只能从自己的身边人中寻找耳目鹰犬，去充作代理人和执行者。而和皇帝关系最密切的毕竟还是后妃、外戚、宦官这三种人。而明代的皇帝，从政治上考量，则更为信任宦官。因为宦官出身卑微，又是“刑余之人”，在社会上没有什么根基和复杂的家族背景，而且阉宦往往又是皇帝自幼以来的伴当(明朝皇帝常称宦寺为“伴伴”、“大伴”)，相互都比较熟悉。

在皇帝看来，宦官不过是一群家奴，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给以重权，即可成为一支监视制约大臣的重要力量，不至于像后妃、外戚那样，羽翼丰满之后，便骄横跋扈，形成一支盘根错节的宗派朋党势力，构成对皇权的重大威胁。明代皇帝在经过一番利弊权衡以后，决定对后妃、外戚严加防范，而对宦寺却肆意放纵，让其充当维护皇权的鹰犬。基于此因，有明一代宦官干政的局面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不仅如此，阉党擅权还与明朝的司礼监密切相关。明朝皇帝日常处理朝政，主要依赖两个机构。一是外朝的内阁，二是内朝的司礼监。内阁虽有票拟之权，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批朱则“权在天子”。而实际执笔批朱的，往往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司礼监。司礼监为明代宦官廿四衙门之首，“其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68]明中期后，“凡有政令下各衙门，均以旨意批红，经由内府司礼监传奉发出”。[69]它处于皇帝与内阁相连接的中枢部位，根据皇帝旨意批答臣工奏章，传谕诏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皇帝的代笔和代言人。这就为宦官假借皇权、操纵政务提供了方便。明代历史上先后出现的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大珰巨阉，都是以司礼太监的身份掌握批朱大权的。

与司礼监的这种决策权相比，内阁的票拟不过是建议权。而且明代中后期许多皇帝都昏聩不理政事，内阁票拟也形同虚设，诏令敕文完全出于内宦之手。“英宗时批答，多参以中官。”[70]武宗时，刘瑾则将章奏“持归私第，与妹婿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71]天启时，魏忠贤专权，其在熹宗幼年就侍奉熹宗，又巴结熹宗乳母客氏，善于阿谀奉承，熹宗少年继位，对国事一无所知，没有能力处理朝政，只得将中外奏章全都付于魏忠贤，因而他深得熹宗信任。魏忠贤“不识字，从来不批文书，不轮流该正，然颇有记性，只在御前赞扬附和，植党徇私，或危言冷语，挑激圣怒”。[72]熹宗自幼酷爱木工，喜欢亲自动手建筑房屋，雕刻木器，他当上皇帝后，仍乐此不疲，每当其引绳削墨时，魏忠贤便趁机奏事，而这时熹宗便极不耐烦地对魏忠贤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73]魏忠贤有司礼监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等人为腹心，批答奏章，“凡奏章入，体乾与秉笔李永贞选摘款要，以白忠贤议行”。[74]可见以司礼监的批朱大权制约内阁的票拟权，是皇帝制约、监视内阁的主要手段。

由于阉宦执掌中枢，“挟天子以令诸侯”，因而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上，处于比阁臣更为优越的地位。正如赵翼所说：“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上。”[75]《明史》也指出：“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于寺人，于是朝廷之纪纲，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其手。伴食者承意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76]这里的批朱，毕竟还是奉皇帝之命，由宦官捉刀代笔。而有明一代，假传圣旨之事也屡屡发生。杨涟的《劾魏忠贤疏》云：“自(魏)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喧嚷，朝廷政事之堂，几成哄市。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77]诸如此类，宦官视阁臣如草芥，也就可想而知。

随着明朝政治的日益腐败，皇权与阁权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皇帝授予宦官权力以及宦官自我扩张的权力，都急剧膨胀起来。皇帝在内阁与宦官之间往往更多地偏袒于后者。明武宗说：“天下事岂内官专坏之乎？阁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自知之。”[78]崇祯帝多次对阁臣表示：“苟诸臣惮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皇帝重用宦官的结果，直接导致了宦官对内阁的轻视。史书对此情形有生动的记载。嘉靖年间，一个内侍不无炫耀地说：“昔日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79]从嘉靖朝三任首辅对阉宦态度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宦官势力的迅猛发展。又据稗官野史记载，永乐年间，皇帝差内侍到五府六部时，内侍“俱离府部官一丈作揖，途遇公侯驸马，皆下马旁立”，十分谦卑恭顺。到了明中期，阉宦势焰逼人，“呼唤府部官如属吏，公侯驸马途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以翁父”。[80]更荒唐的是，“国朝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81]宪宗时，人们嘲笑“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82]其实，这些阁老、尚书并非都是草包，关键是他们手中的权力都已转移到宦官手中了。

正是由于内阁的职能受制于阉宦的淫威，故内阁要想在国政朝局中有所作为，就必须先取媚于近侍内监，方可进而取信于皇帝。明代阁臣中趋奉宦官的颇多。有的沦为阉党，有的是靠阉宦援引才得以入阁。景泰时王一宁入阁前，“以中官王诚辈尝受业，私相援引，遂至通显”。成化时万安“结诸阉为内援”，[83]被擢为内阁大学士，尹直“夤缘中官进用”。正德间杨廷和“纳贿刘瑾，不由推举，取入内阁”。[84]正统时，徐有贞入阁，乃太监曹吉祥所引。明中期以后，竟出现“今之大臣，其未进也，非夤缘内臣则不得进；其既进也，非依凭内臣则不得安”。[85]“阁臣被命，即投刺司礼大阉”[86]的局面。甚至内阁首辅亦得仰仗权阉鼻息。著名奸相严嵩之所以为非作歹，弄得天怒人怨，而难以参倒，一大原因是严嵩千方百计地讨好大珰权阉，由于他“巧为迎合，结诸阉人，微伺大内动静，密白之，朝夕数十至。嵩随其巨细裹金钱劳之，诸阉人德嵩，由是上之寝溲食息，皆得预闻而为之地矣”。[87]严嵩就是采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才得以柄政二十年。即使是赫赫有名的改革家张居正，也是在取得司礼太监冯保的支持之后，才能顺利地执掌国政。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就满足他的奢欲，送给冯保的礼品有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其他珍玩尤多”。[88]张居正还特地给冯保写了《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高唱颂歌不已。惟其如此，在冯保的穿针引线下，张居正才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将政敌高拱赶下台，坐上内阁的头把交椅。所谓“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89]这确是公允之论。

明代阁臣取位保权皆须依附朋比权阉，这是由明代皇权政治下的内阁体制所造成的。因为明代废相之后，所设的内阁完全不同于原来的政府，皇帝又将“批红”之权委之于宦官，从此朝政大权皆操纵于司礼太监之手。在中国帝制社会中相当一部分官僚奉行的人生哲学是，权力就是上帝，谁有权势，就倒向谁，所谓“有奶便是娘”。所以尽管宦官出身卑微，但一旦掌握了大权，一些寡廉鲜耻的士大夫便去投靠他们，以求得荣华富贵，便成了自然不过的事了。而宦官之权来自皇权，“外廷千言，不如紧密片言”。[90]如果没有皇帝的圣旨作为后盾，或者“矫旨”行事，拉着皇帝的大旗作虎皮，阉党头目刘瑾、魏忠贤之流，即使再狠毒狡猾，也是不可能操纵朝纲的。

当然阉宦为了能进一步扩张权势，亦需操纵利用内阁。“司礼诸大珰亦得借相公为重，以挽回于内。”正德时，刘瑾窃权，即重用其亲信，吏部尚书焦芳，兵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刘宇，两人皆成为刘瑾心腹，焦芳尤其卑鄙无耻，其“居内阁数年，刘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皆芳导之”。[91]

天启初年，朝中东林势力强盛，众正盈朝，东林官员对宦官干政多有指责，故魏忠贤对外廷比较忌惮，“外朝多正人，忠贤亦惧甚，未敢遽肆也”，[92]他迫切需要在外廷培植势力，阁臣是朝臣中接触宦官最多的，且与司礼监来往尤为频繁，内阁执掌决策枢要的特殊地位及其同司礼监的独特关系，使魏忠贤找到了尽快控制朝政大局的捷径。魏忠贤最先通过内监刘荣结交阁臣沈漼，沈漼亲自教授其内操之法，魏忠贤遂于天启二年初“简选精兵，训练大内”，试图以训练内操来达到“外胁臣民，内通宫闱”的目的。[93]沈漼不久被弹劾下台，魏忠贤又迅速找到了新的接替者，他安排心腹魏广微、顾秉谦入阁。

光宗死后，东林党得到重用，中枢机构都为东林党所把持。但是东林派掌权后，没有克制积怨已久的情绪，而是追究宿敌，弹劾反对派，“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天启初废斥殆尽，识者已忧其过激变生。及忠贤势成，其党果谋倚之以倾东林”。[94]东林党人党同伐异，排斥异己，阁臣中非东林的官员难有安身之所，他们为了能在朝中站稳脚跟，纷纷寻求权阉的力量作为庇护自己的保护伞，以求在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且借助宦官的势力重新掌控朝政中枢，回到政治舞台的核心，这就成为阉党得势的重要原因。魏广微进入内阁后，屡次遭到东林的攻击，尤其是在太庙事件中因失仪被纠，“初一日颁历不到，又庙享行礼来迟，于是诸给事、御史魏大中、许誉卿、李应升等合纠之。广微因益走内，思得而甘心焉。盖先是忠贤虽横，犹惮外廷也，自广微合，而阉遂借外廷以攻外，焚原之势于是乎不可复弥矣”。[95]在东林党人的纠弹下，魏广微坚定了朋比魏忠贤的信念，成为魏阉在外廷的重要力量。

阁臣还可以通过阿附权宦，谋得仕途通畅。顾秉谦投靠魏忠贤，吹嘘拍马，因而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天启六年六月，竟然晋升上柱国、太师，官阶已与万历朝张居正相同。顾秉谦、魏广微“曲奉忠贤，若奴役然”，[96]成了阉党的骨干，魏忠贤的走狗。其后入阁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等人，皆依媚取容之流。黄立极等到顾秉谦乞归，立刻荣升首辅。施凤来“素无节概，以和柔媚于世”。[97]张瑞图悖妄无才，但是替魏忠贤撰写生祠碑文不遗余力，所以被魏忠贤看中，破格提拔，在朝中显赫一时。一大批阁臣完全沦为魏忠贤的附庸，内外勾结，魏阉才得以势力猛增，朝政大权因而落入了他的手中。

由此说明，内阁须夤缘内监，内监亦须利用内阁，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珰阁表里，狼狈为奸，遂酿成阉党势力的日益猖獗。至于那些不愿依附阉党或因事得罪权阉的阁臣、首辅，几乎一一遭到暗算。轻则丢官罢职，重则脑袋搬家，如天顺时李贤不肯依附曹吉祥，屡遭贬谪系狱；成化时商辂弹劾汪直，被逼辞职。嘉靖间夏言不把内宦放在眼里，皇帝派宦官至夏言家中，夏言“以奴视之”，宦官返宫后，尽说夏言坏话，夏言因此失去皇帝的欢心，最后遭严嵩和宦官的诬陷而被杀。

由于内阁自始至终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其权力虽然不断提升扩张，但是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阁权始终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出于君主统治的需要，内阁地位可升可降，阁臣可以位极人臣，也可以被弃之如敝屣，一旦与皇帝旨意相忤，甚至有丢掉性命的危险。尤其是到了明代中后期，君主或刚愎自用，或猜忌大臣，将内阁大臣视如棋子，玩弄于股掌之中，使阁臣的政治生涯变幻莫测，吉凶难料。夏言、严嵩、高拱、张居正都是这种政治体制的牺牲品，“夫威权日盛，则谤议日积；谤议日积，则祸患日深。故自世宗以来，宰相未有能保全身名而去者，岂亦其威权太盛致然耶!”[98]所以，明代后期的阁臣处于一个十分矛盾困难的境地，既要行使宰辅职能辅佐君主料理政务，如方从哲所言，“我朝阁臣，虽无宰相之名，实有赞襄之责。自朝廷大礼规定以及人才进退、民生休戚，举天下国家之务，无巨无细，有一不问阁臣者乎？”[99]但是，阁臣又不能有擅权之嫌，以免遭到天子百僚的猜忌，而引来杀身之祸，如叶向高所言，“我朝阁臣，只备论思，顾问之职，原非宰相，中有一二权势稍重者，皆上窃君上威灵，下侵六曹职掌，终以贾祸”。[100]阁臣虽无相名，但有相职，虽有相职，但无相权，虽无相权，但有相责。因此，内阁阁臣在政治舞台上一直扮演被动的角色，不得不寻求党派的力量以求自保。(www.xing528.com)

为了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生存，阁臣不得不动用一切关系网络，以座主、门生、故吏、同年、同乡、同族等关系作为联结朝中官员的纽带，凝聚成党派集团，依靠群体的力量巩固权力，以便更有效地行使其宰辅的职能。同时凭借树朋结党，互相徇庇，可以在官场中站稳脚跟，左右皇上视听，以防触怒天威，遭到丢官杀身之祸，这成为阁臣、首辅保权保命的基本策略。谢国祯对晚明内阁与党争关系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内阁的权高了，六部不能不听命于内阁，铨选的使命，也就不能公平……内阁的势力稍一低落，则不能不勾结言官，御史大夫们，那能个个人品靠得住，所以就自己分了党派。自张居正以后，一班庸愚的宰相，像沈一贯、王锡爵之流，他们只知道巩固地位，传衣钵，那知道国家的大计。东寇日逼，朝事日纷，那一般内监们，趁着机会起来，攫夺了政府的实权，宰相们反得听命于内监，御史大夫和六科给事中，与内监成了对敌的现象，那时候，党祸之势就成了。[101]

总之，造成明朝党争绵延不绝，虽有各种原因，但与明代的政治体制、官僚机构大有关系。朱元璋为了强化皇权，干脆借“胡蓝党狱”，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制，使中央的行政、军事、司法、监察等机构事权分散，互相牵制，其大权则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如此的政治体制，照朱元璋看来似乎是很完善了，大概他认为从此朝野可以清平，朋党和党争也可以从此消弭了。尽管朱元璋在他亲颁的《大明律》中规定“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斩”。但历史的发展进程却和朱元璋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废相不仅没有能阻止大臣朋比党援，相反，明朝党争的激烈程度超过了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综观明史，朋党迭兴不休，尤其是中后期，阉宦为祸酷烈，朋党论争炽盛，终于酿成亡国之祸。稽考史实发现，造成这种情况正是和明朝废相后建立的内阁制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朱元璋废相集权的做法，过去一些史学家、思想家已有过一些论断，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曾竭力主张提高相权，分散皇权，他认为，“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丞相之过也”，“有明之无善政，自高皇帝废丞相始”。[102]近人孟森云：“废相之后，嗣君能稍勤政，必无奸雄专弄之权，此太祖之特识。然勤政正未易言，太阿倒持，终不可免，权相之外，又有权阉，事固有出于所防之外者也。”[103]孟森把废相与后来阉党专政与权相专权联系起来。邓之诚也认为，“太祖集政柄于一身，废宰辅不设，君权高涨，前此未有，一切设施，名为祖训祖制，一代不敢更易，中叶以后，主昏臣偷，政治混浊，为历朝所无，未尝不由始谋者之不臧也”。[104]

这些论断虽未直接点明明代党祸酷烈之因，但从中可以得到启示，找到解决问题的锁钥。朱元璋在强化皇权的过程中，废除丞相制，实行高度独裁，把一切军政大权维系于皇帝一身。如此庞大的国家机器，由一人控制和指挥运转，这种局面于任何人也是难以长久维持的。朱元璋在废相后，每日平均听、看两百余份章奏，处理四百多件政事，[105]“昧爽临朝，日晏忘餐”，[106]可谓勤于政事，才能非凡。但到晚年，虽亦“日勤不怠”，也已“忧危积心”，[107]力不能支。可见，朱元璋废相之后，由于皇帝一人精力有限，绝不可能日理万机，他的后代子孙不得不设立内阁。内阁制一经确立，阁臣多争权夺利，任用私党，排斥异己，以至党争国祸接踵而至，弄得国无宁日。朱元璋从巩固皇权统治的目的出发，意欲建立相互制约、彼此颉颃的官僚机构，殊不料朋党迭兴，党争酷烈，使封建统治上层根本无法发挥政府的力量，朱氏君主便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2　万历、天启、崇祯三朝的党争个案

为了更清晰地把握内阁与党争的关系，内阁在政治斗争中扮演的具体角色，以下选取万历、天启、崇祯时期的几位内阁辅臣的党争事例作个案分析，进一步探讨晚明党争的深层原因和本质特点。

(1)沈一贯同沈鲤的阁权之争。万历中期爆发的大规模的党争，主要围绕以沈一贯为首的首辅集团，同以沈鲤为首的次辅集团的斗争而展开。沈一贯担任内阁首辅后，独操权柄，洋洋自得，以权相自居。但时过不久，归德人沈鲤以次辅身份入阁参与机务。沈鲤为人“素鲠亮”，“遇事秉正不挠”，[108]和沈一贯一味媚上、软熟无为的办事风格大不相同，故深得朝中一批正直官吏的拥护和信任，且他原先做过明神宗的讲官，颇受神宗的重视和赏识。沈鲤也自恃“讲筵受主眷，非由一贯进，不为下，二人渐不相能”。[109]沈一贯对沈鲤的入阁惶惧不安，认为“归德公来，必夺吾位”，[110]对他的首辅权力是一大威胁，所以沈一贯及其党羽千方百计地打击沈鲤，沈鲤也集结了一批朝中官员和同僚展开反击，两人的矛盾演化成党派斗争。二沈之间的争斗可以分为若干步骤。

第一步，打击郭正域，揭开斗争的序幕。沈一贯正在苦苦寻找对付沈鲤之时，“楚宗案”的发生为其提供了契机。万历三十一年，楚府镇国将军朱华趆上疏说，楚王朱华奎不是朱姓子孙，不应承袭王位。沈一贯因受楚王的重贿而一心偏袒楚王，遂“令通政司格其疏月余，先上华奎劾华趆欺罔四罪疏”。[111]此时，礼部侍郎郭正域负责审查此案，郭为人正直，与沈一贯不和，但同沈鲤相交甚深。当楚王获悉此案交给郭正域审理，十分紧张，遂“奉百金为正域寿，且属毋竟楚事，当酬万金，正域严拒之”。[112]郭正域提出抚按公勘的建议，主张甄别楚王真假，此举得到沈鲤的支持和拥护。沈一贯为了保护楚王华奎，强烈反对，但明神宗还是采纳了公勘的建议，沈一贯十分恼怒，决定借此事打击郭正域并株连沈鲤。

公勘开始后，神宗让公卿讨论处理，礼部左侍郎李廷机主持讨论，他认为朝臣意见过于繁多，将其筛选后报上。沈一贯却以此作为攻击郭正域和礼部的借口，他让同党给事中杨应文、御史康丕扬弹劾礼部“壅阏群议，不以实闻”。[113]他们弹劾的虽是礼部，但其真正目标是郭正域。郭正域上疏辩解，并且揭发沈一贯阻挡行勘楚王和楚王向他行贿一事，疏中还说到沈一贯对君王不忠、欺弊圣听。沈一贯由此恼羞成怒，令给事中钱梦皋上疏攻击郭正域，诬称郭正域之父“笞辱于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114]言语中诋毁牵连到沈鲤，沈鲤上疏辞职，经神宗挽留才未去。但明神宗也由此转向沈一贯一派，最终“罢楚事勿按”，郭正域在沈党的连续攻击下被罢官，此后他“扼于权相，遂不复起”，[115]成为二沈争斗的牺牲品，但楚宗案只不过是沈一贯射向沈鲤的第一发子弹。

第二步，攻击沈鲤，引发党争风波。沈一贯在楚宗案中虽然驱逐了郭正域，但是沈鲤的次辅地位并未动摇。沈一贯遂谋算寻找时机进一步打击沈鲤。万历三十一年，京城有人秘密散发名为《续忧危竑议》的小册子，其大意是神宗皇帝是不得已而立皇长子为东宫，他日必改立太子。案发后，神宗大怒，要求立刻破案并查清作者。沈一贯认为这是一个倾陷沈鲤的绝佳机会，并且可以借助不久前楚宗案的余波，将沈鲤及其追随者一网打尽。于是“以鲤与己地相逼，而正域新罢，因是陷之，则两人必得重祸，乃为帝言臣下有欲相倾者为之。盖微引其端，以动帝意”。[116]沈一贯指使其同党巡城御史康丕扬在城中大肆搜捕，抓获与郭正域有关的僧人达观、医者沈令誉、仆人毛尚文等人，又令刑部尚书萧大亨对人犯罗织罪名，严刑逼供，意图株连沈鲤及郭正域，结果未能得逞。沈一贯仍不死心，他又唆使钱梦皋上疏直接攻击：“妖书刊播，不先不后，适在楚王疏入之时。盖正域乃沈鲤门徒，而沈令誉者，正域食客，胡化又其同乡同年，群奸结为死党。乞穷治根本，定正域乱楚首恶之罪，勒鲤闲住。”[117]明神宗误信疏中之言，勒令郭正域还籍听候发落。

沈一贯仍不肯罢休，继续严加审讯人犯，甚至派兵捉拿沈鲤和郭正域，沈鲤等人命悬一线，岌岌可危。朝臣中沈鲤的支持者温纯等人对沈一贯欲置沈鲤、郭正域于死地的做法极为反感，为了解救二人，就设法请出太子朱常洛干涉此案，朱常洛因郭正域曾担任过其讲官，遂屡屡对身边人言道：“何为欲杀我好讲官？”全力保护二人。一来二去，这些话传到了父皇耳中。神宗自然也不能不为之所动。沈一贯见太子出面干预，才不得不作罢，妖书案最后以生员皦生光被杀结案，沈一贯想要驱逐沈鲤等人的目的没有得逞，但朝中官员在这场争斗中已形成壁垒森严的两大阵营，两个集团的全面较量已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第三步，扰乱考察，党争全面展开。面对沈一贯集团的凶猛攻击，沈鲤及其支持者决定展开反击，万历三十三年乙巳京察成为两派斗争的高潮。这次京察由吏部左侍郎杨时乔和左都御史温纯主持。在此之前，他们与沈一贯已经有过冲突。杨时乔为人方正，不与沈一贯同流，温纯在妖书案中，因维护沈鲤等人，与“一贯怨益深”。[118]沈一贯曾试图策划阻止杨时乔主持察典，而改用萧大亨主之，但因沈鲤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得逞。

京察开始后，温纯与杨时乔主持公道，“力锄政府私人”。[119]其中，沈一贯的心腹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以及御史张以渠、于永清等人都被纳入被察和被转之列，萧大亨也被弹劾而列入拾遗的官员中。沈一贯及其党羽不甘示弱，力图反击。沈一贯先是“力为手援”钱梦皋，令其将楚宗案旧事重提，借此诬陷郭正域，“谓主察者为正域驱除”，[120]是公报私仇。明神宗果然为其所动，让钱梦皋照旧供职。沈一贯随后又密言于皇上，使明神宗扣下杨时乔、温纯等人呈上的奏疏，半年多不予批示下发。此举得手后，沈一贯见形势对自己有利，随即指使党羽对温纯等人展开全面反击，钱梦皋对温纯“极口攻诋”，工科给事中钟兆斗也上疏诬陷温纯“曲庇叛人，且诬以纳贿”。[121]最后，杨时乔受到严旨切责，温纯被迫辞职。沈一贯集团在京察中的所作所为，激起朝中正直官员的强烈不满，刘元珍、朱吾弼、庞时雍等人纷纷上疏弹劾沈一贯，面对强大的舆论攻势，沈一贯自知不容于公论，只得杜门求去。然而在其卸任前，仍不肯放过自己的对手沈鲤，他深恐“贻己后忧，欲与俱去，密倾之”，[122]为了将沈鲤一同拉下马，沈一贯迫使沈鲤也辞官归隐。

沈一贯和沈鲤展开的阁权之争遗毒甚深，两人的斗争导致官僚集团门户之见加深，派系阵营对垒加剧，朝廷内外都蒙上了党争的阴影。沈一贯离职后，朝中仍有他的势力，他的党羽逐渐分化并重新组合，形成了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昆、宣、浙、齐、楚诸党。另外，朝中的正直官吏为了与权辅抗衡，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自万历以前，未有党名，及四明(即沈一贯)为相，以才自许，不为人下，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流，蹇谔自负，每相持。附四明者言路亦有人。而宪成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趋之，此东林、浙党所自始也”。[123]随着双方势力的迅速扩大，新一轮的斗争也由此埋下了伏笔。

(2)阉党鹰犬：魏广微与顾秉谦。天启时期，党争发展到新阶段，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同东林人士的斗争成为党争的新形式。魏阉集团能够掌控政局，与内阁阁臣的依附朋比有密切关系。其中尤以魏广微与顾秉谦二人为典型代表，他们在争夺阁权的道路上，不惜投靠魏阉，借助权宦的势力，狼狈为奸，将内阁变为权阉乱政的工具，从而引发了晚明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激烈残酷、旷日持久斗争。

天启初年，朝廷枢要皆为东林人士所把持，魏广微和顾秉谦为了进入内阁，率先谄附魏忠贤。魏广微因与魏忠贤同乡同姓，早在入阁前就同他“潜结之”，[124]魏忠贤因而将其视为心腹。天启二年，推选阁臣，魏忠贤密言于熹宗，弃用首选孙慎行，任用列于会推名单末位的魏广微，从而使魏广微得以顺利地进入内阁。顾秉谦为了阿附魏忠贤，不惜认阉为父，他对魏忠贤说：“本欲为儿，惜须已白。”[125]故命其子为魏忠贤之孙。天启三年，增置阁臣，魏忠贤将顾秉谦荐入内阁。魏、顾二人进入内阁后，成为魏忠贤在外廷的重要羽翼。魏广微亲笔书信与魏忠贤，“外帖南红纸签，题曰‘内阁家报’，钉封钤曰‘魏广微印’。送至惜薪司掌家王朝用，朝用仍外加封识，画花押，差心腹官人赍送逆贤直房，系李朝钦收掌。而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念与逆贤听”。[126]将外廷的情况一五一十地报告给魏忠贤，以便他能准确地掌握朝中大臣的动态，顾秉谦则“朝廷有一举动，辄拟旨归美忠贤，褒赞不已”，[127]顾秉谦每一决策均秉承魏忠贤的意旨，藉此巩固自己在内阁中的地位。

魏广微与顾秉谦倚仗魏忠贤为后台，开始着手排挤其他内阁辅臣，试图掌控内阁。其时，叶向高居内阁首辅，东林人士多依赖于他，叶向高本人也公正无私，面对魏阉的专横跋扈并不妥协。魏忠贤早就对叶向高的掣肘不满，视其为眼中钉。天启四年，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魏忠贤又恼又惧，遂假装向熹宗提出，退归私第，以待朝议。叶向高决定趁此机会，剥夺魏忠贤的权力，迫使他下台。他向皇上建议：“而今保全忠贤之计，莫如听其所请，且归私第，远势避嫌，以安中外之心。”[128]魏忠贤获悉后，对叶向高恨之入骨，于是他同魏广微商议对策。魏广微建议魏忠贤除去叶向高，以便控制内阁。两人合谋后，以捉拿林汝翥为由，强行搜查叶向高私宅，这是历代首辅都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叶向高自知朝廷已不可久留，于是上疏致仕，离京而去。

叶向高离任之后，韩担任首辅，他“每事持正，为善类所倚”，[129]亦为魏忠贤所厌。魏广微为了驱逐韩，竟异想天开地提出分割票拟权的方法，即变革内阁票拟制度，由首辅调旨，改为众辅分任票拟，使内阁首辅形同虚设，令韩在内阁中难以立足。韩无可奈何，只得上疏乞休。韩去阁后，朱国祯接任首辅，魏广微同顾秉谦为了谋夺首辅之位，“与忠贤表里为奸，视国祯如蔑如”，魏广微唆使给事中李蕃连番上疏弹劾朱国祯，朱国祯在内阁中也难以立足，被迫引疾而去。此后，顾秉谦顺利地接任内阁首辅，魏阉集团彻底掌控了内阁枢要，“(魏)忠贤得内阁为羽翼，势益张”，[130]为其专权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阉党在掌控内阁之后，开始对付其他官僚机构的正直势力。当时在内阁之外，魏忠贤的触角还没有完全涉及，如负责官员任用的吏部尚书赵南星、李腾芳、陈于廷，负责科举选拔的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都属于东林一脉。魏广微、顾秉谦二人遂利用阁权对魏大中、高攀龙、赵南星等人进行打击。

天启四年，山西缺巡抚，吏部尚书赵南星有意推荐谢应详出任此职，魏广微指使其心腹御史陈九畴诬称谢应详徇私，交好于夏嘉遇和魏大中而被任用，所以当被罢斥。赵南星及高攀龙都极力为谢应详等人辩护，“极言应祥以人望推举，大中、嘉遇无私，九畴妄言不可听”。魏忠贤遂“矫旨黜大中、嘉遇，并黜九畴”，[131]各降三级调外，还诬陷赵南星、高攀龙等朋谋结党，将其罢官。赵南星罢归后，左侍郎陈于廷料理部务。魏阉集团“欲用其私人代南星”，[132]陈于廷不肯服从，他联合其他官员会推乔允升等人入主吏部，引起魏忠贤大怒，诬陷陈于廷、杨涟和左光斗三人利用职权把持会推。魏忠贤矫旨，将三人革职为民，此后，他们更是竭力打击东林势力。自天启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凡倾害忠直之士的圣旨，皆由“顾秉谦票拟，事事徇忠贤指，初矫旨罪主考丁乾学，又调旨杀杨涟、左光斗等”[133]，魏、顾二人同魏忠贤合谋陷害朝中正直官吏。如此一来，内阁完全成了阉党专权乱政的工具，朝中的重要机构完全处于阉党的掌控之下。

魏、顾二人还亲自编造黑名单一册，称为《缙绅便览》，“谋尽逐诸正人”，[134]意图通过制造党籍来清洗朝中清流人士。被编入党籍的东林党人或是被禁锢免职，或是惨遭杀戮，整个朝廷几乎成了清一色的魏党。此外，顾秉谦又协助魏忠贤编纂《三朝要典》，企图篡改历史。顾秉谦任《三朝要典》总裁，书中以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主线，按照有利于阉党的观点重新解释，对东林极意诋毁。顾秉谦还代熹宗撰写“御制序”于卷首，企图以这种“钦定”的假象来钳制舆论。通过编写史书，巩固魏阉集团的权力和地位，并为进一步迫害东林党人提供依据。魏广微、顾秉谦与魏忠贤勾结后，内外表里，既为自己在政治斗争中找到强有力的靠山，也让阉党集团能够独揽大权。内阁辅臣与阉宦沆瀣一气，在晚明的政治舞台上掀起了腥风血雨的东林与阉党之争。

(3)温体仁与周延儒的首辅之争。在明末政治舞台上，思宗(即崇祯帝)最厌恶党争，一心想矫枉振颓，营造新政，但是党争不仅没有停息，且愈演愈烈，思宗曾云：“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135]这一局面的形成和崇祯时期的两位首辅温体仁、周延儒的权力斗争有密切关系。温体仁主阁时间有八年之久，是崇祯时期在位最久的首辅，温体仁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进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阶左柱国，崇祯帝对其优渥无比。温之所以深得崇祯帝宠信，乃是他操纵党争，驱除异己，不留痕迹所致。周延儒两度登上首辅宝座，其声势显赫，权倾朝野，也是通过援引党派势力而成。围绕他们二人的权力争夺，崇祯朝廷陷入了十分激烈的党派倾轧。

崇祯元年，正值会推阁臣，东林党人试图推举钱谦益入阁，钱谦益与孙承宗、高攀龙等东林名流过从甚密，在士林中声望颇高，有东南文坛领袖之称，故在会推名单中名列第二。而身为礼部尚书的温体仁和颇受崇祯帝赏识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均不在会推名单上，这引起二人极大的不满。为了能够争夺入阁的机会，温体仁向崇祯帝上疏，攻击钱谦益利用担任浙江乡试主考官的身份收受考生钱千秋的贿赂，营私舞弊，不宜成为阁臣。进而又伙同周延儒在朝中散布流言蜚语，称“此番枚卜皆谦益党把持”，[136]又攻击为其辩解的阁臣亦是同党，进而把矛头指向所有为钱谦益申辩的朝中大臣，说“满朝俱是谦益之党”。[137]如此一来，朝廷内部掀起轩然大波，朝中重臣各执一词，互为抨击。

思宗最厌恶朝臣朋比营私，欺君罔上，在温体仁的煽风点火下，他对钱谦益植党深信不疑，斥责道：“诸臣不忧国而植党挟私相攻，自名东林，于朝事何补？当绳于重法!”[138]思宗下旨推翻整个会推名单，最后钱谦益被夺官闲住，钱千秋则死于酷刑之下。钱谦益案引发了崇祯朝的第一次党争风波。周延儒和温体仁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反而获得崇祯帝的信赖和眷顾，随后两人官运畅通，先后入阁参与机务。温体仁与周延儒在进入内阁后，又联手排挤首辅成基命，他们依仗自己“最为帝眷比，而倾基命，基命遂不安其位”。[139]成基命目睹党争的残酷凶险，自己又远非温、周对手，遂致仕而去，成基命下台后，周延儒跃居为内阁首辅，掌控了内阁大权。

正当周延儒荣升首辅、春风得意之际，温体仁的野心也在日益膨胀。温体仁入阁后，已经不能满足于次辅的地位，意欲争夺首辅之位，这样周延儒遂成为其最大的障碍。温体仁“既并相，务为柔佞，帝意渐响之。而体仁阳曲谨媚延儒，阴欲夺其位，延儒不知也”。[140]温体仁借助言路的力量对周延儒展开猛烈攻击，他暗中授意“给事中孙三杰、冯元飚，御史余应桂、卫景瑗、尹明翼、路振飞、吴执御、王道纯、王象云等，屡劾延儒”。[141]山西道御史卫景瑗弹劾周延儒贪赃枉法，庇护同党；四川道御史路振飞指责周延儒营私植党，欺君误国；陕西道御史余应桂攻击周延儒促成登州兵叛乱。

面对言官们的猛烈攻击，周延儒屡次上疏申辩，但崇祯帝对周延儒的信任已经动摇。周延儒意识到这都是温体仁在背后一手策划，遂对温体仁集团展开反击。他指使亲信给事中王绩灿、御史周令誉、兵部员外郎华允诚上疏弹劾吏部尚书闵洪学，与温体仁朋比为奸，结党谋私。温体仁见此，联合太监王坤弹劾周延儒庇护同党陈于泰盗窃科名，又唆使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周延儒招权纳贿，并且使出最为阴险的招数，诬陷周延儒口出妄言，曾经把思宗比作“羲皇上人”(伏羲以前的远古人)，[142]这在当时看来毫无疑问是欺君罔上的大不敬罪。这一招果然厉害，崇祯帝对此颇为震怒，萌生解除周延儒职务之念。温体仁见时机已到，遂利用票拟之权代皇帝拟旨“准予休告”，周延儒只得灰溜溜地返回故里。而温体仁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新任首辅。

温体仁担任首辅后，又不断打击新的异己势力。东林人士文震孟因受崇祯帝赏识而特简入阁，温体仁忌其才能和秉直，极力排挤文震孟。他首先勾结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在皇帝面前煽风点火。生性耿直的文震孟不愿结交内宦，“阁臣多有内应外援，震孟自以受知主上，一切不顾”。[143]还自恃清高地说：“极大珰之力，使我不为宰辅耳。不为宰辅，于我何损？”[144]因而与曹化淳产生过节，曹化淳恼怒之下，转而与温体仁呼吸相交，在思宗面前不断讲文震孟的坏话，在曹化淳的挑唆下，文震孟渐渐丧失了皇帝的信任。温体仁进而又借细事打击文震孟所擢用的都给事中许誉卿，将许誉卿革职为民。文震孟力争无效，气愤至极，当着温体仁的面狠狠地讥讽道：“科道为民，是天下极荣事，赖公玉成之。”[145]温体仁乘机报告给崇祯帝，思宗大怒，斥责文震孟徇私挠法，文震孟因此被罢官。温体仁不动声色地铲除了自己的心腹大患，从此“体仁荷帝殊宠，益忮横，而中阻深。所欲推荐，阴令人发端，己承其后。欲排陷，故为宽假，中上所忌，激使自怒。帝往往为之移”。[146]

温体仁在驱逐文震孟后，仍不罢休，又打击与文震孟交往密切的郑鄤。他捏造郑鄤“杖母蒸妾”的罪名，对其弹劾，当时思宗正以孝悌风励天下，得知首辅控告郑鄤如此大逆不道的行为，勃然震怒，不分青红皂白地下令将他逮入刑部狱中严加审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思宗居然下旨将郑鄤磔死。此案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黄道周因为营救郑鄤而被贬职，刘宗周言及郑鄤事，被斥为民。崇祯不认为温体仁阴险，反而愈加信任。抱阳生在记述郑鄤之事后评论道：“鄤死固冤，然祸止及一家，而思宗之亡国实由温，以体仁阴贼险狠，貌为孤子，结纳宦官，窥视上意，冀翻逆案，斥逐正人，使有体有用之士，无一立于君侧，而后其心始快焉。”[147]温体仁正是通过这种伎俩，在朝中独相八年之久。

温体仁最后的垮台亦是他咎由自取。钱谦益罢官回到故里常熟，“闲住”了七年；政敌温体仁仍不放过他，收买常熟县衙书手张汉儒诬告钱谦益在乡里作恶多端。张汉儒不愧为衙门师爷，告御状的状子写得十分厉害。钱谦益被逮后，托他的座师孙承宗之子求援于司礼监太监曹化淳，曹化淳得知钱谦益的冤情后为之泣下，决心尽力营救。曹化淳主动向崇祯帝请求由他负责清查此案，终于查清了此案的来龙去脉，“乃尽得汉儒及体仁密谋”。这一消息传到崇祯帝那里，崇祯帝这才猛然醒悟到“体仁有党”，[148]于是下旨让温体仁致仕。京城百姓听到这一消息，欢声雷动，妇人孺子都举手相庆。

崇祯十一年，温体仁病死于家。思宗接到讣闻，顿生怜悯，居然下旨谥温体仁“文忠公”，赠太傅。可见思宗罢温体仁官，只是因为他认为温仅是“结党”，而并不怀疑他对皇帝的“忠”。这就无怪乎后人感慨道：对温体仁这样的奸臣，“思宗转以为忠，宜其国之亡也”。[149]

周延儒在被温体仁夺去首辅之位后，一直耿耿于怀，试图复出。他的门生张溥是复社领袖。崇祯四年，周延儒为该科会试主考，录取了张溥、吴伟业等一干复社名流为进士，这在崇尚师生情谊的晚明时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而周延儒在罢官期间，据说其“颇从东林游”。复社人士拥护东林，他们的社会活动屡屡遭到温体仁及其党羽的攻击，复社感到如果不能得到朝中重臣尤其是首辅的支持，复社的处境将十分艰难，因而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周延儒身上。张溥告知周延儒，“公若再相，易前辙，可重得贤声”。[150]周延儒因此决定联合复社力量重返政坛。张溥联络吴昌时，冯铨等人为周延儒返朝大做工作，“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州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始得再召”。[151]这种说法或许有片面性，因为金钱只能买通皇帝的近侍与亲信大臣，而难以买通皇帝本人，而周延儒的复出恰恰出于崇祯帝的独断。吴伟业说得好：“召出自上意，初非有他也。”[152]尽管如此，复社为周延儒的复出进行活动，却是不争的事实。

温体仁去职后，首辅薛国观是温体仁的党羽，他采取的是萧规曹随的政策，“一踵体仁所为，导帝以深刻”，[153]周延儒和复社决定彻底铲除温党势力。吴昌时联络东厂理刑吴道正揭发薛国观收受贿赂之事，并逮捕薛国观的亲信王陛彦，强迫其招供薛国观的纳贿罪状，崇祯帝由此大怒，下令赐死薛国观。自此，周延儒终于如愿以偿地再返首辅之位。周延儒再度担任首辅后，为了巩固权势，故伎重演，在朝野遍植党派势力，凡是助他东山再起的有关之人皆得以重用，结果导致朝政越来越败坏。

崇祯帝即位以来，意气风发，一心求治，可惜朝政断送在周延儒和温体仁的争权斗争中。正如时人杨士聪所说：“上即位以来，命相三四十人，其人非无贤者，求其精神提挈者，惟宜兴(周延儒)与乌程(温体仁)二人，但俱不轨于正耳。”[154]由于温体仁和周延儒二人争权夺利，导致万历时期的门户之争在崇祯朝继续进行，同时又引发了新的官僚集团的政治斗争。

3　内阁陷入党争的恶果

王夫之在总结历代封建王朝灭亡原因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无党祸而不亡”。[155]这是极有见地的看法。党争实际上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自戕，是一种慢性的自杀行为。一旦封建王朝党争绵延不断，周而复始，就将严重地破坏社会的稳定，导致封建统治力量的巨大内耗，封建国家的机体就会在这场内耗中病入膏肓，使国脉气数殆尽。“朋党交持，祸延宗社”，[156]最终酿成亡国之祸。

其一，由于内阁陷入了频繁的党争，导致阁臣的选任制度被破坏，阁臣更迭频繁且难以久任。万历时期，各个派系为了争夺内阁席位，将会推阁臣视为派系较量，弃用人之道于不顾，阁臣选任完全按照党派利益的需要。天启帝在位只有七年，先后简任内阁辅臣达二十一人，其时魏忠贤专权弄柄，肆意排挤东林人士，安插亲信入阁，守正的阁臣纷纷遭到迫害，贬谪而去。掌握阁权的是一批比附阉党的庸劣小人，如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之流。

崇祯时期，由于内阁纷争和阁臣倾轧，导致崇祯帝对辅臣植党的猜忌，因而不断更换阁臣，甚至采用枚卜抓阄的方法选任阁臣。将廷臣推选出来的候选人，贮名金瓯，然后焚香肃拜，依次探之，从而抽取阁臣名单，廷推的人选有时多达二三十人，把严肃的阁臣选拔制度视作儿戏。为防止朝臣结党营私，思宗更迭阁臣和首辅犹如走马灯。阁臣旋任旋罢，前后达五十余人。崇祯在位十七年，阁臣很少有连任五年以上的，大多数辅臣入阁不到一二年即被罢去。内阁作为朝廷中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内阁辅臣更迭如此频繁，不仅很难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中枢领导核心，而且直接危及朝廷各项方针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其二，内阁陷入党争后，阁臣大都为党派势力援引，故导致阁臣素质降低，决策能力下降。万历时期的首辅多是软弱无能、因循守旧之辈，他们处理朝政国事毫无主见。首辅王锡爵、赵志皋、沈一贯、朱赓及方从哲只会援引党派势力为己谋利，本人都难以堪当朝廷大任，沈一贯“虽小有救正，大率依违其间”，[157]方从哲“性柔懦，不能任大事，有内援，以名争而已，实将顺帝意，无所匡正”。[158]

崇祯时期的阁臣大多为奸佞之徒。温体仁“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159]周延儒“庸驽无材略”，在政局动荡时“一无所谋画”。[160]其后的王应熊、张至发、薛国观等人更是庸劣充位，在政事上毫无建树。崇祯末期的首辅陈演不学无术，只懂得结纳宦官，魏藻德其人华而不实，贪污成性，而阁臣中的有识之士，或在党派倾轧中遭到排挤，或是难以发挥作用。徐光启“雅负经济才，有志于世”，[161]但入阁后，遭到温体仁、周延儒排挤，不能有所建树。文震孟“刚方贞介，有古大臣之风”，[162]但他入阁只有短短三个月，就被温体仁排挤下野。随着阁臣的素质下降，内阁辅弼功能大为减弱，作为皇帝的智囊团的作用几乎丧失殆尽。

内阁主要的职能是辅佐皇帝决策，“国家政事商榷可否，然后施行，此诚内阁职业也”。[163]但内阁有效决策的先决条件是阁臣必须同心同德，协作共事，向皇帝提供正确的建议。内阁陷入党争后，其辅佐决策职能大为降低。天启时期，比附阉党的魏广微将内阁首辅票拟、次辅共同参决的旧例改为阁臣分任票拟，“遂沿为故事”，[164]崇祯时期还分出首票和通票，“及票拟签上进，亦封原匣内，写某日某时某臣等谨封，余则分项八套，以文渊阁印钤送而已”。[165]杨嗣昌入阁后，仍掌兵部事，凡是兵部上疏，都由其一人拟票，即便是首辅刘宇亮、薛国观也不能够过问。如此一来，阁臣之间犹如一盘散沙，难以集思广益，形成统一的意见，“其后，本下，即令中书分之，首辅之权虽稍分，然水火之端启，而中书之弊种矣”。[166]面对内有农民起义，外有清兵压境的险恶局势，阁臣们不仅不能有效合作，反而“犹如水火”，仍在一个劲地窝里斗，自然再也拿不出一个挽救时局的对策方略。

其三，决策体系失衡，宦官集团重占上风。明代中枢决策体系的平衡有赖于司礼监与内阁共理朝政的体制，由于内阁陷入党争，监阁共理的体制遭到破坏，司礼监掌握了朝廷大权，这以天启朝最为典型。此类状况我们在上文中已作了较为翔实的分析，那么天启朝以后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熹宗驾崩后，熹宗之弟信王朱由检继承大统。早在藩邸时，朱由检就对阉宦擅权乱政深恶痛绝，想采取一定的措施来抑制阉党势力的恶性发展。崇祯帝初登皇位，就发挥自己刚毅果断的性格，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一举剪除魏忠贤和客氏，猛烈打击阉党。这一善政，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一片喝彩声，士大夫都以为是英主降世，明朝中兴有望了。

然而，崇祯朝的内阁不改陋习，面对内有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外有后金日益强大、辽事吃紧的局面，内阁辅臣拿不出任何良策来应对。反而为了争夺首辅之位闹得不可开交。史载：“帝初即位，鉴魏忠贤祸败，尽撤诸方镇守中官。委任大臣，既而廷臣竞门户，兵败饷绌，不能赞一策。”崇祯帝对此极感失望。这个自视“英明天纵”的皇帝使出了全身解数，殚心竭力，走马灯似的更换阁臣、首辅和领兵统帅。当这些伎俩都失灵后，崇祯帝“乃思复用近侍”。[167]为了挽救垂亡的明王朝，崇祯帝只得重新回到倚靠内侍的老路上来。他将锦衣卫、东厂的大权都交给曹化淳，又让高起潜、唐文徵、王应朝、王坤、刘文忠等阉官外出监军。这些监军的权力甚至超过总督。崇祯帝又命司礼监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钱粮，位据两部尚书之上。监军的宦官不懂军事，却大权在握，常常贻误战机。“诸监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诸将亦耻为下，缘是皆无功。”[168]于是就造成辽东战事的进一步恶化。

崇祯帝重新宠用宦官，引起了士大夫们的失望和不满，一时间反对宦官干政的奏疏如雪片般飞来，阁臣们希望皇帝能改弦更张，“进君子而退小人”。但崇祯帝非但不接纳阁臣的建议，反而认为阁臣们是“不肯实心任事”，因而“责之”。然而朝野申斥宦官的议论仍然喋喋不休，崇祯只好回答大臣道：“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论。己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惊，此士大夫负国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添设两部总理(皆为宦官)，虽一时权宜，亦欲诸臣自引罪。”[169]又说：“文武各官，朕未尝不信用，谁肯打起精神实心做事，只是一味朦徇诿饰，不得已差内臣查核，原出一时权宜。若是参来不行，差他做甚么，你们外臣果肯做事，朕何必用内臣。”[170]

崇祯帝的这番话无非表达了两层意思：第一，明末吏治确已腐败，官员们非党比即迂腐，做事敷衍塞责，故不足信任。第二，由于士大夫负国家，皇帝不得已授宦官权力，是为了挽救统治危机。然而外廷官员(当然包括阁臣)固然如思宗所指出的那样腐朽不堪任用，但内宦的糜烂程度，比起外官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任用阉宦，不过是饮鸩止渴，其结果是“举措失当，制置乖方”，只能是进一步加剧明朝的灭亡。由此可见，只要权力中枢内阁不能发挥作用，朝廷党争持续不断，要避免宦官干政是不可能的。崇祯帝除掉了魏忠贤，却不能不任用曹化淳、高起潜……即所谓“一党方黜，一党复升”。而最有讽刺意味的是，“甲申事变”打开城门迎接李自成进入北京的，不是别人，正是崇祯帝最宠信的提督东厂、又兼任锦衣卫指挥的司礼太监曹化淳。而其他太监也是树倒猢狲散，不是投降李自成，就是以后投降清朝。阉宦们在另投新主后，还洋洋自得地说：“吾党富贵自在也。”对崇祯帝重用阉党而导致亡国之祸，谷应泰评曰：“怀宗怒在门户，故必用(王)甫、(曹)节以伺(李)膺、(范)滂，卒之中常子弟，悉合黄巾，而天下事不可为矣。”[171]这就是对明朝内阁体制下产生阉党的绝妙的嘲讽，也是明朝的开创者，百般限制内侍干政的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万万没有料到的后果。

其四，内阁陷入党争后，无视军国大事，对边防局势产生不可估量的危害。夏允彝论及明末党争时，曾极其感慨地言道：“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始终，迄于败亡者。以聪明伟杰之士，为世所推，必以党目之，于是精神智术，俱用之相顾相防，而国事坐误，不暇顾也。”[172]明末最大的军事威胁是满族入侵。但辽东战局的恶化并非一时之事，万历时期，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军以咄咄逼人之势，攻城略地，成为明朝的心腹之患。其时，兵部侍郎杨镐出任辽东经略，率重兵出关，意图收复辽东失地。当时的内阁首辅为方从哲，“从哲秉政，言路已无正人，党论渐息。丁巳京察，尽斥东林，且及林居者。齐、楚、浙三党鼎立，务搏击清流。齐人亓诗教，从哲门生，势尤张”。[173]方从哲在处理辽事的问题上，只从党派利益出发，不分析当时辽东局势，在杨镐抵达辽东后，方从哲以“师久饷匮”为名，与兵部尚书黄嘉善不断去信督促杨镐进兵。杨镐不敢抗命，在不明敌情的情况下，兵分四路发动进攻，结果中了努尔哈赤的埋伏，几乎全军覆没。万历以降，泰昌、天启、崇祯三朝的辽东战局更是每况愈下。

明清两朝的更替——“甲申之变”，虽然只有短短四十余天，[174]然而它却是明朝持续不断的党争所造成的恶果。清朝兴起之时，曾流传过八旗劲旅战无不胜，无敌于天下的神话，其实这多半带有夸张的色彩。事实上，明朝的边军，特别是关宁铁骑亦有相当的战斗力，明朝镇守辽东的军事将领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人的文韬武略并不逊于清军统帅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如果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清人不但不能挥师进关，入主中原，甚至能否和明朝长期抗衡都成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明朝的江山社稷终于落到了清人的手里。究其根源，仍然是明王朝的痼疾——包括内阁党争在内的各种派系门户之争。梁启超在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时曾感慨：“当朋党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抢便宜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的门户党派之争，闹到了明朝亡了一齐拉倒。”[175]

从晚明政局来看，党争范围日益广泛，门户之见越来越深，各个党派互相倾轧，把小山头、小集团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中枢内阁犹如一盘散沙，政治极端腐败，国家机器几乎丧失了运作的能力，这就为明王朝的覆灭自掘了坟墓。天启初年，明朝以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赴任后，修筑城壕、制造兵器、囤积粮草、严明军纪，辽东战局渐有起色，向有利于明朝的方向转化。当此关键时刻，窃取国柄的魏忠贤却倒行逆施，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因熊廷弼是东林党人，阉党魏广微、顾秉谦遂指使辽东巡抚王化贞(魏忠贤的心腹)阻挠熊廷弼抗清计划的实施。“化贞为人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牴牾。廷弼既与化贞隙，中朝右化贞者多诋廷弼……令毋受廷弼节制，而给事中李精白欲授化贞尚方剑，得便宜操纵”，并“鼓其同类攻击，欲必去之”。熊廷弼虽愤恨不已，但也无可奈何，为了维持大局，只得上疏朝廷道：“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而适构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熊廷弼多么希望内阁与六部能以封疆国事为重，捐弃门户之见，不再排斥异己。但他的满腔忠义又有何用，王化贞仍然秉承阉党的意旨，处处掣肘，打击熊廷弼。熊廷弼绝望地说：“经抚不和，恃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枢部；枢部佐斗，恃有阁臣，臣今无望矣。”结果造成了明军又一次惨败，“辽东之三河五十寨及河东大小七十余城皆望风降，距廷弼之罢未半年也”。事后阉党还倒打一耙，把失陷封疆的罪责加在熊廷弼身上，将其下狱处死，“传首九边”。崇祯时，大学士韩为熊廷弼冤案辩解曰：“自有辽事以来，诓官营私者何算，廷弼不取一金钱，不通一馈问。焦唇敝舌，争言大计。魏忠贤盗窃威福，士大夫靡然从风。廷弼以长系待决之人，屈曲则生，抗违则死。乃终不改其强直自遂之性，致独膺显戮，慷慨赴市。”[176]这样一个忠义之士，竟然惨死在阉党的屠刀之下，岂不令人扼腕叹息。《明史》作者对熊廷弼冤案感慨殊深，在书中写道；“广宁之失，罪由化贞，乃以门户曲杀廷弼，国步将移，刑章颠覆，岂非天哉!”[177]

到了清兵进关，定鼎中原时，南明弘光朝廷虽偏安一隅，但党争却依然十分激烈，在立谁做皇帝的问题上，东林党与复社主张立潞王，马士英及阮大铖等逆案中人则主张立福王。结果是后者得胜。福王称帝后，马士英因拥戴之功，被封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权震中外。”[178]从此弘光政权就操纵在阉党马士英等人手中，阉党内阁上台执政，首先把东林党核心人物，同时也是弘光朝廷内阁辅臣之一的史可法排挤出朝，让一个不懂军事的文臣到扬州去督师，抗击清兵。马、阮之流又企图翻逆案(崇祯帝即位，把阉党中人列为逆案，加以惩办)，立顺案(指投降过李自成大顺政权的东林、复社人士)，结果凡攻击阮大铖，列名于《南都防乱公揭》的士人不是被捕，就是被处死。阮大铖还编了一本黑名单，指东林为蝗，复社为蝻，称为“蝗蝻录”，冀图把东林和复社人士一网打尽。接着阉党又炮制了“僧大悲”、“伪太子”、“伪皇妃”南渡三大案。

马、阮等人在迫害东林、复社士人的同时，还用各种办法攫取财赋，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并在各级行政机构中安插私人，结党营私，把整个弘光朝的政治搞得乌烟瘴气，混乱不堪。由于阁臣马士英等人只知内部争权夺利，置南明王朝安危于不顾，使新建立的弘光政权岌岌可危。当清军大举南下，攻占邳州、宿州，“(史)可法飞章报闻，马士英大笑不止。坐客前谕德杨士聪方自北来，问故，答曰：‘君以为诚有是事邪？此史公妙用也。岁将暮，防河将吏应叙功，耗费军资应稽算，此特为叙功算地耳!’识者以是知南都之将亡。”[179]后来，虽有督师史可法奋不顾身死守扬州，但毕竟是大厦将倾，非一木所能支了。

当然，从党争的双方来看，阉党内阁马士英把持政权，对内镇压异己，对外屈膝求和，只图苟且偷安，保持既得利益。但即使是比较进步的东林党人，也有意气用事，置南明存亡于不顾的举动。如左良玉为了维持东林党人的利益，竟以“清君侧”为名，率领数十万大军顺流而下，直逼南京，冀图除掉阉党，建立新政权，让史可法主持内阁。马、阮辈虽然可恨，但大敌当前，就应求同存异，一致对外。何况当时清兵已经南下，弘光政权危在旦夕，但左良玉却一意孤行，同室操戈，轻率地发动内战，这实在是不顾大局的做法。马士英面对清、左二军两面夹击的窘境，狂呼：“若辈东林，犹藉口江防，欲纵左逆入犯耶？北兵至，犹可议款，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180]遂尽撤江北各镇兵马，抵御左良玉之军，并以弘光帝的诏令调史可法回防拱卫京师。结果左军虽被击退，但江北门户洞开，清军轻而易举地攻陷南京。自古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左良玉的所作所为，在客观上为清军扫除了南进的障碍，加速了弘光朝的覆灭。由此可见，对弘光政权的灭亡，阉党马士英等人固然要承担主要责任，但东林党人也不能辞其咎。这正如后来夏允彝在总结明亡的教训时指出：“二党之于国事，皆不可谓无罪。”[181]

明亡的教训是如此的深刻，它促使我们反思，即任何一个国家或政权只要出现无休无止的“窝里斗”，党同伐异，自相残杀，就必然导致家破国亡。正如《红楼梦》中的贾探春所说：“可知这样的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