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黄初元年(220)，蜀汉上庸守将孟达叛刘降曹，致使东三郡[126]为曹魏所占，孟达以新城太守之职坐镇曹魏西南边陲数年。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孟达欲叛魏归蜀，于次年初为司马懿所杀。此前孟达曾背刘璋而降刘备，因此在史书上留下了“反覆”之名，后人多认定其最终败亡实属咎由自取。笔者以为，所谓孟达“反覆”并非仅仅出于孟达自身原因，背刘璋而归刘备乃顺应大局的明智之举，无可厚非；绝刘降曹与叛魏归蜀均是被迫而为之，有着深层次的政治原因；而孟达最后败亡实为诸葛亮北伐时借司马懿兵力以除之的牺牲品。
1 “豫州入蜀，荆楚人贵”
关于孟达降魏，《三国志·刘封传》记载曰：“自关羽围樊城、襄阳，连呼封、令发兵自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会羽覆败，先主恨之。又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达既惧罪，又忿恚封，遂表辞先主，率所领降魏。”《资治通鉴》对于此事的记载稍有不同：“蜀将军孟达屯上庸，与副军中郎将刘封不协；封侵陵之，达率部曲四千余家来降。”[127]二书虽然说法略有不同，但在陈寿、司马光看来，孟达降魏的主要原因是刘封“侵陵”，其次是不承关羽之命。以上说法看似符合常理，实则皆为表象；孟达降魏的真实原因应是蜀汉政权内部荆州与东州两大政治集团斗争的结果。
孟达，扶风人，其父孟他做过东汉凉州刺史，孟达于建安初与同郡法正入蜀投奔刘璋，一直没有得到重用。[128]建安十六年(211)，“益州牧刘璋遥闻曹公将遣钟繇等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前后赂遗以巨亿计。正因陈益州可取之策”。[129]根据《三国志·刘封传》的记载，孟达也于此时投靠刘备：“刘璋遣扶风孟达副法正，各将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达并领其众，留屯江陵。蜀平后，以达为宜都太守。”宜都地处荆、益二州之要冲，为兵家重镇。关于汉魏之际宜都太守一职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史料中窥出一二：“先主既定江南，以(张)飞为宜都太守、征虏将军”；[130]孙权夺取荆州后，命陆逊“领宜都太守”；[131]刘备伐吴，遇到诈死东归的前将军关羽主簿廖化，“大悦，以化为宜都太守”。[132]孟达刚投靠刘备不久，即被任命管辖宜都这一连接荆、益二州的军事要地，可见此时刘备对孟达是相当器重的。
在刘备占领益州之后，其政权内部除了起兵之初跟随他的心腹旧部外，主要存在三个政治派别，即荆州集团、东州集团和益州土著集团。刘备寄寓荆州多年，网罗了一大批荆州士人致其麾下，除诸葛亮之外，著名者还有庞统、马良、马谡、廖立、霍峻、刘巴、陈震、蒋琬等人。刘备入蜀时，除关羽、张飞等不多的几个宿将之外，其幕府的主要谋臣几乎皆为荆楚士人。刘备从刘璋手中夺得益州，荆楚士人反客为主，成为统治益州的核心力量。“豫州入蜀，荆楚人贵”，[133]即是对荆州集团在刘备政权中显赫地位的最好诠释。东州集团以法正、李严为首，拥有较强的军事力量，是刘焉、刘璋父子在益州维持统治的政治基础和军事保障；益州土著集团主要由益州本地的豪族构成，以黄权、彭羕为代表。早在刘焉父子统治时期，东州集团与益州土著集团之间的矛盾就已经激化。《三国志·刘璋传》注引《英雄记》记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璋性宽柔，无威略，东州人侵暴旧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阙，益州颇怨。”由于益州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与中原、荆州、江东地区相比，均相对落后，故益州土著集团始终未能形成独立的、自成体系的政治势力，在政治、军事上均处于弱势，无法与荆州集团、东州集团相抗衡。
刘备取益州，东州集团主要人物先后归附刘备，对刘备攻占益州帮助极大，其中法正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也得到了刘备的信任和器重。攻占成都后，刘备“以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对其信任程度甚至超过了诸葛亮。夷陵之战刘备战败后，诸葛亮所言“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134]便是最好的说明。法正之外，东州集团的主要人物也都得到刘备的重用，孟达仍居宜都太守重任，镇守荆、益要冲，李严“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135]东州集团另一重要成员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献可替否，共为欢交”。[136]在名义上甚至可以同诸葛亮平起平坐。东州集团的地位骤然提升，严重威胁到了荆州集团在刘备政权内部的主导地位，双方矛盾开始激化。法正任蜀郡太守后，“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137]从诸葛亮的这番话里不仅可以看出其对法正的行为虽有不满但却无可奈何，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荆州集团对待东州集团的态度。
当然，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集团不可能放任东州集团独自坐大，只是在等待机会以削弱东州集团的力量。建安二十四年(219)，孟达攻房陵，就给了荆州集团这样一个机会。
2 孟达叛刘降曹析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占领汉中之后，“命达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达将进攻上庸，先主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上庸太守申耽举众降，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以耽弟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迁封为副军将军”。[138]原本孟达是单独领兵攻房陵，在蒯祺遇害后，先是刘备“阴恐达难独任，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实际上剥夺了孟达的军事指挥权，成了刘封的部下；其次是在平定东三郡以后，连降将申耽、申仪都有封赏，偏偏孟达不在其列，有功不得赏。短时间内刘备对待孟达的态度反差如此之大，原因何在？仔细分析上文所引史料，不难看出，刘备对孟达态度发生变化的关键点在于“蒯祺为达兵所害”。
房陵太守蒯祺颇有来历，他属于荆州南郡中庐大族蒯氏，蒯祺之妻乃诸葛亮的大姐。[139]亮之大姐何时嫁与蒯祺未见史籍记载，推测当在诸葛亮隐居隆中之时，在此期间，亮之小姐嫁与襄阳名士庞德公之子庞山民。诸葛亮则娶沔南名士黄承彦之女。荆州另一大族为襄阳蔡氏。《襄阳耆旧记》卷1“蔡瑁”条载：“汉末，诸蔡最盛。蔡讽，妹适太尉张温，长女为黄承彦妻，小女为刘景升后妇，(蔡)瑁之妹也。”于此可见，诸葛亮同荆州的大姓名士蒯、蔡、庞、黄以及北来的刘表家族都有亲戚或联姻关系。刘表在襄阳时，联络、倚靠蒯氏，蒯氏家族颇为得势，其中的蒯良、蒯越兄弟是刘表的心腹，为刘表平定荆州出谋划策，立了头功。蒯祺以家族势力之故，受刘表之命治理汉中郡房陵县地。
汉魏之际，是门阀士族形成与发展阶段，之后逐渐形成为一个以门阀士族为中心、为特色的时代。唐长孺说：“东汉末年，大姓名士处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广泛地控制农村，文化上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尽管“曹操为了恢复统一和集权的统治秩序，不容许有和朝廷相对立的政治集团，也不容许利用所谓乡里清议来干扰朝廷用人之权……但是曹操仍然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140]证之于史，唐先生所述确为不易之论。例如，曹操平定荆州后，即对荆襄名士予以重用。“蒯越等侯者十五人。越为光禄勋；(韩)嵩，大鸿胪；(邓)羲，侍中；(刘)先，尚书令；其余多至大官。”[141]在众多荆襄名士中，最为曹操赏识者乃是蒯越。“荆州平，太祖与荀彧书曰：‘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蒯越之字)耳。’”[142]中庐蒯氏至魏晋已成为著名的襄阳大族。刘孝标注引《晋阳秋》云：“蒯氏，襄阳人，祖良，吏部尚书。”[143]吏部尚书一职，《后汉书》无明确记载，但曹魏陈群、何晏均曾任此官，应为朝廷要职，非地方州郡所能任命。故蒯良为吏部尚书，当是其随刘琮降曹后，为曹操所授无疑。又据《世说新语》卷35《惑溺篇》载：“孙秀(吴宗室)降晋，晋武帝厚存宠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笃。”可见，蒯氏家族在魏晋时期具有显赫的地位。
《三国志集解》卷40《刘封传》注引胡三省曰：“房陵县本属汉中郡。此郡疑刘表所置，使蒯祺守之，否则祺自立也。”田余庆认为：“案蒯为荆州南郡中庐大姓，刘表在襄阳时，联络蒯氏，蒯氏家族得势，蒯祺当以家族势力之故，受刘表之命治理相邻的原益州汉中郡房陵县地，并受刘表私署为太守。”[144]前文曾述，蒯氏家族同荆州牧刘表关系极为密切，而刘表又与刘备为同宗，故蒯祺同刘备并非处在对立的敌国关系。刘备政权的核心力量是荆州集团，同曹操相似，刘备亦极为重视大姓名士，其称帝时，拜身无寸功、仅以臧否人伦崇尚清谈而著称的大名士许靖为司徒，即是显例。有显赫家族背景的蒯祺不仅同荆州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同诸葛亮又有郎舅之亲。所以，刘备命孟达率兵攻取房陵之前，极有可能授意孟达不得加害蒯祺。而孟达竟然对主公之命置若罔闻，在攻取房陵的战役中，“蒯祺为达兵所害”。陈寿撰《三国志》，有良史之称，其于关节紧要之处，必然字斟句酌，推敲下笔。此处寿书：“蒯祺为达兵所害。”而不书：“蒯祺为达兵所杀。”必有其深意。“害”应释为伤害、杀害。《孟子·梁惠王下》：“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陈寿书“蒯祺为达兵所害”，似有二层用意，一是为蒯祺惋惜，二是暗示杀害蒯祺并非刘备本意，相反，乃是孟达违背刘备的意旨。
对于孟达攻房陵杀蒯祺后诸葛亮的反应，我们可以从《三国志·费诗传》所载降人李鸿的一段话中略窥一二：“降人李鸿来诣亮，亮见鸿，时蒋琬与费祎在座。鸿曰：‘间过孟达许，适见王冲从南来，言往者达之去就，明公切齿，欲诛达妻子，赖先主不听耳。’达曰：‘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尽不信冲言，委仰明公，无复已已。”这里的“明公”当指诸葛亮，虽则王冲所言诸葛亮“欲诛达妻子”未必是实情，但诸葛亮对孟达“切齿”应是符合事实的。孟达云“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之意是：诸葛亮虽然恨我，但却不会作出杀害我妻儿的行为。同传所载诸葛亮与孟达书信中所言“(李)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也说明了这一点。诸葛亮对孟达“切齿”的原因，有人认为应是孟达降魏的叛国行为，但诸葛亮与孟达书中有“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之语，将孟达降魏的责任全部归于刘封“侵陵”，故诸葛亮应该不会为此事对孟达恨到“切齿”的程度。综合当时各种因素分析，令诸葛亮“切齿”的原因只能是孟达攻杀其姐夫蒯祺。
诸葛亮“早孤”，汉末军阀混战时，兄长诸葛瑾离家避乱江东，故亮自幼便与其姐相依为命，姐弟间自然情深意笃。孟达不考虑这层关系，贸然杀害诸葛亮姐夫，虽未必是存心为之，但此事必然对诸葛亮影响极深。诸葛亮大姐在孟达兵祸中是否同时遇害，因史志中并无记载，故不得而知。若亮姐亦为孟达兵所害，诸葛亮对孟达必然恨之入骨；若其当时不在房陵蒯祺处，或者幸免于难，亮姐中年丧夫，则必然痛彻心扉，诸葛亮不会不受到影响。这是其一。更为重要的是，蒯氏家族与荆州特别是襄阳大族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家族利益。蒯、庞、黄、习、马、蔡等荆州大族与刘表及诸葛亮家族之间或有婚姻关系，或者私交甚笃，联系十分紧密。[145]孟达攻房陵，虽说是刘备的命令，但杀害蒯祺却是荆州集团所不能容忍的。作为刘备最主要谋臣的诸葛亮，是荆州集团的首脑，以他为代表的荆州集团对此事的反应必然十分强烈，亦必然会影响刘备的决定。由于曹操杀边让的前车之鉴，[146]以及考虑到荆州集团在蜀汉政权中的重要地位，刘备必须得对孟达采取断然措施，夺其军事指挥权。通过打击孟达来削弱东州集团实力，以抚慰诸葛亮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荆州集团。这应该就是刘备“阴恐(孟)达难独任，乃遣(刘)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以及孟达攻克房陵、上庸而不予封赏的真实原因。
孟达攻杀蒯祺后，刘备派刘封统率孟达。“刘封者，本罗侯寇氏之子，长沙刘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继嗣，养封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还攻刘璋，时封年二十余，有武艺，气力过人，将兵俱与诸葛亮、张飞等泝流西上，所在战克。益州既定，以封为副军中郎将。”[147]可见，刘封虽为刘备义子，但实际上属于荆州集团，具有刘备心腹与荆州集团骨干的双重身份，而且是以文官为主的荆州集团中难得的勇将，由其接替孟达，既符合荆州集团的利益，也有利于刘备加强对东三郡的统治。
刘封接替孟达平定东三郡后，“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148]“鼓吹”指军乐队，是权力、地位的象征，刘封此举明显是对孟达的一种侮辱，实际上更是荆州集团对东州集团的打击。法正卒于孟达降魏同年(220)，此时法正或已病故，或已重病，无法在政治上对孟达提供帮助，而李严、董和等人在刘备政权中的实际地位皆不能与诸葛亮相比，故亦无法对孟达提供有力的政治支持。如此一来，孟达实际上是独自面对整个荆州集团。在这种情况下，孟达为自保，叛刘降曹亦在情理之中。
孟达降魏之时，作出了一个不合常理的举动，即“表辞先主”，其表云：
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深睹归趣。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以兴，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咎犯谢罪，逡巡于河上。夫际会之间，请命乞身。何则？欲絜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巨勋，自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愿君王勉之也。[149]
在这份辞表的字里行间，处处都流露出孟达的无奈和伤悲。文章以申生、伍子胥、蒙恬、乐毅等为国尽忠，但又不得善终的前贤自喻，表达出孟达当时的无奈心情。最为关键的一句是“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所谓的“愆戾山积”并非一般所认为的是不救关羽，因为孟达当时已经失去了军事指挥权，救不救当由刘封决断；同时由于东州集团同荆州集团的矛盾激化，孟达也不可能直接影响刘封对待关羽问题的决策，不救关羽显为刘封的决定。因此这里的“愆戾山积”应是指孟达攻杀蒯祺，得罪了整个荆州集团。“臣犹自知，况于君乎”，孟达直言不讳，刘备对此也应心知肚明，但却放任刘封的所作所为。心系旧主，又恐为其治罪，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孟达在反叛之时为何上表旧主的动机了。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孟达降魏实际上是其在荆州集团打击之下为自保而作出的无奈之举，是荆州集团对东州集团斗争的胜利。法正病故，孟达降魏，东州集团的力量大为削弱，荆州集团巩固了其在刘备政权中的统治地位。
孟达降魏之后，受到了魏主曹丕的重用，《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有如下记载：
达以延康元年率部曲四千余家归魏。文帝时初即王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令贵臣有识察者往观之，还曰“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钦达。逆与达书曰：“……昔虞卿入赵，再见取相，陈平就汉，一觐参乘，孤今于卿，情过于往，故致所御马物以昭忠爱。”达既至谯，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又王近出，乘辇，执达手，抚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邪？”遂与同载。又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时众臣或以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闻之曰：“吾保其无他，亦譬以蒿箭射蒿中耳。”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
可以看出，孟达的才能得到了曹魏君臣的肯定，“将帅之才”、“卿相之器”的评价或许有夸大之嫌，但“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则充分表现出了孟达的过人才干。然而，对曹丕来说，孟达归降最为重要的意义却是有利于曹魏实现占据东三郡、巩固西南边陲的战略方针。
同年，曹丕“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达共袭(刘)封”，结果“申仪叛封，封破走还成都”。“封既至，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诸葛亮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于是赐封死，使自裁。”[150]值得注意的是，刘备对刘封的指责有两点：侵陵孟达与不救关羽，并且将侵陵孟达之罪置于不救关羽之前。刘备虽因孟达攻杀蒯祺而采取了一定的惩罚措施，但是作为蜀汉政权的统治者，刘备更无法容忍刘封因与孟达内讧而导致达被逼降魏、致使东三郡丢失这一重大损失。诛杀刘封，虽是诸葛亮的意见，但刘备显然也考虑到了协调两大集团利益这一点。对其来说，杀刘封有利于平息东州集团因孟达被逼叛乱而产生的疑虑与不安。至于后来刘备白帝城托孤，选择了诸葛亮与李严两人辅政，除了考虑两人的才干之外，显然也是出于平衡荆州与东州集团各自的利益，巩固蜀汉统治的需要。
3 诸葛亮借刀诛孟达
孟达降魏后，蜀汉的两位辅政大臣诸葛亮与李严均与孟达有书信往来。《三国志·李严传》载李严与孟达书云：“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李严此语也是话里有话，一方面表明他与诸葛孔明并受遗诏，权责甚重；另一方面又暗示孟达，自己乃至整个东州集团当时的处境。刘备死后，诸葛亮以丞相身份独揽军政大权，重用本集团成员马谡、杨仪、蒋琬、邓芝等人，同为辅政大臣的李严名义上虽然“统内外军事”，[151]但只能出镇永安、江州等地，无法参与到朝廷军政决策之中。刘备时期极力维护的两个政治集团的平衡被打破，东州集团已经为荆州集团所压制。在这种情况下，李严书信中的“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之语表达了期盼孟达归来、共辅蜀政的愿望。若孟达以东三郡归蜀，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对东州集团无疑都是极大的支助，东州集团很可能重新取得与荆州集团实力的平衡，甚至以此为契机压倒对手。
诸葛亮北伐之前，亦写书信与孟达：“往年南征，岁(未及)(末乃)还，适与李鸿会于汉阳，承知消息，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托名荣，贵为乖离乎!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主待士之义。又(李)鸿道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说。寻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152]诸葛亮用“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之语来表达他迫切希望孟达幡然悔悟、回归故国的意愿，其用心可谓良苦。
魏文帝曹丕死后，孟达的境遇急剧发生变化，加之诸葛亮与李严频频以书信招诱之，故孟达又生异心，决定重返蜀国。《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略》有关于孟达叛魏的记载：“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及文帝崩，时桓、尚皆卒，达自以羁旅久在疆场，心不自安。诸葛亮闻之，阴欲诱达，数书招之，达与相报答。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司马宣王遣参军梁几察之，又劝其入朝。达惊惧，遂反。”另据《晋书·宣帝纪》载：“天子诏帝(司马懿)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初蜀将孟达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帝以达言行倾巧，不可任，骤谏，不见听。”司马懿素与孟达不睦，其都督荆州，统率孟达，孟达必然“心不自安”。可见，孟达在魏明帝时的困窘与其之前居蜀时的处境颇为相似，诸葛亮于此时招诱孟达，将昔日孟达降魏的责任全都推到了刘封身上，且只字不提他们之间的私人怨隙。诸葛亮策反孟达的时机与策略较为得当，计划自然容易成功。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孟达“反覆”之名在当时已是为人所不齿，就在诸葛亮欲与孟达书信时，费诗就曾表示过异议：“孟达小子，昔事振威(刘璋)不忠，后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与书邪!”[153]诸葛亮对此的反应是“默然不答”。从后来司马懿率重兵攻孟达，达日夜企盼诸葛亮出兵相救，但诸葛亮却“以达无款诚之心，故不救助也”的态度来看，说明诸葛亮对费诗的观点是赞同的。既然如此，为何诸葛亮还要频频与孟达书信，策反一个与自己有家仇的“反覆”之人呢？陈寿所谓“亮欲诱达以为外援”的看法显然并不符合实情，因为在孟达“得亮书，数相交通，辞欲叛魏”[154]之时，诸葛亮已经出尔反尔，采取了与之前迫切希望其返归故国截然相反的做法，故最终导致了孟达的败亡。
关于孟达的败亡，《晋书·宣帝纪》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达于是连吴固蜀，潜图中国。蜀相诸葛亮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达与魏兴太守申仪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诈降，过仪，因漏泄其谋。达闻其谋漏泄，将举兵。帝恐达速发，以书喻之曰：“将军昔弃刘备，托身国家，国家委将军以疆场之任，任将军以图蜀之事，可谓心贯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齿于将军。诸葛亮欲相破，惟苦无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岂轻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达得书大喜，犹与不决。帝乃潜军进讨。诸将言达与二贼交构，宜观望而后动。帝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拒之。初，达与亮书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则吾所在深险，司马公必不自来；诸将来，吾无患矣。”及兵到，达又告亮曰：“吾举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
从《宣帝纪》中可知，在孟达叛魏直至败亡的过程中，诸葛亮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先是策反孟达归蜀，接着因“恶其反覆，又虑其为患”。遂遣郭模诈降曹魏，郭模在经过魏兴太守申仪处时，故意泄露孟达叛魏之谋，司马懿因此而有了充分的准备。他出奇制胜，率军自宛倍道兼行千二百里，八日到上庸城下，打了孟达一个措手不及。在司马懿大军兵临城下之际，孟达频频“与亮书”，至死亦没有省悟其为诸葛亮所卖。关于诸葛亮遣郭模诈降之事，《三国志》中毫无涉及，但上引《宣帝纪》已有明确记载。西晋司马彪所著《战略》则对此事有补充：“太和元年，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玦、织成、障汗、苏合香。亮使郭模诈降，过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模语仪：亮语玉玦者已决；织成者言谋已成；苏合香者言事已合。”[155]另据《太平御览》卷692引孟达与诸葛亮书曰：“今送纶帽、玉玦各一，以征意焉”，可知孟达赠诸葛亮玉玦，决意叛魏确有其事，郭模诈降则是诸葛亮欲除孟达之计。结合《晋书·宣帝纪》所载来看，在孟达命悬一线之时，诸葛亮对待孟达已不仅仅是陈寿所言的“不救助”，而是借司马懿之刀而除之。《三国志集解·费诗传》引诸葛亮与孟达书“追平生之好，依依东望，故遣有书”之下注曰：“书词动人，诸葛亦谲矣，其默然不答，非费诗所能知也”，说明诸葛亮在对待孟达之事上，确实另有目的，诡谲异常，超过了通常的兵家权谋。陈寿与司马彪属于同时代人，二人所见史料应大致相当，在记载此事上却差别如此之大，这大概只能采取田余庆的说法，解释为蜀汉旧臣陈寿为本朝贤者讳了。[156]
孟达败亡于蜀汉建兴七年(229)正月，此时，诸葛亮已率十万大军屯驻于汉中，正欲大举北伐。诸葛亮即将北伐之时，舍东三郡之强援而置孟达于死地，如此做法实在有悖常理。除了孟达攻杀蒯祺与诸葛亮结下私怨之外，荆州与东州两大政治集团的利益之争亦是重要原因。《晋书·宣帝纪》在记载诸葛亮对孟达归蜀之事时，除了“恶其反覆”，还有“虑其为患”之语。既然孟达已经叛魏归蜀，诸葛亮又为何会“虑其为患”呢？很显然，这里所谓的“为患”，并非指孟达对蜀汉政权的威胁，而是指其归蜀后将增强东州集团的政治军事实力，这就会构成对荆州集团的威胁。上文已经提到，李严与孟达书中有“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之语，即希望孟达归来，共辅蜀政。必须注意的是，一旦孟达以东三郡叛魏归蜀，势必增强以李严为首的东州集团的实力。以诸葛亮之智术，他对蜀汉政权内部两大集团因实力对比发生变化而可能产生的影响，绝不可能预料不到。作为荆州集团首领的诸葛亮，让东州集团控制蜀汉政权，是其无法容忍的。因此，劝诱孟达归蜀，同时又派间谍泄露其谋，假曹魏之手除掉孟达便成了诸葛亮解决东州集团威胁的策略。孟达败亡之后，东州集团受到严重打击，已无力与荆州集团相颉颃。三年之后，即蜀汉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假借了一个难于置信的口实”，[157]废黜李严这位东州集团中的核心人物，荆州集团取得了对东州集团斗争的彻底胜利。
东汉末年，由于汉中为五斗米教首领张鲁所占领，加之山川环绕，房陵、上庸与西城遂与益州本部分离，同时，其战略地位也逐渐凸显出来。汉魏之际，此三县均升格为郡，史称东三郡。从地理位置上看，东三郡位于沔水上游。西城在沔水边，上庸与房陵则均在沔水南。境内崇山环抱，四塞险固，号为奥区，在地理上自成一体。对于蜀汉，东三郡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三郡处于蜀汉的东北边陲，东临襄阳，北靠长安，是汉中的门户。由西城东去，陆路走“旬关道”，可入南阳盆地，抵达宛城(今南阳市)。从郧关(今湖北郧县)东南顺流而下，则可到达江汉平原的北方门户——曹魏重镇襄阳。蜀汉占据东三郡，无论是对曹魏，还是对孙吴，都有一种威慑作用。荆州失守以后，这个地区可以作为蜀汉进攻曹魏的桥头堡和防守的前沿。由于沔水水量水势无常，舟行下水易而上水甚难。蜀汉由汉中攻东三郡须逆水而行，若无孟达配合，殊为不易。[158]诸葛亮遣郭模诈降，致使孟达败亡，虽确保了荆州集团的利益，却失去了重夺东三郡的大好时机。三郡的丢失意味着蜀汉在战略上失掉了由汉中东出、沿沔水而下东击曹魏、威胁孙吴的地理优势；使得以后诸葛亮进攻曹魏的道路只存北出汉中一途，在战略上失去了选择。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曾提出由荆、益两路同时出兵伐魏的战略方针，[159]但由于关羽失荆州而无法实现。蜀汉此时如在孟达配合下，重夺东三郡，并占领襄樊，则诸葛亮一向宛、洛，一出秦川的两路伐魏的战略计划便有可能重新实现，[160]东吴也势必会从江陵或合肥等地出兵配合，使曹魏陷入首尾难顾、腹背受敌的境地。诸葛亮虽未必能一举克复中原，但至少不会出现蜀汉前后十余次由汉中北伐，均无功而返的尴尬局面。可惜诸葛亮计不及此，他将解决私怨与蜀汉政权内部矛盾置于北伐曹魏之上，诚非明智之举。总之，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的关键时刻，不懂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在孟达自愿归蜀，并有可能从东三郡出兵，以偏师配合诸葛亮北伐的情况下，反置其于死地。诸葛亮不顾大局，自断膀臂的做法，不免使人扼腕叹息。
[1]《三国志》卷1《武帝纪》。
[2]《三国志》卷1《武帝纪》。
[3]《三国志》卷2《文帝纪》；同纪注引《魏略》。
[4]《三国志》卷2《文帝纪》注引《魏书》。
[5]《三国志》卷14《郭嘉传》载：“太祖与荀彧书曰：‘自(戏)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嘉。”《晋书》卷118《姚兴载记》云：“(姚)兴如三原，顾谓群臣曰：‘古人有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固多奇士。’”
[6]《三国志》卷10《荀彧传》。
[7]据不完全统计，党人中陈蕃、蔡衍、范滂、陈翔是汝南郡人，李膺、杜密、贾彪、荀翌、陈寔是颍川郡人。
[8]《廿二史札记》卷5“宦官亦有贤者”条。
[9]《三国志》卷1《武帝纪》。
[10]《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
[11]《后汉书》卷67《李膺传》。
[12]《三国志》卷10《荀彧传》。
[13]《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14]《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载：“先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阉官，反为所害。太祖上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灵帝不能用。”
[15]《三国志》卷1《武帝纪》。
[16]《三国志》卷10《荀彧传》。
[17][日]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18]《三国志》卷13《钟繇传》。
[19]《三国志》卷13《钟繇传》。
[20]《三国志》卷10《荀彧传》。
[21]《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引《彧别传》。
[22]《晋书》卷1《宣帝纪》。
[23]《三国志》卷10《荀彧传》注引《彧别传》。
[24]《三国志》卷14《郭嘉传》注引《傅子》。
[25]《三国志》卷22《陈群传》。
[26]参见胡宝国：《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27]参见亳县博物馆：《安徽亳县发现一批汉代字砖和石刻》，《文物资料丛刊》1978年第2辑。
[28]卢弼：《三国志集解》卷1《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29]《廿二史札记》卷27《辽后族皆姓萧氏》。
[30]《三国志》卷18《许褚传》。
[31]《后汉书》卷62《荀淑附荀悦列传》。
[32]《申鉴》卷1《政体》，百子全书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33]《后汉书》卷62《荀淑附荀悦列传》。
[34]《后汉书》卷62《荀淑附荀悦列传》。
[35]《三国志》卷14《董昭传》。
[36]《三国志》卷14《董昭传》注引《献帝春秋》。
[37]《后汉书》卷70《荀彧列传》。
[38]参见拙作：《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东方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73—95页。
[39]《三国志》卷10《荀彧传》裴注。
[40]《三国志》卷10《荀彧传》
[41]《后汉书》卷70《荀彧列传》。
[42]《读通鉴论》卷9。
[43]参见《三国志》卷4《齐王芳纪》。
[44]《三国志》卷4《陈留王奂纪》。
[45]《三国志》卷19《陈思王传》。
[46]《三国志》卷19《陈思王传》注引《世语》。
[47]《三国志》卷19《陈思王传》注引《世语》。
[48]《三国志》卷19《陈思王传》注引《世语》。
[49]《三国志》卷1《武帝纪》。
[50]《三国志》卷19《陈思王传》注引《典略》。
[51]《三国志》卷19《陈思王传》注引《魏略》。
[52]《三国志》卷22《徐宣传》。
[53]《晋书》卷1《宣帝纪》。
[54]《三国志》卷9《曹爽传》。具体细节见该传注引《魏书》及《晋书·宣帝纪》。
[55]《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
[56]陈景云称：“‘初’上失书名，后诛爽，注又重出‘《魏略》’，疑此处脱文也。”(卢弼《三国志集解》引)
[57]《三国志》卷9《曹爽》注引《魏略》。
[58]《读通鉴论》卷10。
[59]《晋书》卷1《宣帝纪》。
[60]《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汉晋春秋》。
[61]参见黄惠贤：《曹魏中军溯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史料》第14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2]《晋书》卷1《宣帝纪》。
[63]参见杨耀坤：《有关司马懿政变的几个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64]《三国志》卷9《夏侯玄传》。(www.xing528.com)
[65]参见王晓毅：《正始改制与高平陵政变》，《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
[66]《三国志》卷9《曹爽传》。又见《晋书·帝纪》。
[67]《三国志》卷14《蒋济传》。
[68]《三国志》卷21《王粲附应玚传》注引《文章叙录》。
[69]《白田杂著》卷5，四库笔记小说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70]《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魏末传》。
[71]《晋书》卷1《宣帝纪》。
[72]《晋书》卷1《宣帝纪》。
[73]《晋书》卷2《景帝纪》。
[74]《晋书》卷1《宣帝纪》。
[75]《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魏略》载，“桓范乃突出至平昌城门，城门已闭。门候司蕃，故范举吏也，范呼之，举手中版以示之，矫曰：‘有诏召我，卿促开门。’蕃欲求见诏书，范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尔？’乃开之。范出城，顾谓蕃曰：‘太傅图逆，卿从我去。’蕃徒行不能及。”
[76]《三国志》卷9《曹爽传》。
[77]《晋书》卷1《宣帝纪》。
[78]《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世语》。
[79]《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魏略》。
[80]《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
[81]《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魏末传》。
[82]《三国志》卷9《曹爽传》。
[83]《三国志》卷9《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
[84]《晋书》卷1《宣帝纪》。
[85]有关魏晋禅代的问题，前贤时彦多有论述。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万绳楠：《曹魏政治派别及其升降》，载《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版；郭熹微：《论魏晋禅让》，载《新史学》8卷4期，1997年；仇鹿鸣：《魏晋之际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86]《三国志》卷28《王淩传》注引《汉晋春秋》。
[87]《三国志》卷48《孙皓传》注引《襄阳记》。
[8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4页。
[89]方北辰先生认为孙吴一代始终存在江北流寓士人与江东本土势力的斗争，孙权总是利用淮泗集团压制打击江东地方集团(参见氏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第二章《孙吴时期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中的有关分析，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版)。笔者认为此说理由并不充分。淮泗集团的首脑人物为张昭，孙策临终时将其弟孙权托孤于张昭。然而，孙权称王称帝时始终不肯以张昭为相，岂能证明他总是利用淮泗集团压制打击江东地方集团。
[90]《三国志》卷52《张昭传》。
[91]孙权所说的“吴国士人”当然包括江东大族在内的所有吴国士人，可见，张昭在江东大族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92]《三国志》卷52《张昭传》。
[93]《陆云集》卷6《张二侯颂序》中，陆云称颂张昭曰：“……辅吴将军文侯，遭季末云扰，遂避难于东。有吴之兴，实为谋主。桓王弃世，援建太祖，知命审于将萌，先识镜于未兆，遂作上将，辅成王业。立朝无不易之方，正色有犯颜之亮，故所谓謇謇王臣，古之遗直也。”陆云乃陆逊之子，笔者认为，一般而言，父子对张昭的评价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94]《三国志》卷52《张昭传》。
[95]参见萧统：《昭明文选》卷42。
[96]《三国志》卷50《妃嫔传》陈寿评曰。
[97]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28“三国志·吴主五子·孙登传”条。
[98]《三国志》卷59《孙登传》。
[99]《三国志》卷59《孙霸传》。
[100]《三国志》卷59《孙和传》注引《通语》。
[101]《三国志》卷62《是仪传》。
[102]《三国志》卷59《孙霸传》。
[103]《三国志》卷50《孙权步夫人传》。
[104]《三国志》卷50《孙权王夫人传》。
[105]《三国志》卷59《孙和传》，注引《吴书》。
[106]《三国志》卷50《孙和何姬传》。
[107]《三国志》卷50《孙亮全夫人传》。
[108]《三国志》卷57《朱据传》。
[109]《三国志》卷50《孙坚吴夫人传》，注引《会稽典录》。
[110]《三国志》卷54《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111]《三国志》卷37《法正传》载：“初，孙权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
[112]《三国志》卷50《孙休朱夫人传》。
[113]《据三《三国志国志》卷》卷50《64孙《孙休朱夫传人》载传：“》朱。据先帝旧臣，子男熊、损皆承父之基，以忠议自立，昔杀小主(朱公主)。自是大主(全公主)所创。”可见“杀小主”确是“大主所创”。
[114]《三国志》卷50《孙休朱夫人传》。
[115]《三国志》卷58《陆逊传》。
[116]《三国志》卷57《吾粲传》。
[117]《三国志》卷52《顾雍传附顾谭传》。
[118]《三国志》卷59《孙和传》。
[119]《三国志》卷59《孙和传》，注引《吴历》。
[120]《三国志》卷59《孙和传》。
[121]《资治通鉴》卷75。
[122]《三国志》卷59《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
[123]《资治通鉴》卷75，魏邵陵厉公嘉平二年。
[124]《三国志》卷59《孙和传》，注引殷基《通语》裴松之曰。
[125]参见氏著《孙吴政治与文化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26]《华阳国志·汉中志》载：“(西城、上庸、房陵)三郡，汉中所分也，在汉中之东，故蜀汉谓之东三郡。”西城郡治今陕西安康，房陵郡治今湖北房县，上庸郡治今湖北竹山。东三郡辖地跨有今陕东南、鄂西北。有关东三郡的历史地理沿革，可参见田余庆：《东三郡与蜀魏历史》，载《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27—231页。
[127]《资治通鉴》卷69“魏黄初元年”条。
[128]《三国志》卷37《法正传》载：“建安初，天下饥荒，(法)正与同郡孟达俱入蜀依刘璋，久之为新都令，后召署军议校尉，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与法正相似，孟达亦不得志，当在情理之中。
[129]《三国志》卷32《先主传》。
[130]《三国志》卷36《张飞传》。
[131]《三国志》卷58《陆逊传》。
[132]《三国志》卷45《宗预传附廖化传》。
[133]《华阳国志校注》卷9《李寿志》。
[134]《三国志》卷37《法正传》。
[135]《三国志》卷40《李严传》。
[136]《三国志》卷39《董和传》。
[137]《三国志》卷37《法正传》。
[138]《三国志》卷40《刘封传》。
[139](晋)习凿齿著，舒焚、张林川校注《襄阳耆旧记校注》卷2《蒯钦》载：“(蒯)钦从祖祺妇，即诸葛孔明之大姊也。”(荆楚书社1986年版)
[140]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
[141]《三国志》卷6《刘表传》。
[142]《三国志》卷6《刘表传》注引《傅子》。
[143]《襄阳耆旧记》卷2“蒯钦”条。
[144]田余庆：《东三郡与蜀魏历史》，载《秦汉魏晋史探微》，第229页。
[145]参见《三国志》卷6《刘表传》、卷35《诸葛亮传》、卷37《庞统传》、卷39《马良传》及习凿齿《襄阳耆旧记》卷1人物“庞德公”、“庞统”、“庞林妇习”、“蔡瑁”、“习珍”、“黄承彦”、“习祯”，卷2“马良”、“蒯钦”条。
[146]早在兴平元年(194)，曹操杀陈留名士边让，导致陈宫、张邈叛迎吕布，几乎使曹操丢掉了整个兖州。田余庆在《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一文中指出：“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兖州士大夫从边让事件中深感悲哀和恐惧，于是‘士林愤痛，人怨天怒，一夫奋臂，举州同声’，以致使曹操‘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显然，这不是个别人兴风作浪，而是站在边让一起的兖州世家大族向曹操发动了突然袭击。”(载《秦汉魏晋史探微》，第141页)
[147]《三国志》卷40《刘封传》。
[148]《三国志》卷40《刘封传》。
[149]《三国志》卷40《刘封传》注引《魏略》。
[150]《三国志》卷40《刘封传》。
[151]《三国志》卷40《李严传》。
[152]《三国志》卷41《费诗传》。
[153]《三国志》卷41《费诗传》。
[154]《三国志》卷41《费诗传》。
[155]《太平御览》卷359引《战略》。
[156]参见氏著《蜀史四题》，载《秦汉魏晋史探微》，第210页。
[157]田余庆：《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载《秦汉魏晋史探微》，第185页。
[158]《三国志》卷44《蒋琬传》载，延熙中蒋琬屯驻汉中，“多作舟船，欲由汉沔袭魏兴、上庸……而众论咸谓如不克捷，还路甚难，非长策也”。
[159]田余庆认为：“刘备据汉中以慑秦川，关羽攻樊以震宛洛，刘封、孟达居东三郡一线以为策应，这不正是为东西两路北伐战略作铺垫吗？”(载《秦汉魏晋史探微》，第235页)
[160]田余庆指出：“在研究了东三郡的地理历史状况以后，应当获得新的理解。当年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之地是汉中，刘备欲得汉中以步刘邦后尘，按草庐三顾之时的设想，只有道出东三郡最为现实可行；出东三郡而得汉中，就具有当时所谓‘跨有荆益’地理历史含义。”(载《秦汉魏晋史探微》，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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