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党争：君子与小人的分歧

统治阶级内部“君子”、“小人”并存，各自有党，互不相容，这是北宋时期党争的一个重要论点。北宋以前，所谓“君子”有党的观点是不存在的。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1]“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2]撇开《论语》对后世影响不谈，至少可以证明，先秦时代是不承认“君子”有党的。西汉末，刘向上书元帝云：“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3]这里，刘向认为正人君子，是“忠于为国”，不结朋党的。范晔为东汉末年的“党人”作《党锢列传》，亦认为他们仅因“清心忌恶”而“终陷党议”，[4]并不曾将其作为朋党看待。唐代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极其尖锐，自唐文宗至唐宣宗垂四十年间，牛李两党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博弈，官僚士大夫或惧“朋党”之名而避之，或以“朋党”为罪名冠之于政敌头上。李党党魁李德裕并不承认自己结党，他大言不惭地说：“治平之世，教化兴行，群臣和于朝，百姓和于野，人自砥砺，无所是非，天下焉有朋党哉!今之朋党者，皆依倚倖臣，诬陷君子，鼓天下之动以养交游，窃儒家之术以资大盗。”[5]稍前于李德裕的李绛，亦认为只有“小人”才有党，而“朋党”之名是被“小人”用来“谮毁贤良”的。[6]

北宋则不然，一些官僚士大夫批驳了以前的朋党观，提出了不仅“小人”有党，“君子”亦有党这一惊世骇俗的全新见解。最早撰文阐明这个观点的是宋初的王禹偁，他在直史馆时所作的《朋党论》中说：“夫朋党之来远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凯，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惟尧以德充化臻，使不害政，故两存之。惟舜以彰善明恶，虑其乱教，故两辨之。由兹而下，君子常不胜于小人，是以理少而乱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谀，谀则顺旨，直则逆耳；人君恶逆而好顺，故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7]不过，王禹偁的朋党观在理论上还比较薄弱，一些重大问题诸如何为“君子”之党，何为“小人”之党，其本质区别是什么，又该如何对待，王禹偁均未作出回答。北宋中叶以后，不少士大夫在理论上对这些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而诸说之中，当以欧阳修在庆历年间所撰的《朋党论》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理论色彩也最浓，全文如下：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臣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嗟呼!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8]

欧阳修是北宋仁宗时的大臣，他曾积极参加与支持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当时新旧两党斗争异常激烈，吕夷简、夏竦等保守派为了搞垮庆历新政，便诋诬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是朋党。欧阳修对此感到无比愤慨，遂作《朋党论》予以驳斥。他的《朋党论》可以说是站在庆历新政倡导者的立场上对这场斗争所作的理论上的总结。

关于这篇文章，近世论者大多作出较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唐宋古文中“具有战斗锋芒的名作”。笔者以为，此评似有拔高之嫌，从理论上讲，首先“退小人之伪朋，进君子之真朋”这个中心命题就是荒谬的。所谓朋党，用现代化的语言对译，就是圈子、山头、宗派。宗派意识一旦膨胀，统治阶级内部自然分成两个或几个对立派别，他们为了达到排斥异党，乃至消灭异党的目的，无不以“君子”自命，而斥政敌为“小人”，因此“退小人之伪朋，进君子之真朋”，无疑是一句空话，徒然为宗派存在的合法性寻找遁词罢了。

其次，欧阳修《朋党论》用来推理的立论前提是不能成立的。欧阳修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共举出四个论据，其中头两个关于尧、舜和商、周时代的朋党例子乃承先世儒家之臆说，没有多少史实根据。后两个关于汉、唐党争的史例也不确切。东汉的“党锢”，发生在桓帝、灵帝时期，而非献帝朝。唐末杀名士投尸黄河，乃唐哀帝时藩镇节度使朱温所为，唐昭宗其时已死。宋人注重文学，重意不重史，记忆偶误，未足为怪。《朋党论》推理的错误在于欧阳修对汉唐末年亡国历史的误判。东汉末年，代表官僚士大夫利益的清流派和外戚结成联盟，反对阉宦擅权，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党争，由于统治阶级内部党祸不断，内讧不已，遂造成东汉王朝的覆灭。而唐朝晚期的朋党之争则同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联系在一起。欧阳修以皇帝禁朋党为汉、唐亡国的原因，从而推出“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的结论，是强词夺理而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史载，唐末宰相柳璨出于朋党积习，借朱温之手将政敌裴枢等30余人处死而投尸黄河。不久，柳璨自己也被朱温处死，临刑之前方悟前非，大呼“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9]可见朋党祸国殃民，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欧阳修以文章学术主盟北宋文坛，兼长史笔和文笔，《新五代史》、《新唐书》后来都在他手里编成，这些史实，自然了如指掌，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颂扬现实中的朋党斗争而为历史上的党争作辩护罢了。

欧阳修的挚友范仲淹对朋党所持见解如何，史载，宋仁宗曾问辅臣：“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回答道：“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唯圣心所察尔，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10]可见作为庆历新政的主要领导人——范仲淹的朋党观与欧阳修是完全一致的。

司马光的朋党观在文字表述上与欧、范观点大同小异。他说：“夫朋党之患，不专在唐，自古有之。”[11]在叙述尧时共工、驩兜相荐于朝等事例后，司马光总结道：“是则治乱之世，未尝无朋党。”然则“君子”是否有党呢？司马光认为“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犹冰炭之不可同器而处也。故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12]这段史论的字里行间，明显流露出司马光对熙宁变法时期新党排斥旧党的不满。尽管新旧两党在政治观点上完全对立，但司马光的朋党观与欧阳修、范仲淹实际上并无不同。秦观于元祐时期著《朋党》上、下篇，开章明义说：“臣闻朋党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13]与发端于王禹偁的“君子有党论”一脉相承。

综合“君子有党”论者所云，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三：其一，“君子”、“小人”各自有党。其二，“君子”、“小人”之党分别以尚“道”(即“义”)与尚“利”作为分水岭。其三，杜绝朋党之患的主要办法是辨别“小人”之党而坚决排斥之。从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到司马光发动的元祐更化，这种观点一直被作为理论基础而加以运用。

由此可见，“君子有党论”是北宋一些官僚士大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全新见解，而且，随着北宋政治的发展，它逐渐被深化、完善，以致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君子有党论”的观点为何在北宋时期被一些官僚士大夫反复提出并进行系统的阐述，分析下来，这种状况的出现大体有以下原因：

首先，宋以前，尤其是汉、唐时期客观存在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是北宋士大夫藉以获得这种认识的重要来源。在王禹偁、欧阳修、司马光、秦观等人的朋党论中，均远引上古尧舜时代的“八元八恺”、“四凶族”作为其立论的史料依据。“八元八恺”、“四凶族”是否果有其人其事姑且不论，至少检索先秦时代的文字记载，我们难以找到将其划分为“君子”、“小人”之党的说法，应该说宋人的主要论据来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的汉、唐时代。东汉桓、灵时期，由于宦官专权，政治黑暗，以部分清流士大夫和太学生为主干，形成一个奉“道”而行的钩党集团与宦官抗衡。东汉的党锢之祸，用封建时代的政治标准和道德伦理去衡量，即是“君子”与“小人”的对立，这是诱发宋人提出“君子有党论”的重要史实和依据。(www.xing528.com)

但是，仅有东汉的党锢之祸，还不足以使宋人得出“君子有党”的结论。李唐王朝是继两汉之后第二个享国长久的朝代，较之东汉党锢之祸而言，唐代党争时间更长，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亦表现得更为错综复杂。王禹偁鉴于唐代历史而作《朋党论》，司马光探究汉唐政治风云亦有感而发来论朋党。

刘安世亦以唐代党祸为论据，撰《论朋党之弊》一文，他说：“臣尝于史册之间，考前世已然之事，盖有真朋党而不能去，亦有伪朋党而不能辨者。”[14]最后，欧阳修惊心于唐末滥杀党人投尸黄河之事，使得“君子有党”的观点最终形成。

其次，“君子有党论”，作为一种对社会现象进行抽象概括的理论形态，也有其深刻的认识论根源，其核心是对“君子”与“小人”的认识与估价。

先秦时代，“君子”一词是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而“小人”(或“野人”)则是庶民百姓的通称。相对来说，“君子”所包括的内涵更为丰富，除“大夫”、“士”之外，还指“熏然慈仁”者，有“道德”者，“国中之盛德者”。[15]“君子”与“小人”的划分还涉及政治上的才能、道德上的修养与学问上的造诣等方面。但最主要的划分标准，还是社会政治地位，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身份。随着“学在官府”制度被冲破，文化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后，“君子”与“小人”已不可能完全按照以往的标准来区分，因为“小人”中也有人通过“学而优则仕”而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尤其是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之后，“小人”进入仕途更是屡见不鲜。然而不管怎样，传统的“君子”、“小人”观也一直保留下来。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朋党之争日益残酷，“君子”和“小人”一方面保留了原意，另一方面也日益成为标榜自己、攻讦政敌的政治术语，并用此来甄别统治阶级内部对立的各种派别。而且，尽管“君子”、“小人”的内涵发生了若干变化，儒家经典《论语》中关于“君子”、“小人”的区分还是有力的思想武器。“君子”和“小人”是孔子“善者褒之，不善者贬之”最常用的一对概念。《论语》中“君子”一词出现过127次之多，“小人”出现过20次，其中以“小人”与“君子”对举者即有15处。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语仍是北宋时期鉴别“君子”、“小人”的唯一标志。所谓“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小人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的看法，几乎成了北宋所有官僚士大夫公认的至理。

第三，“君子有党论”的出现也与北宋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后，重点防范的是武将与藩镇割据，他采用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办法，成功地解决了强藩悍镇威胁皇权的问题。至于宦官专权问题，有宋历代皇帝一直汲取前代殷鉴，对宦官严加管束，“有罪未尝矜贷，此辈常亦畏惧”。[16]故终两宋之世，基本上没有出现宦官干政的弊病。唯有朋党之争却正好相反，入宋以后，党争较之唐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北宋开国不久，就出现了赵普与卢多逊两个集团的明争暗斗。真宗朝，又出现以寇准为首的北人党和以王钦若、丁谓为代表的南人党。南北两党的斗争，点起了愈燃愈炽的有宋一代朋党内讧的引线。由于以“朋党”作为罪名而加在政敌身上是党争双方的惯技，故欧阳修等人对“君子有党”的详尽阐述就完全适应了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

庆历年间，范仲淹、欧阳修、韩琦等人推行庆历新政，而在改革浪潮中受到冲击的保守派则把改革派说成是祸国乱政的朋党，仁宗为之所动。为了释仁宗之疑，范、欧等人的朋党观便应运而生，史载：“庆历四年戊戌，上与执政论及朋党事，参知政事范仲淹对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自古以来，邪正在朝，未尝不各为一党，不可禁也。’”[17]欧阳修亦上疏道：“盖以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众邪并退而众贤并进，而天下不泰者，无有也。”[18]所谓“众邪”，即后来欧阳修《朋党论》中所指的小人之党，“众贤”，即君子之党。范、欧等人提出“君子有党论”的目的是从正面驳斥保守势力的“朋党”祸国之说，以释仁宗皇帝之疑，以博得他对庆历新政的支持。

从景祐三年(1036)开始，欧阳修担任史馆修撰之职，开始修撰《新五代史》，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充分论述他的朋党观。其中的《唐六臣传》的卷末，欧阳修有一大段有关小人欲害君子，必进朋党之说的议论，其中不乏精彩之处：

夫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夺国而与人者，必进朋党之说。夫为君子者，故常寡过。小人欲加之罪，则有可诬者，有不可诬者，不能遍及也。至欲举天下之善，求其类而尽去之，惟指以为朋党耳。故其亲戚故旧，谓之朋党可也。交游执友，谓之朋党可也。宦学相同，谓之朋党可也。门生故吏，谓之朋党可也。是数者，皆其类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国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党罪之，则无免者矣。夫善善之相乐，以其类同，此自然之理也。故闻善者必相称誉，称誉则谓之朋党。得善者必相荐引，荐引则谓之朋党。使人闻善不敢称誉，人主之耳不闻有善于下矣。见善不敢荐引，则人主之目不得见善人矣。善人日远，而小人日进，则为人主者，伥伥然谁与之图治安之计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党之说也。一君子存，群小人虽众，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为。惟空国而无君子，然后小人得肆志于无所不为，则汉魏、唐梁之际是也。故曰：可夺国而予人者，由其国无君子，空国而无君子，由以朋党而去之也。呜呼!朋党之说，人主可不察哉!《传》曰：一言可以丧邦者，其是之谓与!可不鉴哉!可不戒哉![19]

《唐六臣传》中的论朋党与欧阳修之前的《朋党论》大同小异，只不过更具针对性地向人主发出警告，小人诬陷君子结党极具危害，甚至可以丧邦灭国，故人主不可不察，不可不鉴。然而，欧阳修的朋党论并没有起到任何实际效果。因为早在先秦时期，《韩非子·扬权》就指出：“党与之具，臣之宝也。”从专制主义的视角讲，君臣之间，既相辅相成，又互相猜忌；群臣有朋党，人主便难以判断臣工的忠奸贤佞。所以，尽管欧阳修如此阐释朋党，从宋仁宗的视角来讲，他怎样才能区分谁是君子之党，谁是小人之党？所以对君主而言，朋党问题就是一个最大的难题。范仲淹、欧阳修在庆历年间推行新政，而朋党恰恰成了庆历新政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欧阳修之后，苏轼有《续欧阳子朋党论》，其云：

欧阳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国，必进朋党之说。呜呼!国之将亡，此其征欤!祸莫大于权之移人，而君莫危于国之有党。有党则必争，争则小人者必胜，而权之所归也，君子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疏。小人唯予言而莫予违，人主必狎之而亲。疏者易间，而亲者难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则奉身而退，乐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则侥幸复用，唯怨之报。此其所以必胜也……[20]

这也是对历代党争的一个概括，苏轼赞同中国历史上的党争，只是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的争斗，其结局往往以君子败而小人胜，导致王朝的覆亡。接着他把君子譬作嘉禾，小人譬之恶草。嘉禾是“封殖之甚难”，恶草则“不种而生”。这里的君子与小人只是指官员个人品德上的区分，如果以种田为喻，要嘉禾能丰收，就必须除草、施肥。官僚队伍的除草便是反腐倡廉，但除草不可能尽，春风吹又生，所以他认为小人之党也不可能除尽。如果嘉禾与野草判断有误，处理不好，那就祸患无穷了。他说：“汉党锢之狱，唐白马之祸，忠义之士斥死无余，君子之党，其易尽也如此。使世主知易尽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惧，则有瘳矣。”苏轼认为，对君子要尽量保护，因这世上君子是少数，小人是多数。

苏轼还说：“凡才智之士，锐于功名而嗜于进取者，随所用耳。”此是指才智之士要用于世。但如何用于世，还要看跟谁。苏轼举冉有为例，“从夫子则为门人选，从季氏则为聚敛之臣”。冉有选季氏为主人，惹得孔子大为愤怒，骂曰：“(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21]让弟子攻击为季氏敛财之冉有。苏轼又言：“唐柳宗元、刘禹锡使不陷叔文之党，其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唐名臣矣。”这里，苏轼把王叔文看成是小人，认为柳宗元、刘禹锡加入王叔文集团是不义之举，否则可为唐之名臣。且不论苏轼的看法正确与否，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说不要把小人之党中的人全都看坏、看扁，其中也不乏有才识卓越之士。故苏轼认为“治道去泰甚耳”，即不要什么都搞过头，要留有余地，“苟黜其首恶而贷其余，使才者不失富贵，不才者无所致憾，将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报乎!”换一句话说，对小人也要给出路，抱循循善诱的态度。

事实上，在实际生活中，光明与黑暗，丑与美，善与恶，君子与小人都是相对并存的，不仅可能存在于不同的时空条件、不同的人身上，甚至可能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行为过程中。相对地讲，其实无论哪一个帮派和团体的内部，都有君子与小人之分，要具体分析。派别的意气之争，于社会稳定不利，之前要防微杜渐，不要形成组织体系，之后又要区别对待，争取多数；任何一网打尽的办法，必然伤及善良，也一定会带来不良的后果。说到底，打击面要小。苏轼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最后结论是：

昔曹参之治齐曰：慎无扰狱市。狱市，奸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几于善治矣。奸固不可长，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奸无所容，君子岂久安之道哉!牛、李之党遍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穷其类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而罹仇人之祸也。奸臣复炽，忠义益衰，以力取威胜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续欧阳子之说，而为君子小人之戒。[22]

曹参原来是秦朝沛县的狱掾，刘邦定天下后，先为齐相，萧何死后，曹参继其为汉丞相。《汉书·曹参传》载曹参离开齐国时，“属其后相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奸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孟康注曰：“夫狱市者，兼受善恶，若穷极奸人，奸人无所容窜，久且为乱。秦人极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效也。”这里狱是指监狱，市指市易，对小人要给市易的出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也。扰，是不要过多地去干预市易。狱只是对奸恶，对小人之恶亦有轻重之别，如果不给悔改之出路，一律处以极刑，处理不当的话，也会使天下皆叛。这话还是有一定道理，实际上就是要采取分化瓦解、区别对待，对多数“给出路”的政策，用宽松的办法对待有过失之人，使恶人也有改恶从善的机会。苏轼对朋党问题的剖析，比起欧阳修来，更加冷静，大大降低了情绪化的成分。当然，从另一角度考虑，欧阳修之所以在君子小人的问题上略显偏激，也在所难免，因为他毕竟是庆历新政的发起者之一，在遭到守旧派攻击后，必然要奋起反击，所以措辞激烈，也在情理之中。[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