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字八法:书法艺术讲义》附录及书法史考辨者的重要突破

附录

皇甫碑为欧阳最老书

欧阳信本所书碑铭，多有岁月可稽，独此《皇甫》，遂无所考。窃以《皇甫》立碑年月不明，非止一石一家之事，实有关吾人于欧书乃至书法艺术史之窥悟体认者甚巨，是真不能不稍稍参稽史册与前人评订而一为考辨者也。

旧说多谓《皇甫》乃信本少时书。若晚近通行辞书，东邦碑帖释语，悉沿旧意，或称壮岁，或谓盛年。总之非老笔而已。以常情揆之，此说非无所见而云然，良以《皇甫》用笔结体，精采意度，无不飞扬跳宕，视《九成》《化度》等作，平直中正者，划然二致；证以孙过庭“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之论，则信本书《皇甫》时岂非正历其“务追险绝”之途，而《九成》《化度》，乃真“复归平正”“人书俱老”，亦即炉火纯青之候者耶？“墨林快事”云：“皇甫明公之碑，在信本中最为妍润。此立于隋日，乃公少年所书，宜其文采之流丽而神情之畅适，与其暮年老笔奉敕矜持者（按此实指《九成宫》）不同也。”足为此说之代表。此外语异意同，所在多有，无俟详列。而稍进于此，则有唐初高祖武德时书一说焉。

然而余谓此等皆谬见也。请为逐一明辨如左。

“旧唐书”百八十九欧阳信本本传称：“贞观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年八十余，卒。”按“贞观初”三字仅冒下文官阶诸字，年八十余卒另为一事，不得连读而遂谓信本即卒于贞观初。唐张怀瓘“书断”乃确言信本卒于贞观十五年（公元六四一）。考贞观十一年信本尚健在、书《虞恭公碑》，则“书断”之可信矣。“书断”又言卒年八十五，则与“新唐书”合，此无可疑者也。依次推之，信本实生梁敬帝太平二年，即陈武帝永定元年（公元五五七）。碑叙皇甫诞卒于隋仁寿四年（公元六〇四），借令碑即立于诞卒之年[1]，信本亦已四十八岁，望五之人，而得谓之“少年”乎？况碑之非隋立，有数证：碑文直称“随文帝求衣待旦”，使碑为隋立，不得称“文帝”亦不得加“随”（隋）字，一也。碑文明叙“世子民部尚书滑国公无逸”，考之两《唐书》，诞子无逸拜民部尚书事最早亦在唐高祖之世；是碑实无逸当唐世追建者，二也。碑言“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黎阳县开国公于志宁制（文）”，则两《唐书》又并言志宁加左庶子事在贞观三年后，志宁不得预当隋世得唐官，三也。如此，则唐高祖武德元年，隋尚未亡，信本已六二高龄，年逾花甲。谓碑立于隋日，谓乃信本少年书，皆不可通之词也。

虽然，上所云云，仅足证碑之立于贞观三年以后，非信本少年书而已。尚非吾意所在。盖“墨林快事”语虽有乖，意或未谬，《化度》《九成》皆书于贞观五六年顷，假如书《皇甫》事在三年或四年，即与上举“书谱”之说无背，“少年”可以意读为“早年”，即《皇甫》之书终为先于《化度》《九成》也。审如是，则吾之所谓于欧书之窥悟体认者，又奚以在乎？

若吾之意，乃在根本否认《皇甫》之早于《化度》《九成》（乃至《虞恭》）耳。

试取传世常见诸欧书比并而观，若《姚辩墓志》，若《化度塔铭》，若《九成醴泉》，皆笔势平直，结体方正，为一种。若《皇甫府君》，笔势跳宕，结体逋峭，为一种。二种之不相侔，入目厘然。而《温虞恭公》乃介于二种之间，结体始欲由方正以趋逋峭，而笔势尚未离平直而臻跳宕，俨然二种之过渡也。使依旧说，《皇甫》为少作，岂其初为跳宕逋峭，一变而为平直方正——而晚年忽又稍稍返于厥初乎？即以上云《皇甫》作于贞观初而言，然则初时《姚志》平直之至，继而《皇甫》峭宕之极，旋而《化度》《九成》又复大归平正，终而《虞恭》又复意趋跳峭耶？噫，吾人平居作字，虽亦因环境、精神而时有小异，若其年日推迁，工候褫变，通观终始，可窥大齐，必无如是其反覆不经者矣。

清良常王澍力主《皇甫》乃唐高祖时书。其“虚舟题跋”举三证以申其说：一、史称无逸拜民部尚书累转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皆在高祖之世；此碑但称民部尚书，未言益州长史，则当是高祖时书。二、史称信本以贞观初拜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男，此碑但称银青光禄大夫，不书率更渤海，其为高祖时书无疑。三、高宗时褚书《圣教》“世”字缺笔，以“人”代“民”，况太宗之世，岂有不讳之理；而此碑中“世”“民”字无缺，定是高祖时书矣。

余按王氏说似甚辩，然皆未尝深考耳，今可一一驳正之。史传碑板，年月官阶出入歧异之处，擢发难数；史传之缩叙年时，碑版之简省官阶，尤属恒例。依史，无逸两拜民部尚书；故纵历他职，亦可以此官概之，盖碑之义，在述父功，其子自可从略而叙。复次，如王昶“金石萃编”所言：“《新唐书》《无逸传》：高祖以无逸本隋勋旧，尊遇之，拜刑部尚书，封滑国公，历陕东道行台，民部尚书，迁御史大夫。时蜀新定，诏无逸持节巡抚，后被谮毁，得白，复拜民部尚书。是无逸两为民部尚书，计其时亦当在高祖、太宗之间也。”余考“新唐书”，无逸被谮时，诏温彦博按之；而彦博自贞观二年始自东宫官擢御史大夫；贞观四年为中书令；十年进尚书右仆射，十一年薨。则无逸受诬被按、复拜民部，事在贞观初年间，并非高祖之世也。至无逸之出为刺史，“累转”益州长史，距此即又有年，皆太宗时事，计当贞观之末矣，而得执后日之官阶，预考兹碑之情事乎？史言信本贞观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依温公“通鉴”，信本为弘文学士在高祖武德九年。学士为“正五品上”，率更令乃“从四品”，则拜率更令自在学士之后，是已为贞观初年事。考《化度》署“率更令”，时为贞观五年；《九成》署“兼太子率更令渤海男”，时为贞观六年，是也。至银青光禄大夫，为文散官“从三品”阶，视率更令又加一品，乃后来更进阶矣，而得以加银青光禄反在太子率更之前乎？顾氏“金石文字记”云：“杜氏《通典》：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宫，总万机，下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今具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读者，并不须避讳。此碑中有‘世子’及‘民部尚书’字。”《房彦谦》《昭仁寺》，皆贞观碑，亦不避世民字。王氏之说，颠倒后先，咸非确论。——至其疑并于志宁加左庶子事亦本当在高祖世，而史误书于太宗时者，此更勇于自信，削书适己，诚贤者之过矣。

《皇甫》不但非隋时书，亦且并非唐高祖时书，既辩如上，其事已明。然而此碑究书于何年？有无确证可言，则请更一申论。

按史，信本于高祖即位累擢给事中，贞观初历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男：今依诸碑考之，武德元年二月所建之《宗圣观记》，为信本撰并书，署官“给事中骑都尉”，给事中与学士同属“五品上”阶，亦即兼司弘文馆图书缮写雠校之事；骑都尉乃武勋官，“从五品上”阶，史不载，省也。贞观五年三月所树之《房彦谦碑》，署“太子中允（中泐四字，考为‘史馆修撰’）欧阳询书”；同年十一月以后所书之《化度寺塔铭》，署官“率更令”：太子中允与率更令同属东宫官，亦同属“正五品”阶，则信本实由中允迁率更，史亦失书。六年五月以后所书之《九成宫醴泉铭》，署官“兼太子率更令渤海男”；依王昶与钱大昕，“兼”者以正五品阶而为从四品之率更令也（此兼读去声，非兼两职之义）。至九年书《心经》，仍署“率更令”；十一年十月后书《虞恭公碑》，仍署“渤海县男”——而《皇甫》则署“银青光禄大夫”[2]。如此稍一排比，即见银青光禄是信本最高亦最晚得之官阶矣（虞世南得官亦至银青光禄止，其例可参）。

抑此碑于志宁之署衔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上柱国黎阳县开国公”，斯尤有助于年代考订。两《唐书》并言太宗因诏三品以上近臣宴，志宁以四品不得预，特加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阳县公；又言是时议立七庙云云。王昶之说谓“《礼乐志》载立七庙事在贞观九年高祖崩后，则志宁之加太子左庶子在三年以后、九年之前矣。”其考核之精密，已尽越前人，几欲探骊而得珠矣。然余检《通鉴》，贞观七年中已称“左庶子于志宁”；六年秋七月辛未，宴三品以上于丹霄殿，此即《唐书》所叙之事。可知加左庶子实在六年七月。《旧唐书》又云志宁“十四年兼太子詹事”，余又考《通鉴》，其事实在十四年十二月[3]。今碑仍左庶子未兼詹事。是则《皇甫》之作于贞观六年七月之后而十五年之前也，不亦昭然而若揭矣乎。

然而如上所云，《九成》即六年五月以后所书也。使《皇甫》仅能考明为六年七月以后之作，则二者实有相距不远之可能，又何以解于书在同时而风格骤异至于斯极？止就此点而观，吾亦敢断言《皇甫》必非贞观六七年间之作[4]。

于此，既当鉴察其书法之变异，又须印证于碑文之典章，两者合参，事乃可信。《旧唐书》《职官志》，正第二品“开国郡公”下，注云：“爵：武德令，唯有公侯伯子男；贞观十一年加开国之称也。”据此则十一年之前无加“开国”二字之例（其十一年以后尽有不加者，省文也）。及检诸碑文，信然：如六年《九成》，但言“巨鹿郡公魏征”“渤海男欧阳询”；五年《房彦谦》，但言“安平男李百药”；至十一年十月《裴镜民》乃言“安平县开国子李百药”，十一年冬月或十二年《温虞恭》，亦言“江陵县开国子岑文本”是其证矣。

夫如是，则《皇甫》既称“黎阳县开国公”，则碑必不能立于贞观十一年之前，遂无疑义。

旧日言《皇甫》立碑年月者，顾炎武以为贞观初与王昶以为在贞观三年至九年间[5]。而外，当以宋人《宝刻类编》《金石录》为最得事实，皆云“贞观中立”[6]。今按“中”可为泛词，未便据为典要，资以考订，然在兹例，遂成巧合，盖贞观共得二十三年，取“中”，亦约当十一年先后。抑又有一事，可助消息：裴镜民卒于隋开皇十六年，其子于贞观十一年十月追建碑石，与皇甫隔代立碑之事，如出一辙。且其文有云：“季路结缨，志无苟免；囗序衔须，义不生辱。”《皇甫》则亦云：“衔须授命，结缨殉国。”事功辞义，几于雷同；马迹蛛丝，耐人寻味。余颇疑二碑之出于一时先后，或者竟是皇甫无逸感于裴氏之例（史言无逸甚孝）而效其故事也[7]。

纵言至此，乃可收其泛滥，归于要领。

夫如前考，《皇甫》之作，上限不得早于贞观十一年，下限不得晚于贞观十四年：约三年间事耳。而于此有《虞恭碑》焉，此其风格，则吾上文所谓“结体始欲由方正以趋逋峭，而笔势尚未离平直而臻跳宕，俨然二种之过渡”者也。而其石又何时所立耶？考史，温彦博卒于贞观十一年六月甲寅，立碑为十月以后陪葬昭陵事。如是，在诸欧书中，《虞恭》与《皇甫》，为相去最近[8]。今可假设：《虞恭》《皇甫》，咸为十一年所作也。然二石风格未齐，出入尚巨，又将何以置解？此则凡有目者之不能信为同时书者也。

以余论之，《虞恭》为始变，《皇甫》则既迁，褫化之迹，断乎可明。翁方纲尝言：“《虞恭公》则仍是《皇甫》之神理而稍加谨敛。”余则谓：“《虞恭公》则始有《皇甫》之神理而未甚恣畅。”吾二人之得失，固应可得而言。何则？翁氏有目，觑见《虞恭》《皇甫》有可通之神理，信为卓识；而终为《皇甫》“少作”一念所蔽，遂至尚阂真机。观其“仍是”二字，病痛斯见矣。

吾人自事物发展规律之观点而综揽欧书，觇其流变，《虞恭》实为一大枢纽。枢机失鉴，始末俱迷。《虞恭》始见《皇甫》之神理，含而未彰，意味隐跃，则气机之胎萌也。《皇甫》尽引《虞恭》之机趣，条达畅遂，乃极其致，则质理之畅茂矣。以吾人经验计之，自《虞恭》而《皇甫》，此一变化，由引至发，自微之显，绝非数日数月之事可以骤几者也。贞观十一年十月以后或十二年书《虞恭》犹未尽脱平直方正，其间若非又阅一二岁年，断无顿异而可以躐跻于《皇甫》之理也。

故余谓《皇甫》之作，必当在贞观十二年以后，十三十四两年中，其事彰彰明矣。

贞观十五年，信本谢世，得年八十又五。兹列一简表，藉明欧书诸碑次弟与夫书法之演进（以本文涉及者为限）：

碑 名　立石年月　信本年龄　备 考

姚辩墓志　隋大业

七年十月后　五十五

宗圣观记　唐武德

九年二月　七十　分书附录

房彦谦碑　唐贞观

五年三月　七十五　同上

化度寺塔铭　唐贞观

五六年间　七十五、六　碑言建塔在五年十一月。

书铭当稍后。

醴泉铭

（九成宫）唐贞观

六年五月后

或七年七十六、七史言六年三月帝如九成宫；

碑云“孟夏之月”。宫去京

师三百余里，是三月启程

四月至宫也。碑云“六年

四月”者，乃追叙得泉之日，

非即立铭之时也。《旧唐书》

云魏征五月检校侍中，而

《通鉴》云在七年春月。碑

言侍中，又云“炎景流金”，

断非六年四月语。(www.xing528.com)

心经　唐贞观

九年十月　七十九　有石本，可参看孙承泽《庚

子销夏记》。

温彦博碑

（虞恭公）唐贞观

十一年十月后

或十二年八十一、二　说见上。

皇甫诞碑　唐贞观

十三、四年间　八十三、四　说见上。

吾人可于《九成》《心经》与《虞恭》间画一分界线：八十岁以前书，率犹平直方正，八十以后，始渐变平正为逋宕，至《皇甫》而造极；耄耋高龄，匪唯不衰，乃晚出奇兵，更臻险绝，吁可异亦可惊矣！此诚吾国艺术史上之一大奇迹，几于难以置信之特例也。

书《皇甫》之明年（或后年），信本遂下世，则此碑实信本绝笔，亦其书法之极境，顾世乃以之为“少年书”焉，阅吾文至此，更温旧说，宜未有不莞尔者矣。亦阅吾文至此，然后知吾所谓欧书始末必俟《皇甫》年月考定始能体认窥悟之意义矣。

前人于欧书，盛推《九成》，而犹推《化度》。至《虞恭》、《皇甫》，虽亦称之，终非其伦，且能学之者尤若晨星。吾尝试推其故，盖亦有由。《化度》坏最早，存字无几，得一翻拓，已逾球璧。人于可望而不可即、在望而不能明之事物，每益致其“海上神山”之想，斯则《化度》之所以见尚也。翁方纲推崇《化度》，比于“舍利菩提”，至尊无上；有不推《化度》或推而不至者，则龂龂而争，甚且终身憾之（如清初王良常，与翁同为学欧专家，王不重《化度》；翁因是于其题跋文字中时时致憾于良常，以谬恭之语，发讥讪之意，实大有“势不两立”之概，读之可使人失笑喷饭），冝其于《化度》一石别有特识高论矣，乃观其跋文，则曰：“此半幅残泐极矣！而一段真影中，古意郁然深厚，更自想象不尽。老杜云：神女峰娟妙；放翁云：今日忽悟始叹息，妙处原在烟雨中！”更证以潘宁之语，谓“余观其素多墨少，恍若元晖之一轴鸿濛，烟云数点，别有无限古香。”如出一口，当知吾所谓“海上神山”一喻之不谬。及敦煌残拓既出，乃见其颖锷如新，真面毕现，不禁哑然！盖《化度》者，信本入唐以后之早期真书，加以刻手未工，僵直呆板，以视《九成》，不如远甚，翁氏乃以为“敛尽圭棱，独超尘埃之表，淳古澹泊，自当驾《醴泉》而上之，所谓逸品在神品之上也。”岂非全为泐残翻模之假象所误、想象而赋《高唐》者乎？玩碑至此，已离书学而入魔境，宜其所论亦止如痴人说梦而已。今者《皇甫》具在，虽亦不无断损，大体固自精好，即新近拓本犹可爱玩，是真信本无上书品，顾世以其易得而有忽之之心，又以其为“少”笔而见轻之之意。噫，何其不识好歹，颠倒黑白至于斯极哉！

抑吾又尝遍观清代之欧体书家，即如最赫赫著称之王良常、翁覃溪、成亲王（永瑆），皆终身寝馈欧阳，人亦公认为学欧之有成者也，乃实无一分《皇甫》法，劣得余碑、僵直板滞之假貌而已。永瑆尝云：“信本碑极难学者《皇甫君》，以其笔势变恣异常，尽纵横跌宕之致。然以《化度》较之，非唯《皇甫》，即《九成》犹逊上乘矣。”观其前半，乃深知《皇甫》者也；而下半云云，仍为《化度》之翻摹残泐假象所误，竟无殊于4翁氏。

此诸学欧专家反不若一不学欧之王梦楼，虽语焉未详，已颇得奥窔，其言曰：“米元章尝赞渤海书，以为‘真到内史’。今观《虞恭公》《皇甫府君》二碑，其似内史处较《醴泉》尤为呼吸相通。”嗟嗟，人之识解，固不相若也。

梦楼以为《虞恭》《皇甫》与右军关系尤切，此真为一大问题。以余论之，元章“真到内史”一语，亦实唯《皇甫》足以当之无媿。试观此碑：结体无一处平正，乃无一处不真平正，此即右军“似欹反正”之妙法也；行笔无一处圆直，方之至曲之至亦飞扬变化之至，此即右军“虎卧龙跳”之神通也。元章一生亦力追右军，实有见于此，故特称信本之“俊若跳掷”而许以为“真到内史”；若夫《九成》《化度》之法，何尝有此哉。

然天下万事，岂有偶然之理？信本一生攻书，早成名器，何以晚至八十三四，始得右军真髓？于此而无所解释，不过视为忽臻奇特而已，则非所以为学问、资启牖者矣。

余按丁信本之世，既尚无宋代摹刻（法帖）之思，更无论后世刷印之术，凡所慕习，必以真迹为归；而右军剧迹，在信本初时，实未多睹。何以言之？即如右军墨宝，凡有数厄，梁武帝搜集二王法书，多至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一万五千纸，经侯景之乱，兵火之后，多从湮缺，至魏兵覆国，元帝将降，聚图书十四万卷并历代书画名迹（一云典籍书画共二十四万卷），命竹阁舍人高宝善一举焚之，至有“文武之道，今夜穷乎”之叹，则精华尽矣！至隋世复有聚积，而炀帝巡游广陵，尽以随驾，中道舟覆，又归荡然。所余无几，为宇文化及所有，及聊城破，再见消亡。留东都者虽为王世充所取，而武德五年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舟载赴京，行经砥柱，又遭漂没，所存“十亡一二”。夫如是，信本得见右军手笔能有几何哉？或谓信本仕隋，炀帝舟覆以前，岂无中秘之近赏？不知信本在隋仅为太常博士，（入唐为太常卿，史传亦不载，仅《通鉴》见其事）所司不过礼乐常事，远非文学侍从之比，即在舟覆前，亦安所得窥内府秘玩乎？及入唐世，太宗以酷爱右军，始加购求。韦述《叙书录》谓“贞观中搜访右军等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人间古本，纷然毕集”[9]，而未言确在何年。余谓考定此事，唐代书法史及欧书流变史之关系始可赖以俱明矣。

按《旧唐书》《褚遂良》传：“贞观十年，自秘书郎迁起居郎。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太宗尝谓侍中魏征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征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即日召令侍书。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辩（sic）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而《新唐书》叙此事则云：“贞观中累迁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隶楷，太宗尝叹曰：‘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魏征白见遂良，帝令侍书；帝方博购王羲之故帖，天下争献，然莫能质真伪，遂良独论所出，无舛冒者。”是其首尾大致可明：盖虽购求右军遗帖之事并非自召遂良时为始，然其因购书而思世南，失世南而及遂良，得遂良而杜舛冒，此固为相去不远、密迩一时之动态，无待烦考而可知者也。然而世南卒在何年乎？曰：贞观十二年之四月（此据《册府元龟》。）也。——是得此一证，诸端皆迎刃而解矣。

《旧唐书》用“尝”字，不逮《新书》“方”字为得其词义[10]，何以言？使购求之聚集点在先，世南尚在，即无待遂良之衡鉴；况言“舛冒”，固由当时内府金帛之悬诱，遂大来伪作之赝品，乱真固属可虑，府库讵堪滥应。故杜舛冒亦即方当购求之中、而非事后之判订也，可从知矣。是则天下争献、真伪纷至之顷，有以亟需鉴书之遂良也。其在贞观十二年，虞死而褚召，正为右军剧迹大量涌入内府之时，不亦随之以明乎。

兹更举数事，以证吾言。

《唐会要》卷卅五：“神功元年五月，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卿家多书，合有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卷，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以进讫。……’”[11]是则贞观十二年剧迹大至之明征也。张怀瓘《二王书录》云：“贞观十三年，敕购求右军书，并贵价酬之，四方妙迹，靡不毕至。”徐浩《古迹记》云：所得书迹，贞观十三年十二月装成部帙。而卢元卿《法书录》详记当时二帖款式，一为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装成，一为贞观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装成。褚遂良《乐毅记》云：贞观十二年四月九日，奉敕内出《乐毅论》，是王右军真迹，令将仕郎直弘文馆冯承素模写赐长孙无忌等六人，于是在外乃有六本，并笔势精妙，备尽楷则。而徐浩又云至贞观十三年，内府真迹乃更不复出焉。

综上数事而觇之，则太宗发心购求，约当贞观十年以后，以十二年十三年为锐意搜罗、大批聚集之高峰，而十三年底以至十四年初，为正式总结装背之时。校著彰明，盖无复疑辩之余地[12]。

此一役，凡聚右军手迹二千二百九十纸，其中真书，为数五十。如《乐毅》称为右军正书第一者，并付模写传赐焉。——其在累经毁劫之余，有此结集，规模之巨，梁朝以来，莫可伦比；鉴赏传写之际，所予唐初诸大书家之影响为如何巨大，其所关于吾国书法艺术史之意义为如何深远，凡在学人，宜能想象而得之者矣。

而适于此际，由隋入唐之当代第一大书家欧阳信本之结体笔势，忽呈一跃进式之剧变，为巧合耶？抑有故耶？

夫右军遗墨，正书最稀，二千余纸，仅得五十，而至开元五年陆元悌等检校时，右军凡百三十卷中，真行书惟有《黄庭》《告誓》等四卷存焉。由是而观，则吾上文所言，信本在隋，难窥右军真楷者，不亦确然足信而非出悬揣臆度之可比哉。信本一生精力学书，年逮八十，犹是方正之体，平直之笔，未改陈隋风貌者也。及至贞观十一二年顷，右军剧迹备聚于目前，于是数十年工力所至，多益真师，内因外因，心领手应，触磕参会之下，遂有此飞跃之变化，所谓晚出奇兵，更臻险绝，成为吾国书法史上一大奇迹，绝非偶然之细事，亦非吾有所偏爱于信本而为此推崇备至之盲言、效前人题跋之陋习者也。

抑吾又考当时因此而发生变化之例，又非止信本一人而已。褚登善之书《伊阙佛龛》一石也，虽学欧书，犹是隋体；及观《孟法师碑》，笔意始异。而《孟法师》者何时之作也？曰：又正贞观十二年七月以后所为也。若谓全属偶合，岂可语以服人？此其机契，皆关乎目见右军真书而心摹手追之明效也。登善至贞观二十二年《房梁公碑》，体派早以大成，已见神妙；永徽四年之《圣教序》，益臻人书俱老之境。凡此二大家，皆最得右军正书之真传者也。苟欲希风右军，于此参会，有余师焉。而揆其所由，安在为偶然之现象乎？学者可以深长思矣。

北宋米元章，书家巨擘，于其自运如何，此不蔓及，然其论书，实为具眼。元章评唐书，最贬颜、柳，以为俗书恶札之祖；其自题信本《史事帖》，乃云：“渤海貌恠，字亦险绝：真到内史，行自为法；庄若对越，俊如跳掷。后学莫窥，遂趣尪劣。”数语道尽信本矣。然世之学欧者，于元章抉出之“俊”字，曾无体认，一味趋于呆板僵滞之恶道。夫“跳掷”之义，亦即梁武所评于右军之“龙跳虎卧”者是[13]。用笔结体，不能飞扬跳动，即死而不活，庸而不俊。书道之至于庸至于死者，岂尚复艺术之云乎哉。

余论《皇甫》，谓意在《皇甫》固可，谓意不仅在《皇甫》，夫何不可之有。三十年学书，所见如此，真实以示人，诚信以存己，讵容有纤微违众骇俗之意存乎其间。览者尚其鉴诸。

乙巳四月三十日据十余年前少作删改重写讫

每夕书数行凡累多日始竟

注释

[1] 梁章巨“退菴题跋”引牛运震《金石图》，即有书于仁寿四年之说。梁氏已指其谬。

[2] 按温彦博卒于贞观十一年六月四日，其碑为岑文本撰，信本书，据王昶《金石萃编》著录，信本署衔尚可见“银青光禄大夫”诸文。而翁方纲《苏斋唐碑选》云：“率更书《虞恭公碑》，著录家皆言残阙，且无率更衔名；近日翻本妄以《皇甫府君碑》后率更衔名移置此碑之末，大失真矣。”又言嘱工洗石淡墨拓得全本，乃于首行辨出“渤海县男欧阳询书”等字。然则王昶著录，容未可尽据。然袁继翰《欧阳书考》载明：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彦博陪葬昭陵，建墓志，信本撰并书，末云“银青光禄大夫欧阳询撰并书”。（十一年冬十月癸丑诏勋戚亡者皆陪葬山陵，事见《通鉴》，温碑为陪葬者之一，故无论墓碑墓志，必在十一年十月之后，信而可据）。则又何耶？此事当再考。至信本一生所历官阶，为史所未详者，可参看拙着《欧阳信本年谱》，此不备及。

[3] 按《通鉴》，贞观十四年十二月，“上闻右庶子张玄素在东宫数谏争，擢为银青光禄大夫，行左庶子。”又于十五年五月书“太子詹事于志宁遭母丧”等事，皆与《唐书》合。则可证志宁兼太子詹事实在十四年年底，盖其时张玄素已擢志宁原官矣。

[4]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以为《皇甫》“贞观初立”。

[5] 按王氏既依于志宁衔名考为贞观初，而又言书碑“当在高祖、太宗之间”，依违无当于事实矣。

[6]清人梁章巨云：“以于燕公系衔考之，是贞观中追建，则率更年已七十余。”按若谓“七十余”，则正当是贞观初，与王昶说初无歧异。盖梁氏本不分晓，“贞观中”之语既非出自详考，更非的确之词，不过随口常言，不足为据。

[7] 按《金石录》，唐皎为其祖后周太宗伯瑾追立碑，于志宁撰文，信本正书。又隋工部尚书左候卫大将军段文振亦追立碑，潘徽撰文，信本八分书。并云“贞观中立”。此皆一时之事，正可参看。惜唐瑾碑不可得见，不尔必有助于研究者甚巨也。

[8] 罗汝怀《绿漪草堂集》：“赵子函跋虞公温彦博碑云，温公卒于贞观十一年，是时信

本年已八十余，而楷法精妙若此。然则信本书诞碑亦相去不远。”然此以意而推，非由考证而得之者。

[9] 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云“贞观初下诏购求，殆尽遗逸。”并参注12。

[10] 《太平广记》记此事，语略同《旧唐书》，云出《谭宾录》。“尝以金帛购求”下文作“时莫能辨真伪”。义同“方”也。

[11] 《太平广记》记此事云出《谭宾录》，“四十余卷”作“四十余纸”。

[12] 载籍言及此事年月者，尚有《唐会要》卷三十五“书法”，一则云：“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命整治御府古今工书锺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至十年，太宗尝谓侍中魏征云云（以下全用《旧唐书》文，不重引。）”然此最谬。贞观十年，虞世南尚在，安得有“死后”之语？即其开端“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得一千五百一十卷”之文亦不可通，盖此下第五条即又云“开元六年正月三日，命整治御府古今工书锺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之语，除纪元外，殆全同，知是一文讹乱而重出者。若贞观六年已有一千五百一十卷，安有至开元六年又适有此数之理（太宗之搜集将云何？）故知“贞观六年”乃“开元六年”一则窜乱无疑。（此所据为《丛书集成》本）按此“贞观十年”云云亦当与《太平广记》同自出。

[13] 或谓“庄”“俊”当分属上文“真”“行”而言也。然恐未宜如此看煞。过庭有言：“迴互虽殊，大体相涉”，此义讵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