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者语言的千古不易之论

传播者的语言

语言是交流思想、沟通感情、传播信息的工具，说话、写文章离不开它，广播、电视、出版这一类的大众传播更是离不开它。语言与思维有着密切的联系，没有语言便无法思维；语言与传播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试想，没有语言如何进行传播呢？今天在许多国家的传播单位都是用几种甚至几十种文字向全世界传播。语言对于传播来说，犹如阳光、空气和水对于人一样的重要。

传播者的任务是要把自己知道的信息、掌握的情况、想好了的观点准确无误地告诉广大读者。如何才能准确告诉受众者呢？这不是凭传播者的热情和主观愿望，而是靠自身的语言修养，即驾驭语言的能力，其中包括用词准确。传播是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的交流，传播对象在获取信息时是通过语言这个桥梁，传播者要架起这座语言桥梁。在修建语言桥梁时，传播者要精选恰当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孔子在自己的传播实践中注意到语言的准确性，《论语·卫灵公篇》中有记载，他说：“辞达而已矣！”这里强调的是一个“达”字，达就是准确达意。中国从事翻译的人提倡“信、雅、达”。这里讲的达，也就是准确达意。

古人强调达意，今人也强调达意，可见达意这件事并非人人都可以做到。从事写作的人常有自己的甘苦，“恒患言不称意”。自己立意时，想得很多，意思也很美，可是一落笔，又觉得未完全表达出来。想得到，写不出来，或者说写得不理想，这是许多人有过的经历。学写作的人，搞传播的人，都要经过“言不称意”的阶段。成熟的作家和传播者都是驾驭语言的能手，他们结束了“言不称意”的经历，从语言的必然王国走进了语言的自由王国，他的笔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语言的成熟标志着写作的成熟，一个传播是否内行，是否有水平，看看他使用的语言似乎就可一目了然。达意并非易事，我们看见有的传播者一辈子搞采访，写报道，可是到他退休那一天，文字语言还未过关，词不达意的情况依然如故，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如何做到“辞达”孔子没有讲。但无数传播者的经验告诉我们，传播者必须注意两点，一是平时在学习语言时，要研究词汇学，注意每个词的含义，对词意作正确理解。二是自己不理解的词就不要用，不可赶时髦。有些时髦的词本来就用得不恰当，容易出毛病，可能你分辨不出来，也跟着用，凑热闹，别人错你也错。举例来说吧，“辉煌”这个词按词性来说，本来是形容词，不可当名词使用。可是，有一篇《再创辉煌》的社论，把“辉煌”当名词来用了，于是举国上下都“辉煌”起来，到个滥用，骤然间“辉煌”的词性似乎改变了，形容词变成了名词，因而也就时髦起来。殊不知这样的用法在语法上是错的，达意是不准确的，时下还在这么用，过些时候恐怕就不这么用了。

再举一个乱用形容词的最高级例子。“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句话里用了形容词的最高级，用得恰当，符合事实，除中国之外还有哪个国家的人口能超过11亿？“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这种句式“最……之一”，如今普通流行，然而，它却是错误的。“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全世界只有一个，而不能同时是几个，若还不能确定这个国家就是中国，那么，这句达意不准的话应改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国家之一”。历史悠久的国家有好几个，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既然是“之一”，就不要用“最”。

传播者的语言是朴实的，在准确达意的前提下，也要讲修辞，讲文采，展示语言的魅力。为什么要这样？孔子用精炼的语言作了回答：“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里说的“文”，就是指修辞和文采。孔子认为，语言是要有文采的，有了文采，语言才不干枯，有味道，别人才爱看爱听，才能传给更多的人，传到更远的地方，并跨越时间和空间，传遍人间，流传千古。这样的传播效果好，达到了传播者预期的目的。反之，若不讲修辞，不讲文采，转来转去就是那么几个词，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个句式，显不出变化，读起来和听起来都令人乏味，那么你所讲的和你所写的自然不会让人感兴趣，也不可能流传，其传播效果当然好不了。在《孔子家语·辩证篇》里，孔子说：“方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意思是说，语言可以表达志向，文采可以把语言修饰得很美，如果一个人不言语，谁知他的心志呢？这里也谈到了文采的重要性和作用。从传播效果来看，必须“文以足言”。孔子还直接提到了对语言文字的“润色”问题。讲究“润色”，自然就是讲究修辞和文采。他在《论语·宪问篇》里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这里叙述了在郑国制定一条外交辞令的经过，要过几位郑国大夫的手。先由裨谌起草，然后世叔提意见和外交官子羽修改，最后由子产在语言文字上进行润色加工。外交辞令要润色，别的传播物同样要润色。一篇精彩的演说词不达意，一篇好的报道，由于语言有魅力，过了若干年后，读起来还是新鲜的，那些要言妙道，那些格言妙语，给受传者留下深刻印象，终生难忘。“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诗人对语言的追求，由于有这种追求，诗人留下了许多绝唱，大家乐于去背诵，代代相传。传播者不一定是诗人，但应学习诗人对语言刻意追求的精神，尽可能将自己要公诸于世的语言文字细细打磨，一篇之中要有自己的得意之笔，有那么几句精彩的话，让读者听众过目成诵，听而不忘。“言而不文，行之不远”，这是一句格言，每当传播者在动嘴和动笔的时候，应想起它，指导自己去修辞造句。

对于传播者的语言，孔子在理论上发表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可谓千古不易之论。在使用语言的实践方面，孔子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他对待语言的态度是严肃的，据《论语·述而篇》记载，他在读《诗》、读《书》、读《礼》的时候，总是使用“雅语”。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规范的语言，在语音方面用“雅音”，即标准音，不用方言；在词汇方面，用“雅词”，即规范性的词语，而不用方言、土语。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净化语言，让更多的人便于理解。我们今天搞传播，也要注意语言的净化，让群众听得懂，看得明白。如果一篇报道里，用了许多方言、土语，或半生不熟的外来语，受众会感到头疼，甚至感到莫知所云。

有趣的是，孔子注意自己学生的不同特长，他发现，有的学生长于政治，有的学生长于文学，有的学生长于辞令。于是，他把学生分为几个类型，因材施教，要他们各自发挥自己的长处。例如，他让宰予等人从语言方面加强自己的修养，使自己成为外交人才。果然，在他流亡期间，他在陈国呆不下去了，想去楚国，但又不知楚国是否欢迎，于是，他投石问路，派擅长辞令的宰予先去楚国接洽，安排停当以后孔子一行随后赶到。

从有限的文字记载来看，也可以说孔子是一位语言大师，他使用的语言有特色，有味道，千古流传，在现代汉语里通用一些词语就是从孔子那里继承下来的，连不识字的乡下人也会讲几句孔子的话，虽然他不知道那是孔子的话。

孔子的语言有以下四个特色：

其一，准确精炼，格言甚多。什么是“恕道”？孔子用了八个字来概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达的意思明白、准确，不给人含混的感觉，可谓“辞达”。不仅准确，而且精炼，没有长篇大论只一句话。这样准确、精炼而又内涵丰富的语言谁都喜欢，把它当作格言记在脑子里了。同样，孔子在解释什么是“仁”的时候，也作了格言式的回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其二，有感情色彩。孔子虽为圣人，但并不成天板着面孔。他也和普通人一样，该喝酒的时候喝酒，该唱歌的时候唱歌，他思想活跃，感情丰富，有时也和学生开玩笑。圣人也是人，同样也有喜怒哀乐，而是要通过语言流露出来。到了晚年，他似乎觉得自己的政治热情减退，不再怎么天天都想到周公那一套治国于天下的政治理想，对他说来这是不好的现象，因而对自己不满意，感叹道：“甚矣，吾衰矣！不复梦是周公久矣！”这里接连用了三个感叹词不达意“矣”，感情色彩十分强烈。(www.xing528.com)

孔子在早年的时候，对前途怀有信心，以为自己会有大用，心情尚好，说话平静，讲话不怎么带感情色彩。例如，“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这是心平气和地在讲话。可是到了晚年，孔子觉得一生失意，当权者不用他也不理解他，这时的心情就不平静了，讲出的话就有了感情色彩：“莫我之也夫！”谁能理解我呀！“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篇》）！”谁也不理解我，没有知音，知道我的只有老天爷吧！他过去说“不患人之不己知”，现在却否定了过去的说法：“莫我之也夫！”这岂不是前后矛盾？从表面上看，是矛盾的；若深一层看，孔子“早岁哪知世事艰”，那时未吃苦头就说那样的话，现在碰过壁了就说这样的话，这是时代给孔子带来的悲剧。他语言的感情色彩恰好是对这种悲剧的反映。

其三，哲理性。孔子是哲人，思想深刻，讲出来的话是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有丰富的内涵，具有哲理性，咀嚼起来有味道。“后生可畏，最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句话有哲理，给人以启迪，使人忽然一下放开了眼界，看到了未来，想到了今天和明天，还想到了年轻人（后生）的现在和将来。人在变，相信将来胜于现在，“来者”强于今天的人。孔子的这句话含有进化论的思想，在表达这种思想时，语言显露出哲理性。“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是孔子讲学与思的关系，讲得很辩证。孔子未学过辩证法，但他有辩证的思想，把这种思想表现在语言里，便有了哲理。

语言的哲理性不是作者故作深奥，像某些谜语式的朦胧诗那样把语言搞得晦涩难懂。故弄玄虚的语言其实并无什么哲理。传播者的语言能否有哲理，首先要问这位传播者懂得多少哲学上的道理。如果对哲学是门外汉，那么，哲理也就无从谈起。搞传播很需要哲理性的语言去说服启发人，有些话讲得太明白了不好，最好是提出问题，让受众去思考，给他们留下余地，自己判断，自己下结论，自己决定取向。向受众提出的问题要意味深长，这就有赖于语言的哲理性。

其四，形象性。孔子爱用比喻，把自己要表达的意思隐藏在比喻之中。《论语·子罕篇》里有这样一句话：“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意思是说，天冷了，才知道松柏不容易凋零。孔子在赞扬经得起恶劣环境考验的志愿者，“岁寒”喻恶劣环境，“松柏”喻志愿者。孔子这里讲的是一种自然现象，没有提到人事，然而弦外之音却赞扬的是人。这种比喻使语言变得生动形象，具体可感，由“岁寒”想到环境，从松柏想到志愿者。孔子有句话讲得生动形象，广为流传，这就是“言而有文，行之千里”，而且“行之千年”。孔子关于用具体的形象来说明抽象的道理。抽象的道理往往不容易被人记住，也不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且也欠说服力。但是抽象的道理是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又必须讲。如何才能讲好呢？是转来转去地讲道理吗？不！孔子的办法就是给你打个比喻，讲出一个形象的东西，把抽象的道理寓于形象之中，让你在对那有趣形象发生兴趣的时候，抽象的道理已钻进你的脑海里了。这就是形象达意、形象说理的好处。

如果我们抽象地讲：不要拒谏，不要怕批评，听听逆耳之言有好处。这话有无道理？有。但是，讲得抽象，听者觉得是在说教，不会引起重视。抽象的说理往往不成功，必须伴以形象，就形象论理，其传播效果就大不相同。同样是讲纳谏有好处和道理，孔子的讲法就不同。他在《孔子家语·六行》里说：“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则利于行。”孔子把“逆耳忠言”喻为“苦口良药”，这就容易引起人们的深思，为了治病，良药虽然苦口，必须吃下去。为了不走错路，忠言尽管逆耳，那也必须听。孔子讲得如此深刻，如此形象，现代的中国人几乎都知道这句话，但许多人却不知是几千年以前的孔子讲的。可见孔子的传播语言有多大的威力和潜移默化的作用！

《论语·为政篇》有这样的形象比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以“北辰”（北极星）喻国君，以“众星”喻老百姓，意思是说，国君如果实行仁政德治，老百姓会高兴的，他们会像众星围着北极星那样拥护国君。这里把君民关系讲得很生动，很形象。如果不用“北辰”、“众星”这样的比喻，只是抽象地讲君民关系的重要性，恐怕谁也没有兴趣听下去。可是，经孔子这么一说，形象出来了，谁还不听呢？

“罕言利”的孔子并不否定自己有追求富贵的欲望，他所反对的是那种不择手段地去获取富贵。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应当临财廉，取之以义。因此，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就是孔子的心灵独白，也是一生不慕富贵的自我写照，从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看见了孔子说话时的神态。他的这句话，讲得深刻、形象、在理，成了中国历代清白之士修身的格言。这句话如果不是借助“浮云”的形象来达意，还有意趣吗？还能流传吗？

人生一世，华生一秋，若不愿对酒当歌，醉生梦死，那就应该做些有益的事，立功、立德，立言。对于传播者来说，把最有价值的东西化为精神产品传播出去，谓之“立功”；站在公正的立场，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谓之“立德”；笔下妙语连珠，像孔子那样讲几句深藏哲理而又形象精炼的格言留传后世，谓之“立言”。只要通过努力，传播者都可以立功、立德、立言；时代和人民也需要传播者立功、立德、立言。

传播诸君，有意乎？

孔老夫子可能永远不会想到，在2500年后。他与一个小女子有了不解之缘。就是这个小女子，开口万言，闭口成理，将经典巨著《论语》演绎成普世的心灵鸡汤。她的《论语心得》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人心”。这个小女子就是——由幕后的策划到走上《百家讲坛》的公众人物，由美女教授到明星专家，于丹这个名字已经远远超越了“超女”、易中天的知名度。

几乎一夜之间，于丹“红”遍中国。然而，她的头脑并不发热。于丹坦承自己的心态：“面对媒介的这种宣传，我喜忧参半，喜的是传统文化的价值通过媒介传播方式被大家接受了，认可了。忧的是热得太快，火得太猛，这里面肯定有浮躁，有喧嚣，有泡沫。”

“双重身份”的于丹也在反思：“作为一个媒介研究者，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媒体究竟在放大什么？有的时候，它放大的是一种喧嚣和躁动，我倒更希望今天的媒介是以一种理性精神去构筑社会的公正和理性。我觉得我的身份是双重的，一方面我是一个传统文化的普及者，另一方面我的本职是一个媒介的研究者。当自己也成为一个现象的时候，我就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者去传播知识了。我也在反省媒介的职能，在这个方面，我会继续努力去做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