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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读《庄子》-庄子导读

时间:2024-01-0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依庄子所言,《庄子》一书自然也只是庄周之“糟魄”而已。当然,《庄子》这则故事所表明的道理,亦并非无可非议,但究竟从古书中吸取什么,的确令人深思。作为对于理论思维的锻炼、发展与开拓,《庄子》一书正是一部十分理想的材料。再看《庄子》关于这一问题的追求。关于古之人对宇宙起源的看法,《庄子》还写道: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

为什么要读《庄子》-庄子导读

在正面阐述理由之前,我想先引录《庄子·天道》中的一段故事: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

公曰:“圣人之言也。”

曰:“圣人在乎?”

公曰:“已死矣。”

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

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这一则故事向我们表明了两个问题:其一,人的实践经验,其精妙之处不可言传;其二,古书所载,不过是古人之糟魄而已!

“糟魄”,成玄英本作“糟粕”,云:“酒滓曰糟,渍糟曰粕”;许慎曰:“粕,已漉粗糟也。”均言为精华已丧之后所存留者。依庄子所言,《庄子》一书自然也只是庄周之“糟魄”而已。今人读书的基本方针应当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既为古人之“糟粕”,我们又何须研读呢?——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究竟为什么读书?当然,《庄子》这则故事所表明的道理,亦并非无可非议,但究竟从古书中吸取什么,的确令人深思。

在此之前,庄周还有一段议论: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在庄周看来,世之所以贵言传书,其原因在于“贵道”,“道”,即“意之所随”,此乃不可言传也。庄周所要追求的,正是言外之“意”,正是意之所随而又不可言传的“道”。

老庄之道,虚无缥缈,自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追求的。那么,我们要从古书中吸取其当时的实践经验吗?要学习其治世之方略吗?要袭承其治学之方法与文学之技巧吗?抑或是仅仅把它作为古代社会思想的一部资料?庄子之世去今已两千余年,如果世人都仅仅滞留于以上之目标,要求未免太低了。

依笔者所见,今日读《庄》,其最主要的目标其最可贵的价值乃在于智慧的开发在于智慧的启迪

恩格斯在论及人类思维的发展时,曾经写道:“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自然辩证法》第27页)作为对于理论思维的锻炼、发展与开拓,《庄子》一书正是一部十分理想的材料。此书在这方面所表现的主要特点可叙列于下:

(一)关于宇宙起源的追求

关于宇宙的起源问题,是现代科学的四大前沿课题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当人们开始意识到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差别时,人们就开始了对于外部世界的探求。由于对不可抗拒的外部自然力的恐惧,“最初的神产生了”,人们用宗教神学的思想来理解自然界,来解释自然界。而这种理解与解释,并不能使人们控制自己的命运,因而,随人类社会生产以及人之智力的发展,人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探求、思索。宇宙究竟从何而来?宇宙的始初究竟是什么状态?历代之哲人、智者,对此耗尽了脑汁,迄今也没有找到使人们全然满意的答案。

中国古代,对这一问题也做了各种猜测与探索。如《老子》关于“道”的描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二十五章)在老子看来,这个“道”就是天地万物的起源。那么这个“道”又是什么形态?“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二十一章)恍、惚,均为不清之状,虽然“有象”“有物”,但究竟如何,老子也说不清楚。再如屈原之《天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懵暗,谁能极之?冯翼惟像,何以识之?”屈原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显然也是着力于对遂古之初的宇宙原始状态的探索。“上下未形”“冯翼惟像”,亦为混沌不分无以识别的状态。屈原的探索较之老子,似乎更明显地立足于现实。

再看《庄子》关于这一问题的追求。

《庄子·庚桑楚》曾写道:“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这是中国古代对宇宙之时空无限性的最早、最明确的认识。“无乎处”,即无定其处,宇宙既至大,何以能处之?郭象曰:“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穷处。”即无限大也。“本剽”,即本末。宙者,往古来今也。时间只有增长、延续,并无始终可言。郭象亦注曰:“宙者,有古今之长,而古今之长无极。”即无限长也。庄子对于宇宙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关于古之人对宇宙起源的看法,《庄子》还写道: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齐物论》)

这段话的前半,亦见于《庚桑楚》。其基本观点,即认为宇宙的原始形态是“未始有物”的“道”,这也就是“知”的极至。然而庄周并不满足于这一论断,他还要继续向前探求:

虽然,请尝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齐物论》)

物质世界总要有个产生,有个源头,有个起始之处,这就是“有始也者”或“有有也者”。“有有”之第二个“有”字,就是物质世界或世界万有。那么在这个“有”产生之前,宇宙又是什么状态?即“未始有始也者”,亦即“无也者”,也就是空无的状态,再追一步,在这个空无状态之前,宇宙又是什么状态?即“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或“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也就是“无无”的状态。按照一般的逻辑判断,“无无”即当为“有”,然庄周此处则是指连“空无”状态尚未产生之前的宇宙形态,因此,这个“无无”和一个“无”字究竟有什么差别,看来只有庄周能回答了。然而,由这一永不止息的追索之中,我们却深深地感到了庄周对于宇宙之起源的执著的探求,而与此同时,自然也把读者的思索引向了遥远的“时代”(其时究竟有无“时代”可言,亦未可知;作为生存于当今时代的著者,也只好暂借其词了)。

至于对庄周关于“有生于无”或生于“无无”的论断究竟如何评价,究竟正确与否,笔者无以判别。依据哲学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或自然科学中物质不灭与转换的原理,作为总体的物质世界,当然只能产生于它自身,只能是“从来就有的”,因而“有生于无”的论断自然也就是“谬悠之说,荒唐之言”了。然而这样也就把宇宙起源这一问题本身给取消了。若依现代宇宙论的学说,却也颇有“有生于无”的论断。笔者曾接触过一位现代宇宙学家,言及大爆炸宇宙论所说的“原始火球”之前究竟是什么?答曰:

“宇宙物质处于基本粒子状态。”

问:“基本粒子状态之前呢?”

答:“处于层子状态。”

问:“层子状态之前呢?”

答:“虚无。”(www.xing528.com)

问:“那么,您的最后结论也是‘有生于无’了?”

答:“是‘有生于无’。”

问:“您的‘有生于无’,和老、庄道家的‘有生于无’,有什么不同?”

答:“很遗憾,我对老、庄没有深入的研究。”

对于这段对话,如果我的记忆有误的话,可能有个别字句不确,然而那位宇宙学家承认“有生于无”的结论是绝对不会记错的,因为这正是笔者着意提出的问题。

另外,现代宇宙学之另一学说,“稳恒态宇宙论”也认为,在“宇宙膨胀,物质密度变小”的同时,“新物质从虚无中不断创生”。现代宇宙论的各种学说,虽然还没有成为定论,但它们却是以大量的观测事实为依据的。由此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老庄道家关于宇宙原始的追求,关于“有生于无”的论断,关于似乎荒诞无稽的“无无”的猜想等等,对于人类思维的开拓,显然是有益的。

(二)关于物质之深层与广层的猜想

这一问题和前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追求的方向不同。在关于“庄子的相对主义与辩证法”一节中,曾经讲到了相对主义所必然带来的强烈的怀疑精神。依照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相对之中有绝对,人的认识虽然不能够穷尽客观世界,但任何一项正确的认识,总会包含了绝对真理的颗粒。而相对主义则认定一切都是相对的,在相对主义者面前,没有任何绝对正确的认识,没有是非可言,它可以断言“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这种依常识来看是颠倒是非的论断,庄子也有其相当“充分”的“理由”。这就是随意更换是非的标准。正如《秋水》篇北海若所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豪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这就是说,“以道”,“以物”,“以俗”,“以差”,“因其所大”,“因其所小”,依这些截然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就可以随意得出贵、贱、大、小等不同的论断。一旦否定或更换衡量的标准,立足于该标准的论断自然要随之改变,这就是相对主义之所以能打破独断论,之所以具有彻底之怀疑精神的原因所在。

由于辩证法包含了相对主义与怀疑论的因素,由于相对主义彻底否定了判断事物的标准,因而具有更强烈的怀疑精神,这就促使庄周敢于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去开拓。庄周深知宇宙时空的无限性,以短暂的人生无法认识无穷的世界:“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立足于此,庄周又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怀疑:“由此观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以上引文均见《秋水》)“豪末”并非“至细之倪”,“天地”亦非“至大之域”。相对于有百亿光年之遥的大宇宙,古代人们耳目所及之“天地”,也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而已;而相对于分子、原子电子、基本粒子,人们肉眼所能看到的“豪末”之微,又何止“丘山”之大耶!由于庄周之相对主义与辩证法思想所引发的深远的怀疑,已经把人们的思索引向了“天地”之外,引向了“豪末”之内。在以耳目感官直接感知为基本认识手段的古代,庄周虽然不可能认识“天地”之外与“豪末”之内究竟为何物,其怀疑本身已具有天才预测的性质,它对于人类思维之启迪,或当有“发蒙”之效罢。

(三)聪慧机敏的应辩才能

《庄子》关于理性思维的独到之处,不但在于其时间上的深远,其空间上的广阔,而且更在于其具体应辩之聪慧与机敏。试举二例。

其一,关于“自无适有”的辨析。

老庄道家主张“有生于无”,这个“无”也就是“道”或“一”。《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从“无”到“万物”,老子虽然安排了几个层次,但只是直接地叙说,并无思辨可言。而《庄子》对这一程序的安排,就颇有其奥妙之处。如《齐物论》当庄子明确否定了“有”“无”的差别之后即写道:

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而况自有适有乎!

观此之辩,真可谓“巧妇能为无米之炊”。“物”与“我”既已“为一”,实即“一”之于“道”,也就是归之于虚无。既为虚无,何能有言?而庄周既已“谓之”一,此“谓”之主体与“所谓”之客体显然已经离析为二,“为二”才能有言。就是说,庄周声称“万物与我为一”,这句话本身就包含了“一”与“不一”的矛盾,庄周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矛盾,在人们顺其思路且尚未觉察其中的矛盾之时,紧接着演绎出“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的巧妙推算。“历”即历象、历数,古代推算历数者,算术之程度最高,然而一与二的推算却没有穷尽。既然“二与一为三”,那么“三与一为四”、“三与二为五”、“三与三为六”、“四与三为七”等,无穷尽的算式就可以接续而来,古之“巧历”怎么会算得出其最终之结果?这就是“自无适有以至于三”从而衍生出万物的巧妙推论。如此机敏的思辨,《庄子》中,特别是《齐物论》之类思辨性特强的文字中,随处可见。

其二,庄、惠关于“鱼乐”之辩。

《秋水》篇末,记载了庄子和惠子关于“鱼乐”的辩论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倏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

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这一则脍炙人口的故事,其最诱人的地方,正在于其思辨的机敏。庄子所言“鱼之乐也”,乃属正常观点的一般判断,即人们依据事物的具体表现所做出的常识性判断,认识的主体是人,客体是客观事物,而且它承认主体之人是可以认识客观事物的。惠子反诘:“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下子把认识之主体变成了鱼,而且认为只有认识的对象自身才能认识自己。若依一般的逻辑思维,庄子几乎无言以对。然而庄子却立即利用惠子的标准:既然只有认识对象自身才能认识自己,“子非我”,又怎么能知道我不知鱼之乐呢?这一反诘亦理当使惠子无话可答。然惠子马上后退一步,承认庄子的反诘,却又利用这一反诘,仍然否定庄子“知鱼之乐”的判断,庄子似乎又要陷于败局。然而庄子又一反其本,利用惠子最初之质问所含言外之意:既然你说我“安知鱼乐”,正表明你已经知道我知鱼之乐,既然“子非我”而可以知我,那么,我非鱼,当然也可以知鱼了,故曰“我知之濠上也。”——这短短的几句对话,充满了机警与智慧,细读此辩,似如今日游转于曲折神奇之溶洞,真可谓是一种美的享受!

(四)关于思辨之判别标准的追寻

《齐物论》中有这样一段议论: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你、我双方之间的辩论,究竟谁是谁非?何以判别?究竟由谁来判别?这的确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儒有儒的是非标准,不可以正墨;墨有墨的是非标准,不可以正儒;儒、墨之外又各有其是非标准,因此,“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庄周的这些论断虽然是立足于相对主义而提出的,但也确实发人深思;究竟谁的理论学说可以公断是非?理论本身究竟能不能当作判别的标准?庄周的回答是否定的。庄周当然不会认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但其对于以理论学说本身来判别是非的否定,则是正确的。它促使人们向理论学说之外去寻找鉴别标准,而这种追寻对于理论思维的发展,显然是有益的启迪。

在上章的第八节,我着力讲了《庄子》中的形象思维,本节则着力谈了《庄子》中的理性思维。此二者的充分发挥与巧妙结合,是《庄子》一书最突出的特点。因此,不论是学文者,还是学理者;不论是研究历史,还是预测未来,读读《庄子》,都必然会有莫大的教益。

至于《庄子》中的消极方面,我将在下一节提请读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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