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学史简介-庄子导读

《庄子》一书，在先秦时期就有相当的影响，《荀子·解蔽》批评了六位知名学者之所“蔽”，其中之一就是庄子。《吕氏春秋》曾指名引述《庄子·达生》篇的文字，其不指名的引录在《吕氏春秋》与《韩非子》中每每可见，今人刘笑敢在《〈庄子〉成书年代考》（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一文中，曾将二书抄引《庄子》之文核列一表，查录了27条。至汉代，除刘安等编定《庄子》并附以《解说》外，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曾专门为庄子立传，并对以老庄为核心的道家做了很高的评价。其他人引述《庄子》之文者亦大有人在（参见江世荣《有关〈庄子〉的一些历史资料》，《文史》第一辑），此足以表明《庄子》一书的广泛影响。而《庄子》书真正跻身于社会思潮的主流，并从而使研讨《庄子》成为学术思想界之一门颇受重视的学问，实际上始自魏晋。

魏晋之初，玄学兴起，《庄子》和《老子》、《周易》，合称“三玄”。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之音”，正是以清谈老、庄为其基本内容的。约同时，阮籍著《达庄论》，畅叙庄周“齐祸福而一死生，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类为一指”，“以死生为一贯，是非为一条”（见《达庄论》）的宏议，嵇康则公开宣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交书》）。其时注疏《庄子》者，有数十家，唯崔、向秀、司马彪所注，为世所重。至郭象，乃集诸家之秀，“特会庄生之旨”，故能引众家之所向，而成为一代之思想潮流。至此，《庄子》之学，乃蔚然可观。

其后，注《庄》论《庄》者，或则疏其义理，或则训其词章，或则标其音义，或则订其错讹。由斯至今，1600余年，各类注《庄》、解《庄》、评《庄》之书不下数百种。概而观之，可依下列阶段，略叙其主要特点：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

此为《庄》学开始的第一阶段，也是《庄》学发展的最重要的阶段之一。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及《隋书·经籍志》载，此间注解《庄子》之音义者，不下二十余种。其独具特色而为世所重者，乃四家，即崔、向秀、司马彪、郭象。除郭注单独行世之外，上三种均残存于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及其他典籍的注释中。

①崔。其注重在字词之训释。如《逍遥游》“其名为鹏”，《释文》曰；“鹏：崔音凤，云：鹏即古凤字，非来仪之凤也。”又，“垂天之云”，《释文》曰：“崔云：垂，犹边也，其大如天一面云也。”又，“野马也，尘埃也”崔云：“天地间气如野马驰也”；“天地间气蓊郁似尘埃扬也”。“坳堂”，崔云：“堂道谓之坳”。“学鸠”，崔云：“学读为滑，滑鸠，一名滑雕。”“苍”，崔云：“草野之色”。由上数例可知崔注之基本面貌乃是对于字句音义之训释。

②向秀。秀之注《庄》，是“聊应崔之注”而引起的，所以，向、崔有承递，亦有发展。其所继承，主要是字句音义之训释，其所发展，乃在于义理的拓展。如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曰：“夫大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世说新语·文学》）这里既非解释“逍遥”，亦非辨正“鹏”“”，而是在阐释如何才算“逍遥”的道理。由此，“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竹林七贤论》，转见《世说新语·文学》注）《晋书·郭象传》言秀注《庄》，“妙演奇致，大畅玄风。”其“妙”也就“妙”在对于庄周尚未明晰之义理，或其“藉外论之”之本义，有了较剔透的阐释。这大约是向秀视崔注《庄》之不足而又做的一种努力吧。至于向秀所“妙演”者，是否全然符合庄周之本义，当是尚须另外讨论的问题。

③司马彪。司马注《庄》，侧重之处亦在字句词章之训释。《释文》所引司马之注，常有与崔撰并引或义近者。如，上引崔注文之旁，亦有司马之注：“鹏者，凤也”；“若云垂天旁”；“涂地令平”（释“坳”）；“学鸠，小鸠也”；“莽苍，近郊之色也”等等。其释音释义或有差别，但都在尽力辨正音义。

④郭象。关于郭象注《庄》之来源，旧说向、郭一义，对此，我在前面已有辨证。显然，我虽然否定了所谓仅仅“点定文句”之说，但并不否认郭、向注《庄》的缘近关系。由前列向、郭之注的对比来看，其字句、义理相同或相通之处的确很多，郭象继承了向秀着重义理阐发的特点（向、郭之注均兼有字词之诠释）。在《逍遥游》注中郭象曾明确表述了自己注《庄》的指导思想：“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意，在乎逍遥游放，无为而自得，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宏旨，皆可略之耳。”郭象就是这样一位“达观之士”。他所追求的，是《庄子》所言事物之“会归”的“宏旨”，对其所“寄”，则不必“事事曲与生说”。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郭象不但对《庄子》“寓言”、“重言”的本意做了透彻的阐述，而且超越了《庄子》。郭象说：“然庄生虽未体之，言则至矣。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至仁极乎无亲，孝慈终于兼忘，礼乐复乎已能，忠信发乎天光。用其光则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也。”（《庄子序》）显然，郭象对“庄生所未体之”的思想内容的阐发，已经超越了“蔽于天而不知人”的庄周的思想体系了。郭象注《庄》的成功之处（即所谓“特会庄生之旨”）在于此，其不足之处，也在于此。郭象《庄子注》与《庄子》可以作为相互启示的两部哲理专著来读，然欲真正读通《庄子》并准确地理解《庄子》，显然必须读其他的注解。

以上四家，当是学《庄》者首先接触的必读之物，虽然其字句、义理均有为后人所纠正的失误之处，然而它终究是最基本的解《庄》资料。

对魏晋时期略须提及的，尚有三事。其一，李颐与王瞀夜之解，亦不乏发明新意之处，其说具在陆德明《释文》中。其二，支道林之《逍遥论》，于《逍遥游》之解，别为一路，似更切庄生之旨（见《世说新语·文学》）。其三，周弘正《庄子内篇讲疏》（见《隋志》）当是《内篇》独立为书的开始。

（二）隋、唐时期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已经兴起。隋唐之初，既有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形势，并且由于佛、道在思想实质上的相通，因而又有佛、道合流的趋势。故唐代虽佛教盛行，老、庄之学亦颇受尊崇。庄周于唐天宝元年被册封为“南华真人”，其书亦被尊之为“《南华真经》”。据新、旧《唐书》等记载，此间新增之注《庄》书籍，亦不下20余种。然其中能完整流传下来的本子，只有陆德明《庄子音义》（即《经典释文》的《庄子》部分），和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另有文如海《庄子疏》等仅在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里略有征引，其他均已不传。

陆德明，为南朝陈末至唐初人，其所撰《经典释文》，第一次把《老子》、《庄子》和儒家经典并列于经书之中。其中《庄子音义》，是今存保存魏晋南北朝注《庄》资料最多的书籍。如崔、向秀、司马彪、李颐、梁简文帝等家之注，多赖陆之《音义》而尚可寻其影迹。陆又对其所见各书，做了认真的校勘。它使我们今天不但能较完整地看到魏晋注《庄》的基本面貌，而且还可据以判别正误。这也正是陆德明《庄子音义》的价值所在。

成玄英，为唐初道士，贞观五年，被加号西华法师。由于思想倾向隐遁，故精研《庄子》。其《序》言：“自古高士，晋、汉逸人，皆莫不耽玩，为之义训；虽注述无可间然，并有美辞，咸能索隐。玄英不揆庸昧，少而习焉，研精覃思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辄为疏解，总三十卷。虽复词情疏拙，亦颇有心迹指归。”成自谓“研精覃思”，确非虚言。成著既疏解《庄子》正文，许多地方对郭注亦加疏解，故成之解《庄》，不但以郭注之《庄》为底本，而且是直接沿循郭象《庄子注》而做的疏解。如《齐物论》“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郭注云：“言性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终，而愚者抱愚以至死，岂有能中易其性者也！”成疏即言：“夫禀受形性，各有涯量，不改愚为智，安得易丑以为妍！是故形性一成，终不中途亡失，适可守其分内，待尽天年矣。”——很明显，成疏所言“性”之“愚”、“智”，“形”之“丑”、“妍”等乃直接承接郭注而加以展开。此例甚多，无须多举。(www.xing528.com)

由于郭注偏重于义理，成疏正补其不足，即着重于对字词语句的训释（这方面的内容随处可见）。此为成疏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所以，成玄英之疏与郭象之注可谓相辅相成。郭注成疏参照而读，可取得更佳之效果。清末叶德辉即曾指出，“《疏》于人名，每详其字；地名，亦必实证其处。是足补郭《注》之所略。”（慎思堂旧钞本《庄子》成疏跋）当然，成疏也有自己的倾向，既有道家之隐遁思想，亦有佛学之虚幻境界，其字句训释也不是无可商榷之处。这是读者须加注意的。

文如海，唐明皇时道士，晁公武言其“以郭象注放乎自然而绝学习，因再为之解，凡九万余言。”（见《文献通考·经籍考》）

（三）宋、明时期

由于金、元时期注《庄》者极少，而宋、明之注《庄》亦多有大同之处，故由宋至明一并叙述。

据史籍《艺文志》著录及至今尚存《庄注》之采摭书目，这一时期有关《庄子》之注疏或论著，其可知者约在60种以上。这些论著之主要特点也正表现了经学史上“宋学”时期之基本特征，即偏重于义理。由于隋唐之后，儒、道、佛三教既对立，又合流，故此时之解《庄》者，或则倾向于儒，或则立足于佛，或径直就《庄》之本身而解说立论者，均有人在。其中影响较大者，可列以下数家。

①吕惠卿《庄子解》。吕为北宋中期人，与王安石同时，亦是当时之“新政”的参与者。其思想倾向大致为儒家。吕注于元丰七年先“表进内篇”，余后陆续撰成。其书散佚，今存材料主要见于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民国二十三年有陈任中辑校排印本。吕之解《庄》，既表现了对庄子的相当理解，也表现了以儒解《庄》或儒道调合的倾向。如《逍遥游》首章“鲲鹏之化”，吕注即言：“通天下一气也，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如环之无端，万物随之以消息盈虚者，莫非是也。北冥之鲲化为南冥之鹏，由阴而入阳也。阴阳之极皆冥于天而已。‘三千’、‘九万’皆数之奇，‘六月’则子与己、午与亥之相距也。言鹏之数奇而去以六月息，则鲲之数耦而去以六月消可知也。”此处解说显系以阴阳生化，天干地支等象数派之易变规律来解释《庄子》，它与《逍遥游》的本义是不相调和的。然宋代解《庄》如林疑独、陈祥道、赵以夫等，均以阴阳为说，独有林希逸明确表示：“鲲鹏亦寓言，不必拘阴阳之说”，“三千、九万，只形容其高远，去以六月息者，一举必歇半年也。”（以上引文均见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又如，对“尧让天下于许由”章，吕惠卿注曰：“自尧言之，由（许由）虽无为而未尝不可以有为，故请‘致天下’而不疑。自由言之，尧虽有为而未尝不出于无为，故以‘天下既治’而不肯受。”尧之“有为”与许由之“无为”本为鲜明的对立，而通过吕之解说，它们的界限则漠然不辨了。当然，吕之解说，亦不乏切中庄生要旨之处，但就总体而言，它只能是立足于既定之儒家思想观点而做的一种解说。

②王元泽（即王雱）《南华真经新传》、《南华真经杂说》。元泽为王安石之子，此二种均有“道藏”本，《四库全书》收《新传》并《拾遗》，其《杂说》见焦竑《庄子翼》。《四库提要》言：“是书（《新传》）体例略仿郭象之注而更约其词，标举大意，不屑诠释文句。大旨谓内七篇皆有次序纶贯，其十五外篇、十一杂篇不过藏内篇之宏绰幽广。故所说内篇为详。后附《拾遗》、《杂记》一卷，以发挥余义。”元泽对《庄子》本义的理解，似较郭象深入一步。如关于“逍遥”之解曰：“夫道，无方也，无物也，寂然冥运而无形器之累，唯至人体之而无我，无我则无心，无心则不物于物，而放于自得之场，而游乎混茫之庭，其所以为逍遥也。至于鲲鹏，潜则在于北，飞则徙于南，上以九万，息以六月，蜩、鸴则飞不过榆枋，而不至则控于地，此皆有方有物也。有方有物，则造化之所制，阴阳之所拘，不免形器之累，岂得谓之逍遥乎？郭象谓‘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任，逍遥一也’，是知物之外守，而未知庄子言逍遥之趣也。”——此解明确指出郭象之注并未理解《庄子》本义，王雱之解自然更切庄生之旨。

③林希逸《庄子口义》。林略后于吕、王，其《口义》自序称读《庄》有“五难”，因此，“必精于《语》、《孟》、《中庸》、《大学》等书，见理素定，识文字血脉，知弹宗解数，具此眼目，而后知其言意一一有所归著，未尝不跌宕，未尝不戏剧，而大纲领、大宗旨未尝与圣人异也。”由此可知，林之基本观点乃视《庄子》与孔门儒学之宗旨基本一致，故其解《庄》即常明确表现这一倾向。如开篇《逍遥游》，林子题解中即言：“‘逍遥’言优游自在也。《论语》之门人形容夫子只一‘乐’字。三百篇之形容人物如《南有樛木》，如《南山有台》，曰‘乐只君子’，亦止一‘乐’字。此之所谓‘逍遥游’即《诗》与《论语》所谓‘乐’也。”此例可以表明希逸注《庄》在思想观点上的基本倾向。然此书之解，由于不拘束于旧注，自幼既受儒学之熏染，又“颇尝涉猎佛书而后悟其纵横变化之机”，“自谓于此书稍有所得，实前人所未尽究者”（见《口义》自序）。他确实提出了某些颇为切中的新见解。又，此书既名“口义”，故于时通俗易懂乃其一大特点。该书影响颇大，今存有“道藏”本，《四库全书》亦收。

④李士表《庄子九论》。李亦宋人。所撰题为《庄列十论》，其中论《庄》者九，即《梦蝶》、《解牛》、《藏舟》、《坐忘》、《壶子》、《玄珠》、《濠梁》、《坠车》、《道术》，九篇短论。其特点是，能抓住《庄子》中很有代表性的寓言，并且颇为切中地析明庄生之旨。故其文虽短，却颇为世重。明焦竑《庄子翼》全文附收李之“九论”。

⑤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褚为南宋末年人。《四库提要》言：“伯秀，杭州道士，其书成于咸淳庚午（即公元1270年），下距宋亡仅六年。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载，至元丁亥九月与伯秀及王磐隐游阅古泉，则八元尚在也。其书纂郭象、吕惠卿、林疑独、陈祥道、陈景元、王雱、刘、吴俦、赵以夫、林希逸、李士表、王旦、范元应十三家说，而断以己意，谓之‘管见’，中多引陆德明《经典释文》而不列于十三家中，以是书主义理而不主音训也。成玄英《疏》、文如海《正义》、张潜夫《补注》皆间引之，亦不列于十三家。”故此书的主要价值乃在于保存了两宋时期各家注《庄》的重要资料。观其所录，常片断节录，并非字字句句悉依原文。

⑥焦竑《庄子翼》。竑为明代后期人，其书编成于明万历戊子（1588）。《自序》曰：“夫老之有庄，犹孔之有孟也。老子与孔子同时，庄子又与孟子同时，孔孟未尝攻老庄也。世之学者顾然沸不少置，岂以孔孟之言详于有，而老庄之言详于无，疑其有不同者欤？嗟乎，孔孟非不言无也，无即寓于有，而孔孟也者姑因世之所明者引之，所谓下学而上达者也。彼老庄生其时，见夫为孔孟之学者局于有而达焉者之寡也，以为必通乎无而后可以用有，于焉取其所略者而详之，以庶几乎助孔孟之所不及。若夫仁义礼乐云云者，孔孟既丁宁之矣，吾复赘而言之则何为乎？此盖老庄之雅意而非其创为高也。”——依焦竑之见，者庄乃补孔孟之不足，此为其撰《庄子翼》的指导思想。其书取材十分广泛，所列“采摭书目”其直接采录者，有郭象、吕惠卿等22家；采自“集解”或由他书引入者，有支道林、向秀等16家；据以订正章句音义者，有陆德明、陈碧虚等11家。故此书乃集明代之前注《庄》之大成。焦氏所撰《笔乘》，亦多申明其儒、道互补之意。

⑦宋明时期在对庄子思想的分析评论方面，王安石、叶适等人亦颇有影响。王安石著《庄子论》上下篇，鉴于当时之“学儒者”以“庄子之书务诋孔子”，因而要“焚其书”“废其徒”；而“好庄子之道者”，则认为“庄子之德不以万物干其虑”，“彼非不知仁义也，以为仁义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礼乐也，以为礼乐薄而不足化天下”；王安石认为这两家都没有真正理解庄子，“未尝求庄子之意也”。由于“先王之泽至庄子之时竭矣，天下之俗谲诈大作，质朴并散，虽世之学士大夫未有知贵己贱物之道者也，于是弃绝乎礼义之绪，夺攘乎利害之际，趋利而不以为辱，殒身不以为怨，渐渍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庄子病之，思其说以矫天下之弊，而归之于正也。其心过虑，以为仁义礼乐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齐彼我、一利害，则以足乎心为得，此其所矫天下之弊者也”（引文均见《庄子论》上）。

安石之意，庄子是矫时世之弊，是补儒家之不足的。其后之叶适，则大不以为然，其《论庄周》云：庄周“知圣人最深，而玩圣人最甚，不得志于当世，而放意狂言，其怨愤之切异于屈原者鲜矣。然而人道之伦颠错而不叙，事物之情遗落而不理，以养生送死饥食渴饮之大节，而付之傥荡不羁之人，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患盖未已也”（《水心文集》）。南宋末年之黄震亦写道：“庄子以不羁之材，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庄子》之可录者固过于《老子》，然其悖理者则又甚于《老子》，盖《老子》隐士之书，而《庄子》乱世之书也。”（《黄氏日抄》卷五十五）——此皆立足于治世之道而对庄周做的否定性批评。至明代，亦褒贬各异。杨慎言：“庄子未尝非尧舜也。”（《庄子阙误》评）朱得之亦言：“求文辞于先秦之前，《庄子》而已！求道德于三代之季，《庄子》而已！”（《庄子通义》自序）而宋濂则言：“孔子百代之标准，周何人，敢掊击之，又从而狎侮之！自古著书之士虽甚无顾忌，亦不至是也！”（《诸子辨》）

另外，宋明时期较有影响者，如宋陈碧虚《南华真经章句音义》，多依道教之观点解说《庄子》；明陆长庚《南华副墨》、释德清之《庄子内篇注》等，“多引佛经以证老庄，大都欲援道入释。”（《四库提要》）又，陈碧虚《庄子阙误》，开始着意订正字句之误，王应麟《困学纪闻》中，初步辑录了《庄子》佚文。苏轼于《庄子祠堂记》中对《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的鉴定，成了辨别《庄子》篇目真伪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