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是哲理书，同时又是文学书，还兼有相当数量的真真假假的历史资料。而如何使这三者融为一体，就形成了《庄子》一书在表现形式上的主要特点。即庄子自己所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用“寓言”“重言”“卮言”来阐述庄子的哲学思想，就是《庄子》书的基本表现形式。
读《庄子》，对其著作之“表现形式”首先要有足够的重视，同时还要有充分的理解。过去注《庄》者，有人曾把《寓言》篇冠于卷首（如清人王闿运《庄子注》），就是把它作为全书之“序言”或“凡例”来看待的。近人张默生撰《先秦道家学说研究》，即对《庄子》撰述之体例特加强调，认为“‘寓言’‘重言’‘卮言’，这三种言，就是《庄子》全书的唯一锁钥；想开锁而得不到适合的钥匙，可说是徒劳无功的。”（该书第三编《庄周》部分）我们今天来研读《庄子》，自然也要先明体例。
何谓“寓言”？庄子说：
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已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寓言》）
这是说，“寓言”的表现形式在《庄子》书中占了十分之九，它是借外部之事物来论述其本真之理的。为什么要“藉外论之”？因为世俗之中存在着一种盲目的“同于己则应合，不同于己则反对”的思想倾向，正像父亲不能为儿子做媒一样，亲生父母赞誉儿子，反不如其他不相干的人的赞誉更可使他人相信。因此，“藉外论之”，以“寓言”说真理，其效果比直抒己见要好。
何谓“重言”？庄子说：
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同上）
既然“寓言”已经占了十分之九，何以“重言”还能占十分之七呢？此乃概而言之，且“寓言”与“重言”必有重合之处，即“重言”之中有“寓言”，“寓言”之中有“重言”。所谓“重言”者，乃借重于“耆艾”之言也。古者“五十曰艾”，“六十曰耆”（《礼记·曲礼上》）；《荀子》言：“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致士》）故尊重“耆艾”之言亦为当时社会的普遍倾向。因“耆艾”之年既先，其所经之“是非”亦先，后生者无以先之，故凡经纬本末不明断是非者，必期于年之耆者。庄周本身并不崇信先圣之言，相反，他视古之所谓“圣人之言”，乃“古人之糟魄”而已（见《天道》）。然“耆艾”既为世俗所重，故亦不妨借而重之。书中所引黄帝、广成子、尧舜、孔丘、老聃、颜回等人之言，均属此类。
何谓“卮言”？庄子说：(www.xing528.com)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
“卮”，是一种圆形的酒器。郭象注曰：“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出’。日出，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很明显，卮言则随物而变，非言者胸中所固有也。既言出随物，故亦合于自然之分，也就是“和以天倪”。而这也正是庄周之真理所在：“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寓言》）
可见，“寓言”、“重言”、“卮言”，正概括了《庄子》书之全部表现形式。
唯其读“寓言”，故不能只观其“物”而不及于“人”；
唯其读“重言”，故不能拘泥于所借重之“耆艾”，而须思及作者之苦心；
唯其读“卮言”，故不能只是就事论事，而不思及既存现象之深处所含蕴的道理。
这就是读《庄》须先明其“表现形式”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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