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民众动员与威权主义政治

民众动员的模式以及后面的社会抗争模式都是建立在对前两个转型模式批评的基础之上的。迈克尔·麦克法尔于2004年在《世界政治》上发表了一篇十分有影响的文章“：民主与专制的第四波：后共产主义国家的非合作型转型”，令人信服地批评了过去民主转型模式（合作型）的缺陷。他主要针对奥唐奈与施密特的转型理论展开他的批评。在奥唐奈与施密特那里“，协议式”（pacted）转型是行动者之间的临时性安排，这种安排一般涉及三种模型：第一种模型是限制政策选择的议程；第二种模型是按比例地分配好处；第三种模型是限制外部行动者参与决策。他们认为，这三种模型的构成是民主转型成功的关键。麦克法尔逐条地批判这种转型模式。

根据奥唐奈与施密特的观点，第一种模型表明，限制议程的协定会降低行动者终极目标的不确定性。协定将会减少温和派对激进派行动的担忧。如果财产权、国家的边界或国际联盟受到来自底层民众的威胁的话，那么威权政权中的那些强硬派就会将民主的成果化为泡影。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的拉丁美洲和南欧国家，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再谈判很少发生，因为在转型期间资产阶级的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其次，按比例地分享好处可以为各方提供积极的后果。虽然没有一方在协议式转型中获得最理想的结果，但是，所有当事方相对于威权政权来说都获得了相应的好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谈判、妥协和协定是实现民主的核心。

最后，这些理论家都强调在谈判过程中限制激进派和底层民众的作用。协议式转型是精英的事情，被动员的民众只会破坏精英的聚会。在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民主转型过程中，工会、左派和激进分子在民主转型中没有发挥主要角色，在新的政治制度中也只是扮演了有限的角色。

就第一种模型而言，麦克法尔指出“，第三波”分析家之所以对这一点沾沾自喜，是因为他们假设，政治和经济改革不可能同时进行。在他们看来，变迁的议程越多，转型的危险越大。但是，这些理论家没有看清楚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实例，很多国家在迅速进行经济转型的同时，也获得了最成功的民主巩固。

就第二种模型来说，那些强调转型协议的理论认为，转型的好处必须分享。但是，在后共产主义国家，很多斗争性问题是很难被分割的。君主遭到废黜或保留，第三条道路没有成功的模式。同样地，在命令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没有稳定的或有效的中间分界点。

第三，在后共产主义国家，行动者之间的界限也很难分清。与非共产主义国家转型一样，威权政权中的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存在着界限，但是他们之间的分裂不再发挥显著的作用。相反，社会中间合作和动员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而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划分更加不明显。

麦克法尔进一步概括出他的发现，来自底层的革命——而不是来自上层的精英——颠覆了一党制政权，建立了新的民主制度。正如早期理论家对民主化的担心那样，这些被动员的民众经常运用对抗和非合作的策略，但是，不同的是，这些策略促进而不是阻碍民主的变化。民主化并不是发生在权力之间的平衡，而是出现在新的挑战者与旧精英之间形成的对抗之时。^[87]

民众动员模式不仅从东欧革命中找到了实证，而且在“第三波”民主运动中，大量的非洲国家也采取了上述这种转型模式。民众动员模式的结局主要取决于国家精英和大众抗议之间的强度和政治联盟的团结。在国家这一边，精英的背叛对精英团结来说是致命的。正如普沃斯基所指出的那样，民主转型中的首要条件就是，统治集团内部某些精英发生了变化，他们获得了外部的支持。^[88]现存政治精英的目的与他们对开放和回应性政治的适应性，也是民主转型十分重要的条件。在职的政治领袖把政治自由化当作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步骤，来拯救政治不稳定问题。他们只在那些管理性改革上作出让步，因为这些改革可以维持自己的政权。(www.xing528.com)

改革的结果也取决于抗议的强度，关键的问题是，抗议群体是否能够形成替代性的统治联盟。这需要几个条件：市民社会必须被组织成为各种协会；反对的群体必须在新的政治议程和民主程序上具有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新的精英必须出现，他们鼓舞先前那些沮丧的、无领袖的社会群体，采取一致的行动。如果缺乏这些条件，来自底层的政治抗议或来自上层的宪政改革这些孤立的努力，不可能最终促使威权朝向民主的转型。

这种模式主要有五个递进式步骤构成：经济抗议、政府回应、要求的政治化、政治改革的开始和宪政改革。转型的第一步大多是由利益团体寻求改进物质条件开始，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农民要求增加收入，学生要求改进教学条件，等等。政府对这些具体的经济抗议，通常采取威胁、镇压和有选择的妥协作为回应。在那些抗议要求为这些基本生活需求的地方，政府一般会以零星的妥协来安抚抗议者。在那些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抗议中，政府会直接诉诸镇压。但是，群众的抗议不会保持一个不变的水平，他们会勇敢地扩大自己的要求，并将它们政治化。由于受到经济困境进一步恶化的驱使，抗议者开始坚持要求系统的政治变迁。他们首先要求现任的政治领袖下台。他们将经济上的怨恨与官员腐败和管理不善联系起来。先前受到压制的反对派领袖，现在开始获得新的支持者，他们适时地提出多党竞争的政治改革建议。这些建议被抗议者的公开抗议所利用，他们在大街上高呼多党竞争的口号。第四步是政治改革的开始。在这个阶段，威权者会做出一些政治让步，尝试进行政治改革，这些改革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是政党改革，允许在执政党内部进行更大程度的竞争；第二是行政改革，着眼于治理官僚主义、提高行政效率；第三是宪政改革，制约执政党或行政机关的权力。宪政改革主要涉及政党竞争。许多国家采取使反对党合法化的措施，并逐渐过渡到竞争性选举。

在这个模式中，三个基本问题需要搞清楚：一是抗议与改革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二是为什么威权领袖愿意在抗议面前让步；三是替代性统治联盟是否能够出现。

在第一个问题上，表3-1明显地表现出正相关关系，在当代非洲国家，群众抗议有效地促进了政治改革。在16个非洲国家，抗议者提出政治变迁要求的行动，无一例外地都得到了政府积极的回应。宪政改革的开始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允许非法的政党存在；举行全国集会修改宪法；或者制定多党选举的时间表。有些国家的改革按照上述次序依次进行，而有些国家则跳过某些步骤，或者出现相反顺序。一般情况下，宪政改革在下列两个环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发生：国家精英耗尽了政治资源；替代性统治联盟出现。

表3-1　非洲国家的抗议与改革（1989年11月-1991年5月）^[89]

威权者为什么要屈服于民众抗议呢？政治家都会把掌握政权作为至高无上的目的。他们会在改革的每个阶段来评价自己手中的政治资源，并竭尽全力地利用这些资源来维持执政的地位。但是，由于改革过程存在着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他们的算计通常会落空。政治精英对组织资源和财政资源的控制程度，也直接影响到精英内部的团结，它是解释精英是否能够管理改革过程的一个关键变量。从组织方面来说，领袖们试图维持那些处于军队和政党这些关键部门的精英的忠诚，而这些精英的背叛有利于改革过程。从财政资源的角度来看，精英的团结也取决于他们能支配多少这些资源。财政资源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威权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持对抗议的控制。

第三个关键问题是，替代性统治联盟是否能够出现。在威权国家，由于长期的政治高压，市民社会特别是民间的政治反对活动受到严厉地限制，政权是建立在松散的精英派别的基础之上的，这些派别属于保护主义（clientelism）类型。它的支持者仅仅局限于城市公务人员、经济部门和军队军官，而且这些支持大多是消极的。保护主义政治的狭隘性和依附性，解释了国家精英为什么无力作出艰难的经济选择、为什么寻租机会枯竭以及为什么先前团结的政权招致精英的背叛。当抗议广泛波及不同社会群体的时候，形成替代性统治联盟的机会就成熟了。反对派开始出现在大学校园和教堂里。运动逐渐吸引那些遭受失业或其他经济损失的大众的支持。反对派运动是否能够演变成一个联盟，取决于两个关键的因素：职业政治领袖的出现，不管他是遭到威权政权“流放”的还是背叛现存政权；反对派运动不同社会构成之间组织联系的形成。^[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