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对民主转型的影响

从民主实践来看，威权国家的转型还受到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即国际环境。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政策的变化深刻地影响到第三世界的威权国家的政权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个国家的政权转型议程。国际因素的政治影响在20世纪之前是很小的，而且主要是反民主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当中，其正面作用十分明显。在众多国际环境因素之中，美国、欧洲经济共同体、苏联和国际经济组织的作用尤其突出。

美国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国际主义政策而遭受诸多批评，但是，其政策变化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价值诉求，它希望利用自身重大的国际影响来带动国际范围内的民主运动，因此，其政策毫不讳言地以人权与民主为重要参照标准。美国外交政策朝向民主与人权的变化开始于卡特总统，在里根总统那里得到全面推行。在卡特执政期间，他竭力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人权成为其执政第一年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里根上台之后，批评卡特的人权政策过于保守，只关注威权国家践踏人权的状况而忽视那些践踏人权的制度根源。

在卡特总统与里根总统执政的十二年时间里，美国利用以下这些手段来推动和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1）由总统、国务卿和其他官员发表声明拥护民主化的趋势和具体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由国务院每年对各国的人权状况作出评估报告；由美国新闻署、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和自由电台宣传民主思想；

（2）经济压力和制裁，包括由国会限制或禁止美国对15个国家的援助、贸易或投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由行政部门终止援助；同时在由多国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时投反对票或弃权票；

（3）外交行动，包括启用新一批积极“推进自由”的美国大使，出任到下列国家中：乌拉圭、尼加拉瓜、菲律宾、萨尔瓦多、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智利和匈牙利；

（4）对民主力量给予物质支持，这些支持主要由中央情报局、国际开发署和全国民主基金会完成的；

（5）军事行动，包括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格林纳达、菲律宾、萨尔瓦、阿富汗、安哥拉、柬埔寨和尼加拉瓜采取军事或准军事行动保护民主实践；^[74]

（6）多边的外交，包括由卡特和里根任命马克斯·坎佩尔曼在贝尔格莱德和马德里进行欧安会谈判中就赫尔辛基协议中第三部分的谈判向苏联施加压力，以及通过动员联合国机构来反对一些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75]

欧洲共同体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上，它的影响力还不是世界性的，但是，这对民主转型的事业来说已经足够了。自1951年成立以来，欧洲共同体的范围越来越大，最初只有六个国家，但是，由于在经济方面的优势与促进作用，其吸引力在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非民主国家希望加入其中，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但是，这个组织的扩张并非没有自己的标准，除了经济制度上的要求之外，欧洲共同体还要求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必须也是民主的，因此，入会的政治标准既促进了其他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也保证了这些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倒退到威权。希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74年，希腊结束了军人独裁政权，新产生的政治家们迅速地接近欧共体，希望希腊成为其中一员。他们希望以此来促进经济发展，为本国的产品特别是农产品进入西欧市场创造条件。但是，他们也承认，加入欧共体“为新兴的民主制度提供最好的保障”。

欧洲共同体的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高峰，它的长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封闭的东欧政权开始松动，并最后结束了这些国家的政权。90年代后期，这种影响还在继续，它以相同的逻辑吸引着那些刚刚诞生的后威权国家，在“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肯定地说，欧洲共同体对于促进与维持新兴国家的民主化政权，是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所不能替代的，在未来还会一如既往地发挥这种作用。

作为冷战的另一极，苏联的主导性作用体现在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控制，在政治方面主要是维护一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由于苏联陷入到经济萧条而难以自拔，其维持共产主义大家庭的能力在急剧下降，因此，伴随着苏联的内部改革，东欧国家明确地感受到苏联有意放松控制的信号。戈尔巴乔夫曾经公开表示，苏联不会采取行动维持现有的共产主义政权，相反，苏联同意采取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改革。在后来许多社会科学家看来，这个信号是东欧解体的一个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它诱发了共产主义国家内部反对威权的政治运动，所有的东欧国家迅速地在政治上作出反应，共产主义政权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被放弃。

国际经济组织（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民主化的促进作用在“第三波”浪潮中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与欧洲共同体的作用相似，国际经济组织在向威权国家提供贷款和债务的时候，要求这些国家能够在民主改革与人权状况方面有所改进，并以此为条件，对那些人权状况恶化、民主改革倒退的国家实施减少甚至终止援助或贷款。2001年5月8日，著名民主理论家、斯坦佛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拉里·戴蒙德向国会作题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政府政策与改革的优先性”的听证报告。在报告中，戴蒙德批评了这两个组织在减除某些非洲国家债务时，将减除的标准降低到“浪费与无效使用”上。他呼吁国会应当对这两个组织施加影响，以“统治的质量即民主的程度”作为援助与贷款的条件或标准。他还提出具体的标准：(www.xing528.com)

（1）新闻自由；

（2）集会自由；

（3）独立的、非歧视性的司法制度；

（4）制订法律禁止贿赂、定期公布官员的财产所得；

（5）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腐败委员会，接受和查验那些财产报告，调查官员可能的腐败行为，向独立的检察机构报告调查结果；

（6）成立独立的审计机构；

（7）举行定期的、自由的选举。^[76]

除了以政治民主化作为经济援助或贷款条件外，国际经济组织还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影响或改变威权国家的政权性质。其一，这些组织形成的经济和外交压力，与威权国家的内部力量结合在一起，迫使独裁政权实行自由化改革；其二，国际经济组织的成员能够通过某些精英集团，促使威权国家接受自由化改革的建议，因为这样能够降低这些集团在民主化过程中所面对的危险。^[77]

国际环境的促进机制在社会学家那里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说明（见图2-3）。^[78]一方面，国际环境可以直接促进民主转型，另一方面，它更经常通过促进其他国内因素而实现民主转型。由于本书将在后面部分详细讨论国内因素如何促进民主转型，特别是“公民动员”部分正好与我们的社会抗争相吻合，因此，图2 -3中有关民主转型的10种路径在此不再展开。

图2-3　因果路径概览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环境对威权国家的影响在进一步加大，这些影响尽管有的表现为负面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其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另外，除了那些具备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优势的国际单位对民主化有推动作用之外，新的国际组织（例如，国际环保组织和国际人权组织等）也在民主化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它们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组织起跨国的社会运动，给威权国家施加政治压力，有些威权国家正是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形成了政治改革的氛围和条件，由此走上了民主转型的道路。

关于民主转型的条件还可以列举很多，但是，不管哪种条件都不会单独发挥作用，都不可能独自使威权政权崩溃，最后实现民主转型。在那些实现了民主转型的国家，虽然民主转型的条件相似，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国家的转型模式却并不一样，有的国家是由上层精英经过相互妥协之后达成转型的协议，而有的国家则是由统治者与反对派之间的讨价还价实现转型，还有一些国家则是经过民众动员和抗争推动了威权向民主的过渡。为什么相同或相似的转型条件会有不同的转型模式呢？一方面，民主转型的模式取决于转型条件的不同组合，另一方面，来自底层的社会抗争激活了这些转型条件，从而使得转型过程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下一章将逐个介绍民主转型的模式，但是与这些模式不同的是，我们在研究社会抗争如何促进民主转型的时候并不排斥其他模式的结论，也就是说，社会抗争是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动力，但是它必须在激活其他条件的情况下才能走向民主，单个的社会抗争是不可能使威权政权垮台并完成民主转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