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韩关系：大国夹缝中的对抗与合作

徐菁菁

李明博的信号

朝鲜方面公布金正日逝世的消息后，摆在韩国总统李明博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具体而微妙：韩国官方应当对此表达怎样的态度，以及如何表达。按照韩国联合通讯社的说法，政府左右为难，以至于2011年12月20日上午，一名青瓦台高级官员仍表示政府不急于决定是否表示哀悼。

这不仅是一个外交选择。4个月后韩国将举行国会选举。执政过程中一路磕磕绊绊的李明博此时又遭遇亲属不法事件丑闻。当时民意调查显示，总统的支持率已经跌至30％以下。他所领导的大国家党已经在10月的首尔市长补选中失利。此刻，李明博既不能令保守派选民失望，也承担不起朝野政争的风险。

吊唁决策再次放大了韩国政坛在南北关系上的策略分歧。执政的保守派坚持，朝韩至今未就“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达成谅解，吊唁即是示弱。在野派则视其为缓和半岛关系的良机。

20日晚些时候，一份字斟句酌的“政府谈话文”公布了李明博的答案：韩国政府“向朝鲜民众表示慰问”，不会向朝鲜派吊唁团，但将允许已故前总统金大中和已故现代集团会长郑梦宪的遗属赴朝鲜吊唁。

这种“折中”选择的目的恐怕只是为了照顾其国内左派的情绪。根据韩联社报道，朝鲜官方网站批评韩国没有发出表示哀悼的声明，是对朝鲜领导人的侮辱，警告韩国：“可能面对严重后果。”对此，12月23日，韩国统一部再次重申，韩国不会改变现行吊唁政策。在联合国，韩国选择和美日一道抵制了对金正日的默哀仪式。

在“天安舰”和“延坪岛”事件将朝鲜半岛拖至战争边缘后，2011年，朝韩关系已经出现化冻迹象。李明博在其新年特别演说中表示：“对话之门尚未关闭。朝若表现出诚意，韩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与朝鲜发展划时代的经济合作。”2011年初，朝鲜媒体以及多个政府部门通过联合社论、发言人谈话、通知、信函、号召书等形式，频频向韩方提议尽快举行无条件对话，涉及议题包括消除半岛紧张局势、离散家属团聚、开城工业园区和重启金刚山观光项目、共同研究白头山（长白山）火山活动等。双方于2月举行了大校级军事预备会谈，磋商高级军事会谈事宜。李明博在“三一节”纪念仪式上进一步表示：“当下正是开启朝鲜半岛新未来的最佳时机。随时准备与朝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

现在看来，朝鲜的动机是为可能会发生的政权交替创造平稳的环境。2011年朝鲜即提出“头等大事及最高斗争目标是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朝内阁还通过了“国家经济开发十年战略计划”，确定核心的国家经济开发战略目标。2010年“天安舰”事件发生后，韩政府对朝采取了严厉的“5·24经济制裁措施”，根据韩政府估算该措施过去一年内阻断了2.5亿至3亿美元流入朝鲜。

对于李明博来说，进口美国牛肉危机造成的民众反美情绪升温、南北对峙加剧以及就其对朝政策的质疑都对大选造成巨大压力。韩针对国内要求转换对朝政策思路、寻求南北关系第三条道路的声音，调整对朝政策至少可以向选民展示政府的灵活性。

但现在，金正日逝世意味着韩国和其盟友必须重新评估半岛局势。李明博的表现保守而又审慎。正如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陆克文所言：“此时此刻不能有任何错误或模糊不清的信号。”

对朝形势的再判断：从金泳三到金大中

金泳三是前车之鉴。

1997年7月16日，朝韩双方在停战军事分界线附近发生激烈冲突。根据朝中社的说法：“朝鲜人民军巡逻部队在军事分界线北方所属地区执行正常巡逻任务时，韩国军队武装人员突然用无后坐力炮和12.7毫米大口径机关枪发射了3060多发枪炮弹，致使人民军士兵严重负伤……朝鲜人民军被迫采取自卫措施。”韩国国防部对此的描述大相径庭：“7名朝鲜人民军军人越过非军事区内的军事分界线进入韩国江原道铁原郡金化邑约70米，韩方在用广播警告无效后，发射200发子弹以示警告，朝鲜人民军哨所随即用机关枪等重武器向韩方射击80多发子弹，并发射炮弹十几枚。”

这次充满敌意的交火宣告了金泳三政府南北政策彻底失败。人们还记得，这位韩国历史上第一位文人总统在1993年的演说中踌躇满志：“任何盟国也不能优先于民族”，“要尽一切努力完成历史和民族赋予我的使命，全力以赴实现民族的和解与统一”。

历史曾推着金泳三走到朝韩关系的十字路口：前任总统卢泰愚推行“北方政策”，把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正常化放在首位，已经促使南北关系解冻。1994年，以卡特访朝为拐点，美国对朝政策也开始“软着陆”。卡特特地为金泳三带去金日成的口信：“愿意随时随地，尽快进行无条件会见。”金泳三顺水推舟，双方敲定首次南北最高会谈将在7月25日和26日在平壤举行。

就在会晤前夕，金日成于7月8日逝世。虽然朝鲜通知韩国，会谈延期，但刚刚接管权力的金正日还是通过时任朝鲜驻联合国大使朴吉渊致函卡特，表示将继续贯彻金日成去世前的政策，愿意在适当的时候恢复会谈。

但金泳三的选择令国际社会大跌眼镜。在美日等西方国家首脑纷纷发出吊唁信的同时，金泳三非但没有给朝鲜方面发唁电，还禁止韩国民众派出吊唁团，并在“三八线”增设武装部队。朝鲜电台激烈地抨击说，金泳三“不要说是首脑会谈的当事者，是一个连做人起码的道德也不具备的低能儿”。

如果回顾金泳三对当时朝鲜形势的基本判断，他的抉择并不那么奇怪。1993年，金泳三出台“三三政策”，把国家统一分成三个阶段：和解、合作阶段；南北联合阶段；统一国家阶段。这一政策表面层进有序，但蕴含着过分乐观的预期：金泳三甚至提出，要在“本世纪内完成统一”。

“冷战”结束后，美韩等国都对朝鲜进行了新一轮的评估。形势对韩国似乎相当乐观：在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大发展后，美国认为韩国已经具备了主导南北关系，对朝鲜实现“吸收”的能力。而反观朝鲜：苏联解体使得朝鲜失去了重要外来支援；上世纪90年代，朝鲜相继出现数次水旱灾害，从1990年到1994年，朝鲜对外贸易收支持续赤字，外债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已经到达崩溃边缘。在金泳三政府看来，金日成的逝世就是北进统一的机会。

在此背景下，朝韩都将对方视作生存的敌人。韩国《国际问题研究》在1996年说：“大韩民国是地球上唯一面对着威胁自己生存的敌人的国家。”同时期的朝鲜《劳动新闻》则指责：“南方当局是前所未有的战争狂，穷凶极恶的好战狂。”

在韩国，中央政府是以总统为核心的行政机构。韩国国会只对涉及韩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外交决策享有“同意权”，这决定了韩国总统在外交领域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半岛关系势必包含着执政者鲜明的个人色彩。

1998年2月25日，金大中就任韩国总统。他和金泳三的政治认识大不相同。1971年，在当局主张“灭共统一”的时候，他就主张“南北交流，对共产党国家敞开外交大门，与朝鲜半岛周边的四大国和平合作”。1972年，金大中提出南北共同进入联合国，取得国际社会交叉承认，被指控为“容共分子”受到打击。

20世纪80年代流亡期间，金大中曾经赴德国考察东西德的统一进程。尽管在1997年，韩国和朝鲜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比已经达到25比1。但他从德国模式中看到：德国在实现统一的10年中共投入1.5万亿马克的援助款，才保证了东德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为此付出了低增长、高失业的代价。而韩国还无力负担统一所需的巨大费用。

在金大中看来，把统一希望寄托在朝鲜政权突然垮台的想法也是不理性的。“冷战”结束后，关于朝鲜崩溃的预言不绝于耳，但事实是，朝鲜挺过了连年的自然灾害，经济在90年代末已经停止下滑。1997年10月，金正日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98年，他再次当选为国防委员会委员长。他对朝鲜政权的掌控已经不存在疑问。金大中的结论是：“金正日政权不会很快崩溃。”北方不会自发推进改革开放，但由于内外形势所迫，已经开始出现变化，而韩国可以利用。

就任伊始，金大中就提出对朝鲜包容的“阳光政策”的三项原则：绝不允许任何武装挑衅；韩国不想损害或吸收朝鲜；从可能的方面开始，积极促进南北之间的和解和合作。

朝鲜对金大中政策的回应起初是含混的。1998年的北京会谈中，韩国方面提出以支援化肥为代价，解决离散家属会面问题，朝鲜对韩国“各有让步”的要求表示不满，会谈不欢而散。1998年5月底到6月初，朝鲜《劳动新闻》还连载文章指责“阳光政策”。但另一面，1998年2月的《劳动新闻》又说，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不应妨碍统一大业。朝鲜通过红十字会向韩国的许多机构和官员发出70封信，呼吁进行谈判和政治对话。金正日还两次会见了现代集团名誉会长。

首尔朝鲜研究大学教授杨武仁指出，在朝鲜半岛合作问题上，朝鲜的出发点和策略首先是保证政权的生存，第二是现实利益，体现在将军事和政治谈判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另外，朝鲜还将朝韩关系和其他国际关系绑定。“韩国是朝鲜应对国际孤立和压力的天然缓冲区，也是朝鲜在制裁等问题上讨价还价的资本。朝鲜逐渐发现，和韩国的对话，有助于塑造和平形象，推动朝美谈判。朝鲜政策从拉拢美国排斥韩国，转变为通过拉拢韩国，发展朝美关系。”

南北对峙使得朝鲜不得不维持大规模军事力量。它急需国际援助，可是在南北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它能够获得的国际援助十分有限。金正日政府逐渐意识到，要改善朝鲜捉襟见肘的窘迫状况，韩国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金大中对朝鲜的援助是实实在在的。上台伊始，金大中就宣布大幅放宽韩国企业对朝鲜投资的限制。1998年9月，韩国政府批准金刚山旅游项目为朝韩经济合作事业。现代集团的金刚山开发工程仅在1999年和2000年两年的计划投资就高达3.9亿美元。到2003年，韩国方面缴纳的土地使用费就在4亿美元以上。2000年8月，现代集团在朝鲜开始建设开城工业园。朝鲜半岛最主要铁路干线京义线的修复工程也正式启动。

随着南北关系的回暖，朝鲜的外交领域也得以进一步扩展。2000年1月，朝鲜和意大利建交，随后同澳大利亚复交，加入东盟地区论坛。

2000年6月13日上午，韩国总统专机降落在朝鲜顺安机场。当金大中走下舷梯时，金正日迎上前去握住了他的双手。这是朝鲜半岛分裂以来两国首脑的第一次握手。在专车开往平壤百花园国宾馆的路上，金大中受到60万平壤市民的夹道欢迎。

美国角色：卢武铉的取舍

韩国政坛的左派和右派间从未在对朝问题上达成共识。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朝韩问题专家斯科特·斯内德指出，在2000年的首脑峰会里，金大中就没能说服在议会中占据近半数席位的右派大国家党加入自己的代表团队伍。在朝韩关系前进的过程中，大国家党实际上被排除在外。该党领袖们自然对左翼政府的对朝政策没有兴趣。

在2002年底的大选中，右派并非没有机会。现代商船株式会社于2000年6月朝韩首脑会谈前夕，向朝鲜汇去2235亿韩元（约2亿美元）。事情被曝光后，关于用金钱收买朝鲜的批评不绝于耳。韩国《朝鲜日报》说，这是“‘阳光’下的丑恶交易”。金大中本人也遭遇密友及亲属涉嫌收受贿赂丑闻，不得不宣布退出执政的新千年民主党。

尽管如此，代表左派对朝观点的卢武铉还是在大选中以微弱优势击败了主张对朝强硬的李会昌。

在金大中“阳光政策”初始的1998年一年内，访问北方的韩国人人数就达到3317人，大大超过1989年到1997年9年的总和。2000年首脑会晤后，朝鲜方面减少和删除了“撤出驻韩美军”、“废除安保法”等敏感内容，对韩国领导人的称谓和用语也趋于温和。韩国媒体也改变了对朝鲜领导人直呼其名的习惯。2000年6月，韩国国防部下令，规定《国防白皮书》、《官兵政训教材》等正式文件中一律不准使用“北魁”、“北魁军”的字眼，对金正日的称呼也由直呼其名，改为“金正日委员长”。

韩国民族统一研究院所做的调查结果表明“国民的66％认为朝鲜发生了很大变化”，“80％的国民认为朝鲜是南韩的合作对象”，“应当把朝鲜拉过来促使它开放”。关于统一费用，64％的国民慷慨地表示，“如果必要，我们可以负担”。对于统一的方法，83％的人认为，“既不要吸收统一，也不要武力统一，要交流合作，循序渐进，协商式的统一”。

在如此的民意基础上，5年后，对“阳光政策”几乎全盘否定的李明博成功完成了右派的逆转，左派候选人郑东泳的选票不到其一半。究竟是什么发生了改变？答案或许是：卢武铉失去了美国。

是否得到美国的认可和支持，为金大中和卢武铉相似对朝政策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背景。金大中在1998年6月到1999年5月先后访问了美、中、日、俄，他的“阳光政策”实际上获得了四国特别是美国的支持。朝韩首次首脑会谈的整个过程都密切伴随着克林顿政府的参与。6月13日金大中到访平壤，6月20日美国就宣布取消对朝鲜采取的一部分经济制裁，不再称朝鲜为“无赖国家”。6月23日，奥尔布赖特飞赴韩国。6月28日，美日韩三国首脑在夏威夷对朝鲜局势进行实务性磋商，协调三国政策。

彼时的朝韩关系和美朝关系处于同步回暖中。1999年《佩里报告》出台后，美朝相继在柏林和纽约举行两次会谈。朝鲜外务相白南舜还和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举行了半个世纪来的首次会晤。美国对朝鲜的称呼也从“无赖国家”变成“值得关注的国家”。2000年的《美朝联合公报》甚至说“两国政府将不再对对方抱有敌意”，并“将建立起有别于过去敌对关系的新型关系”。

2001年小布什的上台为美国带来了“鹰派”主导的外交班底，“几乎所有的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或是在‘冷战’时期就进入权力阶层，或政治观点形成于冷战时期”。新政府上台伊始就明确表示：“将中止与朝鲜的接触，全面审查克林顿时期的对朝政策。”在2002年1月接受鲍勃·伍德沃德的采访时，布什甚至公然说：“我讨厌金正日。”很快，新公布的美国《国情咨文》将朝鲜等三个国家称为“邪恶轴心”，《核态势评估报告》也将朝鲜列为核打击的目标之一。美国情报部门指责朝鲜在2001～2002年秘密恢复核计划。朝鲜方面承认了“正在研发更具威力的武器”，并推进浓缩铀开发计划。第二次朝鲜核危机爆发。

对于布什政府突然转向的原因，2002年4月，美国国务院韩国科科长爱德华·多格在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召开的“美国朝鲜半岛政策说明会”上解释说：“‘9·11’事件发生以后，布什政府强调对外政策需要划清敌友……把朝鲜列入‘邪恶轴心’范围，就是要确认美国在朝鲜半岛的一敌一友现状和强化美韩关系，巩固美韩日三方协调机制。”(www.xing528.com)

布什政府的调整迅速放大了美韩之间的利益错位。2004年，韩国GDP总量进入世界前10位，令韩国政治和外交自主意识大大增强。一位韩国官员说：“卢武铉总统认为，韩国已经到了可以自信地表明自己态度的时候了，如果韩国还像过去一样被韩美日协作格局所束缚，就无法维护国家利益。”

在卢武铉政府里，被称作“386世代”的战后年轻政治家主导了政局。他们大多不到40岁，20世纪80年代上大学，并参加反对军事权威统治的民主化运动。他们的经历和教育背景决定他们不同于老一代韩国政治家：他们反对旧秩序，主张南北和解合作，要求更多的民族自主性。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对美国不存在感激之情，反而存在反美情绪。

2004年国会选举后，55％的议员认为韩国外交的优先考虑国家应该是中国，认为是美国的只有45%。而在卢武铉的开放国民党内部，只有26％的人认为应该是美国。也就是这一年，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家，韩国对外贸易88%的顺差来自中国，严重依赖中国市场。

新一代对国家的期望已经不同以往。韩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2003年2月发布的《每周韩国》中说：“我们韩半岛位于东北亚的中心，是连接中国与日本，大陆与海洋的桥梁。这样的地缘政治位置在过去给我们带来了痛苦，而今天又给我们带来了机遇，要求我们发挥21世纪东北亚地区中心的作用。”为了成为“东北亚地区中心”，卢武铉提出“南北经济共同体”方案，建议由韩、朝、中、美、俄、日成立和平委员会，建立东北亚开发银行，负责南北经济合作的五年计划，并借此提出了“东北亚和平与经济合作体”的设想。《纽约时报》评价说，韩国这是在寻找新盟友，而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个经济体内的超级大国。

在这条道路上，原来的盟友美国已经成为障碍。韩国有关统一战略的研究机构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的朝鲜半岛政策基本上是以“维持现状政策”为中心加以推进。但是所谓“维持现状”，归根结底是美国充当“协调者”，在美国主导下的维持现状。卢武铉的经济共同体战略也需要和美国协商，得到同意和支持后才能够实行。

不止于此，对于韩国来说，美韩同盟的最大意义在于保证韩国的安全，但布什政府激进的地区政策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2004年，美国借反恐机会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军力调整，提出“战略灵活性部署”——“在东北亚地区发生纷争时，将把部分驻韩美军投入到相应地区”。这令卢武铉政府非常担忧美国会把韩国作为与地区其他国家对抗的前沿。2005年以来，卢武铉多次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韩国对日本海外派兵和军备扩充感到不安；驻韩美军部署到东北亚其他地区时，必须事先征求韩国同意，“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韩国都会坚持这一原则”；韩国军队不会追随美国卷入东北亚纷争或者台海纷争。

在朝鲜问题上，卢武铉政府面临同样的尴尬。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许勋指出：“在布什政府的方略中，国家首要任务是打击恐怖主义，而与核扩散相关的朝鲜也属于这一方略的一部分。但在首尔，人们把朝鲜视作地区问题，与恐怖主义无关。在韩国看来，朝鲜是可怜的反叛的兄弟。而美国在这一兄弟反目的历史中负有责任。韩国人不相信朝鲜会使用原子弹对付韩国，除非他们的生存受到威胁。韩国人担心的是美国的政权颠覆政策会激怒朝鲜，而朝鲜的崩溃可能给韩国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民意调查显示，在2004年，39％的韩国人视美国为第一大威胁，视朝鲜为第一大威胁的只有33%。在20多岁这一年龄段，认为美国是最大威胁的比例高达58%。在2004年的国防白皮书中，韩国已经不再称朝鲜为主要敌人。”

2004年2月，卢武铉这样说：“在国际的议题上，我们从未与美国意见相左。但现在有了，即如何应对朝鲜问题。”时任韩国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委员长郑东泳说，韩国国民持的是“美国是同盟，朝鲜是同胞”的基本立场。

应美方要求，美韩联合司令部曾于2004年开始拟定针对朝鲜发生内乱的“5029-05作战计划”。2005年2月，此计划上报到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审批。韩方认为，该计划不仅有侵犯朝鲜主权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强行要求韩国在朝鲜发生内乱而不是进攻韩国的情况下，允许美军行使作战权，这是韩国不能接受的。该计划因此被驳回。美国指责韩国无视双方努力半途而废，但韩国官员回应说，如果允许驻韩美军这么做，会更加刺激朝鲜，使半岛迅速陷入战争状态。

2006年核爆：夹缝中的困局

从2003年开始，朝韩之间展开了多次部长级会谈、军事实务会谈。韩国在恢复“六方会谈”问题上展开了频繁的穿梭外交。经济上，朝韩贸易2005年首次突破10亿美元大关，韩国成为继中国之后朝鲜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根据韩国统一部的数据，在朝核问题陷入僵局的情况下，2006年1月到9月南北交易额比2005年同期增长了38%。开城工业园兴建事业和金刚山旅游事业等商业交易额同比增长了37.7%。韩国对朝鲜的援助事业也增长了39.3%。

2007年李明博的上台被普遍视为朝韩关系的转折点。但实际上，2006年10月，未来已经被决定。

2006年10月9日上午，朝鲜宣布在该国进行了首次成功的地下核试验。这次核爆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意外，认为朝鲜的举动是为了吸引美国的注意，逼迫美国停止对朝鲜海外金融交易的冻结。但对于韩国上下却是莫大的震动。

2003年，美国基本认为朝鲜已经拥有核武器，对此卢武铉曾批评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确定的信息。这里没有任何清楚的证据证明。”卢武铉多次公开表示，朝鲜的核能力并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威胁。

但现在威胁变得如此具体。在朝鲜核试验后的韩国全国主要指挥官会议上，韩国国防部的判断是，朝鲜拥有的武器级钚的分量最多可达50公斤。制造一个核武器需要7公斤到8公斤的钚，这样，朝鲜可能制造了六七枚核武器。韩国国防部评估假定，如果朝鲜向首尔龙山投掷一枚当量为1万吨到2万吨TNT的核武器，将会造成1132万的人员伤亡，其中约12.5万到23.5万人会丧生。更令韩国人恐惧的一种说法是：朝鲜进行核武装后，真正受威胁的国家只有韩国。因为在现阶段，朝鲜只能动用轰炸机和卡车发动核攻击，而能打击到的目标只有韩国。首尔大学教授朴世逸直言：“韩国实际上已经沦为朝鲜的人质。”学者千祥勋的分析代表了典型的心态：与美国这样的核大国军事对抗时，朝鲜多数不会使用核武器，因为朝鲜担心遭受到更大规模的核报复。而在与韩国这样的无核对手对抗时，朝鲜则不用顾忌多而可能用核武器胁迫或者攻击韩国。韩国虽然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但韩国对美国的核保护没有信心，延伸威慑的可信性长期以来就受到质疑。“在操作层面，假定朝韩双方发生常规冲突，朝鲜是可能针对韩国使用核武器的。”

左派坚持了近10年的对朝包容政策变得一文不值。许多民众认为，卢武铉政府的做法是将阳光都洒向了北方，将阴影留在南方，多年来韩国对朝巨大的付出与预期收益相比，形成了巨大反差。韩国政界和舆论认为政府政策不但“没能制止朝鲜一意孤行”，还“养虎为患”，“已经破产”。首尔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生院教授白镇说：“应将朝鲜导弹发射事件作为反省（韩国）单相思式对朝政策的契机。”

对朝强硬言论甚嚣尘上。总理韩明淑在核爆的第二天就在国会紧急会议上承认“阳光政策”失败了，并向韩国民众表示道歉。反对派议员则干脆将朝鲜核爆称作“第二次韩战”。

卢武铉政府面临的压力迅速升级。韩国外交、国防、统一部部长以及国家情报院院长相继辞职。在2006年10月的议会和地方政府补选中，“开放国民党”全军覆没。“大国家党”在4个地区获胜。民意调查显示，卢武铉及其政党的支持率呈直线下滑。主要原因是：经济成长不如预期，改革步调缓慢，对朝政策受到质疑。

实际上，许多学者都认为，以韩国本身的地位和实力，根本无法阻止朝鲜在2006年进行这次改变半岛局势的核试验。事实上，从朝核问题发端之初，韩国就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作为最直接的利益相关方，韩国在该事务上并没有多少发言权。

朝鲜很清楚，韩国无力左右美国的战略决策，韩美间的信任程度也远远达不到让韩国放弃美韩同盟的地步。即使是在金大中时代的“蜜月期”，韩国每年都要花费30亿到40亿美元更新武器装备，每年防务预算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6。2000年，朝韩运动员第一次手拉手，跟随朝鲜半岛旗走入奥运会现场。金大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当年的韩军费开支却达到180亿美元。

韩国更无力左右美国的战略决策。美国可以借朝鲜半岛的紧张状态，控制韩国和日本，保证其在东北亚的存在。美国不给朝鲜以安全保证，朝鲜则通过发展核武器将韩国及日本挟持为“核人质”与美国抗衡。这些难以调和的对抗性矛盾已经成为半岛形势的常态。

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日内瓦谈判开始，90年代末的导弹危机和2002年朝核危机均是通过朝美对话的方式解决的。对于朝鲜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利益，而对朝鲜生存的第一威胁是美国。从金正日上台开始，朝鲜优先发展军事的“先军政策”一直未曾改变。朝鲜中央通讯社2003年6月9日发表社论说得很清楚：“如果美国不放弃对朝鲜的敌对政策，继续对我们共和国施加核威胁的话，我们只能拥有核遏制力，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2003年核危机期间，在北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朝鲜驻华大使崔镇洙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是朝鲜和美国两国之间的问题。”“如果其他国家关心此事，就应该要求美国给朝鲜提供安全保障；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不要管闲事。”

2005年5月，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次长劳里斯曾向韩国驻美大使洪锡炫表示：“东北亚均衡论者与韩美同盟无法共存，倘若韩国欲结束韩美同盟关系，悉听尊便。”悉听尊便的结果在意料之中：卢武铉做出了让步。在美军“战略灵活性部署”问题上，韩美进行了12次秘密谈判，最终在2006年1月首次韩美部长级对话中达成原则协议，在共同声明中，韩国表示：“作为盟国，充分理解美国的世界军事战略变化理论以及美国加强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的必要性。”这实际上是承认了美方的要求。事实上，从朝鲜战争后开始，一旦韩国军队进入三级战备状态，除首都防卫司令部所属部队等几支部队外，韩国全军的控制权将交给韩美联合司令官。这意味着美国实际控制着韩国军队。

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官李延彬说：“不管喜欢与否，只有管理好韩美同盟关系，才能谋求国家发展，增进国利，此外别无他法，现在包括将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如此。我们的邻国日本、中国尚且以同美国的合作关系为外交政策首要，韩国更没有必要变更既有的外交基本架构。”

此后，在朝鲜问题上，卢武铉也开始将提供援助和朝鲜重返“六方会谈”做交易。2005年春天，朝鲜要求韩国援助化肥50万吨，韩国只给了20万吨，并且附加条件，要求朝方必须在6月同意重开两国部长级对话。

小布什执政后，朝鲜在90年代之后致力于朝美关系改善的趋势完全逆转。在“邪恶轴心”定义和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事件的催化下，朝鲜对所感知的核威胁更加确信。在此情况下，无论韩国如何强调南北合作，重新启动钚项目来增加核威慑的能力都是朝鲜的不二选择。

从理念时代到实用主义

2008年2月25日，在韩国人对朝鲜安全威胁的担忧中，李明博发表了总统就职演说：“……我们应超越‘理念时代’，迈向‘实用主义’时代。‘实用主义’精神，贯穿于东西方整个历史进程的合理的原理。也是全球化乘风破浪前进的切实有效的智慧……”新政府不再寄希望于通过发展对朝援助来提升双方的合作，而是试图以自身的实力作为后盾，力求在诸如“弃核”、“统一”等“实际问题”上取得实效。

“在核问题尚未得到圆满的解决以及与朝鲜的全面交流尚未开始之前，今后在对朝人道主义援助过程中，我会做出必要的批评，以使朝鲜社会变得更加健康……”在大选胜出后的首次国内记者招待会上，李明博毫不客气地说，“过去政权回避对朝鲜的批判，单方面地迎合朝鲜的胃口，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变化。”

韩国统一部将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命名为“共存与共荣”政策。韩国不再对朝鲜进行无条件援助，而是要求朝鲜给予相应的回报。为此，李明博提出了名为“无核、开放、3000”的对朝政策战略构想：如果朝鲜实现“无核”，走向开放，韩国将帮助朝鲜在未来10年内使朝鲜的人均年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上。作为企业家出身的总统，李明博说：“我们应该让朝鲜知道，这世上除了核武器外，还有更好的东西。”

平壤自然无法接受李明博的条件。在韩国民主改革派执政的10年间，朝韩双方扼守了一道“底线”——不搞体制对抗，不危及对方体制的生存，这才使得双边关系有了不断改善的可能。平壤回应说，朝鲜不会因为区区3000美元而置自身的安全于不顾，“改革开放”的要求只不过是韩国妄图破坏朝鲜政权稳定的策略。

在军事上，韩国正式宣布加入美国主导的“防扩散安全倡议”，加紧与美、日联合建设导弹防御系统。在卢武铉时代，经过韩、美防长协商决定于2012年4月17日起由韩军队自主行使作战指挥权。但李明博将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收回时间从2012年4月推迟至2015年12月。除了多次与美国联合举办演习区域和参演人数规模空前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在2010年末发表的《国防白皮书》中，李明博政府明确指出：“朝鲜政权和朝鲜军队是韩国的敌人。”

朝韩双方在金大中、卢武铉时期所建立合作的成果几乎消失殆尽。2008年与2007年相比，朝韩双方对话次数从55次变为6次；韩国对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从2.15亿美元跌至2500万美元；离散家属重聚人数由3600人变成零；在朝韩贸易经历了数年的两位数增长后，2008年的增长速度只有1.2%。

但从效果上来说，除了促使美韩同盟关系进一步强化，李明博并未能实现任何突破。朝鲜的战略没有丝毫改变：与美国谈判，无须韩国插手。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多次表示，在朝鲜核问题上美国不再无条件谈判，不再埋单。有美国学者称，谈判解决不了朝鲜核问题，再过3年到5年时间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技术足以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美国必须在此之前彻底解决朝核问题。

美国的压力加之于朝鲜，反作用于韩国。朝鲜加大了抨击李明博的力度，驱逐了在开城工业园区的韩方官员，在西海岸进行导弹试射。2009年4月14日朝鲜宣布“绝不再参加六方会谈，也将不再受制于任何六方会谈达成的协议”。2009年5月25日，朝鲜宣布成功实施了第二次地下核试验，并声明成为全世界第九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2010年的“天安舰”及“延坪岛”事件中，双方对峙愈演愈烈。

“朝韩双方都在推行‘战争边缘政策’。由于双方都在信誓旦旦，不给自己留下任何回旋余地，因此，在紧急关头，即使是双方并无真打的意图，但也只好硬着头皮正面相撞。因为关键时刻的退却会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张琏瑰曾撰文评论。

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李明博依旧处在和金大中、卢武铉相似的境地：在核问题上，他的回旋余地十分有限。

【参考资料：李敦球，《战后朝韩关系与东北亚格局》，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Scot Snyder， Nor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under Kim Jong Il（《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外交》），Ashgate, 2009年； Uk Hero,Terence Roehrig，South Korea Since 1980（《1980年以来的韩国》），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