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格局：国际权势转移的最新研究

焦点钓鱼岛

王鸿谅（以下简称王）：钓鱼岛问题由来已久，曾经多次引发中日关系的纠纷乃至冲突。这一次钓鱼岛问题再起波澜，与以往相比有什么差异？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以下简称时）：这一轮的钓鱼岛危机，始作俑者是石原慎太郎，是他提出要向所谓的私人“岛主”“购买”钓鱼岛，这个举动必然会对中日关系造成深远影响。野田政府也看到，如果石原成功“购买”钓鱼岛，必然会迅速登岛，制造出各种声势和舆论，中日关系必将遭遇极大危机。所以野田政府弄出了一个应对，就是所谓的“国有化”，不让东京都“购岛”，而是由全国政府来，全国政府无疑会比石原稳重得多。

在这个星期之前（注：采访时间为2012年9月8日），野田政府的“国有化”举动，似乎看起来更像是一种针对石原“购岛”的“后卫行动”，就是石原往一个方向，而野田政府往另一个相反方向来阻挡他。但是野田政府处于不利的位置，因为石原在日本名气比野田大得多，石原作为非党人士受的制约非常少，比野田少得多，而且僵局还在于“岛主”不“卖”给全国内阁，要“卖”给东京都。

但是，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石原不再那么坚持由东京都“购买”了，“岛主”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坚持一定“卖”给东京都。为什么会这样？很奇怪。石原一向那么坚持，野田内阁那么被动，为什么突然变化了？我的分析，是石原害怕了，中日关系如果急剧恶化，日本国内会反过来谴责石原，他承担不起。另一方面，石原的儿子现在是自民党干事，已经到了二把手的位置，目前民主党的力量在日本国内越来越衰落，自民党的机会正在凸显。石原的举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疯狂，其实充满算计。

张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以下简称张）：目前中日钓鱼岛冲突的焦点是日本的“国有化”尝试。自1895年日本非法占有钓鱼岛之后，该岛“所有权”发生过多次演变：先是日本政府非法占据，然后非法出租，然后非法出售，此后又有多次私人“买卖”，现在日本政府试图再次“买回”。换句话说，即便日本实现“国有化”，既不会开启先例，也无法使其非法占据钓鱼岛的行为合法化，因为中国一贯强调这种“买卖”是非法行为。

这次的钓鱼岛争端，就中日双方冲突的激烈程度而言，无疑是非常严重的，但从性质上来看，我认为并不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2010年9月日本逮捕中国船长并试图适用国内法进行判决一事，性质或许更为严重，背后的斗争也更为激烈。其逻辑在于，如果日本成功使用国内法判决中国船长，就标志着日本成功地将钓鱼岛纳入日本国内法管辖范围。如果得逞，日本将开启前所未有的先例，从此便真正具备“合法管辖”钓鱼岛的权力。这正是“船长事件”之后，中国强烈反对、双方激烈斗争的根本原因所在。

王：如何理解这一轮钓鱼岛冲突的特殊复杂性？

时：新的问题已经出来了，如果所谓的“国有化”真的是用来阻挡石原的，既然石原势力减弱，“国有化”就应该搁置，为什么野田政府突然又加紧“国有化”？“国有化”与东京都“购岛”，于是在客观上似乎已经呈现出是一种“演双簧”的局面，在中国方面看来，似乎是配合好的阴谋，并不是一种阻挡，都是加强日本对钓鱼岛的非法占有。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恶化了。按照以前的阻挡说法，中日之间还有缓和妥协余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9月11日，野田内阁真的要签署“国有化协议”，突然公开宣称钓鱼岛“国有化”，那中日关系必然到达前所未有的紧张，中国政府也只有做出历次中日关系危机中都没有采取过的更强硬的措施。

张：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中日钓鱼岛争端是迄今为止最为复杂的一次。历史上的多次钓鱼岛争端基本上都限制在双边关系范围之内。少数时候美国曾试图插手，如建议中美日三方围绕钓鱼岛问题展开磋商，也都未成功。尽管目前的冲突也未正式引入外部力量，但美国的介入是非常明显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华便被认为是调解中日钓鱼岛争端的一项举动。更为重要的是，此次中日钓鱼岛争端被认为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南海岛屿归属上的争端是密切相联系的：日本有趁火打劫的企图，东南亚国家也肯定有观察中日冲突以决定未来措施的考虑。换句话说，目前的钓鱼岛争端不过是当前东亚地区领土领海争端集中爆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倪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以下简称倪）：必须注意到一点，不管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使用什么手段，在所谓的“所有权”问题上完成怎样的倒手“买卖”，日本通过国内法完成的岛屿“买卖”，在国际法上是不成立的，没有意义，原来是什么状态还是什么状态。但是，在舆论上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现在日本国内政局这么乱，外交谈判基本不可能，野田内阁并没有掌控力。这种情况下，就是一种“危机边缘政治”，考验双方共同的承受力，在最后的平衡点上找到新的解决方式。一直上升到彼此都耐受不了了，整个社会都受不了了，可能才能碰撞出一个新的模式。

集中爆发的争端

王：为什么继南海问题之后，东亚的领土领海争端也会在这个时期集中爆发？

张：最近一段时期，中日、俄日、韩日、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都围绕领土领海争端发生了规模不等的冲突。这是很多复杂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国际政治逻辑而言，核心要素是各国对国际权势转移进程的控制权或影响力的竞争，以期塑造对自己更有利的国际权势转移后果：美国的战略东移更多是要“管理”中国的崛起；东南亚国家是要利用这一机会在中国完全崛起前制造各种既成事实；韩国与日本则更多是在竞争美国同盟体系中的优先地位；俄罗斯是要证明其“强势归来”。

周方银（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以下简称周）：这个时期东亚问题的频发，带着一个明显的烙印，就是中国的崛起，及其在地区层面引发的复杂反应。这种说法，并不是说问题是由中国引发的，而是说它们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发生的，是相关国家主动政策选择的结果。在原因分析上，有一种机会窗口的观点，认为中国崛起势不可挡，按照当前的发展趋势，迟早会成为东亚的主导，再过5年或者10年，周边国家将越来越处于更不利的谈判地位。所以必须利用现在这个中国真正崛起之前的脆弱窗口期。同时美国刚刚宣布重返亚洲不久，这也是一个时机，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争端的爆发，也是这些国家考验美国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绑架”美国。

王：我们注意到，这些岛屿之争，与一些国家的选举期在时间上高度重合，这是选举政治的必然结果吗？

周：从具体的岛屿争端冲突上来看，不管是俄日的南千岛群岛之争、韩日的独岛之争，还是中日钓鱼岛之争，国内政治的选举因素的确具有比较明显的推动作用，而且主要是把矛盾往激化方向、往难以调和的方向推动。但是不能一味夸大选举因素，因为那些国家的选举政治早就存在了，并不是现在才出现。不管有没有选举政治，各国的政治家的做法，在大多数时候，要从整体上顺应国内的民意，至少是要相当程度上顾及国内的民意，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民族情绪的特点，在于容易激发，而难以平息。在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很多以前存在的政策选项将不复存在，或者不复可行，这对本地区相关国家之间的关系无疑会产生影响，除非有更重要的利益和风险，才能改变政治关系发展的路径。

张：就国内政治逻辑而言，对未必是民族主义的民众情绪的引导和利用最为重要：一方面，需要利用“外部敌人”来缓解国内矛盾，争取更大国内支持，特别是在选举中的更多选票；另一方面，需要利用国内民众情绪来“管控”双边乃至多边关系。双边关系上，东亚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需要定期利用某种“发泄渠道”来排除某些障碍、纠正某些苗头、促进某些发展；多边关系上，东亚国家文化相通、历史相近，通过危机管理可表明某种一般性立场，特别是向第三方传递特定信息。

当前时期，东亚地区的国际权势转移与国内政治变更相互重叠，因此领土领海争端的集中爆发，以及背后的相互参照和相互启发，也就变得颇为明显。就此而言，当前东亚领土领海争端的集中爆发，既相当罕见，也非常特殊，既前无古人，也很可能后无来者。

王：在这些频发的岛屿争端中，美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时：奥巴马时期，美国“重返亚洲”的外交政策方向已定，不会有太大变化。面对在东亚外交影响力迅速增长的中国，美国就是要尽一切努力，用“便宜”的办法，来实现重现自己的影响力。中国与部分邻国之间的海权与领土纠纷，是美国抓住的机会，也是它施展外交“巧实力”的最好机会。

张：美国可称得上东亚地区领土领海争端集中爆发的罪魁祸首，直接原因在于奥巴马政府的战略东移政策。更具体地，美国的“离岸平衡手”战术既挑动了这些争端，也是致使这些争端缓解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在涉及中国和第三方的各种问题上的立场往往包括两部分：上半部分貌似中立，下半部分则明确偏袒。例如，美国对钓鱼岛问题的立场是：一是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政府不持立场；二是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当美国讲后半部分时，意味着它将放任危机升级；当美国讲前半部分时，意味着它在告诉第三方需要消停；当美国讲完两部分时，意味着它允许保持现状。

说美国是东亚领土领海争端集中爆发的罪魁祸首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国旨在进攻性地实现所谓“体面衰落”。美国已认识到国际权势转移和自身相对衰落的不可避免，但在真正的衰落前仍需要努力确保“衰落的体面”。因此，目前美国的战略东移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而是为了“管理”中国的崛起。或者说，美国人的战略类似于中国的长城和法国的马其诺防线，是属于防御性的。但这并不排除其战术手段的进攻性，那就是到处煽风点火，试图分散中国的精力和注意力，确保其“体面衰落”战略的全面落实。对其他各方而言，如何利用美国推进“体面衰落”战略所带来的机会，对国际权势转移进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争取在权势转移进程结束后的新结构中的更有利地位，也是重中之重。

倪：东亚的繁荣，正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也要回来分享成果。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周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就有被排挤感，要回来的核心就是要争取影响力。如何重返？重返要有“抓手”。面对中国的日益强大，东亚的周边邻国在心理上其实都有一种危机感，重新被纳入等级秩序的危机感。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曾经的地位被打下去了，周边国家对中国从仰视变成轻视，看不起。但“二战”之后，随着中国的发展，又要开始变成仰视了。这种转变很不习惯，这种不习惯与历史记忆加在一起，周边国家会有一种隐忧。在这样的局面下，美国很容易找到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弱点，比如南海问题、岛屿之争、海上的领土纠纷，这些问题，可以成为造成中国与周边国家疏离感的重要话题，可以成为美国的“抓手”。这些历史问题重新被挑出来，美国站队，让它们重新成为焦点。这些问题都处于显性状态，这个地区的适度紧张，但又不失控，这是对美国最有利的，也是它最希望的状态。

民族国家的困局

王：如何理解中国的崛起对周边国家造成的危机感？

倪：从现代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说，东亚地区历史上的体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至少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原来的体系被打破，除了日本、泰国等极少数国家，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被纳入殖民体系；到了“二战”以后，东亚地区的秩序又彻底改变，东亚国家基本都实现了国家独立，可以说，“二战”开启了东亚地区在法律上平等的民族国家的体系。(www.xing528.com)

“二战”之后，所有的东亚国家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就是民族国家重构(Nation-building）。要建立一个与历史上都是不一样的新的认同，这在东亚造成了很大问题。古代的东亚体系以中国为中心，越南、朝鲜等国家作为中国属国，自身有一种对待中国的自然向心力，以中国为标准，自然地从属和依附。现在东亚国家都要做在法律意义上平等的民族国家，这就要对原来的动机做一个否定，要强调自己的自主性，强化差异性，才能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在合法性上的自我论证才能剥离彼此的绑定，斩断传统的向心力。越南、朝鲜改掉汉字，就是这个逻辑。所有的东亚国家基本上都处在这样的构建过程中，这也导致东亚国家之间的矛盾处于高发阶段。

王：东亚正在经历的民族国家重构与曾经的欧洲有什么差异？

倪：东亚国家的民族国家重构进程并不相同，日本是最早完成民族重构的，它比较特殊，它是一个岛国，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日本虽然战败，但是在美国的支持下比较容易地完成了现代化的过程，可是与西方的超越现代不同，日本在观念上还是传统的民族国家概念。日本对于民族国家的坚持，在所有东亚国家中是最顽固的，是现代国际关系体系里，最典型的民族国家行为方式。按照民族国家的概念，主权是不能让渡的，从过去的历史来看，日本对于领土问题是从来不能谈判的，它与俄罗斯之间的南千岛群岛问题就非常典型：2004年俄罗斯决定归还齿舞和色丹岛（占争议地区领土面积的6%），但被日本拒绝。而东亚的其他国家，民族重构还在构建过程之中。

欧洲的建立民族认同过程，基本是一个战争过程，各国信奉丛林原则，深信安全困境，战争持续了300年，一直打到20世纪的两场大战，直到大家都打不动了，旁观的国家成为主宰，美国、苏联成为强权，世界中心转移，欧洲坍塌了。直到这个时候，欧洲才选择了超越民族国家，形成欧共体。从民族国家主权国家，再到超越这个概念，这是欧洲走过的历程。东亚能免俗吗？我们某种程度上可能在重走欧洲人19世纪走过的那条路，他们“二战”后抛弃超越的意识，可能现在我们刚刚才开始经历，在安全困境的忧虑下加强彼此力量。不过，我觉得亚洲人做得比欧洲人要好，虽然我们处于民族国家构建，但与欧洲相比，我们并没有在这个阶段中爆发大规模战争，我们的矛盾冲突战争规模比当时的欧洲要小得多。

王：领土主权之争，看来是民族国家重建中必须经历的困局？

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与其他地区相比，东亚国家在民族国家重构的过程中，关于领土主权的强烈意识，必将影响到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发展。除了主权之外，还有越来越突出的能源饥渴，以及对未来能源饥渴的想象。

倪：主权领土涉及最大的政治性问题。我曾经看过一个美国研究者写的书，他认为从理论上来说，海上领土争端问题比陆地容易解决，海上基本不涉及居民问题，理论上彼此协商解决的空间更大。后来有机会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当面问他，既然陆地问题比海上问题好解决，那为什么南海和东亚的这些岛屿争端就是无法解决？他回答说：“如果这些问题放在了媒体的聚光灯下，就无法解决。”当时就把我噎在那里。

其实对任何国家来说，陆地边界是最核心的，也是最关键的。在陆地边界问题上，中国除了与印度的边界之外，已经解决了与其他所有邻国的陆地边界问题，接下来才到海洋问题。可是随着注意力转到海上，我们也进入了新的传播时代。近期中国外交环境的最大变化，是民意出来了，媒体的声音出来了，舆论环境变化非常大。不能说好与坏，但是个现实。

复杂的东亚

王：既然东亚地区存在着如此多的不稳定因素，为什么“冷战”结束以来还是保持了长久的和平与稳定？

张：几乎所有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东北亚地区是“一个多样性的文化与政治制度、历史疏远、转变中的力量均衡、快速的经济变革所组成的拼图”，因此“想象安全两难、声望竞争、领土争端、国家怨恨、经济冲突将会上升并推磨整个地区是合理的”。然而，东北亚的现实似乎再一次证实了现有理论的无能。尽管对东北亚的未来预测如此悲观，但我们看到的国际政治现实却是：自“冷战”结束以来，东北亚总体上保持了一种稳定甚至是和平的状态，国家间的合作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加强。

东北亚地区之所以能保持持久的和平与稳定，其中必然有着某种文化或者观念的基础，而这正是迄今为止仍少有人讨论的地区安全文化。所谓地区安全文化，是在地区内稠密的安全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发展出的同一地区各国对于安全问题的共有知识。根据建构主义分析，国际社会存在三种不同的安全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与它们对应的国家身份是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这三种文化并非截然区别的，事实上它类似于一个光谱，一个极端是霍布斯文化，另一个极端是康德文化，居中的是洛克文化。在我看来，东亚地区的持久和平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该地区洛克式地区安全文化的出现。

王：现在集中爆发的岛屿争端，对于未来的东亚局势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倪：岛屿之争，不管是南海还是钓鱼岛，都是同一类问题，是一个危机，但目前看来并不是会导致这个地区大规模战争冲突的问题。一个地区最重要根本的问题还是战与和。在东亚地区，最核心的问题，一个是朝核问题，另一个是台湾问题，然后才是岛屿之争。朝鲜半岛南北对立，周围大国环绕，这个地区出事，周围大国都会卷入进去，这是东亚最具实质性影响的问题。台湾问题虽然暂时平静，但根本上并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是摆在第一位的，战与和并不是大陆与台湾的问题，美国、日本都会涉及其中，它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更深远。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问题在层级上的级差。

张：“冷战”结束以来的20多年里，东北亚经历了多次危机，每一次都可能导致重大的地区动荡，然而，正是这些危机导致了东北亚地区逐渐出现一种迈向协调解决、避免战争的趋势。东北亚地区以一种致力于降低军事冲突可能性的方式，坚持了它们对和平的承诺，并表示出对危机的极大容忍能力。尽管仍未出现任何单一的、正式的地区性安排，但却出现了解决特殊问题的咨询式外交安排，强化合作关系的外交安排也得到发展。

当前东亚领土领海争端集中爆发，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东亚地区安全格局，“冷战”思维和“冷战”遗产仍是制约地区安全的核心因素。可以预期的是，东北亚地区正在形成中的洛克式地区安全文化仍将进一步巩固，东亚地区的总体和平与稳定仍将延续。尽管在此过程中，还可能出现为数不少的争端乃至冲突，其烈度甚至有可能超过目前的水平。

王：为什么还可能出现为数不少的争端乃至冲突，其烈度甚至有可能超过目前的水平，而东亚的总体和平与稳定仍将延续？

张：首先，各方事实上都认识到，国际权势转移的进程是无法阻挡的，因此最好的战略是如何利用这一进程。这也正是各方竞争对国际权势转移进程的控制权或影响力的原因。当然，需要承认的是，理论中的或现实中的权势转移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出现，目前人们热议的国际权势转移更多只是观念中的。但越是这样，越表明有机会控制或影响这一进程，因此今后一段时间围绕这一问题的竞争将可能更为激烈，诱发的各种争端和冲突可能更为密集、烈度可能更高。

其次，各方的相互依赖程度已经非常高，不太会牺牲双边关系大局来解决局部性问题。例如，中日双方都认识到，钓鱼岛问题是个长期和复杂的问题，因此不可能因为钓鱼岛问题而破坏双边关系大局。中日相互间的经贸往来、人员往来等远比钓鱼岛重要。

第三，一种不明确的地区安全文化也不鼓励冲突各方持续升级危机直至危机失控。美国是东亚地区争端集中爆发的始作俑者，其获取最大利益的战略是充当“离岸平衡手”而非放任局势失控。其他试图浑水摸鱼的各方其实也不希望直接对抗的双方摊牌并以极端方式解决争端，因为那样将使他们失去所有的想象空间和浑水摸鱼的机会。如果中日通过战争决定了钓鱼岛的归属（不管到底属于哪一方），那么南海争端的解决方法和结果似乎也都是注定的，这对相关的东南亚国家来说或许不是最好的结果。

王：面对如此复杂的东亚局势，中国应当如何应对？

张：就国际权势转移进程的管理和竞争而言，与中国相关的各类问题，不仅仅局限在东亚地区，也包括在其他地区和领域的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都有可能激化，尽管未必会失控。因此，中国的政策应对核心也应从对国际权势转移大棋局的战略管理入手。

首先，中国应尝试与美国达成共识，不通过危机管理来试探对方的战略目标，而应通过合作共同管理权势转移，中国可帮助美国实现“体面衰落”，美国也应支持中国的正常和正当崛起。其次，中美应当共同考虑其他国家在权势转移的大棋局中的合理利益，以此为基础尽量明确相关政策立场，避免第三方从中浑水摸鱼。第三，就战术而言，中国需要密切关注这一权势转移的大棋局的每一步小变化，因为它都可能引发整个棋盘的风云变化。第四，就具体的领土领海争端而言，明确归属未必是最好和最为合理的解决办法，寻找到合理的各方都可接受的共同开发方案或许更为可行。最后，中国需要说服美国及其他国家，共同塑造权势转移期间和之后各国正确的国民心态，特别是要接受自身在新的国际体系中的适当角色并据此合理地行为。

周：对崛起的中国来说，单纯基于实用主义的外交政策是无助于在国际社会发挥领导作用的，在东亚秩序演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中国在地区秩序中的长期定位，以及相应的外交政策。对于国际体系中各国的行为方式要有大体符合实际的预期和判断，不能不适当地设想他国有太高的善意，不能忽视他国的机会主义，同时对这些机会主义的做法要有有效的应对策略。

从根本上说，是外交中软硬两手如何合理配置的问题。从政策层面来说，过度强硬和过度温和都不可取，而且政策仅仅是长期无弹性地偏于强硬或者偏于温和都会产生一定问题。从长期来说，我们的外交政策应该是刚柔相济、不同手段相互配合。其中，坚定的政策更适于维护自身已有的利益，温和的政策更适于拓展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合作空间。在这方面，我们需要通过一段时期连续一致的政策操作，让外界对中国外交的行为模式形成较为清晰的预期，从而在长期内对其他国家的政策产生引导作用。

时：过去的二三十年，我们的外交重心都是美国。2012年初，中央试图进行外交政策方向的调整，强调全方位外交，平衡与各大国的关系，要加强周边外交，搞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如胡锦涛所说，亚洲一向是中国外交的根本重点。这完全符合中国的战略需要，但是完全没有做成。这其中有许多客观困难，国际形势远为复杂，但与我们的决心也有关系。

现在围绕钓鱼岛问题的争论，有一个特点，也是使我比较吃惊的，就是有那么多爱国的年轻人那么轻易地说到战争。过去中日关系紧张，但并没有人轻易说到战争，但这次完全不同，或许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战争，他们并不了解到底什么是战争。从目前的局势来看，中国面临的最危险的问题就是钓鱼岛，这个很清楚，也很伤脑筋。不只目前，弄不好也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历史时段最危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