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特殊构造的社会中,一个人时时都需要一种自反的精神,如我上文所云向里用力者,这是为了他自己,亦是为了社会。社会秩序不假强制而自能维持,盖以其形势照然,人们各知自勉于此,且已习惯成自然也(习惯未成时社会构造亦未成)。若还不够,则有士人为之表率,为之指导点醒。一句话:这就是倚重于理性及礼俗以为治。因它既缺乏两个强大威权——宗教、国家——之任何一个,则舍此更有何道?知治世之所以治,即 知乱世之所以乱。历来大乱之所由兴,要不外“人心放肆”那一句老话。人心放肆即不 易尊重对方,更不易节制自己,皆有悖于治道,这固是一层。更要紧的,乃为人心放肆 便是其礼俗失效之征。礼俗实为此社会构造社会秩序之所寄托。礼俗之效,最上者在有 所兴起,其次则给人一限度不使逾越。这虽没有一权力机关监督执行于上,却有社会舆 情为之制裁于后。人心放肆,小之可见社会制裁渐已失效,大之则征明社会制裁已经没 有了。到此地步,还有不乱的?
人心放肆,则天下将乱,这在有心而阅历多的老辈,感觉上非常敏锐清楚的。然而每临到某一时期,放肆辄不能免。此可从三方面见之:君主一面,民众一面,士人一面。其所以流于放肆,殆皆有从乎事实所不得不然者:
一、君主一面——历代创业之主,多半来自民间,习知民间疾苦,社会情伪。他自己天资又极高,明白如何自处如何处人之道,自然不生问题。及至传了几代下来,天资浸已平庸,又生于深宫,长于妇人女子之手,于外边问题一切隔膜。甚至如晋惠帝问告歉岁者说“胡不食肉糜”之类,这时虽有谏官讲官亦无所用。昏淫暴虐,重刑恣杀,苛敛横征,滥用民力,一味向外,不知自反。试检史乘,几乎成一公例,而无可逃。
二、民众一面——天下承平日久,人口逐年蕃殖加多,而土地却不加广(不会向外侵略) ,尤其生产技术不见进步(这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定的,详后)。倘若连遭天灾(这是农 业社会所最怕的),则大家吃饭问题便不得解决。此时再不能向里用力了——再向里用 力,为生理所不许。而恰亦到了君主昏暴官逼民反时候,一经煸动,则饥民变为流寇,殆亦为历史定例。
三、士人一面——不独君主、民众到一定时候各要发生问题,即生士人亦然。盖承平日久,爵禄弥觉可羡,熟软侧媚者日进,而高介之士沉隐于下。士风士习浸浸偷敝,一心贪慕于外,更无责任之自觉。于君主不能谏诤,或且助桀为虐。于社会不能领导,或且为一切败坏所自始。此验之于历史,亦几乎依时而可见。(www.xing528.com)
社会秩序至此,无法维持,天下于是大乱。在大杀大砍之后,皇帝是推倒了,人民亦死伤无数。久之,大家都受不了这种痛苦。而人心厌乱。此时再有创业之主出来收拾残局,隐居不仕之士亦从其悲悯心怀,出而救民水火,而人口亦已大减,于是,治道又可规复。一经休养生息,便是太平盛世。但承平日久,又要乱,乱久又治。此即中国历史上所特有的一治一乱之循环。(1)(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第252页,有一段话可供参考 :
中国历史有一公例:太平之世必在革命用兵之后四五十年;从此以后,隆盛约及百年。百年之后又有乱象;又酝酿数十年,遂致大乱,复成革命之局。汉、唐、宋、明,其例一也。(中略)大乱之后民数减少,天然之产,养之有余。而豪杰敢乱之徒,并已前死;余者厌乱苟话,无所奢望。此即太平之原理。若为君相者,更能清静不扰,则效益者矣。)
当然这是极粗的说活。所谓乱世,固不仅指几次改朝换代而言。秦汉后,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之结构渐著,顺此方向,则条理昌明,而为治世。悖此方向,则结构为之破坏,失其所以相安者,便是乱世。至于干戈扰攘,鸡犬不宁,乃又乱之表面化耳。上文曾说,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逆转顺转两力相搏之历史”,又说,“治世乱世难于截然划开”,皆谓此。唯治乱之机,系于人心敬肆(或振靡)之间,则上下数千年无二致。在中国,恒见其好为强调个人道德之要求,实为此之故。此一要求既难有把握,则治难于久,而乱多于治,盖属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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