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化”。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贡献在具体创造上,如礼乐制度之制作等。孔子则似是于昔贤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理以教人。道理之创发,自是更根本之贡献,启迪后人于无穷。所以在后两千多年的影响上说,孔子又远大过周公。为判定周孔教化是否宗教,首先要认清孔子为人及孔门学风。
孔子及其门徒之非宗教论者已多。例如美国桑戴克(Lynn Thorndike)(世界文化史)一书所说就很好,他说:
孔子绝不自称为神所使,或得神启示,而且“子不语怪、力、乱、神。”
孔子没后,弟子亦未奉之为神。
孔子不似佛之忽然大觉,但“学而不厌”,“过则勿惮改”。
孔子绝无避世之意,而周游列国,求有所遇,以行其改革思想(这对于宗教出世而说, 孔子是世俗的)。
孔子尝答其弟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其自表甚明。(www.xing528.com)
在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中,曾说“唯有人的坟墓才是神的发祥地”,又说“若世上没有死这回事,那亦就没宗教了”。这是绝妙而又精确的话。世间最使人情志动摇不安之事,莫过于所亲爱者之死和自己的死。而同时生死之故,最渺茫难知。所以它恰合于产生宗教的两条件:情志方面正需要宗教,知识方面则方便于宗教之建立。然在宗教总脱不开生死鬼神这一套的,孔子偏不谈它。这就充分证明孔子不是宗教。
随着生死鬼神这一套而来的,是宗教上之罪福观念,和祈祷禳祓之一切宗教行为。但孔子对人之请祷,先后问他“有诸?”继之则曰“丘之祷也久矣!”对人媚奥媚灶之问,则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宗教所必具之要素,在孔子不具备,在孔子有他一种精神,又为宗教所不能有。这就是他相信人都有理性,而完全信赖人类自己,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么事该作,什么事不该作,从理性上原自明白。一时若不明白,试想一想看,终可明白。因此孔子没有独断的标准给人,而要人自己反省。例如宰我嫌三年丧太久,似乎一周年亦可以了。孔子绝不直斥其非,和婉地问他“食夫稻,衣夫锦,于汝安乎?”他回答曰“安” ,便说:“汝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 今汝安,则为之!”说明理由,仍让他自己判断。又如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亦只 婉叹地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指出彼此之观点,而不作断案。谁不知儒家 极重礼,但你看他却可如此随意拿来讨论改作;这就是宗教里所万不能有的事。各大宗 教亦莫不各有其礼,而往往因末节一点出入,引起凶争惨祸。试举一例,以资对照:
英王亨利第八曾亲身审判信奉 Zwingli 主张之新教徒,并引据圣经以证明基督之血与 肉,果然存在于仪节之中,乃定以死刑,用火焚而杀之。1539年国会又通过法案曰“六条”(Six Articles),宣言基督之血与肉公然存在于行圣餐礼时所用之面包与酒中,凡胆敢公然怀疑者,则以火焚之(下略)(见何炳松《中古欧洲史》第278页)
这是何等迷信固执不通!在我们觉得可骇亦复可笑,其实在他们是不足怪的。宗教上原 是奉行神的教诫,不出于人的制作。其标准为外在的,呆定的,绝对的。若孔子教人所行之礼,则是人行其自己应行之事,斟酌于人情之所宜,有如《礼记》之所说“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其标准不在外而在内,不是呆定的而是活动的。
照王治心先生《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所述,中国古来崇信“天”之宗教观念,沿至东周而有变化,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时而分两路。儒家和道家,皆怀疑一路之代表;唯墨家则代表信仰一路。道家老子庄子,显然具有无神论及唯物论机械论之论调,儒家孔子虽没有否定神之在,而言语间模棱含糊,其神好像存于主观而止。所以墨子《非儒篇》 讥评他们“无鬼而学祭礼”,是很切当的。下传至孟子荀子,孟子还从民意验取 天意,荀子就根本否认天的意志,而说君子“敬其在己而不慕其在天”,其反对“错人而思天”,与《左传》上“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意思相同。后来汉朝王充作《论衡》,极力破除迷信,以渊源于荀派。墨子学派后来不传,其所根源古代的天神崇拜,则影响于中国下层社会甚大云。——这所说,大体都很对,只末一句,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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