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宪政文化的演进历程

第四章　近代以来中国宪政文化的历史沿革

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社会完成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科学革命使得科学及技术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改造旧有工业，指导、创造了全新的工业。工业革命使欧洲社会支配资源的能力空前提高，社会财富增长，人口增多，消费欲望和空间、能力高涨，到20世纪初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工业化，而与此同时的亚洲、非洲等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还在殖民状态里苦苦挣扎。政治革命以英国、美国、法国为代表，给世界历史铸上了烙印。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有新利益、新意识形态的阶级，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第一次登上了人类历史舞台。一系列新的观念，如权利、权力、契约、共和、自由、平等、博爱、宪政、法治等不仅作为理念横空出世，而且积极地进入实践领域。从全球文明进展的角度，斯塔夫里阿诺斯在（Leften Starros Starrianos）《全球通史》中深情地写道：“欧洲人由于在这一全球历史运动中居于领先地位而支配了这个刚刚联成一体的世界。到19世纪时，他们以其强大的帝国和股份公司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了全球，并取得了文化上的支配地位，西方文化于是也就成为全球的典范。西方文化被等同于文明，而非西方文化则天生低劣。”^[1]撇开作者字里行间洋溢着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笔者认为作为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描述客观上成为西方霸权和侵略行为的借口，但同时，也的确客观地再现和评价了当时欧洲的心态，这一心态和时代背景也逐渐地被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所认识和震惊。历史正是在一代代哲人的思考和行动中蹒跚前进，为了民族的繁荣和富强，今天我们已无法计算人民付出了多大的牺牲。我们为什么落后？他们为什么先进？一批先知先觉的近代知识分子开始探求其中的原因。正是在要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和被动冷漠状态，先知先觉者在西方霸权和文明示范下，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政治机制为参照系。马克思在论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对世界的影响中谈道:“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毛泽东深切体会到：“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候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3](www.xing528.com)

经济的落后和宪政的制度缺失并不能阻却近代先进中国人对宪政理想的追求。近代先进中国人“从严峻的民族危机中，认识到腐朽反动的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中国的贫弱、愚昧和落后，是招致外来侵略的主要根源。从而把摆脱民族危亡的威胁和争取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改革封建政体的斗争上。因此，中国宪政运动发生和宪法问题的提出，不仅以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成长为条件，而且也以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为条件”^[4]。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基于对祖国深厚的感情，精英阶层的先知先觉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的富强与宪政文化联系起来，从政治参与机制的建立和公共权利资源的开放程度介入开启了中国宪政文化艰难发展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