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function），有时也同职能、机能。功能与作用两个术语所表达的意思十分相近，都说明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效能或被研究对象的活动、运作和它对外界的影响。功能体现了作用，作用也可以通过功能看出，二者都是事物本质的外化和外在表现。所以，“作用”与“功能”两个术语往往被人们通用。
文化的力量是巨大的，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作为精神成果，文化既可教化人的言行，又可满足人的需求。中国古代先哲对文化的教化功能的深刻认识，如“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7]，“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18]，“诗言志，歌咏言”[19]，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20]，“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1]等，同时，“腹有诗书气自华”[22]，丰富的精神文化资源脉脉相传滋养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使得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和归宿。
一、导向和引领功能
知识的不断创新是社会和民族进步的动力，新的知识，包括新的理论、科学、技术，依赖于文化上的发明和发现。有计划地推动社会进步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包括决策、规划、组织、实施四阶段。在总的系统工程中，又包含许多子系统，文化在各阶段子系统的协调配合上发生着重要的调适作用。同时，文化是一份社会遗产，这种遗产是逐步积累的。每一次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所取得的成果，都必须以新的制度巩固起来。文化在新制度建设过程中以及建成以后，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再起着协调整合作用，以维持新制度的秩序和稳定。
宪政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及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在宪法规范制定和宪政制度建构中发挥着基石作用，而且制约和影响着整个国家宪政体制运行以及宪法实施的全过程，关系着国家权力及公民权利在整个国家宪政体制中的定位。
宪政文化引领政治文明发展的方向，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就是成熟的宪政文化。宪政文化的发展与近现代政治文明的演进相伴而行，宪政文化不仅是现代政治文明演进的结果，而且将政治文明的发展推向了一个高潮。宪法文本的呈现、宪法权威的树立、宪法思维的延伸、宪法意识的培养、宪法价值判断、宪法关系定位等无不是对政治文明的丰富和引领。
“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相适应，政治文明是一个由低向高不断演进的过程”[23]，当政治文明进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高度发达的时期，宪政文化也必然是良性的、成熟的。
二、教化和涵育功能
宪政文化可以提高民众的政治认同，影响和框约民众的政治行为，培育良好的宪法信仰氛围，从而为国家政治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提供牢固的基础性支柱。1974年8月，尼克松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电视进行了实况转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宪法学者路易•亨金看到，在小酒吧里用餐的人们听到尼克松宣布完这一决定后，秩序恢复平静，各自继续用餐。这和当代中国人们热衷于或者高度关注政府高层政党领袖人选更迭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2000年总统大选暴露了美国的诸多问题，许多美国人，包括戈尔本人并不接受最高法院的最后决定，但大家都认同最高法院的裁决程序和制度。从宪政文化的功能来看，这反映了一种深厚的文化根基对国家政治行为的约束，对民众宪政文化意识的培育，宪政文化在这里不是别的，只是人们所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王希先生也曾经深有感慨地谈到这一现象。[24](www.xing528.com)
在英国，国王低于法律的思想传统就成为宪政文化的一个重要观念，这一例证可以说明宪政文化对不同地域和不同时间段上氛围的培养、言行的框约等诸多问题。根据古日耳曼人的习惯，国王并非世袭，而是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也可以由民众大会废黜。古日耳曼人的传统观念给西欧人民留下深深的印迹，“有限王权”或“王在法下”（此“法”指习惯法）的观念仍有一定的市场。至少在表面上，国王们仍要遵守古老的法律习惯，“国王们解释法律，而不是创制法律，法律越是古老就越是美好”[25]。8世纪始英国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国王在登基之际都要加冕和宣誓，誓词中至少包括以下内容:1.禁止以强凌弱及不公正；2.遵守法律、公正裁判、惩恶扬善。宣誓的誓词在法律和道德上都对国王予以制约，国王有义务保护臣民并且受制于法律。13世纪时期的英国法学家布莱克顿（Bracton）说得更明确:“国王本人不应受制于任何人，但是他却应受制于上帝和法律”[26]，一旦国王违背了其诺言，超越和滥用权限时，人民就有反抗的权利。
三、规范和监督功能
作为一种氛围和生活方式，宪政文化监督公共权力运行，并监控人权落实状况。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倾向，进而，宪政文化就有可能引起社会大众对国家行为规范、社会运行规则的思考和监督。1991年，洛杉矶警察殴打罗德尼·金事件在美国掀起轩然大波，一个犯罪分子被警察修理之后，当事警察锒铛入狱；市政府被迫赔偿巨款；本人获得社会的广泛同情；纽约警察局长引咎辞职，执法风格转向服务型。此案中，美国公众要求惩治侵犯公民权利的警察和要求政府向受伤害的犯罪分子赔偿时，其实是在清楚地要求司法制度保护自己的权利，宪政文化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来强烈的规范和监督功能。法治国家经多年政治斗争和历史发展，形成了比较浓郁的宪法文化，公民的宪法意识成熟、宪法思维理性主动、宪法价值判断积极，宪政文化就能自觉限制公权、争取和督促人权的完整落实。
四、促进或滞障功能
社会并非总是处于整合状态，非整合状态也兼而有之，因而，文化不仅具有正向功能，而且有反向功能。个人和群体并不总是顺从社会规范，违反社会规范的情形也是时常发生的。这种非整合状态和违规行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文化功能的一种表现形式。例如社会的机会结构是一种文化安排，这种机会结构使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使另一部分人通过非法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目标。当社会现有的制度和秩序安排通过“合法”渠道不能保障人民的正当权利，而且经过个体穷尽自身所能穷尽的一切手段之后仍然不能实现权利保障时，铤而走险，寻求体制外的帮助就成为一个无奈、被迫的必须选择，这时，社会秩序或稳定性会可能会受到影响。前者是文化的正向整合功能的表现，后者是文化的反向非整合功能的表现。正向功能保持社会体系的均衡，反向功能破坏这种均衡。
宪政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成熟的、先进的宪政文化推进社会发展，巩固或推进宪政成果；不成熟的落后的宪政文化对社会发展起到滞障作用，容易出现宪法危机或宪政挫折。欧阳景根认为宪法危机是一种政治僵局，但不一定导致宪法的中止和实施；而宪政挫折是一种使宪法不能继续运作的严重状态，甚至出现中止实施以至于被废除的状态。笔者深深赞同这一观点。[27]
宪法所确定公民所享有的自由权包括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等，这些自由既存在区别，又有着密切联系，成为人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宪政“将人们具有实现他们人格潜力的强烈欲望，也都具有建设性地利用大自然所赋予他们的能力的强烈欲望”[28]开发出来，直接体现的是创造物质财富在质和量上所发生的令人惊奇变化。法国18世纪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尔巴赫在论及专制对农业和商业的影响时指出:“在专制统治者掌权的国家里，希望看到农业的兴盛，那是枉费心机。农村在无力负担的重税压榨下本已疲惫不堪，在频繁的战争迫使优秀农民背井离乡的时候，田园就更加荒芜了。商业是自由的产物，在暴政统治下能不能繁荣兴旺呢？不能，商业在暴政统治下会变为垄断经营，或者变成勒索对象。”[29]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开始逐渐步入宪政轨道，从此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最早实行宪政的英国。工业革命以机器取代人的劳动为标志，
成倍地提高了劳动效率，推动了英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与英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法国虽然于1789年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但并没有随即实现宪政，大革命后20多年时间内政局动荡不安，虽然邻近英国，直至1830年“七月王朝”建立后，工业革命才得以展开。宪政背景下的工业革命推动了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1770—1840年英国工人每个工作日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20倍，到1850年英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占到2/5，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到1/5以上，成为“世界工厂”。工业革命也使法国社会经济进入一个空前繁荣时期。在1850—1870年这20年间，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工业总产值几乎提高了2倍。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来看，工业生产量在1850—1870年间的20年中增长了一倍，而在1870—1900年的30年中增长了2.2倍，到20世纪初的13年中又增长了66%。[30]适宜经济基础的政治制度是社会前进的加速器，反之则会使社会滞胀不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