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中国大地终于以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胜利为标志，结束了这场长达十年的浩劫，中国人民开始感受到春天的温暖。邓小平的复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改革开放、恢复高考，等等，使人们重新焕发出对未来、对新生活的热望。
恢复高考入学的莘莘学子穿着极其朴素甚至土气的服装步入了高等学府。
动乱结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中国人穿什么？
当时“真理标准”的讨论尚未涉足服饰领域。正像漫画家廖冰兄的一幅作品：一个从坛子里释放出来的男子，虽然坛子已打破，但人依旧蜷缩成坛子的形状，穿的依旧是中山装。束缚已久的中国人当时还未从“文革”阴影下摆脱出来，虽然当时的国人刚刚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但尚未能真正生活在春天里。
所以，在70年代的最后几年里，中国广大百姓的衣着并无多大改观。1977年，首届恢复高考上学的莘莘学子穿着极其简朴、土气的服装，从农村和工厂兴高采烈地奔向高等学府。
“文革”以后，军装渐渐在退隐，灰色中山装依然是主要礼仪服装。这时期的主要政治领袖邓小平在出访美国时、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都是穿着中山装，这使得中山装在这个开放初年的历史时期依旧风光。刚刚步入国际舞台和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都以中山装示人。中山装或曰“毛装”，成为中国新时期的标志形象为世界所瞩目，继续扮演着中国政治服装的角色。
与政治领域相比，服装上的改观相对滞后。
70年代末的“短缺经济”状况尚未改善，这是重要的客观原因；更主要的是极“左”思潮带来的惯性和思想僵化、禁锢残存在人们头脑中。衣着的解放必须依托观念的解放，也必须依托经济的解放。
人们爱美的渴望迅速萌动，渴望美化自己和生活。但是，如何美化，如何穿着美丽，这时期的人们已经没有了标准，失去了参照物，毕竟自我封闭的时间太久了。要把想穿变成敢穿，变敢穿为会穿，这是需要时间的。回首当年人们的敢穿，实际是乱穿。一些青年率先穿上当时从广东贩来的所谓时髦服装，的确是一些与“老三样”不一样的样式，与“老三色”不一样的颜色。人们要夺回十年动乱失去的青春，也要夺回失去的穿戴。
毕竟，寒冷的冬天过去了，服饰的坚冰即将消融。
1978年，一个叫皮尔·卡丹（Pierre Cardin）的法国服装设计师兴冲冲地踏上中国大陆，他像一个时尚传教士，把现代服装的概念和时装表演带入了中国。翌年，他又带了八名法国模特和四名日本模特到北京、上海作时装表演。他以中国人从来未见过的艺术形式——T型舞台上的时装表演展示了他的服装作品。发布会的入场券被严格控制，观众仅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与技术人员。绝大多数中国观众除了被他那五光十色的“热闹”震得心头欢喜之外，并没有看懂也无法弄懂这些时装作品的真正价值。看完皮尔·卡丹的时装作品，观众们张着嘴，喘着气，半天丢出一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衣裳？！”随后又不无疑惑地补了一句：“这东西没法穿嘛。”是的，70年代末的中国人还无法消受法国人的服装，但卡丹给中国的服装影响是巨大的。不可否认，卡丹对中国服装行业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那年4月，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率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他的一头长发也让国人惊诧，“男人也能留长发？”
国门乍开，阳光太强、太刺眼……
中国的大街小巷里也出现了喇叭裤、花衬衫、留长发的打扮……着装上的胡乱模仿与胡乱穿戴是当时的特色，这是中国服饰盲目模仿阶段，当然也是国人对原来压抑个性及服装单一化的反动。
开放不久的1979年，轻工部和教育部在北京举办了大中小学的学生装展览，人们将爱美的欲望首先寄托在年轻人身上。王厚林摄
喇叭裤悄悄闯进国门，虽然未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但在大学校园里悄然流行。当时大学的训导明确规定“女生不准披肩发，男生不准着紧身裤”，但喇叭裤不在其列。学校政工干部不无疑虑地问学生：“你们为什么要穿喇叭裤？”
“洗脚方便。”学生俏皮地答。
政工干部愕然。
虽然思想上“解禁”了，而物资的供应一时还捉襟见肘。当时一位人大代表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一件呢上衣可配两副扣子……两副扣子两种效果。在目前内地消费水平情况下，不失为满足人们多样化穿着需求的一个有效方法。”(9)但是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其实并无必要。(www.xing528.com)
为适应人们穿着的要求，工业部门提出了大力增加花色品种。各地区、各部门纷纷举办“新品种展销会”以满足消费需要。
求美，这是出自人类本能的自然心态，从古到今，无论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不会泯灭。爱美、享受美，应该是轻松的、自由的、明快的。那时，的确良、灯芯绒，都是女孩子朝思暮想的高档货。到了70年代末，纺织品里的新老花式又开始被爱美的人们关注，像夹丝膨体纱、涤纶草绿府绸、薄形弹力袜、仿烤花大衣呢、真丝软缎被面等。虽然当时的男女服装并没有太多的变化，然而，社会深处正蓄积着对服饰美的强烈渴望……
1979年1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接到了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全部书稿，这是中国服装学术研究的最重要成果。(10)沈从文毕后半生之心血和智慧，在大量考证资料、文物的基础上，写就了这部在学术观点、研究质量和基本素材方面都堪称超水平的巨著。这部著作将是中国服装事业在新历史时期的基石，是其步向繁荣发达之途的指路罗盘。对中国服装史的研究，意味着五千年衣冠王国服饰历史的继续，中国的服装事业将崛起并影响世界。
也在这一年，北京的首都机场候机楼的数幅壁画落成，美术界一片赞誉，奔走相告。其中画家袁运生所绘《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的画面上出现了几个在水边洗浴的裸体傣族妇女，因而引起了社会轰动。显然还是围绕着穿不穿衣的问题，当时的主流意见是反对裸体、否定人体。于是，在后来的数年间，这幅画的人体部分一直被遮盖着。颇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同一个世纪里，艺术裸体再次成为话题，虽然水不会倒流，文明却真的会倒退？
中国民众需要重新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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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补丁》，吴亮、高云编：《日常中国：60年代》，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67页。
(2) 侯杰：《主流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34页。
(3) 苏童：《女装》，吴亮、高云编：《日常中国：70年代》，江苏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36页。
(4) ［澳］朱利安·鲁宾逊著，胡月、袁泉、苏步译：《人体包装艺术》，中国纺织出版社2001年版，146页。
(5) 《一次移风易俗的结婚赛诗会》，《光明日报》，1969年2月13日。
(6) 参见于宗尧：《服装工业的现状与发展》，《服装文化》（全国服装行业科技人员继续教育电视讲座教材，纺织工业部教育司编），1992年。
(7) 旷晨编：《我们的七十年代》，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59、265页。
(8) 李绮：《从前的布拉吉》，《讲穿》，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267—268页。
(9) 都安：《访人大代表：石彗谈服装穿着》，《中国服装》1986年第12期。
(10) 沈从文费时17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完成以后，其出版颇费周折，因对图片的印刷要求很高，当时国内出版社无力单独出版，最终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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