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于50年代提出“政治挂帅”的口号，于是，各级领导者层层强调：“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等，倡导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一切、分析一切……当时，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从哲学伦理到文艺作品，从个人的思想情感到行为喜好都为这种“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所规范。建国初年，中共组织了对胡风、胡适，以及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和红学研究的批判。今天看来，那时候的许多批判已经混淆了政治与学术、政治与生活的界限，政治成了唯一的标尺。
个人的思想、言行，包括衣着行为等都被打上阶级或政治的标签。个人的喜好，尤其是穿衣打扮上任何个人的企求不仅都是渺小的，而且都被当作有害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被清算。曾有位接受调查的长者这样说道：
这些三联书店女员工的服装、发型，都标明着她们是新中国的新女性。
服装上的泛政治化使得女装变得千篇一律。
在朱毛领袖像前留影的生活书店职员，朴实无华，充满理想。
衣着朴素的劳动者和身穿列宁装的“公家人”有着些许区别。窦砺琳供
五十年代极“左”思潮中的很多干部，认为可体的衣着都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本人在工作上的成绩向来是最佳的，但是衣着也是最可体的，也就是因此，共青团员与共产党员的称号是与我无缘的。(6)
同时，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和各方面日益加强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使得行政权力通过共产党组织支配一切和干预一切，从社会生产、分配、消费到私人生活及私人事务，譬如工作、迁徙、婚姻、恋爱、穿衣等等，一切均依附于政治，从属于政治。于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感到作为社会动力的似乎不是经济，而是政治。
“政治性”成为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特点。(www.xing528.com)
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人们狂热地认同那些“十五年超英赶美”、“共产主义社会已不远”、“按需分配将不是梦”等政治呓语。在那个热情似火的岁月里，劳动阶级的行为和衣衫都是当时的社会样板。全民劳动的社会环境里只能穿着适合于劳作的朴素衣裤。工作服、工装裤、中山装、中式袄褂等是这时的首选。大炼钢铁运动中，不分男女老少全部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劳动中去，弄得一身泥一身土，那才视为革命的美、生产的美。
“三面红旗”令全民步调一致，行为划一。全国人民统一炼钢铁、建人民公社、办大食堂、消灭麻雀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使生产、销售、消费都变得整齐划一。被统一了思想的人们，也自然而然地统一了他们的服饰。人们的审美和价值取向的变化是非个体的。心理学家这么认为：“这种集团心理使他们在感情、思维以及行动上会采取一种与他们各自在孤身独处时截然不同的方式。”(7)社会主义大家庭集体式生活秩序，规范了着装的集体潜意识，服饰审美的快感中主要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快感；对国家充满新生、向上的活力和希望的快感；先进模范的崇高感使人忽略了服装本身的审美价值，只关注革命性服装所代表的精神内涵。那时的中山装、人民装都已成为物化的意识形态了。
一股“左”的政治毒雾越来越浓重地弥漫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据北京大学55级学生黄修己回忆：
在相对宽松的一段时期内，美的装扮是得到默许的。旗袍与长辫的勉强组合也算符合当时的审美标准。舒野摄
1959年出版发行的宣传画《毛主席万岁》上的母亲穿丝绒旗袍、佩戴胸针耳环，该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为“黑画”。哈琼文作
到了1958年大跃进和经过反右扩大化时期，又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校园风气变了，为了准备下乡下厂劳动锻炼，有的班级全体换上“人民装”，头上扎起白毛巾，像陕北的老农那样。还背起背包，列队在校园中唱着歌行进。此时，男着西装女穿花裙的景象自然而然地消失了。
服饰是社会综合信息的载体。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服饰已经承载了过多的政治内容，以后的“反右”、“反右倾”加剧了服装上的“左倾”思潮，政治干预已经浸润到日常生活之中，蓝、灰、黑色取代了过往的缤纷色彩，列宁装、干部装唯吾独尊，这种现象延续了相当长的时期。
从头到脚的朴实无华，这样的装束是当年的“革命时尚”。陈实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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