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政权带来的服饰变革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意味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将发生转轨，一个由工农大众为主体的新政权建立了。这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将发生巨大的变革，而且这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触及灵魂、触及肉体，也包括穿衣戴帽的变革。法国大革命时期，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裤汉党”们的服饰装扮，进而发展成为欧洲以后的主流男装。中国工农革命的结果也同样终止了原来的服装进程，建立了一种新的“时尚”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制定新的服饰制度，但却成功地推行了新的服饰和审美标准——并未依靠政府法令，而是依靠意识形态的力量，并非指令性而是引导性地同样完成了改元易服的历史使命。

在经历了连年战争之后，中国当时的经济是薄弱的，百姓的生活是困苦的。政府和民众面对的主要是在战争焦土上重新建立社会秩序、恢复生产的急迫。此时完全无力发展风花雪月般的生活享受，由殖民城市带头发展出来的服饰时尚到此便戛然而止了。

穿新列宁装拍照的三兄弟，全然不懂其中的“主义”和“理想”。

穿西服还是中山装，是5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难。郭联庆供

50年代初旗袍尚未退出，而母子间的衣着似乎预示着代沟。窦砺琳供

新中国的农民新衣新鞋办新事。摄于江苏无锡。余金芬供

中共干部通常穿中山装，夫人还是旗袍。图为彭真夫妇。

穿着列宁装的书店女员工在上海外滩留影，列宁装在此时也有某些时尚的意味。

1952年农村一个大家族聚会的真实写照，服装上新旧交替。由法国女婿带到巴黎留存。Paul Chapron供(www.xing528.com)

新中国之初的市民们还延续民国时期的衣装穿着。摄于1950年

具有强烈工农意识的新政权领导者，将解放区的简朴服饰和审美意识带到了50年代，并影响了以后的几十年。中国的服饰审美从此出现了极大的转折。不过，最初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种变革的猛烈和潜在的负面效应。

于是，在新中国以后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新中国国民的衣衫同样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

建国初期的最初几年，服饰上是新旧并存，中西皆有。基本上是穿用现成的旧衣，可谓有什么穿什么。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接管了政权，百废待兴，广大的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和旧职员都是统战对象，对其在服装方面未有任何限制，传统服装如长衫、旗袍依然可见，西装仍然不乏穿着者。据50年代北大学生的回忆，建国之初北大人的衣着也是包罗万象。穿着笔挺西装，脚蹬锃亮皮鞋者有之，穿得俭朴粗陋者有之。

新政府对旧中国实行了全方位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前完成了包括“肃反”、“三反五反”、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以及对胡风、胡适等人的批判；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以及人们的物质生活领域自然而然地也同样被社会主义改造，包括衣着行为的改造。

随着改造的深入，衣着华贵者渐为新社会所不齿，于是，那些拥有西装、长衫、旗袍的人不得不把它们塞到了箱子底，有的把西服穿到了里面，外面罩上件干部服；也有的把西装、长衫送到裁缝店改做成中山装等。

建国初期，由于经济的不景和物资的匮乏，政府通过宣传强调了“艰苦奋斗”、“勤俭持家”等并无具体内容的新中国生活标准，提倡节约，反对奢华，甚至不成文地鼓励“补丁时尚”。加之某些单纯的工农干部存在的“左”倾倾向，将朴素、破旧、简陋的服饰审美推向极致。旧衣服要补，甚至有人将新衣也打上补丁，以示崇尚简朴与革命。因为衣着打扮讲究或简朴与否，将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和生存状态。由此，形成了这一时期具有特殊政治意味的服饰时尚。

当政权逐渐稳定，社会的方方面面开始被政治关注到。在一切反映所谓旧的意识形态的东西统统遭否定的大前提下，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和生活方式也受到了颠覆性的冲击。那么，人们如何穿衣戴帽才能符合新社会政治、道德、审美的标准？进而体现新中国、新时代的风貌？

当时，可参照的当然是国家领导人、解放区的干部和工农服装，以及苏联“老大哥”的穿着装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