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州文物考古：契丹藏在应县木塔现身

应县木塔发现《契丹藏》

郑恩淮

提要　历朝历代雕造大藏经，或多或少均有传世之本，唯独《契丹藏》不见。木塔辽雕版印刷藏经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印刷史的空白。发现的十二卷《契丹藏》，均为楷书汉字书写而后雕印，字大秀美，雕刻精良，纸墨上乘，雕印时间为辽圣宗时期。刻经《契丹藏》在发现的这批文物中，尤为珍贵。

佛教经典，随着佛教的传入而翻译介绍来中国，先是手写传抄，后有印本流传。甘肃博物馆收藏前凉写经——《法句经》，卷尾题记二则：“升平十二年（368）沙弥净明”；“咸安三年（372）十月二十日沙弥净明诵习法句起”，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佛经写本。隋唐时期，佛教的传播与佛经的翻译均达高潮，唐高僧玄奘，游历天竺十七年，归而译经一千三百余卷，佛教经典之精华，基本上都翻译介绍来我国。隋唐时佛经的传播，仍靠手写传抄，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金刚般若波罗密经》是已知世界最早有年代可考的佛经印刷品，雕印于唐咸通九年（868），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陀罗尼经》则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唐代佛经印本。汇总佛教经典而编成大藏经，应以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命张从信在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的大藏经为最早，即世人所说之《开宝藏》。不久，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雕造了可与《开宝藏》相媲美的大藏经——《契丹藏》。以后继有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至徽宗政和二年（1112）在福州（今福建福州）东禅寺雕造的《万寿大藏》；北宋徽宗政和二年至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在福州开元寺雕造的《毗卢大藏》；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在湖州（今浙江吴兴）思溪园觉禅院雕造的《思溪园觉藏》；金朝熙宗皇统八年（1148）至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在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天宁寺雕造的《赵城藏》；南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在安吉州（今浙江吴兴）思溪法宝资福禅寺雕造的《思溪资福藏》；南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至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在平江府碛砂镇（今属江苏苏州）延圣院雕造的《碛砂藏》。还有元朝《普宁藏》、《弘法藏》，明朝《南藏》、《北藏》、《武林藏》，明至清朝《径山藏》，清朝《龙藏》等。历朝历代雕造的大藏经，至今或多或少均有传世之本，唯独《契丹藏》，未见流传。

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抢险加固时，于木塔四层主佛——释迦牟尼腹内发现了极其珍贵的辽代瑰宝，计有辽代刻经四十七件，包括《契丹藏》十二件，辽代刻书《蒙求》与杂刻八件，辽人写经三十件，辽代绘画一件，辽代版刻彩印佛像六件，七宝与舍利佛牙六十八件，共一百六十件。这批辽代遗珍的发现，对于研究辽代政治、经济、文化，均有重大意义。不仅填补了我国印刷史的空白。而刻经中《契丹藏》十二卷，更是罕见的“法王大宝”。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一、《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七垂》，（东晋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罗等译）。框高二二厘米，版广五○至五四点一厘米，纸纵二九点七厘米，现存总长八二四点四厘米。本卷为六十卷本，入法界品第三十四之三，前有卷首画，经文十五纸，每纸二十七行，行十七字者二百九十行，行十八字者四行，行十六字者一行^①。

二、《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二十四爱》，（唐实义难陀译）。^②框高二三点五厘米，版广五三点六厘米，纸纵三○点五厘米，现存总长一二五厘米加六九厘米。本卷为八十卷本，十回向品第二十五之二，仅存第十、十一、十二、十七、十八纸，每纸二十八行，行十五字。

三、《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二十六爱》，（唐实义难陀译）。框高二三点五厘米，版广五五厘米，纸纵三○点二厘米，现存总长八三厘米。本卷为八十卷本，十回向品第二十五之四。全卷仅存二纸，每纸二十八行，行十五字。

四、《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五十一首》，（唐，实义难陀译）。匡高二三点六厘米，纸纵二九点七厘米，现存七○厘米加七二厘米。本卷为八十卷本，如来出现品第三十七之二。全卷仅存八、九、十、十一纸残片，行十五字。本卷无整纸，故不知每纸多少行，但据纸质、板式、字体等特点看，与上两卷相同，应为每纸二十八行。

五、《妙法莲华经卷第二在》，（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奉诏译）。框高二二厘米，版广五四点六厘米，纸纵二八厘米，现存总长五三二·八厘米。本卷为譬喻品第三。全卷原共十五纸，现存第五纸至第十五纸，每纸二十八行，行十七字者五十七行，行十八字者一行，行十六字者五行。第十五纸为音义十三行。

六、《称赞大乘功德经一女》，（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框高二一点八厘米，板广五二点七至五三厘米，纸纵二七点八厘米。本卷共五纸，每纸二十八行，行十七字者二十四行，行十六字者六十九行，行十五字者二十一行。卷尾有题记，为研究木塔发现《契丹藏》雕造时间、地点、雕工等，提供了可靠的根据。

七、《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靡》，（隋天竺三藏阇那崛多等译）。框高二二厘米，版广五三至五四厘米，纸纵二九点五厘米，现存总长八二一点三厘米。本卷为供养法师品第三十。全卷共十七纸，前有卷首画，为弥勒菩萨说法图，经文十六纸，每纸二十七行，行十七字者二百九十六行，行十八字者五十行，行十六字者四十七行。

八、《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一欲》，（据《阅藏知津》卷九云：“出后汉书”。无译者）匡高二二点三厘米，板广五三点八厘米至五五厘米，纸纵二八点四厘米，现存总长四八六点五厘米。本卷为序品第一，孝养品第二。全卷原共十九纸，现存第十至第十九纸，每纸二十七行，行十七字者一百四十七行，行十八字者四十六行，行十六字者四十二行。

九、《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清》，（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框高二二点三厘米，版广五三点四至五三点八厘米，纸纵二九点七厘米，现存总长一○一八厘米。本卷为中阿含经梵志品瞿默目捷连经第四，三千四百八十八字；中阿含经梵志品象迹喻品第五，二千九百八十八字；中阿含经梵志品闻德经第六，一千六百一十字；中阿含经梵志品何若经第七，一千四百三十六字，共九千一百七十八字。全卷前有卷首画，为佛说法图，经文二十一纸，每纸二十七行，行十七字者五百十二行，行十八字者十三行，行十六字者十行。

十、《阿毗达磨发智论卷第十三弟》，（尊者迦多衍尼子造，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框高二二点二厘米，板广五三点五至五三点八厘米，纸纵二九点一厘米，现存总长一二八点八厘米。本卷为大种蕴第五中大造纳息第一，大种蕴第五中缘纳息第二，大种蕴第五具见纳息第三。卷首画缺，经文共二十一纸，每纸二十七行（七纸二十八行），行十七字者四百五十八行，行十八字者三十五行，行十六字者二十六行。卷属经名为“说一切有部发智论卷第十三弟”。

十一、《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陁罗尼经一卷陁罗尼经一卷刻》，（西天中印度摩伽陁国那烂陀寺传教大师三藏赐紫沙门臣法天奉诏译）。框高二一点九厘米，版广五三点三厘米，纸纵二九点三厘米，现存总长二九一点六厘米。本卷卷首画仅存一残边，经文六纸，每纸二十七行，行十七字者八十八行，行十八字者二十一行，行十六字者五行。卷属经名为“佛说大乘圣无量寿王经一卷刻”。

十二、《一切佛菩萨名集卷第六勿》，《德云集，非浊续》。框高二四厘米，版广五五至五五点二厘米，纸纵二八点九厘米，现存总长二三五点四厘米。本卷原共二十一纸，现存后五纸又残片三片，每纸二十八行，行十二字至二十一字不等。卷尾有“通计一千三百尊”一行，知共列一千三百尊佛名。此卷无经头，不知译者，但房山云居寺石经《一切佛菩萨名集》为辽刻，与木塔此经相同，为德云集，非浊续，故知木塔发现《一切佛菩萨名集》应为德云集，非浊续。

我国自北宋《开宝藏》始，历代大藏经皆用千字文编号，因此，有无千字文编号，便成为区分大藏经或单篇刻经的重要标志。木塔发现刻经四十七卷为辽刻，已无疑义。其中十二卷有原刻千字文编号，据此知此十二卷为《契丹藏》。还有一卷《妙法莲华经卷第一》，虽有千字文编号，但并非原刻，而是后人用朱笔在经名下加一“在”字，可能是后人为补《契丹藏》所缺，加一朱书“在”字，补入《契丹藏》。

木塔发现《契丹藏》十二卷，从千字文编号看，“垂”字在千字文编号中排为109，“爱”字排为113，“首”字排为116，“在”字为131，“女”字为161，“靡”字为181，“欲”字为190，“清”字为264，“弟”字为356，“刻”字为527，“勿”字为564。北京大觉寺《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与山西大同《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碑记》，皆曰《契丹藏》为五百七十九帙。木塔发现《一切佛菩萨名集》千字文编号为564，已近尾声，所以，木塔发现《契丹藏》二十卷，虽卷帙不多，却可看出《契丹藏》的概貌。(www.xing528.com)

木塔发现《契丹藏》十二卷，皆为硬黄纸，素称藏经纸，系专为印刷大藏经而制。硬黄纸，即皮纸入潢后加腊制成，坚韧、光洁、无虫蛀。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求》卷三《杂说》染黄及治书法云：“凡打纸欲生，生则坚厚，特宜入潢。凡潢纸灭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则年久色暗也。入浸檗熟，即弃滓，直用纯汁，费而无疑，檗熟后漉滓，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三二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久，久则零落矣。”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下载：“唐秘书省有熟纸匠十人，装潢匠六人。潢，《集韵》音胡广切，《释名》染纸也。《齐民要术》有装潢纸法，后有雌黄话书法，则古用潢纸写书久矣。写讫，入潢，避蠹也。今唯释藏经如此，先写后潢。”木塔发现《契丹藏》用纸，应即上两书所说之入潢，避蠹，专为释藏而用之藏经纸也。木塔发现《契丹藏》在释迦牟尼塑像腹内保存近千年，无任何保护措施，至今仍纸质坚挺，字迹清楚，无一虫蛀，可见辽代造纸、印刷及入潢避蠹技术水平之高超。

木塔发现《契丹藏》十二卷，除经名下有原刻千字文编号外，经文中，每纸前几行行格间尚有版身小字一行，为经名、版码及千字文编号。遍查《碛砂藏》，亦有此特点，只是《契丹藏》比《碛砂藏》更规范一些而已。此特点亦是大藏经与单篇刻经不同之处。十二卷《契丹藏》中，有三卷既无经头，又无经尾，正是根据此特征，证明其为《契丹藏》。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七垂》，板身小字为“华严四十七”、版码及“垂”字，“华严”为经名简写，“四十七”为卷帙，“垂”字为千字文编号。《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靡》，板身小字为“大法炬陀罗尼十三”、版码及“靡”字，“大法炬陀罗尼”为经名，“十三”为卷帙，“靡”字为千字文编号。《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一欲》，版身小字为“报恩经一”、版码及“欲”字。“报恩经”为经名简写，“一”为卷帙，“欲”字为千字文编号。《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清》，版身小字为“中阿含经三十六”、版码及“清”字。“中阿含经”为经名，“三十六”为卷帙，“清”字为千字文编号。《阿毗达磨发智论卷第十三弟》，版身小字为“发智论第十三”、版码及“弟”字。“发智论”为经名简写，“第十三”为卷帙，“弟”字为千字文编号。《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一卷刻》，版身小字为“大乘圣无量寿陀罗尼经”、版码及“刻”字。“大乘圣无量寿陀罗尼经”为经名简写，“刻”字为千字文编号。《一切佛菩萨名集卷第六勿》，版身小字为“佛菩萨名集六”、版码及“勿”字。“佛菩萨名集”为经名简写，“六”为卷帙，“勿”字为千字文编号。《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二十四爱》，即无经头，又无经尾，但经文中版身小字为“大花严经二十四”、版码及“爱”字。根据上九卷经和其它大藏经此一特点，知“大花严经”为《大方广佛花严经》经名的简写，“二十四”为卷二十四，“爱”字为千字文编号，经文与其它大藏经经文相同，知此推测是正确的。根据同样理由，知版身小字为“大花严经二十六”、版码及“爱”字的，应为《大方广佛花严经二十六爱》；版身小字为“大花严经五十一”、版码及“首”字的，应为《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五十一首》。

木塔发现《契丹藏》十二卷，均为楷书汉字书写而后雕印的，无一契丹字，字大而秀丽，行格疏朗，可谓校勘精，雕刻良，纸墨上乘也。叶恭绰先生《历代藏经考略》转引《东洋文选》所载宓庵丹本大藏经庆疏^②云：“（契丹藏）帙简部轻，函未盈于二百，纸薄字密，册不满于一千，版式可略见一斑。”^③显然这些臆测之言是完全错误的，皆因未见实物之缘故。据吾所知，《契丹藏》纸、墨、雕、印等皆不亚于《开宝藏》、《万寿藏》等大藏经。

木塔发现四十七卷辽刻经中，有五卷经有明确纪年，即《上生经疏科文》刻于辽圣宗统和八年（990）；《称赞大乘功德经》刻于统合二十年（1003）；《妙法莲华经》卷第四（Ⅲ式）刻于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和《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刻于辽道宗咸雍七年（1071）。尚有《妙法莲华经》卷第四（Ⅰ式），虽无年款，但题记刻工赵守俊，与《称赞大乘功德经》题记中刻工赵守俊显系一人，只是较晚一些而已，因《称赞大乘功德经》为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四人同雕，而《妙法莲华经》卷第四（Ⅰ式）则由“赵守俊并长男次弟同雕”，故估计后经可能晚于前经，但相差不会太远。上述各经有一特点，凡刻于辽道宗时期，则有严格的避讳却比现象，既“光”字缺最后一笔，避辽太宗耶律德光讳，“明”字缺最后两笔，避聊穆宗耶律明和辽景宗耶律贤小子明扆讳，“贤”字缺最后一笔，避辽景宗耶律贤讳，“真”字缺最后一笔，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此现象说明辽圣宗时期，无避讳缺笔的规定，而辽道宗时期，不但在一般书籍中，在佛经经文中亦避辽王朝历代帝王的名讳。《契丹藏》十二卷无一笔会却比现象出现，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些经卷刻印于辽圣宗时期（983—1031）。

木塔发现《契丹藏》十二卷，唯有《称赞大乘功德经》卷尾有长篇题记，对于探讨木塔发现《契丹藏》雕造于何时、何地，极为重要，全文录后：

“燕台圣寿寺慈氏殿主讲法华经傅菩萨戒忏悔沙门道譔曾阅前经备询故事曰大乘者诸佛至真了义究竟之说也不思议解脱宁可述矣先圣既至极称赞未宜激励流通庶几报诸佛恩除小乘病最极最大至微至妙利国利家济时济物无如此经也道譔遭逢圣代幸偶遗风敢雕无上之经溥示有缘之众所愿见闻随喜者舍小根而趣大机读诵归依者得清凉而除热恼时统和式拾壹祀癸卯岁季月蓂生五记

弘业寺释迦佛舍利塔主沙门智云书

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四人同雕”

题记除劝人读经信佛等词句外，确切告诉我们木塔发现《契丹藏》雕造于辽圣宗时期，雕印于燕台，即今北京。

我认为木塔发现《契丹藏》雕印于辽圣宗时期，还有以下两条理由：

一、《续藏经》第一篇第七十二函所收辽中京报恩传教寺沙门法悟撰《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卷一载：“（《释摩诃衍论》）总有三译，然释斯论，肇自秦代，迄至皇朝，仅七百年间，未曾流布，遘一千运内，方遂传通。……清宁纪号八载（1062）……皇上万枢多暇，五教皆弘，乃下温纶，普搜坠典，获兹宝册，编入华龛。自兹以来，流通寝广。”“编入华龛”，显然指辽道宗清宁八年奉旨编入大藏经，《释摩诃衍论》千字文编号为“宁”字，在千字文中排号位568，说明木塔发现《契丹藏》，不会晚至辽道宗。

二、北京大觉寺《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载：“今优婆塞南阳邓公从贵，善根生得，幼年早市于重修，……咸雍四年三月四日，舍钱三十万，葺诸僧舍宅……乃罄舍所资，又五十万，及募投稿至助办，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创内外藏，而龛措之。”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于大同华严寺所立《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碑记》云：“尔及有辽重熙间，复加校澄，通制为五百七十九帙。则有太保大师入藏，全录具载云云，今此大华严寺，从昔以来，亦有是教典矣。”二碑说明辽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4）和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均曾雕造大藏经，且华岩寺碑又云辽兴宗以前亦有大藏经。木塔发现《契丹藏》究竟雕造于何时呢？此次木塔发现辽刻经、刻书、杂刻等，无疑雕造于辽兴宗时期；根据《契丹藏》中无一避讳字和《续藏经》记载，亦不可能雕印于辽道宗时期，只能是如大华严寺碑文记载，雕造于辽兴宗之前，既辽圣宗时期，《称赞大乘功德经》题记又提供了准确的根据——统和二十一年（1003）。《称赞大乘功德经》千字文编号为“女”——160，前有160帙，后又419帙，可以推向木塔发现《契丹藏》应雕印于辽圣宗统和二十一年前后。

木塔发现《契丹藏》十二卷所具有一些大藏经特征，如均有原刻千字文编号；均为硬黄纸，既藏经纸；每卷经各纸皆有版身小字——经名、版码及千字文编号；字体均为楷书大字；墨色、版式等也大致相同，等等。其它三十五篇单篇刻经则不具备。置于称为《契丹藏》，既因见过之民族为契丹族，最初国名为大契丹，辽圣宗同何时起又改国号为大契丹。至于《契丹藏》刻过二藏、三藏，亦无妨皆称之为《契丹藏》，因时任所说《契丹藏》，并非专指已知某本而言。

注：

①首尾和断句，字数不等，未计算在内。下同。

②无经头，不知译者，据它藏补入。下同。

③见《张菊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原载《辽全史论集》第二辑，书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