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契丹藏及辽代刻经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发现的《契丹藏》和辽代刻经

闫文儒　傅振伦　郑恩淮

提要　本文就木塔发现的辽代刻经作了翔实的考证。《契丹藏》是国内现存最早而又精美完备的刻经，其它刻经书体秀丽，刀法圆润，行款疏朗，纸墨精美，大多数经版刻有经名、译撰者、版码等，充分证明当时的造纸雕印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另外，题记中提到了辽南京许多寺庙，这对研究寺庙史及宗教史也是一批重要的史料。

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塔系木结构，遂以“应县木塔”闻名于世，是我国现存最高最古之木塔。1974年7月于四层主像——释迦牟尼腹内，发现了一批极其珍贵的辽代文物，其中以十二卷《契丹藏》和其它三十五卷辽代刻经数量最大，内容也最丰富。本文仅对此略作介绍和探讨。

一　《契丹藏》

佛教是世界上三大宗教之一，早在汉朝，就传入了中国。东汉时，天竺摄摩腾竺法兰首先译四十二章经。魏晋以来，译者接踵。隋唐时，佛教的传播和佛经的翻译都发展到高潮，大翻译家玄奘将印度大乘经典之精华，基本上都翻译介绍来中国。

佛经在中国，先由手写传抄，后有雕版刻印。或云隋唐以前就有雕版印刷品，但保留至今的却如凤毛麟角。

我国大藏经的雕版，以北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张从信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的《开宝藏》为最早。以后继有北宋《万寿大藏》，北宋至南宋《毗卢大藏》，南宋《思溪圆觉藏》，金《赵城藏》，南宋《思溪资福藏》，南宋至元《碛砂藏》，元《普宁藏》、《弘法藏》，明《南藏》、《北藏》、《武林藏》，明至清《径山藏》，清《龙藏》等^①。这些大藏经都或多或少有传世之本，唯独《契丹藏》未见传世。此次《契丹藏》的发现，必将引起宗教界和有关学者的极大关注和兴趣。兹将木塔中发现的十二卷《契丹藏》列表于后（见表一）。

根据表一，《契丹藏》的一般情况，归纳为以下几点：

1.全部用汉字书写雕版，大字楷书，工整有力。未见契丹字。

2.每版印成一整纸，由数纸至数十纸粘连成一卷，每卷各纸行数、每行字数基本一样。

3.全部为卷轴装，圆木轴，竹制杆，缥带为丝织品（图版陆：1）。其中三卷为原轴，两卷杆和缥带为原物。

表一　契丹藏经卷^②

4.每卷用千字文编号。

5.每卷有译者名，其中六卷卷首残缺，不见译者名。

6.行格疏朗，排列整齐，版式统一。

7.十卷经在开头或前几行行格间用一行小字注明经名、版码及千字文编号。另外两卷，一卷刻有小字“第二”及版码，一卷只有小字版码。

8.均为硬黄纸。纸质极好，光洁坚韧，入潢避蠹，未见虫蛀。

9.不避讳，与其它辽刻经不同。

10.其中三卷经卷首有精美的木刻佛画，一卷仅存残画边。知《契丹藏》经卷卷首多有精致的佛画（图版陆：4）。

11.有三卷经背面盖有戳记。《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四十七》每纸背面均有长方形阳文楷书“宝严”戳记；《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和《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两卷，每纸背面均盖有长方形双边阳文楷书“神坡云泉院藏经记”朱印（图版陆：2）。

辽朝建立后，积极地吸收汉文化为其统治服务，圣宗朝（983—1031年）开始雕印《契丹藏》即其一端。

关于《契丹藏》雕印年代，国内外专家众说不一。叶恭绰先生《历代藏经考略》以为“约为兴宗（1031—1045年）迄道宗时（1055—1064年）”^③。木塔发现的《契丹藏》中，《称赞大乘功德经》卷尾题记云：“燕臺圣寿寺……时统和贰拾壹祀癸卯岁季春月蓂生五叶记。弘业寺释迦佛舍利塔主沙门智云书，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四人同雕”。可以推知《契丹藏》是在辽圣宗耶律隆绪统和年间用汉字书写雕印于辽的南京（今北京）。又据此经编号“女”字，在《千字文》中为一六一，则卷一至卷一六○应雕印于辽圣宗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之前。又十二卷《契丹藏》无一避讳缺笔，同时发现之其它辽刻经，如辽圣宗统和八年雕印的《上生经疏科文》和太平五年雕印的《妙法莲华经卷第四》Ⅲ式（图三），均无避讳缺笔，而辽道宗咸雍七年雕印的《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和《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则“光、明、贤、真”四字避讳缺笔。这是否也可说明，辽圣宗时不避讳，辽道宗时避讳。而不避讳的《契丹藏》，正是书写雕印于辽圣宗时期，不会晚至辽道宗时期。总之，《契丹藏》的雕印年代，仅晚于《开宝藏》，而早于国内其它任何大藏经。又叶恭绰先生《历代藏经考略》云：“现存之开宝藏残卷，皆印于崇宁、大观（1102—1110年）年。”这样，此次发现雕印于辽统和年间之《契丹藏》，即是国内现存最早的大藏经刻本。

本塔发现的十二卷《契丹藏》，千字文编号分别为：垂—109，爱—113，首—116，在—131，女—161，靡—181，欲—190，弟—356，刻—527，勿—564。辽道宗时补入的《释摩诃衍论》，千字文编号为宁—566，辽圣宗时期书写雕印的《一切佛菩萨名集卷第六勿》，可能为辽圣宗时《契丹藏》最后几卷，所以，我们从这十二卷可以看到《契丹藏》的大致情况。另外，同时发现的《妙法莲华经卷第一》，原刻经名之下，并无千字文编号，而是用朱笔在经名下加一千字文编号“在”字，可能为补入《契丹藏》时所加（图一）。

图一　《妙法莲华经卷第一》朱书“在”字

在十二卷《契丹藏》中，有四卷《大方广佛花严经》，我们编排中出现了难题，如果按千字文排列，卷四十七应排在卷二十四和二十六之前，经过查对核实，卷四十七为六十卷本，佛陀跋陀罗译；卷二十四和二十六为八十卷本，实义难陀译。在《契丹藏》中先为六十卷本，再为八十卷本，两种版本都是以十卷为一千字文编号，六十卷本千字文编号应为“坐朝问道垂拱”六字，卷四十至五十编在“垂”字，现存卷四十七的千字文编号应为“平章爱育黎首臣伏”八字，卷二十至卷三十编在“爱”字，卷五十至卷六十编在“首”字，现存卷二十四、二十六和卷五十一正是“爱”字和“首”字。

本塔发现的《契丹藏》是木刻本，房山云居寺保存的《契丹藏》是石刻本，两本形式不同，但提供了比较、研究的有利条件。今就两藏译者和千字文编号，谈谈它们之间的关系。

木塔《大方广佛花严经卷四十七　垂》原刻“东晋天竺三藏佛陀跋陀罗译”，房山云居寺所藏石经（以下简称石经），六十卷本《大方广佛花严经》为“东晋佛陀跋陀罗等译”，后者多一“等”字。石经此经，因系唐贞观八年原刻，无千字文编号。木塔此经千字文编号为“垂”，可作补充。

木塔《称赞大乘功德经一　女》原刻“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石经中也刻“唐玄奘译”，二者一致。石经此经无千字文编号，木塔千字文编号为“女”字。

木塔《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　靡》原刻“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译”，千字文编号为“靡”，石经此经为“隋闍那崛多等译”，千字文编号为“短、靡”。两者一致。

木塔《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　凊》原刻“东晋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译”（“僧伽”二字存人边，“提”字存手边），千字文编号为“凊”（图版陆：3）；石经《中阿含经》刻“东晋僧伽提婆译”，千字文编号为“夙兴温凊似兰”，共六十卷，十卷为一千字文编号，卷三十至四十，千字文编号应为“凊”字。二者相同。木塔此经译者名残缺，据石经补。

木塔《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一卷　刻》原刻“西天中印度摩伽陀国那烂陀寺传教大师三藏赐紫沙门法天奉诏译”，只是石经作“宋法天译”，余均同。

木塔《大方便佛报恩经卷第一　欲》，原缺前十卷，无法知道译者，石经此经不著译者，余均同。

木塔《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二十四、二十六和五十一，首尾皆缺，仅存中间数纸，从每纸小字“大花严经二十四爱”、“大花严经二十六爱”和“大花严经五十一首”，知为上述三卷经。据石经此经译者为实义难陀，缺千字文编号，木塔此经编号为“爱、首”，可为补证。

木塔《妙法莲华经卷第二　在》，卷首残缺，经名、编号为卷尾所刻，无法知道译者名，但此经其它辽刻本译者作“姚秦鸠摩罗什”，石经译者也作‘姚秦鸠摩罗什’，可知木塔此经译者当为“姚秦鸠摩罗什”。

木塔《一切佛菩萨名集卷第六　勿》，卷首残缺，经名、编号为卷尾所刻（图二）。《房山云居寺石经》一书《大藏教佛菩萨名号集》千字文编号为“勿”，译撰者为“辽德云储非浊续”，两本编号一致，但经名不合。及查此书编者，知木塔所刻经名是正确的，此书所印经名为本卷序文名称，正文经名也是《一切佛菩萨名集》，经过多方核对，证明二者经名、译撰者、千字文编号均一致，可以互为补正。

图二　《一切佛菩萨名集卷第六勿》

综上所述，木塔发现的木刻本《契丹藏》与房山云居寺石刻本《契丹藏》，经名、译者、千字文编号一一吻合。另外二者千字文编号与后晋可洪所撰《藏经音义随函录》一书千字文编号亦同，但与《开元释教录》千字文编号却不一致。

《契丹藏》国内外闻名，对当时高丽国曾发生过影响。《辽史·道宗纪三》记载：“咸雍八年十二月……庚寅，赐高丽佛经一藏。”《辽史·高丽列传》也记载了同样内容：“咸雍七年、八年，来贡。十二月，以佛经一藏赐徽。”（徽为高丽朝文宗王名。）《高丽史·世家》载：“（文宗）十七年三月丙午，契丹送大藏经，王备法驾，迎于西郊。”即指此事。

二　辽代其它刻经

木塔除发现《契丹藏》外，其它辽刻经，见表二。

表二　辽刻佛经（一）

辽刻佛经（二）

辽刻佛经（三）

注：表内罗马字为区别板式所加。

从表二中可以了解辽代其它刻经的一般情况。现在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

（一）刻经的雕印年代

1.这批刻经中，四卷经卷尾题记有明确雕印年代，说明确系辽代所刻。《上生经疏科文》刻于辽圣宗统和八年（990年），《妙法莲华经卷第四》Ⅲ式刻于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年），《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和《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均刻于辽道宗咸雍七年（1071年）。

《契丹藏》中《称赞大乘功德经》刻于辽圣宗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

同时发现的杂刻中，有两件刻有辽代年号：一件是《封套残纸》，刻有辽道宗大康年号（1075—1084年）；另一件《菩萨戒坛所牒》，刻有辽天祚帝天庆年号（1111—1120年）。

2.其余刻经虽无年款，但从版式、行款、字体、纸张等情况看，有不少与上述有年款的辽刻经系同时同地所刻。如《妙法莲华经卷第四》Ⅰ式卷首画右上角题记“燕京雕历日赵守俊并长男次弟同雕记”（图版贰：2），同《称赞大乘功德经》卷尾题记中之雕工“燕京赵守俊”，应属一人，显系同时同地同一人参加雕刻。(www.xing528.com)

3.在这批刻经中，有六卷因避辽讳而缺笔，如《大方广佛花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一上》（图四、五）、《大方广佛花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一下》、《大方广佛花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五上》、《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等，“光、明、贤、真”皆缺笔。“光”字避辽太宗耶律德光讳；“明”字避辽穆宗耶律明和辽景宗耶律贤小字明扆讳；“贤”字避辽景宗耶律贤讳；“真”字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这六卷经我们可以肯定刻于辽道宗时期。但这六卷经我们可以肯定刻于辽道宗时期。但这六卷经也有不避讳的，如《大方广佛花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一上》第十七纸“如来眉间放光照”的光字就未避讳。

图四　《大方广佛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一上》之一

图五　《大方广佛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一上》之二

4.此次发现的辽刻经，绝大部分为卷轴装，计有四十二卷，蝴蝶装四件，梵夹装一件，而《妙法莲华经卷第一》Ⅲ式原为卷轴装，为了阅读方便，改为经折装。考蝴蝶装起于北宋，册装起于南宋。至于卷轴则是我国早期书籍的装帧方法，敦煌写经均为卷轴装，《开宝藏》、《赵城藏》也皆系卷轴装。

5.这批刻经卷首画中的人物服饰、建筑形式也属辽代。

综合刻经年款、版式、装潢、卷首画等项看来，定为辽刻似无可疑。

另外，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佛像塑于金初，直至目前未经重塑。从陈明达《应县木塔》可以看出四层塑像是早期的雕塑。金初塑像只要未经重塑，则放置腹内的文物，也不应该晚于辽末金初。

（二）关于辽代的造纸与印刷术

木塔发现的这批辽代印刷品，使久已失传之辽刻本，再现于世，填补了我国印刷史上的空白。

这批辽代刻经字体秀丽，书法遒劲，刀法圆润有力，行款疏朗，纸墨精美。每卷由数纸至数十纸（最多至八十纸）粘连而成，行数、字数均有一定规格，大多数经版刻有经名、卷数、译撰者、版码及千字文编号。发现时，大部分严重残损，修复时，经过浸泡揭装，仍字迹清楚，纸面光洁，可见墨色之好，印刷之精，虽经多次伤损，仍不减其本来资致。

这批刻经绝大部分在辽的南京书写、雕印，有题记可证。如《妙法莲华经卷第四》Ⅲ式是“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佛说八师经》是“大昊天寺福慧楼下成造”。据《北平庙宇通检》：大昊天寺系辽道宗清宁五年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第为寺，在西便门大街西。《上生经疏科文》是“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和《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都是“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妙法莲华经卷第四》Ⅰ式和《称赞大乘功德经》刻于“燕臺”、“燕京”。杂刻中《新雕诸杂讚》雕印于“燕臺大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其它刻经，有的显系同时同地所刻。

辽圣宗时期，辽与北宋战争频繁，印造如此大部头的藏经，全靠北宋输入纸张是不可想像的。所以这批刻经用纸大多数应是辽人所造。这批刻经的发现，说明辽南京造纸业和印刷技术都已达到很高水平。

这批辽刻经，大部分为硬黄纸或麻纸入潢。虽时近千年，至今仍光泽润滑，不见虫蛀。除说明辽代纸质精良外，还应该归功于黄染，即用黄蘖法染纸避蠹。这一有效的保护书籍的方法，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三）刻经题记保存了内容丰富、有价值的史料

题记中提到的辽南京寺庙有圣寿寺、弘业寺、大昊天寺、仰山寺、弘法寺、天王寺等，杂刻中提到大悯忠寺。此外，还谈到涿州宝严寺、清凉山大花严寺和永济院等。这对研究寺庙史、宗教史是一批重要的史料。

《妙法莲华经卷第四》Ⅲ式题记：“摄大定府文学庞可昇书，同雕造孙寿益、权司展、赵从业、弟从善雕。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经版主前家令判官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武骑尉冯绍文柚（抽）己分之财，特命良工书写，雕成妙法莲华经壹部，印造流通。”（图三）《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④和《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⑤提到“……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殿主讲经觉慧大德臣沙门行安勾当，都勾当讲经诠法大德臣沙门方矩校勘，右街天王寺讲经论文英大德赐紫臣沙门志远校勘，印经院判官朝散郎守太子中舍骁骑尉赐绯鱼袋臣韩资睦提点”。《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钞卷第二》：“四十七纸，三司左都押衙南肃二十二纸，孙守节等四十七人同雕。”《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第六》：“……赵俊等四十五人同雕”。《成唯识论述记应新抄科文卷第三》则每纸均题有施纸人某某及某某人雕。这些都是研究当时书手、雕工、职官等的好材料。如庞可昇书《妙法莲华经卷第四》Ⅲ式字体秀美，为辽代书法之佳作。考庞可昇系辽代大书法家，辽圣宗太平五年宝坻广济寺碑，即庞可昇所书。

图三　《妙法莲华经卷第四》Ⅲ式

此外，还有八卷经盖有朱印，《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四十七》每纸背面均盖有长方形阳文楷书“宝严”朱印；《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和《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每纸背面均盖有长方形双边阳文楷书“神坡云泉院藏经记”朱印；《妙法莲华经卷第四》Ⅵ式每纸背面均盖有方形阳文楷书“宝集讲院”朱印；《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四下》每纸背面均盖有“福惠邑记”朱印，《大方广佛花严经随疏演义钞卷第一下》每纸均盖有朱印，《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每两纸接缝处均盖有“应州文书”朱印；《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十四纸背面盖有楷书“宣赐燕京”朱印。

这些题记与戳记，我们将另文详加考证。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的文物　　　　　图版一

1　辽代《南无释迦牟尼佛》纵95.8、横62厘米

2　辽代《称赞大乘功德经》（局部）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的文物　　　　　图版二

1　《大法炬陀罗尼经卷第十三》（局部）

2　《妙法莲华经卷第四》Ⅰ式卷首面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的文物　　　　　图版三

1　《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第六》

2　七宝与舍利佛牙

3　《菩萨戒坛所牒》

4《上生经疏科文》卷尾题记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的文物　　　　　图版四

1　《神农采药图》

2　辽版书籍《蒙求》

3　孝思解经抄本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的文物　　　　　图版五

1　《炽盛光九曜图》

2　《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

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的文物　　　　　图版六

1　《大方广佛花严经卷第四十七》

2　“神坡云泉院藏经记”朱印

3　《中阿含经卷第三十六》

4　《妙法莲华经卷第八》

（四）精美的卷首画

这批刻经中有十三幅卷首画和一个残画边。卷首画中有十幅与原经相连。这些辽代木刻佛画，连同七件美术作品，刀法圆润有力，线条清晰，形象逼真。可以看出辽代木刻水印画的高度艺术水平。佛像画之外，也有世俗形象，还有亭台楼阁、城墙、城门等铺景，对于研究辽代建筑、服饰、宗教故事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妙法莲花经卷第八》《图版陆：4》Ⅱ式和Ⅲ式两卷，均有一多宝塔，外观与应县木塔基本相同，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久已失传的经疏

此次发现的《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第二》、《法华经玄赞会古通今新抄卷第六》、《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和《上生经疏科文》（图六）等六卷疏科文，更是向无传本，极为珍贵。

图六　《上生经疏科文》

本文仅就木塔发现的辽代刻经进行初步考证，很多问题要作深入探索。可以想见，这一批珍贵文物的公布，必将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重视，从而推动多方面的研究，取得可观的成果。

（原载《文物》1982年6期）

◎傅振伦，国家博物馆研究员。